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比较教育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和麦可思研究院等数据中就业定义、调查对象和统计方法等，分析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变化。结果显示：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安排率先下降后上升，近几年有明显好转;劳动参与率在扩招初期和近十年下降明显;金融危机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有明显提升;在扩招初期和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相对较高，2009年以来失业率不断下降;升学率有显著提升，特别是重点高校的本科毕业生;月工资等绝对收入上升，但是相对收入则在下降。一方面，安排率、就业率和失业率指标好转，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过度教育和“慢就业”等问题更加突出，高校毕业生的相对收入下降，就业质量不容乐观。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测量;就业变化

一、导言

在我国，高校毕业生是就业重点群体之一，大学生“就业难”一直是社会热点问题。从供给看，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就业形势严峻。201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834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一半以上，2020年更是达到874万人。期间，宏观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经济新常态等变化，劳动力市场需求受其影响，大学生需求存在波动;同时，政府出台了多项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高校也不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供求匹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迫切地想了解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就业形势的判断离不开有效的统计数据和测量标准。已有大量的实证文献针对大学生就业展开研究，涉及就业形势判断、就业结构变化、失业原因探讨和对策分析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丰富且有价值的成果。这些研究多基于单一年度横截面数据，关注某一时点的全国或者某地区/学历/学科的高校毕业生，调查时间、关注对象、就业内涵等不同，难以观察高校毕业生就业变化。也有学者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变化，如使用教育部数据发现，扩招初期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在70%左右，首批扩招学生毕业时，受供给增加的影响就业率下降，金融危机期间则因为需求变化，就业率再次降低[1];2010年后在毕业生数量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就业率未能上升，仍保持在70%左右[2]。有学者利用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得到的结果则不同，落实率总体上升。2003年和2009年落实率明显更低，2005-2013年落实率在70%上下，但是2015和2017年落实率有明显提升，超过80%。[3]上述研究对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判断存在差异，并且仅关注刚毕业的大学生，用就业率或落实率等指标测量就业也不够科学全面，容易存在夸大就业难程度的情况。

本文将高校毕业生划分为就业、升学、失业和其他四种类型，在比较教育部、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和麦可思研究院的不同类型数据中就业测量的基础上，参照劳动经济学的就业定义，采用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和失业率等指标，分析了擴招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变化。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测量

（一）就业率测量

就业率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中常用的指标。研究文献往往针对教育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展开讨论，聚焦以下几个问题。

1.就业率统计或调查时间。目前，国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常用两个时点：一个是毕业时，一般为每年6月末，被称为“初次就业率”或“一次就业率”，测量的是毕业生离校时的去向和就业状况;另一是毕业半年后，也即12月末，观察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就业状况。从就业率的统计时间来看，重点关注的是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对高校毕业生的动态追踪调查和研究不足。高校毕业生作为青年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天然的处于不利，工作搜寻成本也高，存在摩擦性失业，造成初次就业率偏低。[4]同时，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制度从计划向市场转型后，毕业生面临更多选择，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也延长，采用初次就业率的指标会夸大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5]就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和就业实际不断的相互调整会造成其在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三者间流动。另外，不同学科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难度也有差异，比如法学、会计等实行资格证准入制度，也会影响就业时间和就业结果。[6]因此，需要既关注就业率的短期变动，又要追踪毕业生就业的长期变化。

2.就业率指标内涵。在使用就业率来反映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时，首先要回答，哪些高校毕业生应被统计为就业。签订就业协议书就业是较为传统的就业形式，也是高校毕业生最主要的毕业去向。随着经济发展，就业方式更加多样化，高校毕业生选择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自主创业等数量增加，这些高校毕业生也应纳入就业范围。但是，对于升学和暂无就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是否应纳入就业计算，学者的意见不一致。有学者使用教育部的就业率指标，升学计入就业率的分子，升学和暂无就业意愿都计入就业率的分母。但从经济学就业的定义来看，就业是指在为获得收入而工作一定时间以上，如一小时，升学和无就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不应进入就业范畴，但是，是否进入就业率计算的基数仍需讨论。一般认为升学不参与计算，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暂时不愿意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也不应列入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7]其次，就业率指标不能反映实际就业情况。教育部的就业率指标实质上测量的是高校毕业生安置情况，而非就业情况，其计算的就业率同时存在高估和低估的可能。

