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中医药大学(贵阳,550025) 刘 涛 黄云峰

参薯(DioscoreaalataLinn.)，又名田薯，薯蓣科薯蓣属，我国南方地区较为常见，栽培、野生均有，根茎通常作为主食或蔬菜食用，部分地区亦作山药入药。《中国植物志》认为“我国古代之甘薯乃系参薯”[1]。我们通过调查认为，此观点过于含糊，因为成书于不同时代古籍中的“甘藷()”，其确切所指有所不同，故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关于参薯的考证，尚没有单独的文章，故有必要撰文专述。

相较于我国薯蓣科薯蓣属其它植物，参薯具有以下特征：①长江以南普遍分布，生长周期长，茎叶繁茂，故产量特别高，根茎可以长得很大，有的品种单株重量可达40 kg[2]，故又称“大薯”；②野生的根茎多为长圆柱形，但栽培的根茎形状变异性大，有长圆柱形、圆锥形、球形、扁圆形而重叠，其变种脚板苕(D.alataL.f.flabellaMakino)根茎有各种分枝，呈姜状、掌状、竹根状[3]；③根茎外皮褐色或紫黑色，内皮紫色，断面白中带紫，亦有外皮淡灰黄色，断面白色，有时带黄色[4]。其中外皮褐色或紫黑色的一般作主食或蔬菜食用，外皮淡灰黄色的华南和西南地区作山药入药。值得注意的是，在薯蓣属植物根茎中，紫色外皮和内皮为参薯所独有，故参薯又名“紫山药”。把握住以上三点特征，再来对照文献资料的描述，参薯就比较容易辨别出来了。

《山海经》的记载

先秦古籍《山海经·卷三·北山经》记载：“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藷藇(shǔ yù)，其草多秦椒，其阴多赭，其阳多玉。”“草藷藇”下晋代郭璞注：“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单呼为藷，音储，语有轻重耳。”[5]景山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的闻喜县。一般的观点认为这里的“草藷藇”指的是薯蓣(DioscoreaoppositaThunb.),但由于这里的记载十分简略，而且竺可桢考证出公元前3 000年至公元前1 100 年间，我国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 ℃左右，1月份温度比现在高3 ℃～5 ℃[6]，换言之，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与现在南方亚热带相似。所以，这里的“草藷藇”亦有可能是参薯，或者薯蓣属的其它可食种(日本薯蓣、山薯、褐苞薯蓣等)。

古籍中的“藷(薯)”与“甘藷()”

东汉杨孚(一作陈祁畅)《异物志》记载：“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7]这里提供了四方面的信息：①根茎似芋；②有体积很大的；③断面为白色；④南方人作主食食用。根据丁颖的考证，这里的“甘藷”应为薯蓣属的甘薯(DioscoreaesculentaBurkill)[8]。实际上，甘薯符合①③④三点，唯独不符合第②点，因为甘薯没有很大个的，文献上记载野生的甘薯最大不过2磅(约0.907千克)，远远算不上“巨魁”。另一方面，参薯完全符合这四点要求。所以，这里的“甘藷”指的应该是参薯。

晋代徐衷《南方草物状》记载：“甘藷，二月种，至十月乃成，卵大如鹅卵，小者如鸭卵。掘实蒸食，其味甘甜，经久得风，乃淡泊。出交阯、武平、九真、兴古。”[9]32丁颖等学者认为，这里的“甘藷”亦指甘薯。因为甘薯又名“蛋薯”“甜薯”，故我们亦同意此观点。

晋代郭义公《广志》记载：“(甘藷)似芋，剥去皮，肉肥白，南方以当米谷，宾客亦设之。出交趾。”[10]由于文献描述太过简约，我们认为这里的“甘藷”既可能是甘薯，也可能是参薯。

传统观点认为，《南方草木状》为晋代嵇含所撰，自从清代纪昀指出其序言中的年号、月份、官职三者皆误[12]，后人始怀疑其托名作伪的可能性。如石声汉认为，此书“很可能是宋人辑录的”[13]746“断为南宋高手就《岭表录异》《北户录》及《御览》各卷引文等缀辑成编”[9]9。辛树帜从研究果树历史的角度，认为书成于十二世纪末[14]。陈连庆认为：“《草木状》一书是南宋初年的作品，可以无疑。”[15]马宗申认为其书始见于南宋，成书于1116—1189年之间[16]。马泰来认为其书成于1108—1193年之间[17]。胡道静认为此书为“北宋中期出现的抄掇而成之书”[18]。李仲均、刘昌芝认为其书成于1082—1194年之间[19]。当然，亦有维持旧论者，比如：李惠林[20]、梁家勉[21]、彭世奖[22]、杨竞生[23]、罗晃湖[24]。我们赞同《南方草木状》为宋人伪作的观点。

