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双淼　谢静

摘 要：研究方法与高等教育学科范式的规范性和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密切相关。文章选取四本高等教育学SSCI期刊近20年（2000-2019年）的文献展开定量分析，考察并描述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时序分布。研究表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日益规范化和多元化，统计分析、问卷（量表）、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是最主要的研究工具;定量研究占据主流，混合研究逐渐增多，且日益呼唤着研究的理论创新与现实应用。结合文献计量软件进一步对近20年高等教育研究议题展开分析，本文识别了该领域研究方法上的多元主义走向和“方法从之于问题”的实用主义研究范式倾向，进而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提出有益建议。

关键词：高等教育研究;研究方法;知识图谱;文献计量

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与成熟伴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丰富，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则极大地依赖于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完善。研究方法关乎高等教育学学科范式的规范性和学科地位的合法性。[1]然而，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规模的快速增长相比，关于该领域研究方法的系统思考与分析建构则明显滞后。本文依托文献计量方法，探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过去20年间的演进变迁和分布现状，以及方法变迁是如何回应该领域研究议题变化的一般过程，以加深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科的成熟完善。

一、研究方法术语释义：方法论、研究范式及具体方法

对于社会科学内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问题已有诸多争论。研究方法实质上可看作是由方法论、研究范式和具体方法三者构成的方法体系。[2]本文首先对三个术语的概念进行梳理，以为后续研究方法的分类构建学理上的共识。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元科学研究概念的运用始于美国学者库恩。以“范式”为概念工具，库恩揭示出科学革命的实质即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动态过程。[3]1974年，库恩基于范式一词在学界走向意涵“失控”的情况，从“综合”和“局部”两个维度重新定义“范式”：前者指各种类型的范例，后者指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东西。[4]自此，尽管学界对“范式”的应用纷繁多样，但总体未跳脱“综合”和“局部”两个范畴。持“综合”观的学者，以冯向东、李森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范式是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共同认可的学科知识、研究问题域、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等，以及上述要素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框架。[5][6]“局部”观的拥簇者可进一步分为：工具范式论者，如张武升、崔允漷等人理解范式是一种模型，是学科共同体共同遵守且具有实际效用的科学研究规则、典型或模型[7][8];理性范式论者，如徐继存、秦志功等人将范式识读为无形的思维方式或信念[9]。

概览“综合”观和“局部”观，前者本质上是植根于专业性学科知识的整体学科范式，后者则是围绕研究问题域形成的研究范式，后者属于前者的部分要素。葉澜认为，研究范式是研究的方法间相对稳定的结构性组合。“任何一类研究都需要综合运用思维工具、技术工具和符号工具，都要开发一套从发现问题到检验结论正确性所必需的顺序与规范，以保证认识、研究活动的有效开展。这些工具、程序、规范的特定组合，可称为研究范式。”[10]

“方法论”是与研究范式常常共现的术语。学界对方法论概念的讨论同样莫衷一是：第一种从哲学层面出发，认为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本质上是对思维形式的抽象研究[11];第二种以具体方法为研究对象，定位在对研究方法或某一具体学科研究方法的研究上，探讨具体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12];第三种则认为方法论既不是对纯粹具体方法的研究，也不是对纯研究问题的探究，而是对具体研究方法与问题间关系的考察[13]。本文认为方法论旨在探明方法选择与问题解决的适切性。

“具体研究方法”指开展研究的工具和手段。艾尔·巴比将科学的两大支柱概括为逻辑和观察，指出科学研究涉及理论、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三大层面。据此，他进一步将具体研究方法划分为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前者处理的是观察层面，后者则力透逻辑预期（即理论）与实际观察间的差异，寻找可能的实践策略。[14]

