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楠　储祖旺

摘 要：大学生认同理论是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倾向于研究大学生个体和群体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不仅包括个体内外发展的不平衡性与阶段性研究，还包括其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与趋同过程研究等，能够解释、预测并引导大学生的行为，是美国大学生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结合三个发展阶段的大学生认同理论，重点分析在美国高校学生事务中影响较大的大学生自我认同、种族认同、民族认同、性别认同及性取向认同理论的典型模型、代表观点及研究的不足，探讨其对美国高校学生事务专业化的影响，以期为我国高校学生工作专业化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大学生认同理论;美国;学生事务;演变;影响

在美国高校学生事务专业化发展进程中，起重要指导作用的大学生发展理论主要由社会心理学理论、认知结构理论、个体与环境理论、整合理论四大理论群体组成。[1]其中，大学生认同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倾向于研究青少年在高校学习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心理和社会过程是什么，各民族、种族、性别、性取向等少数和边缘化大学生的发展规律是什么。这些研究成果对整个大学生发展理论的形成以及美国高校学生事务专业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影响。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发展过程中，大学生类型与发展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复杂化，这为高校提升学生事务管理质量带来了挑战，但国内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仅局限于对其理论的概述，我国本土化、专业化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以及学生发展理论还需进一步丰富，大学生认同理论在美国高校学生事务中的应用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大学生认同理论相关概念分析

在过去的50年中，认同概念一直是大学生发展理论和实证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之一。学者们通常认为，认同是个体在社会中作为特定角色、特定群体的成员以及具有特殊特征的人，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意义（Meanings）。[3]从微观层面上讲，认同坚定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并从与他人的关系中，派生出生命的意义;从宏观层面上讲，认同是更深层的个人意义的代码，它将个人与一般层面的社会意义相联系。[4]

由于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学生群体日益多样化以及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等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聚焦于大学生发展，推动了大学生认同理论的创立，拓宽了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也为美国的大学生发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美国学者的研究所形成的大学生认同理论是在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下，倾向于研究大学生个体和群体心理活动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不仅包括个体内外发展的不平衡性与阶段性研究，还包括对所属特定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与趋同过程的研究等，能够解释、预测并引导大学生的行为，是大学生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断发展演变的大学生认同理论成果能为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引导与支持大学生理解、应对生命中多样的成长危机和转折点，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有利于高校制定公平、公正的教育政策，构建平等、多样、包容、和谐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完善和扩展学生事务管理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推动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方式的转变，提升高校整体教育质量等。

二、大学生认同理论的演变历程

理论的本质以及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取决于理论根植于实践的范式，同时随着现有范式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新的范式便会出现。本文根据大学生认同理论的范式类型和研究重点，将其演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大学生自我认同理论，少数和边缘化大学生群体认同理论，批判、挑战和解构不平等的压迫制度与霸权规范的新趋势。这三个发展阶段是紧密联系、承前启后的，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点，相关理论也在研究中持续深入与拓展。

（一）第一阶段：大学生自我认同理论（20世纪中期-20世纪70年代）

社会心理学理论在20世纪中期开始重点关注大学生的社会心理研究，使研究范围逐渐从人类整体发展阶段聚焦到青春期阶段，研究重点从心理学领域转移到高等教育领域，引导着大学生认同理论体系的发展与演变。[5]

1.大学生自我认同理论的典型模型

埃里克森（Erikson）首先提出個体的自我认同概念，同时借用弗洛伊德的“阶段”表述，首次提出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即根据面临的冲突和心理危机，将人生划分为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儿童期、学龄儿童期、青春期、成年早期、成年中期、成年晚期八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前四个发展阶段所形成的自我认同，在后四个发展阶段中培育固化。[6]其中，第五阶段青春期是绝大部分大学生所处的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分水岭，面临的心理危机是：自我认同与角色困惑。自我认同简言之就是个体在外部认知和内部整合之间寻求一致性。社会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为后续大学生认同状态与发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性别、种族、民族等影响因素。