3.就业率统计方法。教育部的就业率是基于高校统计上报、全国汇总的方式获得，数据的真实性常常受到质疑。特别是将就业率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规模确定、高校设置及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高校办学和教育质量评估、高校学位审核等相挂钩，出现高校为提高就业率而使毕业生“被就业”的现象，就业率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冲击。

现行的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以下简称教育部数据）中，毕业生去向分为9类，见表1，将实际就业和升学/出国的毕业生纳入“就业”范围，统计所有毕业生中“就业”的比例。这种就业统计制度在2004年确定。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统计报告工作的通知》，规定了就业、待就业和暂时不就业的定义，明确了就业率的统计时间、统计公式和统计方法等。在2004年以前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将就业与就业协议书等同，忽略了灵活就业和创业就业等就业形式。2004年之后，由于毕业生的就业率与高校的“绩效”相挂钩，出现毕业生“被就业”等现象，教育部逐渐完善就业统计的监督和核查工作，如多次发文强调“四不准”，实行追责制，建立高校、地方、国家三级核查机制，强调就业指标的多样化和参考性，而非强制与高校招生等挂钩，提高就业统计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等，强调就业统计中数据可靠性、结果公正性，就业统计以就业事实为基础。

在教育部就业率测量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一些学术机构也在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从2003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以下简称北大数据），依托微观抽样数据分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以2015年数据为例，刚毕业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分为10类，见表1。该数据参照了教育部的就业率计算方法，计算实际就业和升学/出国的毕业生在毕业生总量中占比，称为“落实率”。

教育部数据的就业率和北大数据的落实率指标实质上测量的是毕业生中确定去向的比例，统计的口径中包括升学，不能真实反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业率是经济活动人口中就业人口的比例，作为失业率的反向指标来反映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形势。正是基于此，脱离于高校和政府，麦可思公司作为第三方机构，自2008年开始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发布大学生就业报告（以下简称麦可思数据），获得广泛认可和引用。麦可思公司根据毕业半年后的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把毕业生去向区分为8种类型，见表1。该数据中计算的非失业率内涵与教育部数据的“就业率”和北大数据的“落实率”相同。就业率则是指已就业毕业生人数占需就业毕业生人数的比例，分子和分母都排除升学/出国群体。但是需要注意，其分母中包含目前无工作且准备国内（外）深造的毕业生，按照劳动经济学的定义，这部分群体属于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麦可思的就业率指标虽然与劳动经济学就业率内涵接近，但仍有一定差异，存在低估的可能。

比较上述三种就业率统计数据可知：（1）麦可思数据的就业率更接近劳动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率的定义，教育部数据和北大数据的“就业率”或“落实率”都包括升学/出国毕业生，实际上这一群体是退出劳动力市场，属于非劳动力，使用就业率的概念不合适。（2）从调查对象来看，北大数据关注毕业时的高校毕业生，麦可思数据关注毕业半年后的高校毕业生，教育部数据中由于各高校统计时间不一，难以明确具体的调查对象，模糊地讲，应是毕业半年内的高校毕业生。（3）教育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汇总数据和北大、麦可思的抽样调查数据各有利弊，前者有虚假信息的风险，后者需要回答数据的稳定性和代表性。随着抽样调查方法的完善，高校毕业生微观调查数据质量提升，使用和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如麦可思数据不仅用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微观研究，也被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判断的重要依据。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中，应当首先理清“毕业去向”和“就业去向”的概念。毕业生的就业、升学（含出国）、失业、准备升学（含出国）等毕业去向中，前两类毕业生已确定毕业去向，后两类尚未确定毕业去向。在实际就业的毕业生中，又可以分为单位就业和灵活就业两类。在国内现有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中，毕业去向和就业去向的概念混用，造成一定的混乱。其次，在目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中，多关注就业的测量，忽视失业等相关指标。国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起步相对较晚，高校扩招后高校毕业生就業问题凸显，才开始发展和完善。已有测量体系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侧重对就业展开分析，而科学的就业与失业测量体系应包括劳动参与、就业、失业、退出劳动力市场情况等多个方面的指标。另外，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与其他群体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就业存量-流量模型中，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口可以划分为相互排斥的三类：就业者、失业者和非经济活动人口。[8]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标准，就业的统计中强调“过去一周”调查期限、“为获得收入”工作目的和“一小时”工作时间限定，但是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中，往往依据毕业去向进行划分，两种统计方法结果之间的差异尚无研究解答。