基于上述三个术语概念的释义，本文进一步梳理三者间的关系（如图1）。一是“研究问题”是三者共同作用的对象，方法论为选择适合研究问题的研究方法提供理论指导，研究范式为研究问题的破解提供研究视角和方式，而具体研究方法则是作用于研究问题的工具。二是方法论和研究范式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共性是两者都对具体研究方法提供指导，其中方法论是具体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关系的梳理，研究范式是具体研究方法的结构性组合;区别是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方法论具有更普遍的一般性意义，能适用于多个学科领域，而研究范式通常仅属于本学科领域。三是逻辑层次上三者构成宏观—中观—微观的格局。方法论是宏观的抽象理论，不仅关注研究中具体方法的选择，也对具体方法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对方法应用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反思，对方法结构进行构建，继而使得方法总体发生突破性的变化。[15]因而，方法论是具体方法的上位概念，具体方法通常与具体操作步骤相联系，处于最底层。[16]研究范式则是介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存在，其从无形的研究程序、规范而言偏向于理论，但从有形的工具来看，则接近具体方法。[17]因此，本文的讨论立足于研究方法及支撑其实现的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的具体方法。

二、相关研究述评

高等教育是否具有独特研究方法？至今，学界对这一争论都尚未结束，但初步形成了两方面的共识。一是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借鉴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二是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是一个层次体系，即由普遍方法论、高等教育学一般方法论和高等教育具体研究方法构成的三个层次[18];或是哲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一级学科方法和次级学科（高等教育学）方法构成的多层次分类[19]。

现有研究多从理论上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展开思辨式的探讨，但也有学者对具体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一是采用实证方法对某一时间段内高等教育学学术期刊论文或硕博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揭示实然的方法应用情况。例如刘亚芳、李硕豪等人分别统计了我国高等教育学领域部分核心期刊载文运用的研究方法，结果都发现思辨研究方法是主流，且研究方法的使用趋于多样化。不同的是，刘亚芳发现定量研究的使用明显弱于定性研究[20]，而李硕豪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尽管实验和准实验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少，但非实验性定量研究的使用仅次于思辨研究[21]。钟秉林等人对2006-2008年中国高等教育核心期刊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指出定性研究方法占比高达95.05%，实证研究方法仅占4.95%。[22]目前，学界对于国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讨论相对较少。其中，哈金森（Hutehinson）等人对美国三本高等教育学术期刊1996-2000年间论文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了人工编码分析，指出最常用的方法是相关性研究（56.3%）、描述性定量分析（17%）、追踪研究（12.9%）、案例研究（12.9%）和描述性质性分析（9.4%）。[23]

二是关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的某一项具体研究方法，力求刻画标准的研究过程和独特的应用价值。李雄鹰等人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定量研究不足、质性研究薄弱的现实，梳理了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在数据收集与分析、微观个体分析等方面的作用，认为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和質性研究方法是应用趋势。[24]田虎伟认为，围绕研究问题综合调配或混合使用思辨研究、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理想研究范式。[25]尼尔（Neil）则指出高等教育研究离不开历史研究法的应用，且强调历史研究法不仅关注高等教育活动的历史，也对未来进行预测。[26]哈兰德（Harland）介绍了整体性案例研究方法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独特性，认为其能帮助研究者从实际案例中汲取经验，为行动者提供具体指导。[27]

概览上述，已有研究在丰富知识基础的同时，也为后续研究留下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一是研究方法分类和概念界定有待进一步厘清。研究方法的分类和概念界定是分析研究方法使用现状的前提，但同时也颇具挑战性，其内含至少纵横交错的两个议题，即纵向上方法论、研究范式、具体研究方法在逻辑层次上的区别与联系，横向上研究方法在学理上的普遍性概念以及在具体应用中的实际性内涵。正是由于该议题本身的复杂性，导致其应用中的模糊性。现有研究或是直接忽视纵向上的方法分层，导致对研究方法的理解缺乏深刻认识论的支撑;或是在横向上对研究方法的概念含混不清，引发方法分类上的混乱。二是研究方法应用情况的数据统计方法亟待增强科学性。目前所有对研究方法的统计几乎均采用“纯人工”统计，即研究者根据个人对文章的识读以判断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可能对研究方法的识别存在误判的情况;同时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研究所涉及的资料往往年份较短、规模较小，且主要集中在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统计分析，对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讨论不足。最后，现有研究多停留在浅表性的数据呈现，未能充分考量方法变迁的内在逻辑，即研究方法变迁与研究内容演进间的相互关系。