玛西娅（Marcia）针对青春期阶段的自我认同与角色困惑的心理危机，率先使用实证研究，创造性地根据探索危机（Exploration Crisis）和承诺（Commitment）这两个关键变量，将青少年认同状态划分为四类：早闭型认同（Foreclosure）、未定型认同（Moratorium）、迷失型认同（Identity Diffusion）、定向型认同（Identity Achievement），进而解释青少年如何经历和解决心理危机。[7]埃里克森认为自我认同状态是不断发展的，但玛西娅认为自我认同状态不一定会发展或者改变。在此研究基础之上，乔塞尔森（Josselson）探索女性自我认同发展理论，以女大学生为研究样本，将其划分为早闭型、未定型、迷失型、定向型四类认同群体，从生活方式、价值观、自信来源、认同基础等方面，探索女大学生所处心理认同状态的表现及形成原因，使得认同研究逐渐细致深入，为指导女大学生度过心理认同危机提供了理论依据。[8]

奇克林（Chickering）首次提出大学生发展七向量理论，将研究对象直接指向大学生这个特定群体，随后将七个向量修订为胜任力培育、情绪管理、从自治发展到相互依存、发展成熟的人际关系、建立认同、发展目标、实现整合，为高校学生事务部门衡量大学生胜任力，以及有方向性地设计校园活动等提供依据。[9]其中，在“实现整合”（Developing Integrity）这一向量中，奇克林指出要关注到种族身份、性身份等不同而带来的认同差异，为后期研究指明方向，在大学生认同理论的演变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2.本阶段研究范式及其局限性

本阶段大学生自我认同理论形成于白人特权的社会背景下，假定所有大学生个体发展大致相同，且多以美国高校中的白人大学生为研究样本，解释其在青春期阶段的社会化过程和心理发展的规律，凸显了大学生内外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阶段性，但是却忽视了大学生不同的身份、成长背景以及他们所处的压迫体系。同时，这些理论根植于实证主义范式，针对现实存在的假设，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测量和验证，但是，逻辑上存在而没有得到证实的因素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使得研究成果分散且不系统。[10]

（二）第二阶段：少数和边缘化大学生群体认同理论（20世纪70年代-20世纪末）

随着美国大学生类型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大学生自我认同理论的局限性，其没有充分体现少数和边缘化大学生的呼声，于是，研究者逐渐将理论结合特定的社会身份，例如种族身份、民族身份，来描述大学生独特的经历和发展道路，推动了大学生认同理论的第二次研究热潮。

1.种族认同的典型模型

学者们通常认为，种族认同（Racial Identity）与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相互关联，但是建构方式不同：种族认同倾向于对具有相同肤色、眼睛颜色等特定遗传和生理特征的群体所产生的归属感;民族认同则倾向于对具有共同国家和地域文化、语言、历史和宗教的群体产生的趋同感。[11]种族认同和民族认同相辅相成，种族群体也会借助语言文化来加深认同，但二者终究不同，应尽量区分研究。在此阶段，学者们通过构建模型来探索大学生种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典型理论如下。

（1）克罗斯的黑人认同发展模型。克罗斯（Cross）首先提出黑人认同的五阶段模型，并于2001年按照成长阶段將其重新划分为六个阶段，成为后期学者最为认可的黑人认同模型。其中，处于青春期阶段的黑人大学生具有一定的种族意识，但是普遍处于低的种族显著性或者内化种族主义的未定型认同，需要经历一个转变过程，进而形成健康的具有高种族显著性的黑人认同。[12]所谓种族显著性（Race Salience）指的是种族在生活方式中的重要性或者意义。

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帮助青春期阶段的黑人大学生完成这个转变是绝对必要的，需要组织他们参与实践活动，以促进其对黑人自我概念的理解，引导其建立健康的黑人认同。

（2）赫尔姆的白人认同模型。赫尔姆（Helms）重在让白人意识到其在社会中创造、维持、解构种族主义所承担的角色与责任，需要经历两个连续的阶段。第一阶段，种族主义的放弃（Abandonment of Racism），此阶段经历了联系其他种族人群、固有种族观念崩溃、重新整合三种状态;第二阶段，非种族主义认同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a Nonracist Identity），经历了独立思考与有意识互动、试图理解但肤浅或专断的探索、自主学习与放弃白人特权三种状态。[13]

