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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视域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关联实证研究

2021-09-08黄国瑞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1年8期
关键词:耦合度服务业耦合

黄国瑞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1131)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结构转型的社会驱动也正在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已经成为发达省份的显著经济特征,优质服务业的发展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而服务需求的扩大又对现代制造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工业化”也成为制造业优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发展也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那么在协同发展视域下,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耦合关联的特征,两者的协调发展关系又表现出怎样的区域变化?科学解答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需回答的重要命题。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供需关系,同时又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要素关联。学术界对两者关系的看法也没有达成一致。李蕊对国外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两行业存在着经济溢出的双向互补关系,制造业的稳定发展对服务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周静认为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具有各自行业的经济特征,两者耦合也由相互独立、交叉融合向互动耦合的关系过渡。[2]刘彬斌认为商贸服务行业与制造业存在着多方面的融合发展关系,但是基础配套设施的差距也导致两者的融合关系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3]黎日荣、周政基于地市级面板数据指出,服务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性在不同地理单元的表现有所差异,其对制造业的积极作用仅在服务业高度集聚的大型城市显著存在,而中小城市的经济溢出并不明显。[4]李蕾认为制造业的技术密集优势能够显著带动服务业的区域发展。[5]傅春杨基于一般均衡模型指出,服务业的价格扭曲会对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价格弹性的变化会对两者的协同关系产生较大波及,消除服务业的价格扭曲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的发展。[6]

从以往研究来看,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存在着密切关系,两者之间的供需均衡并不稳定,制造业的需求扩大会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而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又是保障制造业稳定发展的前提。但是,在制造业需求不足的时期,服务业的生产也会受限,并且服务业供给结构的失衡也会对制造业的稳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本文拟从协同发展视角出发,构建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探索两者的内在关系变化,为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实证依据。

二、耦合协调度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数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关联度进行分析。当系统中存在两个以上要素时,可将要素间耦合度模型设定如下:

(1)

本文中的耦合关系只涉及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两个要素,因此可以在式(1)中将n取值为2,将其转化为如下形式:

(2)

式(2)中,C代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度,U1与U2分别代表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水平,耦合度取值在0~1之间。从上式中看到,当两行业发展水平的数值相近或者都处于较低情况时,耦合度的取值会出现过高情况,这种现象可能存在着伪评价意义。因此,为了更为客观的反映两行业的协同发展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协调度模型用于反映两者发展的内在一致关系,模型表达形式如下:

(3)

T=αU1+βU2

(4)

式(3)中,D代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度水平,T为两者的综合协调指数。在综合协调指数的测算过程中需要对两行业系统贡献度进行判定,通常情况下采用等权重对贡献度取值,即式(4)中贡献度系数ɑ、β均取0.5。根据耦合度与协调度的取值结果,可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耦合度的阶段划分标准见表1。

表1 耦合度阶段划分标准

根据式(3)与(4)可知,协调度取值范围也在0-1之间,协调度阶段划分结果见表2。

表2 协调度阶段划分标准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关联度不仅要从两者的关联水平进行分析,还要注重分析两者的协调性变化,这是判断两者是否存在协同关系的必备要素。本文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从耦合度与协调度两个层面对耦合关联水平进行分析,耦合度用于判断两者是否具有内在关联,协调度用于判断两者发展的一致性变化。此外,由于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在后续研究中首先从全国层面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关联水平进行了分析,其次从分地区的视角对两行业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区域比较。

三、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一)数据选取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的指标选取较为广泛,经济产值、行业规模等指标经常被作为行业发展水平的主要依据。而单一性指标的指代意义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反映行业发展全貌,[7-8]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两行业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分别从经济效益、行业规模、发展潜力等方面构建相关指标体系(见表3)。

表3 行业发展水平因子分析评价指标

(二)因子分析过程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进行因子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KMO与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

由表4可知,两行业的KMO检验均在0.7以上,且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均显著,意味着各指标的选取有一定的合理性。表5进一步给出了两行业各指标的公因子提取结果。

由表5可知,制造业与服务业均提取了1个公因子,两行业的公因子贡献力度分别达到了84.479%与78.665%,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原有指标的信息量。

表5 公因子提取结果

表6给出了两行业因子分析的成分矩阵及得分系数情况。从表6中可知,两行业各指标对公因子的贡献力度由大到小排序,制造业为:生产总值、就业规模、行业规模、行业工资与资本存量;服务业为:生产总值、行业规模、就业规模、行业工资与资本存量。根据得分系数可以将两行业的因子得分模型表达如下:

表6 制造业与服务业各指标成分矩阵与得分系数

U1=0.221U行业规模+0.192U资产存量+0.221U就业规模+0.221U行业工资+0.221U生产总值

U2=0.241U行业规模+0.2U资本存量+0.23U就业规模+0.206U行业工资+0.247U生产总值

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对两行业的因子分析结果进行了归一化处理,结果见表7。

表7 各变量均值描述统计结果

从2008—2017年制造业与服务业因子分析原始结果的变化趋势来看,两者总体上都在不断上升,但是2012年后服务业水平的上升趋势有一定增强,而制造业2014年后的上升趋势减缓。从这一结果来看,两行业总体上存在着一定的协同发展关系,但是两行业的耦合性并不紧密,后文将继续对两者关系做进一步验证。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度变化分析

根据公式(1)对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水平进行测度,得到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到,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联水平处于耦合对抗阶段,一直在0.494~0.50之间徘徊。从变化趋势来看,2008—2012年处于平缓下降阶段,2012年后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下降趋势。分地区来看,东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水平与全国的情况较为一致,不过耦合水平相对较低,并且也低于中西部地区,在2012年后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大,不过2016—2017年渐趋平缓。中西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水平较为平稳,一直在0.50附近徘徊,两地区也在2012年后不断下降,但是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总体来看,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两者的协同发展性仍然不强,并且近年来两者的关联性表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在东部地区尤为明显。

图1 耦合度的时序变化情况

为了进一步反映两行业耦合关系的省域分布情况,表8进一步给出了分省份的耦合度均值评价结果。

表8 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度的省际分布

从表8中可以看到,2008—2017年各省份的耦合度水平存在着较高的相似度,基本上都在0.49~0.5之间,只有北京、江苏、广东的耦合度在0.49以下。此外,东部省份的耦合度均值最低,中部最高。原因在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更加明显,产业转移成为各地区发展的重要特征,在经济基础条件的制约下,东部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明显偏高,并且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制造业的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反而出现了制造业需求相对滞后的局面。而中西部仍然处于工业化逐渐上升的阶段,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为制造业的需求扩大提供了稳定的市场基础,这也是两行业的耦合度相对较高的重要原因。

(二)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度变化分析

在耦合度测度结果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反映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关系,根据公式(2)与(3)对两行业的协调度水平进行了测度。图2反映了2008—2017年两行业协调度水平的时序变化结果。

图2 协调度的时序变化情况

从图2中可以看到,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度水平相对较高,总体上介于0.45~0.7之间,即根据协调度的评价结果可以将两行业的协同关系确定为高度协调阶段,不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16年降到了0.6以下;分地区来看,东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水平相对较低,在2012年后表现出非常明显的持续下降过程,2016年两行业的协调水平已经由高度协调阶段跌入中度协调阶段。西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水平最高,尽管近年来也在不断下降,但是降幅并不明显,中部两行业的协同关系与全国的情况较为相似,协调水平略高于全国均值。表9进一步给出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度的省际分布情况。

表9 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度的省际分布

从表9中可以看到,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调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省际差异,东部省份的协调水平相对较低,总体均值处于各地区最低水平,西部省份的协调水平普遍较高,均值处于各地区的最高水平。江苏、山东两省份的两行业协调水平在0.5以下,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广东的协调水平为低度协调阶段。中西部仅有河南的协调水平在0.5~0.6之间,其他省份均在0.6以上。从这一结果来看,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关系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即两行业存在协同发展的关系。但是也要注意到,在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两行业的协同关系在各地区的情况并不相同,东部在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表现出较低的行业协同关系。正如上文提到,东部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过高的劳动成本导致制造业的发展逐渐缺乏市场竞争优势,这也倒逼东部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类型,并且服务业的经济效应也在逐渐凸显。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工业化的后发优势逐渐凸显,依托区域在自然资源、劳动供给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制造业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需求,更有利于促进两行业协同关系的形成。[9-10]

四、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08—2017年我国31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关系,得到如下结论: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但两者的耦合水平在不断下降;两行业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总体上表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分地区来看,东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低,且下降趋势明显,中西部两行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下降幅度相对较小。由此得到如下启示:一是,要进一步推进制造业服务化,鼓励制造业的分工细化,尤其在技术信息水平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制造业的发展正在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部分行业部门具有较强的服务性,可以将非核心内容的服务链条让利于服务业,提升制造业需求与服务供给的市场匹配,促进两行业耦合关系的持续深化。[11]二是,要注重行业资源的区域优化,进一步深化制造业的区域转移,充分发挥中西部在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区域优势,适度承接东部制造业的内部转移,在减轻制造业成本负担的前提下,激活中西部制造业的发展动力,促进中西部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水平的不断提升。东部地区要注重发挥技术优势,鼓励高水平制造业的深化发展,提高智力因素在制造业转型中的推动作用,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部转移速度,提高单位资源的产出价值,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均衡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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