三、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一）研究框架

本文结合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特点与既有研究，将研究方法在具体论文中的应用进行了两个维度的划分：一是从方法论层次出发，将其划分为整体方法、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三个主要类型;二是从研究范式的发展历程出发，将其划分为定量为主、定性为主和可以混合三个主要研究类型（见表1）[28]。其中，混合研究是指研究在实用主义范式指导下，以研究问题为核心，在同一研究中可以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的两种研究路径中的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29]因此，判断一个研究方法是否属于此类主要是依据其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中是否整合了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例如，案例研究作为整体的研究设计方法可能同时涉及访谈数据和问卷数据，并据此展开内容分析和统计分析等同时涉及到定量和定性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技术，因此在本文中被划归为可以混合的行列。诚然，该划分既有不可避免的重叠，亦有值得商榷的空间，但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可供分析的框架与可操作的编码单位。

（二）研究工具与数据采集

基于以上分类，本文首先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关键词库”，图2 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演变图选取与上述方法有关的关键词、同义词及其变种形式。本文选择四本国际高等教育学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期刊作为数据来源，这四本期刊分别是《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杂志》（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和《高教研究》（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一方面，这四本期刊均为高等教育学期刊，能够较好地代表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这四本期刊来源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欧洲，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和议题导向。基于Web of Sciences平台，对这四本期刊2000-2019年的论文进行搜索与全数据收集，共获取4285篇论文数据。在进行数据初步清理之后，去除无效样本，借助Matlab平台开发相关程序，输入“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关键词库”，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演变进行时序分析，据此绘制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演变图。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存在研究者写作偏好、期刊刊载偏好、年度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关键词库完整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上述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遗漏情况，但本文关注的是在大量数据下研究方法的分布比例和变化趋势问题，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上述不足。

基于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整体解读，以及对于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的具体解读，本文进而通过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对上述高等教育研究在主题方面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方法的演变是如何回应与适应主题的更迭变迁。

四、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与演变

（一）研究方法的整体概述

本文对于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十分广泛，涵盖了本文所提出的所有方法。其中，统计分析是使用最多的方法，占比21.8%。问卷（量表）（18.1%）、访谈（17.6%）和案例研究（13.1%）则紧随其后，且都是每年度均有所涉及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范式的划分来看，以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占据主流（44.5%），这与已有研究所识别的国外研究趋势基本一致，其中最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为问卷（量表），最主要的数据分析方法为统计分析。实验法、元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虽然占比不高，但仍旧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方法组成。以定性为主的方法占比30.9%，其中主要代表方法为访谈法，除此之外，焦点小组、德尔菲法等方法亦有一席之地。案例研究是整体方法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方法。

根据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本文绘制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演变图，如图2。由图2可见，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应用呈现出三个特征。

一是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多元化。这既体现在论文呈现中对于研究方法及其关键术语的规范使用，亦体现在应用研究方法种类的增加趋势。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例，其在2000-2010年间仅出现5次，此后逐年增多，仅2019年一年内出现了14篇明确写明使用社会网络分析高等教育议题的论文。焦点小组、叙事研究等方法亦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二是研究方法在过去20年间的应用上均以定量研究为主，反映了国际特别是西方高等教育研究受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影响明显与社会科学对于模型的倚重。[30]但是近年来，虽然定量研究绝对数目不断增加，但定性研究所占比例逐年增加（从21世纪初期的24%上升到30%左右），且混合研究数量逐年上升，体现了学者“方法从之于问题”的实用主义范式走向与对于纯粹依靠量化实证研究考察高等教育多元化议题现象的反思。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没有一种研究方法能解释一切，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31]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多元主义无疑日趋明显。

三是国际研究中学者对于数据收集方法的讨论（43.6%）十分关注且手段日趋多样化;与此同时，基于大量数据的深度统计分析（如结构方程模型）、追蹤研究的面板数据分析和元数据分析成为数据分析方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使用中的数据导向。基于此，本文对于数据收集方法与数据分析方法分别展开讨论。

（二）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

从数据收集方法来看（图3），问卷（量表）作为典型的定量方法是最主要的数据收集方式（41.8%）。紧随其后的是访谈法，占数据收集方式的40.3%。一般来说，访谈分为结构式（封闭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和开放式访谈，通过后两种方式收集到的数据是典型的定性研究数据。焦点小组方法和实验法的应用亦不断增加。