在此模型指导下，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首先应意识到白人所拥有的特权。其次，通过各类活动，对白人大学生进行适度引导，使他们思考什么是白人，掌握种族特权以及如何影响其他人，进而使其不断致力于放弃白人特权，并了解其他种族群体。

（3）金姆的亚裔序列发展模型。在美国的亚裔大学生主要包括华裔、韩裔、日裔、菲裔，虽然亚裔在社会文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更倾向于生理特征相似，这也是将其放在种族认同研究中的主要原因。[14]

金姆（Kim）将亚裔种族认同状态划分为五个循序渐进的阶段，使其模型更具有概括性、连续性和动态性，可以合理解释亚裔大学生种族认同发展过程。第一阶段，种族意识产生：亚裔美国人种族认同首先形成于家庭结构当中，优先于学校和同龄人的影响。第二阶段，白人认同：个人积极地尝试融入白人认同，避免由于种族文化差异带来的批判。第三阶段，社会政治意识的觉醒：个人意识到源于美国社会的种族结构带来的种族歧视行为，开始与其他受压迫群体合作，提升并推动反种族运动。第四阶段，重新定位于亚裔美国人认同：个人在家庭、朋友、社交网络的支持下形成种族自豪感。第五阶段，种族认同的融合：个人建立健康积极的亚裔种族认同，与其他种族人群互动融合。

（4）费尔德曼与加列戈斯的拉丁裔种族认同发展模型。美国拉丁裔大学生通常为混血，呈现出广泛的肤色，具有多样性、动态性等特点，对种族认同态度是淡漠的。

费尔德曼（Ferdman）与加列戈斯（Gallego）以美国拉丁裔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据其看待自己的六个方向（而不是阶段）来划分认同：第一个方向，整合拉丁裔与其他种族认同;第二个方向，采用广泛的拉丁裔认同;第三个方向，对拉丁裔特定子群体有强烈的认同;第四个方向，混合认同;第五个方向，主张忽视肤色观念，无种族差别或拒绝种族认同;第六个方向，完全认同白种人认同。[15]费尔德曼认为，拉丁裔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可能拥有几个认同方向，或者从始至终保持一个，此模型对定位与引导拉丁裔大学生种族认同具有指导意义，也适用于其他混血种族认同模型的构建研究。

2.民族认同的典型模型

民族认同通常指民族情感、态度、知识、语言和行为等的多维度社会建构，相对于种族认同具有更积极的倾向。由于历史和民族构成的复杂性等原因，美国大学生民族认同模型研究相对较少，典型理论如下。

（1）菲尼的民族认同发展模型。菲尼（Phinney）以美国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构建少数民族大学生认同的三阶段模型。[16]第一阶段，未检验的民族认同（Unexamined Ethnic Identity），少数民族大学生忽视民族问题而引起迷失感，或者早在童年时期从重要人物获得民族观念而进入早闭型认同。第二阶段，民族认同的探索（Ethnic Identity Search），大学生逐渐意识到并开始探索面临的民族问题，比如验证自己民族背景的重要性，当发现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如主流文化时，会引起强烈的情绪，表现为在大一、大二时期对主导群体的愤怒、不信任、疏远，以及对以前缺乏民族知识的内疚或尴尬。第三阶段，获得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 Achievement），个人获得健康的二元文化认同，对自己的民族产生自豪感与归属感，对其他民族文化保持自信和包容的态度，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借鉴。

（2）托雷斯的拉丁裔二元文化取向模型。托雷斯（Torres）以拉丁裔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与文化融合（Acculturation）之间的相关性，并以两者为向量，构建了一个二元文化取向模型，呈现拉丁裔大学生在拉丁文化和白人文化之间的倾向。

2004年，基于前期成果，托雷斯以一年级、二年级拉丁裔大学生为对象进行研究，发现影响拉丁裔大学生形成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是：学生成长的环境、家庭影响、代际状态及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促使民族认同改变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文化冲突、人际关系。[17]