其后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33]、陈耀文《天中记》[34]、士洵《树艺篇》[35]、王圻《稗史汇编》[36]2323亦沿袭《异物志》与《南方草木状》的记载。《本草纲目》与《天中记》写作“甘藷”，《树艺篇》与《稗史汇编》均仍作“甘”。值得注意的是，《本草纲目》中的记载与《南方草木状》相比，其内容节略、改窜、变异之处甚多。这一方面说明，《本草纲目》对于文献引用甚不严谨；另一方面则说明，到了明代，“藷”与“”就可以通用了。另外，《稗史汇编》记载了一种“玉枕”，说是“枝块连属，有重数十斤者”，应该亦为参薯。

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番薯(IpomoeabatatasLam.)传入我国，由于其味甚甘，故亦名“甘薯”。徐光启在《甘藷疏》(此书今佚，但内容存于《农政全书》)中用“甘藷”同时指代番薯与参薯(山藷)，他说：“藷有二种，其一名山藷，闽广故有之。其一名番藷，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山藷形魁垒，番藷形圆而长。其味则番藷甚甘，山藷为劣耳。盖中土诸书所言藷者皆山藷也……薯蓣与山藷，显是二种，与番藷为三种，皆绝不相类。”[37]徐氏在历史上首次明确区分了山藷(参薯)与薯蓣，实属创见。但现代植物分类学认为，参薯与薯蓣是同科同属植物，二者更接近，与番薯(旋花科)应为两科。

明代王象晋《群芳谱》[38]沿袭了《甘藷疏》关于“山藷”与“番藷”的观点，但他同时认为，番藷大者名“玉枕藷”，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他同时认为，《异物志》《南方草木状》《稗史汇编》中的“甘藷”系指番薯，这就又犯了一个大错。这种错误认识影响到后来的清代汪灏《广群芳谱》[39]、陆燿《甘薯录》[40]、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41]、章穆《调疾饮食辩》[42]、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43]131-132，甚至影响到欧洲植物学家Jacques Denys Choisy(1799—1859年)及Emmanuel Boyer de Fonscolo(1810—1875年)[8]。直到近现代，这种错误还有有人在犯[44]。

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的“猪肝藷”(黎峒藷)“形如猪肝，大者重数十斤，肤色微紫”[45]，应为参薯。其后吴震方《岭南杂记》[46]亦有猪肝薯的记载。

清康熙《漳浦县志》记载：“柱薯：形如柱，故名。其种不一，有红白二种，又有纯红者，亦有形如熊掌者，有大至数十斤者。蜜薯：形如芋，味似山药，而甜过之，故名。姜薯：形如姜，味似蜜薯。竹根薯：根如竹根，味似山药。”[47]我们认为，这里的“柱薯”为参薯，“姜薯”“竹根薯”均是参薯的变种脚板苕。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植物志》的观点过于笼统。成书于汉代到明代万历之间的古籍所载之“甘藷()”绝大部分系指参薯，极少数是例外：徐衷《南方草物状》中指甘薯，郭义公《广志》中指甘薯或参薯。经考证，我们认为，宋以前古籍中的“”同时指代薯蓣和参薯。明万历年间番薯自菲律宾传入我国后，由于其味甚甘，亦名“甘薯”，故此后古籍中的“甘藷”在不同情况下分别指代参薯、甘薯及番薯，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代王象晋将番薯与我国古籍中故有之“甘藷()”相混淆，认为番薯在我国自古即有，其错误影响到清代大部分学者，直到民国时期丁颖[8]指出才得以纠正。而丁颖等学者的错误在于认为《南方草木状》中的“甘”是植物学上的甘薯或薯蓣科薯蓣属的几种植物，而我们通过考证认为系参薯无疑。

参薯与薯蓣

如前所述，参薯与薯蓣(山药)是同科同属植物，形态非常接近，根茎性味相似，历史上参薯部分品种就被当作山药入药。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帛书《五十二病方·牝痔》记载：“为药浆方：取茎干冶二升，取(署)苽(蓏)汁二斗以渍之，以为浆，饮之，病已而已。”[48]一般观点认为，这里的“署蓏”指的是薯蓣(山药)。但我们认为，长沙地处长江流域，“署蓏”亦极有可能是参薯。

