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北京,100700) 黄龙祥

(续上期)

走出误区和盲区的新思路

校勘的目的在于求真复原，而复原又包括文字和结构两个方面。中医古籍校勘多注重文字的复原，而对医书基本构成的考辨与复原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有效的方法。笔者从多年的医经校勘实践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对于早期的古医籍，特别是流传很广的医经，只有从古籍的多重复杂构成的视角才能看出完整、清晰的图景，才能从一堆乱麻中理出头绪，才不至于简单粗暴地剪断乱麻而得到一堆无序的线段。

1.考察医籍基本构成

古医经大多为多重的复杂结构，传抄及校勘次数越多的医经，其文本的构成就越复杂，如果不注意考辨古医经的基本构成，就会将很多极有价值的文字和语句当作衍文或错简删去，从而使得恢复古医籍结构的期望化为泡影。

关于考察古籍基本构成的重要性，倪其心先生早在1986年的《校勘学大纲》中就指出：一种流传较广的重要古籍，它的基本构成实际上是多层次的复杂重叠构成。笔者在《甲乙经(新校本)》以及后来的多部专著中皆反复论述其重要性，具体的考察方法也在《针灸典籍考》一书中有大量详细的实例。以下通过一些典型实例说明中医古籍校勘中考察基本构成的重要性。

其一,不明基本构成，无法正确解读古籍，在“点校”时，断句、标点就无从下手。

例三:《甲乙经》卷一第一篇的多重构成

《甲乙经》宋校本的基本构成至少有四层，现存明校刊本至少有五层，下面这一段经文至少包含了四层构成：原书作者辑录的《九卷》《素问》经文；原作者的注文；宋代校勘时宋臣的注文；明校刊本新增的注文。其中前三层结构在传世本中皆被排作大字，无法从版式上辨识出宋校本的构成。若不能准确辨识出三层不同的构成，则无法正确解读这段经文，也无法正确断句和标点，校勘此书的第一步就无从下手或误入歧途，可见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校勘难题。经笔者的悉心考辨、断句、校勘，恢复此段文字的多重构成如下：

以上不同构成文字的标注：辑录《灵枢》《素问》经文排大字；《甲乙经》作者注文排大字并于句首加间隔符“⊙”；宋臣注文排单行小字；宋以后注文排双行小字。

此例中宋臣小字注文引自杨上善注文，是引大意，而非直接引原文。当年笔者没仔细核查原文，对这段宋人注文的断句有一处失误，而这一不甚准确的标点被后来的校勘者沿袭，今特此订正以消除不良影响。又有人不知上述宋人引文非直引原文，在现存《太素》未能查及与之完全对应的文字，便误以为是出自亡佚篇章的杨上善注文。他校法难度之大、风险之高从这一小小的插曲中也能体味出几分。

就《甲乙经》一书校勘而言，考察传世本的基本构成并尽一切可能恢复宋校本原有结构，任务更艰巨，意义也更大。因为这一环节做不好，将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异文处理的质量。

其二,不明基本构成则诬古人又误今人。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在论考辨古籍基本构成重要性时言：“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通过多年的医经校勘实践，笔者对段氏此论体会颇深。

例四：“癫疾呕沫，神庭及兑端、承浆主之；其不呕沫，本神及百会、后顶、玉枕、天冲、大杼、曲骨、尺泽、阳溪、外丘、当上脘旁五分通谷、金门、承筋、合阳主之。”(《甲乙经》卷十一第二)

《甲乙经》名“通谷”穴者有二：一在足部，一在腹部，为同名异穴。此例中通谷穴前有“当上脘旁五分”六字，现存明校刊本及明抄本皆作大字，且《医学纲目》引宋校本也作大字，故以往校《甲乙经》者皆不加考辨而视其为原书文字。而据笔者发现的《甲乙经》腧穴次序排列规律，一眼就能看出此条中的“通谷”为足部穴，不可能为腹部穴，原书作者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此六字非原书旧有，而是原书作者之后，宋校正之前古人所加之附注文字。如果不能准确辨识出它的构成层次，并指出其错误，这一错误的黑锅只能由原作者来背，而且今人也必被蒙在鼓里，传其误而不知，真是既诬古人又误今人。