3.本阶段研究范式及其局限性

大学生认同理论的第二次演变基于建构主义范式，即承认大学生多样化的现实，更多地关注并结合种族、民族等特定身份进行有针对性的认同研究，探索环境如何塑造大学生发展，且允许检验压迫制度如何塑造发展，这代表了与早期自我认同理论的远离与转变，有利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协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认同。[18]然而，建构主义范式下的大学生认同理论关注的是大学生群体在制度中的经历和经验，而不是对制度的批判。例如，托雷斯（Torres）和赫尔南德斯（Hern'andez）在研究中突出了种族主义对拉丁裔大学生整体发展的作用，接受种族主义的现实，并承认种族主义是一种“额外的发展任务”，而不是批判不平等的种族歧视和霸权规范。[19]因此，大学生认同理论需要探寻新的范式，为后面的理论发展与演变提供可能性。

（三）第三阶段：批判、挑战和解构不平等的压迫制度与霸权规范的新趋势（20世纪末至今）

在结合大学生特定社会身份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早期形成的大学生自我认同理论以及所处的压迫制度，忽视、固化和阻碍了少数和边缘化学生群体表达观点，提出将关注重心放到批判、挑战和解构不平等的压迫制度（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同性恋歧视、体能歧视、阶级歧视等）与霸权规范（反映美国特权群体的价值观），将人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为社会转型而努力，开启了大学生认同理论的第三次演变。[20]其认为少数和边缘化大学生群体是不平等权力结构和压迫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固有的或者自然的，例如提出种族认同模型的学者没有意识到其种族概念蕴含了白人至上的理念。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酷儿理论（Queer Theory），是研究所有在性取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群的理论[21]，尤其是对性别认同和性取向认同的研究，挑战了稳定的二元认同结构，成为解构传统主导话语的重要方式之一，对教育、管理与服务高校少数和边缘化大学生具有重要意义。

1.性别认同的典型模型

在学术领域，通常认为性（Sex）是个体生理上为男性、女性或双性等。性别（Gender）是社会对男人和女人所赋予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质，呈现出男性化（Masculine）、女性化（Feminine）特征。性別认同（Gender Identity）是个体认为自己是男人、女人或者二者之间，不一定与生理性別相符;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自我性别认同三者相统一者被称为顺性别（Cisgender），否则被称为跨性别（Transgender）。[22]性别认同开始于儿童早期，基本形成于青少年进入大学之前，并在大学学习期间遭遇挑战或者强化。

贝姆（Bem）提出性别图式理论（Gender Schema Theory），即个人在以性别为基础的类别框架内构建自我概念，将感知到的社会文化分类到现有的女人/女性/女性化和男人/男性/男性化的类别框架中，并且与自己联系起来进行自我评价。[23]贝姆还设计了性别角色量表（Sex Role Inventory），将男性化和女性化设置为矩阵的两个向量，以协助衡量个人遵守社会期望的、刻板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的程度，测量结果为双性化、男性化、女性化、未分化四类，是对传统男人、女人两分性别认同的挑战，为大学生性别认同研究奠定了基础。德雷格（Derlega）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图式化个体会保持高水平的性别刻板行为，努力使自身行为符合社会文化的规定。[24]伴随研究的深入，列夫（Lev）等学者开始质疑贝姆的个别观点，提出男性化和女性化并不是对立的，构建了性、性别、性别角色、性取向的关系图，指出各要素都是流动的，且处于一个连续体中，存在交互关系，但不与其他要素存在因果关系。[25]综上，性别认同研究在早期将生理性别作为研究变量，发展到关注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的个体差异，再转到研究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塑造，推动了大学生性别认同研究的不断深入。

根据研究可知，高校教师对待男大学生、女大学生的态度可以加强学生的性别认同，进而影响学生在不同科目的学业表现。[26]同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要掌握性别认同的理论知识，树立正确的性别观，既承认客观存在的差别，又要对差别的原因有清醒的认识，针对大学生的性别认同，在选择专业方向、人际关系、职业规划等方面提供适当的服务和建议。