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署豫，味甘温。治伤中，补虚羸，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一名山芋，生山谷。”[49]野生的参薯根茎呈圆柱形，褐色，跟芋十分接近，所以“一名山芋”是合理的。其后吴普《吴氏本草·署豫》也有“根中白皮黄，类芋”[50]的记载。

南朝宋代刘敬叔《异苑》记载：“薯蓣一名山芋，根既可入药，又复可食，野人谓之土藷。若欲掘取，默然则获，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植者，随所种之物而像之也。”[52]如前所述，栽培的参薯根茎形状变异性大，所以这里的记载可以确定是参薯。

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薯蓣》记载：“今近道处处有，东山、南江皆多掘取食之以充粮。南康间最大而美，服食亦用之。”[53]“东山”指今山东，“南江”指今江苏吴县，“南康”指今江西。我们认为，陶氏观察到当时能够“充粮”的薯蓣应该是参薯，因为野生的薯蓣属可食种，只有参薯比较大，能够“充粮”，其他的虽然可食，但均又细又小，食用价值较低。

唐代苏敬《新修本草》记载：“署预，日干捣细，筛为粉，食之大美，且愈疾而补。此有两种：一者白而且佳；一者青黑，味亦不美。蜀道者尤良。”[54]参薯的一些品种，其根茎切开后会迅速氧化成黑褐色[55]。我们认为，这里的“一者青黑，味亦不美”指的就是参薯某些品种切开后氧化成黑褐色的现象，这些品种产量高，但品质不佳。另外，据我们观察，其煮成粥也是黑褐色，味道差于一般切面白色、不易氧化的山药。

北宋释赞宁《物类相感志》[56]记载：“薯蓣江南多植之，可食，手植可如手，鉏(chú：同锄)锹等物植随本物之形状。”我们认为，这里的“薯蓣”亦是指栽培参薯根茎变异性大的现象。《物类相感志》亦记载：“野芋状小家芋，《博物志》：野芋食之杀人。盖蘝也。今浙江右生土芋，状磊磈(lěi kuǐ：众石累积貌)，自实。若天雷频则多生，若耕种，欲取不得名之，若呼芋字则逡巡不见矣。”我们认为，参薯根茎有呈扁圆形而重叠的情况(磊磈)，鉴于古人对于薯蓣属跟芋属向来分得不是很清楚(薯蓣又名山芋，黄独又名土芋)，而且此条与刘敬叔《异苑》“唱名者便不可得”很相似，所以这里的“江右生土芋”很可能亦是参薯。

北宋苏颂《本草图经》(此书今佚，但内容存于《证类本草》)记载：“薯蓣……又江、湖、闽中出一种，根如姜、芋之类而皮紫，极有大者，一枚可重斤余，刮去皮，煎、煮食之俱美，但性冷于北地者耳。彼土人单呼为藷(音若殊)，亦曰山藷。”[57]脚板苕的根茎有呈姜状的，我们认为，这里的“藷”或“山藷”指的就是参薯的变种脚板苕。

南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物产·菜之品》记载：“山药：形如手掌者名佛手。”[58]参薯的变种脚板苕根茎有呈掌状的，我们认为，这里的“佛手”应为脚板苕。另外，山药归于蔬(菜)部应该始于此。其后南宋陈景沂、祝穆《全芳备祖》[59]、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明代朱橚《救荒本草》、薛己《本草约言》、李时珍《本草纲目》、士洵《树艺篇》、王圻《稗史汇编》、王象晋《群芳谱》、倪朱谟《本草汇言》、李中梓《本草征要》、清代闵钺《本草详节》、张璐《本经逢原》、稻生宣义《炮炙全书》、徐大椿《药性切用》、吴仪洛《本草从新》、严洁《得配本草》、章穆《调疾饮食辩》、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赵其光《本草求原》、陈其瑞《本草撮要》皆沿袭之。

明代士洵《树艺篇》[35]记载：“薯蓣，茅山有一种，形如手掌，名佛掌薯。《镇江府志》|大薯种于圃，极大者可四五斤重，山薯蓣出于岩石，二者皆农家所特以助岁计者。《温州府志》|山药小而长，白色，俗呼药薯。薯则形如姜而大，俗呼掌薯。《邵武府志》|山药茎小于薯而白嫩脆过之。《建昌府志》|薯蓣性寒，有红、白二色，产于岩石竹树间者味清而甘，堪入药，入圃种者，味犹佳，不堪入药，可入饮食用。《雁山志》”(文中“|”表示断句以区分上下句文献来源)我们认为，这里记录的“佛掌薯”“大薯”“薯”“掌薯”，以及红色的“薯蓣”均为参薯。

