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毅?金旭球?邢耀东

日前，教育部等六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着力构建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把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作为义务教育质量评价的核心，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不良倾向。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主要包括学生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审美素养、劳动与社会实践五个方面重点内容，旨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新时期，探讨学生发展质量评价的价值取向和方式方法，并挖掘地方特色做法推广宣传，其意义重大。

摘 要

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2021年）的44年里，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我国学校德育评价走过了一条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曲折道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质化描述性评价为主体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二阶段是以分数量化评价为主体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期），第三阶段是以成长档案册综合评价为主体的时期（21世纪初期至今）。梳理我国学校德育评价的发展历程，能够推动德育评价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关键词

德育评价;质化评价;量化评价;成长档案册评价

作者简介

赵志毅，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旭球，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体育学院），讲师;邢耀东，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

日前，教育部等六部门颁布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意在加快构建立德树人背景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其明确提出必须把学生发展质量评价作为整个义务教育质量评价的关键环节来对待。文件中学生评价的重要内容均围绕德智体美劳设计，目的就是促进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五育之中，德育为首，立德树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本文就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学校德育评价的发展路线作回顾和梳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以质化描述性评价为主体的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期）

由于受历史惯性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里，虽然明确提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①，但学校德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价值依然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主导价值。1979年，我国学校德育的目标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远大共产主义理想、有共产主义品质的一代新人”。与之相关的学校德育评价主要是描述性评价，教师凭借个人经验和喜好书写评语。最流行的评语模式是“该生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成绩优秀（良好），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热爱劳动，（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敢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希望今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百人一面、千人一腔的评价语言不但不能反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反而干扰和影响了德育评价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给学生的道德发展造成危害，以至于出现了“该生动手能力较强，希望加强引导”之类模棱两可、贻笑大方的评语。②这种德育评价方式忽视学生发展的个别差异，将丰富多彩的德育内容窄化为单调偏激的政治教条，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把所有学生都培养成共产主义者。由于这种教育根本不考虑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一股脑地给学生灌输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教条，结果是培养了一批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充分说明这种德育的实施完全不顾受教育者成长发育的身心特点和品德形成的内在规律，掩盖了道德教育的豐富性特征。[1]形势的发展表明“唯政治”的德育完全不适应社会进步对学生身心发展的要求，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二、以分数量化评价为主体的时期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期）

随着思想战线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20世纪90年代，学界普遍认为批判“唯政治”的德育的同时应当尊重教育科学，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制定德育目标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因此德育以知识形态出现便成为必然之势。马克思说：“世界上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发展到能与数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程度，那就说明该学科还未发展成熟。”[2]此话强调了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的重要性，说明了数学严谨、定量的思维模式对其他学科有促进和完善的积极意义。科学是人类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和改造手段，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人类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及其改造手段是与时俱进的，所以每个历史阶段的科学水平都不一样。总体而言，科学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运用数学手段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二是其发源地来自对自然现象的探索。后来它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乃至整个人文领域。毫无疑问，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道德教育是历史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精神追寻道德概念、规范和法则的逻辑结构，赋予道德教育指导生活的普遍意义。[3]随着时代发展，德育为政治服务转到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上，德育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德育改革的主流，学校德育的质化描述性评价受到质疑和扬弃的同时，“做好事加分，做错事扣分”的分数量化评价在德育科学化的旗帜下应运而生。此法因其客观性、精确性的特点推动了德育评价的科学发展，为步入歧途的德育评价开出了一条新路。但是新的德育评价措施在由试点进入普及推广之后，其消极作用表现无疑，即德育效果被简单枯燥的数字所左右，难以全面而科学地衡量学生的道德品质。诸如“道德情感、道德信仰之类的内容如何量化”的问题为教师们所诟病、为学者们所头疼。德育的量化以“禁止”“不准”为出发点，以注重防范和堵塞所谓消极言行为主旨，忽视行为的动机意识和生命本身的内在需要，忽视为学生提供明辨是非能力的情境和机会。况且用数字来量化课堂纪律、出勤情况、活动氛围，本身就存在思维方式上的漏洞。名目繁多的分数细则纷至沓来，学生在分数的获得与扣除面前疑虑重重、胆战心惊。如此“德育量化”不仅难以反映出集体与个体的道德水平，而且引诱或助长了学生弄虚作假的行为。①不少地方屡屡出现为加分做“好事”、怕扣分拒做事的现象。有的学校甚至出现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明确是否加分的情况，导致德育评价庸俗化。更令研究者始料未及的是所有量化评价做的精准细致的实验班级、实验年级、实验学校、实验地区的学生，首创精神无一例外的差。将德育评价的方法由“质量的描述”改为“分数的增减”，初衷是促进学生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品格发展，培养“四有新人”。但量化评价的结果却导致学生首创精神的衰弱和退化，与我国德育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有学者批评学术界曲解马克思关于数学作用的语录时质问：人性可以量化吗？如何操作？如果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解决，我们人类还要艺术干什么？还要哲学干什么？还要宗教干什么？学界疾呼，一线教师要慎用量化评价，善用量化评价，量化评价易粗不宜细。量化评价只能作为学校德育评价的辅助手段，绝不能成为学校德育评价的唯一方法。