2.性取向认同的典型模型

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在酷儿理论研究中被划分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等。同性恋在过去被认为是病态的，第一批早期研究集中于确定其“原因”以找到“治愈”的方法;第二批研究集中于性取向是天生的，还是在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下而改变与流动的;第三批最新研究则集中于性取向的认同模型及其影响因素等。科米韦斯（Komives）等认为情感偏好、社会偏好、生活方式、自我认同、政治认同、性吸引力、性幻想和性行为等，所有这些因素组成了性取向认同。[27]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因为它更加积极、全面和含有较少的临床内涵。

卡斯（Cass）最先提出性取向认同形成模型（Model of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以临床工作经验为基础，根据感知和行为，将性取向认同的形成过程划分为认同困惑、认同比较、认同容忍、认同接受、认同骄傲、认同整合六个阶段，还制定了同性恋认同问卷（Homosexual Identity Questionnaire）和阶段定位测量表（Stage Allocation Measure）等测量工具，目前依然被学术界广泛使用，适用于高校非异性恋大学生。[28]亚伯（Abes）以女同性恋大学生为样本，探讨了性别认同和性取向认同的流动性。随后，酷儿理论的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同性恋的研究，进一步从性别、性取向、权力、身份等层面展开思考，与种族、阶级等开展交叉研究，在尊重差异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试图创造更为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挑战一切压制性规范或理论。[29]

在高校中，同性恋大学生通常处于性取向认同比较、认同容忍阶段，即承认自己有同性恋的可能性，需要确定如何管理非异性恋身份带来的社会异化。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可以对其进行适度的心理咨询与辅导，以缓解其强烈的排斥、痛苦和孤单的情绪，引导其进入认同整合阶段，降低其对异性恋世界的疏离程度，根据整体素质来判断他人，将性取向认同仅视为自我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人的整个身份，为高校制定包容性的校园政策提供指导与帮助。

3.本阶段的研究范式及其局限性

大學生认同理论的第三次演变基于批判理论范式和后结构主义范式，这两个范式的基础都是压迫制度塑造现实的假设，集中于批判和解构压迫制度塑造大学生发展的本质和过程的方式，把问题定位于这些制度，而不是大学生本身。但是，目前美国的学者们尚未完全接受基于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范式的理论，依然用传统理论的角度来审视它。即便如此，第三阶段的大学生认同理论不仅批判早期的自我认同理论和群体认同理论，还解析了拥有特权的学生与被压迫学生的认同经历，使少数和边缘化大学生得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理解，真正“被赋予权力”和“解绑”。[30]

三、大学生认同理论对美国高校学生事务专业化的积极影响与对我国的启示

（一）对美国高校学生事务专业化的积极影响

大学生认同理论对美国政府、学术协会、高校与学生事务从业者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丰富学生事务实践的理论依据

大学生认同理论研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为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学生事务实践提供理论依据。[31]2004年，美国最大的两个综合性学生事务协会，即全美学生人事管理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udent Personnel Administrators，下文简称NASPA）和美国大学人事协会（American College Personnel Association，下文简称ACPA）联合发布《反思学习：聚焦学生的校园体验》，指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必须熟悉大学生认同理论，更好地理解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准确定位其自我认同状态，增强服务学生发展的实效性和科学性。由此可见，大学生认同理论已经得到学生事务领域内协会和学者们的普遍认可，并为高校学生事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2.促进高等教育政策更加公平公正

大学生认同理论对少数和边缘化大学生群体的认同研究，对不平等的校园压迫制度和霸权规范的批判与解构，有利于促进校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发现现行高校政策存在的问题，推动高等教育政策更加关注公平、公正。2006年，ACPA在《伦理原则和标准声明》中指出，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是：维护社会正义，尊重个性，承认个人价值不会因民族、性别、性取向等因素而降低，积极修改有歧视倾向的条规，维护高等教育对人类多样性的尊重。2011年，美国教育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高等学校自愿促进多样化指导纲要》的指导文件，要求高校在招生、管理、辅导、资助与就业时，考虑学生的种族背景，寻求教育公平。[32]

