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春立，景凤敏，陈连刚，张翠红

(1.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a.肿瘤科；b.放疗科，河北 石家庄 050082；2.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病案管理科，河北 石家庄 050000)

研究显示，外界的看法和肿瘤患者自身的精神状态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轴过程影响患者免疫能力，影响恶性肿瘤进展和转归效果。但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问题一直未被重视，对肿瘤患者心理方面的治疗则更为滞后[1～3]。因此，了解癌症患者的消极情绪来源，提供治疗过程的精神支持，提前采取干预措施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对恶性肿瘤治疗具有重大意义[4，5]。化疗是恶性肿瘤常用治疗手段之一，具有阻断癌细胞增殖、转移、浸润作用，临床抗癌意义显著。但因化疗治疗过程毒副反应强，治疗周期长，化疗效果也因个体差异而不同，因而处于各个化学治疗时期的肿瘤患者会产生不同的情绪，需要不同的精神支持[6，7]。本研究针对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肿瘤科124例首次化疗并拟行4阶段化疗恶性肿瘤患者，就其以往治疗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其心理问题展开有效引导和帮助。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我院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首次进行化疗的124例癌症知情患者，均经病理学确定为恶性肿瘤，并首次接受化疗预计生存期≥3个月；KSP评分≥70分，年龄≥18岁，意识清醒，具备正常沟通、交流能力，可独立完成调查问卷者。排除合并其他的恶性肿瘤者、合并器质性疾病、代谢、精神、免疫方面疾病者；不能完成各个阶段调查问卷者；曾经有过化疗病史者及孕妇。研究经我院道德伦理委员会签字批准通过。

1.2 方法收集患者基本信息，采取填写问卷的手段，通过详细的问题收集所有患者的基本情况，如年龄、性别、家庭收入、婚姻状况、配偶状况、文化程度、肿瘤类型、肿瘤TNM分期、入睡质量、进食状态等基本信息。调查由同一团队完成，调查时对现场人员进行情况说明，详细介绍研究的意义，确保所有调查情况属实。无法由患者独立完成的调查会通过解释逐项然后帮助完成，删除资料不全或信息缺失问卷，信息准确率>95%。其中化疗前期为第1阶段、不良反应发生前期为第2阶段、不良反应发生期为第3阶段、化疗结束后恢复期为第4阶段。

1.2.1焦虑程度[8]共21个自我评价项目，其中每一个自我评价都分为4级，0～21分为无焦虑或轻度焦虑，22～35分为中度焦虑，≥36分为重度焦虑，分别4个阶段进行评估。

1.2.2抑郁程度[9]共21个自评项目，每个项目总分3分。其中0～4分为无抑郁、5～7分为轻度抑郁、8～15分为中度抑郁、≥16分为重度抑郁四种情况，分别在化疗4个阶段进行评分。

1.2.3精神支持需求调查 采用《健康教育需求调查表》[10]中有关人文关怀维度测评内容进行评估，包括8个项目，每项总分5分。8～16为一般需要，17～32分为很需要和>32分为非常需要。分别在化疗4个阶段进行评估。

1.3 统计学方法数据采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F和t检验；采用Spearman秩次或Pearson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情况124例恶性肿瘤患者中，男57例，女67例；胃癌24例，结直肠癌28例，肺癌35例，乳腺癌30例，其他肿瘤7例，见表1。

表1 恶性肿瘤患者一般资料情况 [n(%)]

2.2 各阶段焦虑评分比较4个阶段的焦虑评分及焦虑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与第1、2阶段比较，第3阶段焦虑评分降低，第4阶段升高，且第4阶段高于第3阶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不同化疗阶段患者抑郁评分比较4个阶段的抑郁评分及抑郁程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与第1、2阶段比较，第3阶段抑郁评分降低，第4阶段升高，且第4阶段高于第3阶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不同化疗阶段患者抑郁评分比较