在笔者没有指出考辨不同的构成之前，校《甲乙经》者将“当上脘旁五分”一句读作原作者的文字固然非是；而在笔者考证之后，校《甲乙经》者又将此六字作为衍文直接删去也殊为不妥。因为这是宋校本《甲乙经》多重构成中的重要一层，将这层文字删去便破坏了宋校本结构的完整性，这显然不是我们的初衷。

其三,辨明基本构成，常常能为解决校勘上的疑难问题提供新的视域，提供关键证据或重要线索。

从笔者的校勘实践中发现，许多在传统思维定式下难以解决的校勘难题，当你从考察所校书的基本构成的视角切入，恢复相关文字在原书基本构成中的原有位置和形态，问题往往就会迎刃而解。

2.重审古籍“衍”“脱”定义及校例

“衍”“脱”是校勘学上归纳的古籍常见错误的两种类型，校勘的目的就是通过改正传抄刊刻过程中的错误而最大限度地恢复古籍旧貌。于是“衍”者删之，“脱”者补之，便成为古籍校勘不言而喻的通则。笔者在医经校勘的实践中发现越来越多这样的实例：即按校勘学相关定义校出的“衍文”，有许多不应删，甚至不能删。

例五：“凡刺痈邪用铍针无迎陇，易俗移性不得脓，越道更行去其乡，不安处所乃散亡。诸阴阳遇痈所者，取之其俞泻也。凡刺大邪用锋针曰以少，泄夺其有余乃益虚剽其道，针其邪于肌肉视之无有乃自直道，刺诸阳分肉之间。凡刺小邪用员针曰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远近尽至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贵一作“费”。刺分肉之间。凡刺热邪用镵针越而沧，出游不归乃无病，为开道乎辟门户，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用毫针曰以温，徐往疾去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真气存。”(《甲乙经》卷五第二)

这是五首七言韵语，笔者校勘还原后的文字如下：

凡刺痈邪无迎陇，易俗移性不得脓，

越道更行去其乡，不安处所乃散亡。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夺有余剽其道。

针干其邪肌肉亲，视之毋有反其真。

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

视其所在迎之界，远近尽至乃自费。

凡刺热邪越而沧，出游不归乃无病，

为开道乎辟门户，使邪得出病乃已。

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

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真气存。

若按照以往校勘学 “衍文”定义，在这五首七言韵文之间的文字皆为衍文，皆当删去。而据笔者考察，五首韵语间的插入语“用铍针”“用锋针”“用员针”“用镵针”“用毫针”出自原书作者之手，绝不能删；其他的古注文皆见于《太素》《灵枢》，很可能《甲乙经》所据之《九卷》底本中已有这类注文，皆不可视作衍文而径删之。

例六：“血海有余，则常想其身大，怫郁也然不知其所病。”(《甲乙经》卷一第八)

“怫郁也然不知其所病”，《灵枢·海论》《太素》均作“怫然不知其所病”，若按以往衍文定义及处理原则，则“郁也”二字为衍文，当删之。实则，“怫,郁也”出自《说文》，“郁也”二字乃校勘者引《说文》对经文“怫”所加的注文，明抄本此二字抄作小字，仍保留了其注文的样式。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考察所校书的基本构成，并尽一切可能恢复其旧有结构在古籍校勘中的重要性。如果“郁也”二字在传世本排作小字，谁也不会将其视为衍文。而一旦丢失其注文的旧有结构特征，则不仅不能彰显注释经文的本来意义，而且还会成为正确理解经文的障碍。

笔者早在三十年前校《甲乙经》时就已经发现，在校勘理论家眼中视为当删之的“衍文”有一大类属于古人的旁注或附注文字，其性质与原书作者自注实相同，只是在书中所处的层次不同而已。只要校勘者能精准辨识出其本来面貌，恢复其在古籍基本构成中原有的位置，其疑冰释，其义自见，原书的结构也随之恢复。笔者后来发现，其实这并非笔者的新发现，而是早在宋代《素问》新校正中就有示例。