此外，量化将教育手段简单化、捷径化，一些教师对量化方法的目的认识不清，使用起来简单粗暴，将“加分”或“扣分”用作管理学生、维护秩序的主要手段，动辄挥舞分数大棒显示为师者的权威，道德教育的历美内涵被教师冷酷无情的分数“勾兑稀释”了，长此以往只能导致学生对教师的抵触和怨恨。在知识化德育中，学校对于学生道德品质发展的评价一般是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法虽然摆脱了描述性评价的缺陷，但对于学生的道德品质的促进作用却效果了了，差强人意。由于缺乏相应的道德情感的熏陶和道德信念的培养，学生不知道在生活中如何追求高尚的品质、如何践行所学的道德信条，导致学生变成了答题机器，形成了言行不一、两面派作风的不良品格，有的甚至出现反社会行为。

三、以成长档案册综合评价为主体的德育

生活化时期（21世纪初至今）

21世纪以来，德育界在“教育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适应论”与“教育应超越市场经济发展”的“超越论”的碰撞中催发了“生活德育”的大讨论，明确了德育向生活回归的思想，德育评价的改革也由质化评价与量化评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向融合趋中转化。以注重继承中国传统家国文化，汲取外国先进的评价方法而形成的成长档案册综合评价方法在学校德育实践中迅速走红。这种方法融质化评价与量化评价于一体、个人评价与团体评价于一体、小组评价与班级评价于一体、家长评价与教师评价于一体、学校评价与社会评价于一体。较之以往的评价方法彰显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公平性与差异性的统一、过程性与结果性的统一，强化了评价的激励和诊断功能，淡化了甄别與选拔功能，极大地推动了学校德育改革向纵深发展。[4]2001年，党中央颁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德建设，立根塑魂、正本清源，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学校德育明确提出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而努力。

回顾学校德育的演化轨迹，人们对德育的判断是以德育是否有助于政治稳定、国家安全，是否有助于学生考高分、上大学为标准的。尽管这些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的德育评价方式方法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德育如果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成为应付考试的“工具”，德育也就丧失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进而从根本上丧失了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生活德育汲取了前面两个历史时期德育评价形态的优点，克服其缺点，在改革德育的质化与量化评价方法的同时加强对学生伦理道德原则与信仰追求的教育，从而纠正德育庸俗化的倾向。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优良品德会形成强大的威慑力，让学生产生敬畏感，从而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自觉地将良好的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行为。测量德育效果，既要有定量分析，也要有定性描述;既要看短期效果，也要看长远效应;既要看学生一时一事的表现，也要为学生一生一世的行为负责;既要有学生在校时的表现记录，也要有学生离校后的追踪调查。总之，生活德育已然成为一项道德教育界的重要任务，作为发展中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断完善。学校德育要想真正做到与时俱进，是要经过漫长的探索和完善的。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是推动文明的进步。其实学校德育一天也离不开其政治功能和科学功能，而政治功能、科学功能必定是建立在生活功能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实现。今天的学校教育是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而合格公民的政治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必须是合格的。因此，今天的学校德育评价应该是在生活的基础上探讨一条政治化、科学化和生活化高度结合的道路，而非顾此失彼的极端跳跃。

参考文献：

[1][3]刘佳.关于我国中学政治化、知识化德育向生活化德育转变的思考[J].家教世界，2013（8）：120-121.

[2]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70.

[4]赵志毅.由二律背反到合而为一—从理论的特性看德育实效性提升[J].中小学德育，2015（1）：9-11.

责任编辑︱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