3.促使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方式转变

随着大学生认同理论的影响力增强，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认识到校园压迫制度和霸权规范的存在与危害性，进而促使学生事务管理方式的转变。如美国高校陆续建立反歧视小组（Bias Response Teams），应对在课堂、学生组织、校园活动、校园网络等场合出现的关于种族、性取向、身体残疾等的歧视行为。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美国公立、私立大学中至少成立了231个反歧视小组，并且数量在不断上升。[33]虽然反歧视小组没有权力采取惩罚性行动，提供的“教育”更类似于谴责，但是其开展的调查可能会使学生和管理者在表达观念时更为谨慎。[34]

4.完善学生事务管理者专业标准

大学生认同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动了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专业标准体系的修订。2016年，ACPA联合NASPA颁布《ACPA/NASPA专业胜任力标准》，将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需要具备的胜任力范畴进行了修订，其中“社会正义与包容”“建议与支持” “法律、政策与管理”等范畴，加入大学生认同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如“社会正义和包容”范畴要求，学生事务管理者应掌握与认同、交叉性及公平有关的特权、压迫、权力的知识，对高校不平等的微观和宏观因素进行批判，倾听并纳入边缘化群体的观点，探索解决校园压迫、特权、权力问题的策略。

5.营造平等、包容、多样化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根植于大学生的种族、民族、性别、信仰、地域差异等之中。大学生认同理论的研究有助于高校学生事务管理者将理论应用于实践，认识大学生内外发展的不平衡性及阶段性，结合学生的特定身份认同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能够发现、批判、挑战和解构校园中不平等的压迫制度和霸权规范，相对公平地分配资源，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修复过去与现在对校园文化的损害行为，协助高校营造平等、包容、多样化的校园文化。

（二）对我国大学生发展理论创新以及学生事务专业化的启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不同地域、民族、社会阶层、家庭、性格的学生进入大学，大学生呈现出需求各不相同、发展目标多样化、发展路径差异化的特点。目前，我们对如何引导、鼓励、支持不同的大学生提高认知能力、建构认知结构、在遵循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提高道德水平等方面的发展问题，还欠缺系统化、本土化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也是推进学生事务管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提高科学化与专业化水平的迫切需要。大学生认同理论在美国高校学生事务中的应用经验，对我国大学生发展理论（包括认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学生事务专业化发展具有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1.为形成本土化的中国大学生发展理论提供有益借鉴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我们需要把大学生当成独立的个体，关注其内外发展的不平衡性与阶段性，分析其认同类型与发展过程，了解其可能面临的成长危机和认同困惑，提供适当的支持与引导，进一步探索大学生个体发展的微观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特定身份对大学生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例如各民族大学生、女性大学生、残疾大学生、学困生（指学习困难生、经济困难生、心理困难生和就业困难生）、非异性恋大学生等，确定其认同状态发展的阶段或方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群體认同发展模型，逐步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大学生发展理论体系，为我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改革提供实践层面的理论指导。

2.为我国高校学生事务从业者提高专业化水平提供有益启示

学生事务从业者是高校学生事务发展战略和管理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与实施者，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构建一个相对清晰、系统和不断完善的伦理、知识与技能体系，包括掌握大学生发展理论、具备多元文化能力等，便于深入理解、研究和预测不同类型学生的变化和需求，适时调整教育方式、方法与理念，为学生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促进管理与服务的人性化与科学化，达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的，提升学生工作队伍整体的专业化水平。同时，学生事务从业者还要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理论，并结合我国高校实际情况，勇于探索大学生发展的规律，不断推动学生事务管理理论、方式与模式的创新。

3.为优化高校学生事务组织体系与管理制度提供有益参考

高校学生事务领导者应针对差异化的学生发展需求，及时整合校内外不同资源，优化服务育人组织体系，适时调整教育政策、活动与项目，提高组织对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变化的适应性，对学生特征变化的包容度，营造更具备时代性与包容性的校园文化，例如建立高校反歧视小组、一站式服务中心、女性与性别项目服务中心等。另一方面，高校学生事务领导者可借鉴大学生认同理论的研究成果，有针对性地调研、验证与改进学生事务工作标准和实施流程，完善高校学生事务评价制度体系，提升高校学生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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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陈春阳）

收稿日期：2020-08-11

作者简介：李晓楠，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储祖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组织部部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天津/30040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高校学生事务专业标准体系研究”（BIA140094）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