（二）就业质量测量

随着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等数量增多，以及鼓励高校毕业生去中小企业和基层就业等政策实施，单一的就业数量难以观测就业群体内部的差异性，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问题引起关注。因此，从2013年开始，教育部要求高校编制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年度报告，更全面地反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

但是高校与学术界对就业质量的关注点不完全一致，前者注重学校、个人和企业三者间的关系，围绕毕业生的就业单位、行业和地区等基本情况、主要特点以及对教育教学的反馈等进行评价;后者则强调个人与工作的关系，侧重就业机会、就业激励、就业满意度和劳动保障等“质量”分析。然而，国内学界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仍无统一定义，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测量：一是选取工资、工作稳定性、工作满意度等单一指标或多个指标代表就业质量，讨论工资收入、职位发展、就业满意度和专业对口程度等问题;二是借鉴国外经验，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多维度、多层次全面测量。由于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操作困难，且对数据规模和质量要求较高，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研究重点关注起薪和工资、工作满意度、工作转换等主观和客观指标。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变化

已有文献多次提到，高等教育扩招是高校毕业生规模变化重要转折点。由图1可知，在高校扩招后的前十年，高校毕业生规模急剧增长。2002年至2008年毕业生数量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特别是2003年增长率高达40.2%。2003年首批扩招本科生毕业时，高校毕业生规模为199万，2008年增至546万，增加了2.7倍。在高校扩招后的后十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增长放缓，上升趋于稳定。从2009年开始高校毕业生增速下降，跌至10%以下。近年来增长率保持在3%-4%。2018年毕业生数量为814万，是2008年的1.5倍，是2003的4倍。

实际上，按照是否确定毕业去向和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可将毕业生划分为四大类，即就业、升学（含出国）、失业、准备升学等其他去向，见图2。表2给出了2015年（届）北大数据和麦可思数据中四类毕业生的分布情况，可见就业是主要去向，其次是升学，失业和准备升学等其他去向的比例相对较小。从学历层次来看，本科生就业比例相对低，升学比例相对高。以刚毕业大学生为例，本科毕业生中选择就业的比例比专科生低24.4%，比硕博生约低15%，升学的比例则比专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别高18.5%、13.4%和11%。此外，刚毕业大学生和毕业半年后大学生去向存在差异，刚毕业大学生的升学和失业比例相对较高。北大数据调查的是刚毕业高校毕业生，一半以上的毕业生选择就业，约1/4的毕业生选择升学，失业者占12.9%，其他去向占4.2%;麦可思数据关注毕业半年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比例在80%以上，升学占10%，失业者约为4%，其他去向占3.6%。随着毕业生由学校向就业市场过渡，高校毕业生工作期望不断调整，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提升，故就业比例会上升，失业比例会下降。样本分布不同也是造成数据结果差异的原因之一。麦可思数据仅关注专科生和本科生，北大数据则包括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并且北大数据中“985”、“211”和“双一流”等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占比高于麦可思数据，而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升学比例往往更高。

（一）安排率

借鉴曾湘泉的定义[9]，将毕业生中就业、升学等确定毕业去向的比例称为安排率。根据图2，安排率=（Ⅰ+Ⅱ）/（Ⅰ+Ⅱ+Ⅲ+Ⅳ），等同于教育部数据的初次就业率、北大数据的落实率和麦可思数据的非失业率。高校毕业生安排率与高校招生和毕业政策变化密切相关，也易受到宏观经济市场变动的影响。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安排率先下降后上升，近几年有明显好转。同时，随着从学习向工作的过渡，高校毕业生的安排率会逐渐提升，刚毕业高校毕业生中安排率为70%-80%，毕业生半年后达到90%以上。