例七：“有癃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是阳气太盛于外，阴气不足，故有余也。新校正云：详此十五字，旧作文写，按《甲乙经》《太素》并无此文。再详乃是全元起注，后人误书于此，今作注书。”(《素问·奇病论》)

此例新校正考察发现，别本所没有的十五字系全元起注文混作正文者，遂恢复其注文旧貌，而不是视为衍文删去。新校正的处理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新校正的目的在于恢复王冰注本旧貌，而王冰每引全元起注文均不注明。故此十五字很可能也是王冰的注文而被误抄成大字正文，如视为衍文删去，就破坏了王冰注本的完整性。

例八：“故曰：别于阳者，知病从来，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主辨三阴三阳之候，则知中风邪气之所不胜矣。故下曰。新校正云：详旧此段注写作经，合改为注。”(《素问·玉机真藏论》)

此例中“主辨三阴三阳之候，则知中风邪气之所不胜矣。故下曰”句注文的特征较明显，故新校正一眼看出系王冰注，并改作王冰注文形式。

例九：“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也。新校正云：旧本无‘少阳之脉色也’六字，乃王氏所添，王注非，当从上善之义。”(《素问·刺热》)

此例新校正已辨明王冰添加了六字，且认为所添之义不妥，但也只是出校记指出其误，并不删其文。可见，只要是作者有意添加的文字，哪怕是错误的，也不能视为衍文而删去。

新校正校注《素问》已经意识到底本中存在注文混作正文的现象，故细心辨识后恢复王冰注本的旧有结构。或由于宋臣只在校勘实践中应用，并没有上升到理论、方法学的层面，因而没有引起今人的重视。校勘时缺乏考辨基本构成的意识，于是许多原书中不同构成相混的文字才被当作衍文删去。

例十：“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素问·上古天真论》)

此为王冰“次注本”《素问》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王冰之前的梁代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及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引《素问》此篇皆无该句，《遐年要抄》引《太素经》也无。若按以往校勘学衍文定义及处理原则，则视为衍文，当删之。而据笔者考察，此条文字乃王冰精心设计的几处具有特殊意义的补文之一。如果我们将其视为“衍文”而删去，无异于抽去了整部书的基石；如果我们将王冰的所有补文皆视为衍文而删去，那么其十多年研经心血将在我们的校勘中付之东流，既有罪于作者，也有悖于段玉裁“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的求真复还校勘理念。对这一问题的正确处理是，通过严密的考证，准确辨识出王冰的补文并按其自序所立之体例——“朱书之”即可。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古人的单字附注——或注音，或释义，或注版本异文，其混成大字正文后很难辨识，故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一经发现几乎都被当作衍文删去。

例十一：“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病后必为害。”(《甲乙经》卷五第二)

传世本《灵枢》作“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笔者经眼的今人点校本断句皆作“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甲乙经》的经文在笔者之前的点校本断句作“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病后必为害”，并疑“病”字为衍文；或据《太素》将“甚病”二字校改作“疾”字，属上读。实则《甲乙经》《灵枢》此句原文及断句皆应作“病小针大，气泻太疾，后必为害”，二书中之“甚”字系古人注“疾”之字义的旁注文字混作正文者，故恰当的处理应作“病小针大，气泻太疾甚，后必为害”。笔者在三十年前初校《甲乙经》时虽明确指出“甚”字乃古人的旁注，但在处理上按之前古籍校勘的惯例删去了旁注“甚”字。

在这一校勘实例中，由于古人旁注混作正文，连带导致《甲乙经》出现一误字(“疾”误作“病”)，《灵枢》脱失一“后”字；又由于没能看出旁注，还直接导致今人在《灵枢》《甲乙经》校勘中的断句错误。

此例中“疾”字旁注“甚”与前例“怫”之旁注“郁也”性质相同，既然后者恢复其注文的格式成为所校书基本构成的一部分，前者亦当依例处理。

例十二：“三焦病者，腹胀气满，少腹尤甚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为水，留则为胀。”(《甲乙经》卷九第九)