从数据分析方法来看（图4），统计分析方法成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者最为青睐的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9.3%）和深度统计分析（55.1%）。在深度统计方法中，结构方程模型是最常使用的方法，占深度统计方法的54.5%。该方法融合了因素分析和路径分析两种统计方法，通过对于多变量交互关系的探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回归分析（25.7%）和因子分析（12.2%）占比较高，聚类分析（4.5%）、方差分析（2.5%）、判别分析（0.3%）和自举法（0.3%）零星出现。其他数据分析方法中，社会网络分析和元数据分析均呈现上升趋势。以上分析方法均属于对数据具有较高要求的深度定量分析方法。

五、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与主题的变迁关系

上述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演变动力何在？应当如何解释该领域研究方法的现实情况与变迁趋势？

宏观来看，高等教育的研究方法受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深刻影响，并且不断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吸收理论、模型与具体方法。这些学科研究方法的日趋实证化和多元化无疑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演化趋势。与此同时，伴随着知识经济的转型需求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自然科学与教育学的融合日渐加深。学科交叉融合既带来了研究命题的复杂性，亦为高等教育学科在范式与方法上的革新带来了契机。“大数据驱动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可视化、云端融合的交互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32]，这些正引领着高等教育实践的深刻变革。

高等教育实践的变革无疑进一步呼唤着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升级。基于此，本文依托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对所收集的四本高等教育学SSCI期刊最近20年的学术论文进行研究内容上的文献计量分析，探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共变关系。通过共被引网络分析时序图（图5）和超过5年的突现词（图6），本文识别了2000-2019年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并将其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表3）。

第一阶段（2000-2004年）以大学教学（university teaching）、公平（equity）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三个主题为研究热点，其讨论多集中在宏观和中观视角。该阶段高等教育研究聚焦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和学术资本主义所引发的国家政策和机构层面的变革，包括教育公平、教与学等。宏观视角的讨论通常围绕高等教育整体中的某些重大议题展开，侧重于描述相对普遍的客观事实以及与之相关的变量间的关系，因而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的运用尤为突出（50.7%）。例如，利奇奥（Lizzio）等通过大量数据的回归分析，指出本科生对学术环境的认知以学习策略为中介影响其学习成果，是定量分析的典型代表。[33]定性方法的运用亦较为频繁（24.5%）。例如，作为该时期的高被引文献，奈特（Knight）从国家层面和机构层面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应对举措，属于典型的基于文献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定性研究。[34]

第二阶段（2005-2010年）以大学生（college students）、反馈（feedback）、大学教师 （faculty）和项目效果（program effect）四个主题为研究热点，其讨论多集中在高等教育主体，即学生和教师。因此，研究除了关注“问责制”导向下对于政策与项目的定量评估外，同样关注阐释主义范式下对于微观个体层面的意义解释与情境建构。[35]如学生方面，大学生的入学（包括入学选择、入学资助等）、培养过程（包括学习性投入、学习策略、学习共同体等）、质量保障（包括研究生教育和国际教育等）都成为热点问题;教师方面，对于大学教师职业发展的讨论亦开始引发学者关注。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除却对于相关关系乃至因果关系的探究之外，还需要挖掘研究对象的主观认知并诠释其行为意义，因而定性为主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时期的运用处于近二十年的高潮（33.4%）。对于学生或教师研究对象的数据收集多需通过案例研究方式，以访谈或问卷方法展开，因而该阶段中案例研究（14.5%）和访谈法（18.4%）在同阶段方法中占比高于其他两个发展阶段。以这一时期的高被引和高突现率文献为例，佩纳（Perna）等人从布尔迪厄等人的理论出发，将父亲参与作为社会资本的具象，将高中学校作为结构化情境，通过多层次多项式分析了上述因素对于同一高中内不同种族学生在大学入学选择时的影响差异，体现了定量分析对于理论的应用与完善。[36]