具体来看，高校扩招使得毕业生数量剧增，2002年和2003年安排率陷入低谷，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凸显。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引起政府和高校的重视，后出台多项政策，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中小企业等就业，并完善就业服务，促进毕业生供求双方选择和匹配，安排率略有提升，但是同期毕业生大规模涌入劳动力市场，安排率一直维持在70%左右。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受到冲击，安排率有所下降，刚毕业高校毕业生的安排率约为68%，毕业半年后的高校毕业生则为87%。随着经济复苏以及自主创业等就业促进政策的持续作用，安排率得到回升，刚毕业高校毕业生的安排率上升至77%，毕业半年后高校毕业生的安排率则上升至90%以上。2012年之后，毕业半年后高校毕业生安排率变化相对平稳，保持在92%到93%之间，但刚毕业高校毕业生的安排率变化有所不同。由图3可知，教育部数据显示，2013年安排率有明显下降，到2015年维持在70%左右;而北大数据则显示，2013年安排率有小幅下降，2015年迅速回升，远超之前水平，安排率总体上上升。以2015年为例，两者计算结果相差12.1%，数据间结果差异明显。

（二）劳参率和就业率

从市场角度来看，更关心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数量和变化。根据劳动经济学对就业的定义，本文选取了劳动力数量、劳动参与率（以下简称劳参率）和就业率测量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其中，劳动力是指进入劳动力市场已就业和失业的毕业生数量，劳参率是毕业生总数中劳动力的比例，就业率则是指劳动力中就业者的比例。

图4和图5给出了刚毕业和毕业半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相关指标变化。总体来看，高校毕业生的劳参率在下降，就业率在上升。高校扩招二十年间，毕业生的劳参率经历了两次下降过程。第一次为2003年到2008年，随着毕业生规模急剧增加，就业市场供求关系紧张，高校毕业生的劳参率下降，金融危机期间陷入低谷;第二次为2013年前后至今，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更加多元化，升学和准备升学等比例提升，劳参率下降明显。与劳参率变化不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上升，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十年间刚毕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提升21.9%，毕业半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上升6.4个百分点。刚毕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标变动幅度更大，随着毕业后时间推移和工作搜寻的持续，未找到工作的高校毕业生逐渐对劳动力市场有了更准确的认识，就业期望调整，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增加，就业率等指标有明显好转。以2017年数据为例，毕业半年高校毕业生的劳参率和就业率分别比刚毕业高校毕业生高17.1%和10.8%。二十年间高校毕业生劳动力规模上升明显，目前数量趋于稳定。扩招前十年，受毕业生数量快速增长和劳参率相对较高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劳动力数量增长也较快;2009-2012年增速下降，平均增长率约为5%;从2013年开始高校毕业生劳动力规模趋于稳定，刚毕业高校毕业生劳动力数量在530万左右，毕业半年的高校毕业生劳动力数量则在650万左右。虽然不同数据具体结果间略有差异，但是近十年，特别是2013年后，高校毕业生劳动力规模趋稳。仅从供给的角度讲，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应当是趋于缓和。

（三）失业率

高校毕业生中失业者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常被认为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表现之一。失业人数和失业率也是反映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重要指标。需要注意的是，已有研究中常常將未确定毕业去向等同于失业，这会造成失业率的高估。根据劳动经济学的定义，失业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中失业者比例。不同于ILO根据目前是否就业、找工作的经历和就业意愿来判断是否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中会依据毕业去向进行划分，表1中教育部和北大数据中“待就业”、麦可思数据中“没有就业，继续求职”被认为是失业。

图6和图7给出了刚毕业和毕业半年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相关指标变化。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总体上下降。扩招初期，毕业生数量增长较快，大量高学历劳动力涌入就业市场，供给骤增，就业压力大，失业率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背景下，教育部等政府部门出台一系列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并与高校联合促进建立和完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失业率下降，但仍保持高位。金融危机期间，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到就业市场，劳动力需求受到冲击，失业率上升。从2009年以来，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不断下降，特别是近年来，刚毕业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降至15%左右，毕业半年后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降至4%，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有明显的改善。在失业率下降的同时，高校毕业生中失业人数也减少。2009年的失业者规模较大，约有150万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53万高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处于失业状态;金融危机后，失业人数有所下降，特别是2013年以后。2017年刚毕业高校毕业生中失业者约有80万，毕业半年后高校毕业生中失业者约有30万。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的失业率高是全球性问题。作为青年群体的一员，高校毕业生在从高校向工作过渡过程中，由于缺少工作经验，在就业市场上天然处于不利，存在摩擦性失业，随着毕业后时间推移，高校毕业生失业率有明显下降。刚毕业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较高，2017年为14.8%，约是毕业半年后高校毕业生的4倍。