此例中“甚”字亦为古人旁注，杨上善《太素·府病合输》注：“尤，甚也”可证。当依上例处理，不必删去。

传世本《甲乙经》《素问》《灵枢》中这类古人的单字旁注颇多，其释义单字“X”，与排作小字注文形式的“X也”性质和意义相同；排成大字正文的版本异文的单字附注“X”与排作小字注文的“一作X”或“一本作X”的性质和意义相同。直接删去显然不合适，加字改成释义注文和版本注文的形式也欠妥。笔者认为采用王冰的处理方式“朱书之”保留这类古人添加的旁注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处理方案，如为了更加明显地与正文有所别，可以考虑在“朱书”同时再用不同的字体加以标识。笔者采用的是“朱书”+楷体的标识方式(本文以着重号+楷体的形式表示“朱书”+楷体)。

准确辨识古人的旁注常常还能为解决校勘中的疑难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关键证据。

例十三：“膀胱足太阳之脉……其支者，从膊内左右别下贯胛一作髋，侠脊内，过髀枢，循髀外后廉，下合腘中。”(《甲乙经》卷二第一上)

足太阳脉循行经文，王冰注《素问》共引用五次，皆无“侠脊内”三字，《太素》也无，若依他校之法，必断为衍文而删之；又此例有一处异文，即“胛”字一本作“髋”，明抄本作“伸”；王冰的五次引文中有两处作“臀”，三处作“胂”，共校出五种异文，究竟哪一字为原书文字？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证据恰恰是我们当作衍文删去的“侠脊内”三字。据《太素》杨上善注“胂，侠脊肉也，似真反”，可知传世本《甲乙经》“侠脊内”是“胂”的旁注，误排成大字而混成正文，又将“肉”字误刻成“内”字。借助这一旁注，我们便可以初步推断五个异文中“胂”字为原书之旧，再结合其他证据就可以确认这一判断。笔者三十年前虽已准确辨识出“夹脊内”三字系古人旁注之文混作正文者，但最后的处理是出校记删去了此三字，实则不必删，恢复其注文形态和位置即可。此条经文校勘当如下作“膀胱足太阳之脉……其支者，从膊内左右别下贯胂侠脊肉⊙一作髋，过髀枢，循髀外后廉，下合腘中”。

例十四：“微缓为痿，瘘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甲乙经》卷四第二下)

此例中“瘘偏风”，敦煌出土《甲乙经》残页作“漏风”，《太素》同，据此校勘则曰传世本《甲乙经》“偏”为“漏”之形误，“瘘”则被视为衍文而删之。这样的校勘虽无大错却未至完美——没有辨明致误的原因。在古籍中“瘘”与“漏”常通用，故古人于“漏”旁注以“瘘”字；受前文“痿”字的干扰，“漏风”又被误改作“偏风”，而古人的这一旁注“瘘”字恰好为我们辨识这一后人的误改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旁证。笔者三十年前校勘此例时虽正确判断出“瘘”“漏”二字有一字为古人旁注，但受原书下条原文“微涩为鼠瘘一作漏”的干扰，选择了“瘘”而删去了“漏”字。

此例还为古籍校勘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微缓为痿，瘘漏风”句中的古人旁注像原书下一条校注的形式作“微缓为痿，漏一作瘘风”，我们还会当作衍文删去吗？明明是两个性质完全相同的古人旁注，为什么前者会被毫不犹豫地当作衍文删除，而后者则被毫不犹豫地作为注文保留呢？这样的实例在《甲乙经》中比比皆是，书中被当作衍文删去的大多是这种混作大字正文的单字旁注。

例十五：“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旁伍胠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指井。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适行至于血也。”(《素问·刺疟》)

