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方林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与生产的各个方面，在促进产业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人们关注，尤其在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学界对数字经济与商贸服务业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作为一种新兴业态，数字经济的发展历史较为短暂，但是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更远超其社会投入。[1]然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尤其在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兴起也受到了传统行业的排挤压力，这也导致其在某些时期或者地域的经济效应与理论预期不符。例如，在姜松、孙玉鑫的研究中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传统行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并且在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存在着稳定性特征；这种影响作用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负面挤出最为明显，这也导致数字经济的经济溢出具有倒U型特征。[2]王文从就业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的社会效应，认为数字经济的普及对制造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并且显著抑制了就业率的提升；而对于服务业而言，数字经济主要表现为积极作用，并且推动着行业结构的优化转型。[3]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4]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转型的重要保障。本文拟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数字经济与商贸服务业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采用耦合关联度模型对两者的内在关联进行分析，为两者的协同发展提供实证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耦合模型对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的耦合机理进行探索，主要对两者的耦合关系与协调关系进行分析，耦合度测度公式如下：

(1)

其中，I为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水平的耦合度。本文中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水平经过归一化处理后取值区间均为[0-1]，因此，耦合度取值区间也为[0-1]。据此进行如下阶段划分，具体见表1。

表1 耦合度评价标准

(2)

C=αT+βE

(3)

式(2)进一步给出了协调度测度公式，用于反映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式(3)为两者的综合协调指数，反映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对两者协调关系的贡献度，一般采用等权重赋值。根据协调度的得分范围，将其划分为如下阶段，具体见表2。

表2 协调度评价标准

(二)数据选取

1.数字经济。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数字经济的综合水平进行测度。本文从规模、质量与效益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记为T，见表3。

表3 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商贸服务业。一般而言，我国商贸服务业以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与仓储运输业等五大部门为主，上述五部门也是商贸服务业水平评价指标的重要内容。为了全面反映商贸服务业水平，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指标提取公因子，其中，批发与零售业以销售总额衡量，餐饮与住宿业以营业额衡量，仓储运输业以经济总量增加值衡量，记为E。

三、数字经济与商贸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

(一)时间序列变化

从表4可以看出，在全国层面上，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变化趋势存在较大差异。2009—2012年商贸服务业水平持续提升，而同期数字经济水平不断下降。2012年后数字经济仍持续降低，商贸服务业转为明显下降趋势，且一直持续到2018年，而数字经济在2014年后表现出明显阶梯式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商贸服务水平拐点也在2012年，前后分别表现出明显的上升与下降趋势，而数字经济拐点同样出现在2014年，但2017年后有更加明显的下降趋势。中部地区，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水平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西部地区情况有所不同，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从上述结果来看，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在2012年与2014年前后关系变化存在较大差异，两者可能存在着系统关联，但协同增长的趋势并不明显，尤其在2014年后表现出相反的变化特征。

表4 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水平的时间序列变化分析

(二)商贸服务业水平的省域分布

表5显示，商贸服务水平从整体上表现出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趋势，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商贸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各区域的内部也是如此。

表5 商贸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

(三)数字经济水平的省域分布

表6显示，省域层面的数字经济水平与商贸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有极大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呈近似重合的分布趋势。从这一结果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与商贸服务业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可能存在非常紧密的系统耦合性。

表6 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布特征

四、数字经济与商贸服务业的耦合关联度分析

(一)耦合度测算结果

1.耦合度时间序列分析

表7显示，东中西三大地区耦合值均在0.8以上，皆处于高度耦合阶段。具体的，全国平均耦合值为0.942，2009—2011年间呈倒V型变化趋势，2011年后逐渐上升，2014—2017年表现出较快的上升速度，2018年有所回落。东部耦合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整体上呈下降趋势，2013年后波动特征比较明显。中部地区耦合值出现多个变化期，2009—2011年与2014—2016年呈上升趋势，2011—2014年与2016—2018年呈下降趋势。西部耦合值最低。从上述结果来看，全国各地区的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水平存在着高度耦合现象，两者关系紧密，在市场化条件下具有高度的共振性。

表7 耦合值时序变化分析

2.耦合度省域差异

表8中，东部各省(除海南外)耦合值均在0.95以上，浙江与广东耦合值为1，耦合度极高，北京、辽宁等5省份接近耦合值前沿面。中部地区耦合水平也普遍较高。西部存在较大的内部差距。从这一结果来看，省域间的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的耦合水平总体较高。

表8 耦合值省域分布情况

(二)协调度测算结果

1.协调度的时间序列分析

表9中，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水平协同度总体偏低，全国层面在2009—2018年均处于0.4～0.5之间，平均水平为0.464，即两者处于中度协调阶段。

表9 协调值时序变化分析

2.协调度的省域差异分析

从表10来看，省域间以及各区域内部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广东协调值最高，青海最低。对于东部地区，北京、广东两地协调值处于理想协调阶段，河北、辽宁等7个省份处于高度协调阶段，天津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只有海南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中部地区只有河南与湖北两地处于高度协调阶段，安徽、湖南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其他省份处于低度协调阶段。

表10 协调值省域分布情况

五、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水平整体上表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趋势，区域间及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明显。商贸服务业与数字经济存在着高度耦合关系，两者之间的系统依存特征非常明显，但是协同发展关系偏弱，尤其在西部地区，两者发展的失衡问题最为突出。耦合度与协调度也表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状态，区域内与区域间差距显著。由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推进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增长；第二，优化政策资源的配置结构，加强对中西部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