明代王圻《稗史汇编》记载：“淇上薯蓣称最大者为天公掌，次者为骨柮芋。”[36]2321我们认为，这里的“天公掌”就是根茎呈掌状的脚板苕。

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薯蓣》记载：“江西、湖南有一种扁阔者，俗呼脚板薯，味淡……《南宁府志》有人薯、牛脚、篱峒、鹅卵各薯；《瓊山县志》有鹿肝薯、铃蔓薯；《石城县志》有公薯、木头薯；《高要县志》有鸡步薯、胭脂薯；《番禺县志》有扫帚薯；《漳浦县志》有熊掌薯……大要皆因形色赋名也。”[43]57-58我们认为，这里记载的“脚板薯”“人薯”“牛脚薯”“篱峒薯”“鹿肝薯”“木头薯”“鸡步薯”“胭脂薯”“扫帚薯”“熊掌薯”均是参薯。

苏东坡的记载

根据《东坡先生年谱》的记载，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十一日，时年62岁的苏轼在雷州半岛与弟弟苏辙(字子由)告别，渡过琼州海峡，来到琼州(海南岛北部)，准备前往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州)就职琼州别驾，随行的还有其幼子苏过。在儋州，他度过了人生最后三年时光(离开海南后一年余即去世)。当时的儋州还是偏远蛮荒之地，苏东坡在海南创作的诗无意中记录了当时的海南土著生活，其中有不少关于“藷”的记载：

海南以藷为粮，几米之十六，今岁藷菜不熟，以客舶方至，市有米也。(《东坡先生年谱》)[60]

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jīng tú：粳稻糯稻)不足于食，乃以藷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和劝农六首》)[61]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藷、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追和陶渊明诗引》(子由作)][61]

红藷与紫芋，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酬刘柴桑》)[61]

半园荒草没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藷。万事思量都是错，不如还叩仲尼居。(《过黎君郊居》)[62]

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藷芋，[(厚)杜诗：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又《岭表异录》：藷粮，即芋之类也，大者如瓯，皮紫而肉白，蒸煮食之。]荐以熏鼠烧蝙蝠……(《闻子由瘦》)[63]

当时的海南，水稻种植还不够普遍，产量也小，所以只能“以藷为粮”，补大米之不足。至于这里的“藷”，可能既有参薯，也有甘薯，但绝不可能是番薯，因此时番薯尚未传入我国。但诗中的“红藷”，可以确定就是参薯。另外，最后一条“土人顿顿食藷芋”后面的注解引人注意。其中“厚”指的是北宋注家李厚(字德载)，临安人(今浙江杭州)，生平及里贯不详。后面他引用了《岭表异录》(又名《岭表录异》)，其内容与今本《南方草木状·甘》十分相似，当然要简短很多，但今本《岭表录异》并无此条。《岭表录异》为唐代刘恂所撰，早已亡佚，今本乃后人辑佚之作，所以今本没有相关记录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条记录提示，今本《南方草木状》的“甘”条很可能是抄自唐人刘恂《岭表录异》，并进行了增补及文学修饰。这一发现也可以作为前辈石声汉先生观点的一个注解。

总 结

参薯的价值在于其既可以作主食和蔬菜食用，部分品种也可以作山药代用品入药。其文献记载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山海经》。在明代万历之前，古籍中的“甘藷()”绝大多数是指参薯，极少数是指甘薯(徐衷《南方草物状》)。宋以前古籍中的“”可以认为既指参薯，也指薯蓣。明万历年间番薯传入我国之后，由于王象晋的误判，把番薯与参薯、甘薯混淆，统称为“甘藷”，致使后人误认为中国本土自古以来就有番薯。参薯的一些品种在古籍中被称作“薯蓣”(藷藇)，多被当作山药入药，本草书中多见，我们力图将混入山药记载的参薯文献资料分离出来。北宋文豪苏东坡適居海南儋州的一段时间里肯定种植并食用过参薯。经考证，我们认为，《南方草木状》中的“甘”为参薯无疑。我们赞同今本《南方草木状》为宋人伪作，元版《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注文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