（四）升学率

与成年或其他青年人口不同，高校毕业生中升学群体占有较大比例。按照劳动经济学定义，升学群体将被划分为退出劳动力市场，若仅考虑就业和失业指标，会忽视该群体的规模变化。本文采用升学率作为测量指标，指毕业生总量中毕业去向为升学的比例。图8结果显示，高校毕业生的升学率总体上升。在金融危机前，刚毕业高校毕业生的升学率在15%-20%，2009年升至21.5%，后随着经济恢复，升学率下降，2013年后升学率又大幅提升。毕业半年后高校毕业生的升学率变化也相同，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上升，2010年后升学率也在不断提升。2010-2014年升学率在5%-9%，从2015年开始升学率超过10%。高校毕业生升学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本科生毕业后读研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985”、“211”和“双一流”等重点高校的升学率上涨了近3倍，10个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生中约有3人继续上学，见图9。

（五）工资收入变化

除了上述就业数量相关指标外，我们还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变化，特别是工资收入。以本科生为例，高校毕业生的月工资逐渐上升。其中，2009年之前毕业半年后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增速相对缓慢，在金融危机期间收入下降;2010年收入有明显的提升，其后增速约为8%。但是，本科毕业生的相对收入在下降。与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①进行比较，2008年至 2012年，本科毕业生的月工资收入高于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月平均工资，2013年开始前者被反超，毕业半年后本科生工资收入约是城镇就业者的98%，毕业半年后本科生的相对收入在逐渐下降。并且，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增速也小于城镇就业者。2009年至2018年本科毕业生月工资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9.3%，城镇就业者月工资收入的平均增长率是10.1%，特别是2011-2015年，本科毕业生工资的增速比城镇就业者低约4个百分点，在近三年才有所改善，两者增速基本持平。

四、结论与讨论

扩招二十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测量和就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比较了教育部、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所和麦可思研究院等数据中高校毕业生就业定义、调查对象和统计方法等，并分析了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失业等指标的变化。结果显示：（1）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安排率先下降后上升，近几年有明显好转，并且随着从学习向工作的过渡，高校毕业生的安排率逐渐提升。（2）高校毕业生的劳参率总体下降。在扩招初期，主要受毕业生规模急剧增加影响，近十年则是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更加多元化;就业率在上升，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有明显提升。（3）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总体下降，在扩招初期和金融危机期间失业率相对较高，2009年以来失业率不断下降;高校毕业生存在摩擦性失业，毕业后随着时间推移，失业率有显著下降。（4）高校毕业生的升学率总体上升，特别是重点高校的本科毕业生，1/3以上选择升学。（5）金融危机以来高校毕业生的月工资绝对收入逐渐上升，但是相对收入在下降。

虽然近些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安排率、就业率和失业率等指标有好转迹象，但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就业形势得到根本的逆转。应当注意的是，高校毕业生规模仍在逐年增加，就业市场竞争压力大，促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升学，升学率上升是高校毕业生安排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升学率提升可能带来过度教育等问题，大学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时，高校毕业生“慢就业”问题也在凸显，就业期望与劳动力市场现实间差距促使毕业生暂缓就业，“慢就业”逐渐常态化和普遍化，成为高校就业工作关注的重点。此外，过去二十年高校毕业生工资收入等就业质量越来越不乐观，劳动力市场上高校毕业生的工资优势逐渐消失。

注释：

①城鎮就业人员包括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的人员。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8年开始统计，2008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根据2009年数据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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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3版.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12]卿石松，曾湘泉.本科毕业生起薪的专业差异分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1（4）：98-109.

（责任编辑 刘第红）

收稿日期：2020-07-27

作者简介：刘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