第三阶段（2011-2019年）以就业（employability）、经济资助（financial aid）、大学生（college students）、国际学生（international students）和高教研究（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五个主题为研究热点，其讨论继续集中在微观学生视角。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研究视角更加关注学生“入口”和“出口”，即入学和就业成为热点问题。学生入学既包括经济学视角下投入—产出和学生入学意愿的定量讨论，也包括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学生海外留学的动机和决策的定性考察或混合研究;就业则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与企业的合作问题，多以案例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以这一时期的高被引和高突现率文献为例，巴斯特多（Bastedo）等人对1972-2004年的四届大学生的追踪性对比研究指出，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低收入家庭学生在高等教育经历中获益更多，在劳动力市场上会释放出更好的信号，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分层的固化。[37]同时，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势必要求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这一阶段，本文涉及的24种方法年平均使用率达到78.2%，高于前两个阶段。值得一提的是，高等教育研究议题本身开始成为热点问题，例如理查森（Richardson）等人对于大学生学术表现议题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和元数据分析（meta-analysis）即为一例。[38]这些研究议题均对数据（追踪研究、面板数据、元数据）有较高要求，与前文所识别的数据导向下的方法趋势相一致。

六、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四本高等教育学SSCI期刊最近20年（2000-2019年）的文献数据展开方法上的量化分析，本文识别了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分布现状与演进特征。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呈现出规范化和多样化的趋势，不断从其他学科吸收融合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工具，统计分析、问卷（量表）、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是最主要的研究工具;从研究方法分布来看，定量研究占据优势，但定性研究所占比例不断增加，混合研究逐渐增多，体现了方法上的多元主义;基于大量数据的深度统计分析、追踪研究的面板数据分析和元数据分析成为数据分析的主要方法，体现了研究的数据导向。

研究方法的渐进变迁与高等教育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情境密不可分，即信息技术革命的勃兴、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向等引发高等教育研究议题的丰富和复杂，而议题的变化牵引着方法的革新。从研究议题来看，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在微观层面上不断聚焦，特别是对于学生入学、教学、国际化、就业等问题的讨论客观上要求量化实证分析，也同样因为研究主体的特殊性呼唤着建构主义、阐释主义等范式下定性研究方法的持续应用。近年来，学者愈发提倡抛却“定量”与“定性”二元划分的争议，通过两者的结合与互补来增强理论创新的能力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应用性。加之受西方“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浪潮影响，高等教育研究愈发强调结果的可推广性与政策的服务性，因而对于上述议题在种族、阶级、群体、国家之间的比较分析不断增多，呼吁着研究者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展开混合研究分析。这一变化体现了研究者“方法从之于问题”的原则与“实用主义”的研究范式倾向[39]，亦和本文最初对于方法论、研究范式与具体研究方法均注重“研究问题”的讨论契合。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研究注重问题意识，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现实意义。“问题”是研究的逻辑起点，高等教育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实践研究”[40]，因而问题意识和实践情结是推动高等教育研究的动力源，贯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验证结论的研究历程。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数据缺乏深度分析等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运用长期被诟病的几个不足[41]，在提倡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与争论不应锢于定性与定量的划分，而是要强化研究的问题中心，增强高等教育研究服务于政策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二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强数据平台建设。借鉴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应用趋势，不断从其他学科吸收融合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工具。“教育研究要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方法，要思考把过去分散的、局部的、孤立的理念和探索有效地移植到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中。”[42]高等教育学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吸收融合，以及其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加深都要求弱化研究方法的学科界限，并且日益展现出对于高质量和大规模数据的要求，这呼唤着在加强学科交叉基础上的数据平台的建设与共享。

三是加强高等教育学科中的方法建设，增强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方法学习。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研究方法的探索不足是造成研究实践中经验主义盛行的原因之一[43]，研究方法训练不足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发展的主要桎梏。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既是提升研究质量的有效保障，也是规范高等教育学科属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应当加强高等教育学科中对于学生与科研人员研究方法的训练，使其具有在理论上、技术上和实践上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展开高等教育研究的能力与素养，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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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0-08-12

作者简介：韩双淼，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谢静，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310058）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际化视野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基于高校国际校区的实证研究”（20NDJC034YB），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重点课题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