此例两句重出的文字很难解读，千百年来《素问》校注者皆绕道而行，避而不注，仅宋代新校正认为第二条文字为衍文当删去。其实，这两条重出的文字有一条为古人引别本所添加的对校文字，因文字较多而只能抄于原书当页的空白处，没能紧接于所注经文下(这类情形在传世本《素问》中并不鲜见)。据笔者考证，《素问》此则刺疟方辑自扁鹊针方，基于扁鹊针方特有的腧穴命名例及刺法表述体例，再合参两条异文，校正原经文并重断句如下：“疟，脉满大急，刺背俞旁五用中针、胠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义即疟病脉见满大急，取背俞旁刺五下、左右胠俞各刺一下，根据病人的肥瘦定刺血量之多少。两条文字皆可保留，只是将第二条处理为如下注文形式即可：“疟,脉满大急,刺背俞旁五(用中针)、胠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一作]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囗囗)五、胠俞背俞各一，适行至于血也。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指井。”

古籍校勘复原文字和结构层次是两个密切关联的环节，须并重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古籍校勘“求真复原”的目标。基于这一认识，考察传世本《甲乙经》的基本构成，并最大限度恢复宋校本的结构，就成为我三十年前校勘《甲乙经》重点探索的难题，最终获得的突破也是这本校勘习作获得中外同道诸多好评和被广泛引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类似这样基于古籍基本构成考辨、借助于古注解决校勘难题的实例，在笔者《甲乙经》《素问》《灵枢》校勘中不胜枚举。

从以上实例不难看出，用传统观念看似一堆乱麻的校勘难题，只要你有考察古籍基本构成的思路，重新审视“衍文”概念，我们便可从山重水复的校勘迷途中走出一片柳暗花明。通过不断的思考和检验，笔者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以往习惯思维中视为古籍常见错误之一的“衍文”，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古籍传抄或刊刻过程中的无意失误，而是古人有意添加的旁注，或注字词音义，或注版本异文；注释音义者多随文添加，而较长的版本异文则写在原书空白处，有时会与原文相距较远；这些不同时期古人抄书或读书时随文添加的批注、旁注，原本可能采用不同的字号或不同的颜色书写，以与原书文字相区别，而刻版印刷时则多排成黑色大字、与正文相混，从而使这类对于校勘及解读极为重要的注文变得极其隐蔽而难以辨识，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正文解读，读不通时则往往会以“衍文”或“错简”的名义被轻率删去，由此也切断了恢复古籍结构旧貌的路径。

这些新发现促使我们对校勘学的基本概念——“衍文”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义：在传抄或刊刻过程中因抄、刻失误而多出的与原文无关的文字谓之衍文。那些由校勘者或抄写者有意添加的文字，或注音，或释义，或记版本异文等，皆不应被视作“衍文”。

同样，与衍文相对的“脱”文也是指原书作者编撰时或在传抄、刊刻过程中无意脱漏的文字。抄写者或校勘者有意删节的文字，无论以今天的校勘学眼光看是否合适，皆不得谓之“脱”。例如《甲乙经》编者在编撰《九卷》《素问》《明堂》文字时，根据其设定的“删其浮辞，除其重复”原则，每有删节，均是作者实现其总体编撰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段。宋臣校勘时不明此理，几处补文多为画蛇添足，以己之意强加于作者。

例十六：“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太素》作出则俱亡，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相从者，所属之类也。曰：人哭泣而泣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则志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夫经言乎，厥则目光无所见。自‘涕之与泣者’以下至‘目光无所见’原本漏，今以《素问》《灵枢》补之。”(《甲乙经》卷十二第一)

今检《甲乙经》此篇问答已很完整，不必补也不应补也。宋臣的此条补文纯属不明作者之心的画蛇添足。

“脱文”的辨识、处理与“衍文”例相同，只有确认属于传抄过程，由于抄者或校刊者的失误导致的原书文字的脱漏才可谓之“脱”，才能补，而且还须据同源的版本来补。这个道理其实很好懂：只有当事人不小心弄丢的东西才谓之“失”，拾之复得会心怀感激；而当事人有意扔掉的东西谓之“弃”，拾之复归只会令人啼笑皆非。

关于古籍校勘的理论及方法学的完善，需要整个校勘学界的共同努力，中医人也应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有从理论上明晰，才能在实践中自觉践行“求真复原”的校勘目标，做到既不诬古人也不误今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