2.4 不同化疗阶段患者精神支持需求评分比较与第1、2阶段比较，第3阶段精神支持需求评分降低，第4阶段升高，且第4阶段高于第3阶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4个阶段的精神需求程度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第3阶段精神需求程度低于第1、2阶段，第4阶段高于第1阶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不同化疗阶段患者精神支持需求评分比较

2.5 不同化疗阶段患者精神支持需求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分析不同化疗阶段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精神需求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P<0.05)。见表5。

表5 不同化疗阶段患者精神支持需求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r)

2.6 恶性肿瘤患者一般资料与焦虑、抑郁、精神支持需求得分的相关性分析焦虑、抑郁以及精神支持需求与癌症患者教育水平的呈负相关；精神支持需求和肿瘤不同时期呈正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表6 焦虑、抑郁、精神支持需求得分与一般资料的相关性分析 (r)

3 讨论

恶性肿瘤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结果表明，约30%肿瘤患者发现时已经错过最好的治疗机会，只能选择化疗来缓解病情[11]。虽然化疗能起缓病情的作用，然而化疗药物的副反应易诱发患者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4]。来自外界的看法及患者自身的精神状态会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轴过程影响患者免疫能力，影响恶性肿瘤进展和转归效果[6，7]。李东泽等[12]对69例乳腺癌患者手术治疗后化疗期间负性情绪调查发现，37%的患者存在抑郁状态，45%的患者存在焦虑状态。这些消极情绪对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产生了不良影响。王芹等[13]等发现，恶性肿瘤患者化疗过程中自我欺骗和消极情绪均较严重，且自我隐瞒与负面情绪具有显著正相关，认为长期心理压力是造成负面情绪增多的重要原因。黄飞等[14]对肿瘤患者化疗期间焦虑、抑郁情绪调查发现，肿瘤患者中，35.78%的患者存在焦虑状态，31.19%的患者存在抑郁状态。如果能在治疗期间采取有效的心理辅导，则能够大大减少情绪对治疗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中，绝大多数肿瘤患者存在严重消极情绪，并且随着化学治疗阶段的变化，焦虑、抑郁程度并不相同，精神支持需要也不同，说明肿瘤患者化疗期间情绪状况具有阶段性，首次化疗期间不同阶段焦虑、抑郁较为明显，而在化疗中期过程焦虑、抑郁程度有所改善。化疗属于一种特殊的应激过程[15]，化疗第1、2阶段的呕吐、局部刺激、对肝肾等的损伤等，身体不适反应可诱发内心恐惧、较大心理负担、焦灼不安、抑郁之类的消极厌世情绪，对继续进行化疗产生抗拒心理，影响接下来治疗的开展。而此时患者内心支持需求较为强烈，针对患者情况进行必要的医疗干预，疏导患者负面情绪十分必要。化疗第3阶段，患者已逐步适应化疗毒副反应，内心焦虑、抑郁症状较之前缓解，故此时患者焦虑、抑郁和精神支持需求评分较前一阶段低。而当化疗进展至低4阶段时，此时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对肝肾损伤等已达到不可耐受的地步，患者强烈的身体反应加重焦虑、抑郁情绪，此时精神支持需求较为强烈，需进行针对性医疗干预，疏导负性情绪。本研究中，不同化疗阶段患者精神需求与焦虑、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对可能影响患者焦虑、抑郁以及精神支持需求的有关因素研究剖析，可以发现恶性肿瘤患者的知识文化程度和焦虑、抑郁和精神支持需求具有显著负相关性，而肿瘤分期与精神支持需求呈显著正相关。文化水平低的患者因认知水平、获取相关知识水平等的受限，不太了解有关化疗和癌症等知识，很容易陷入绝望、焦虑等消极情绪之中，与患者心理应对能力较弱有较大关联[16]。胡嘉芮等[17]研究表明，恶性肿瘤进展期的患者中，患者抑郁情况与自身健康评价、社会支持和经济状况高度相关，与文化程度显著相关，与本研究结果类似。针对此类型患者，应针对不同化疗周期特点，向患者说明相关情况，以及接下来会发生的身体变化，使肿瘤患者能够清晰的认识自己的病情，减少心理压力，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失措。相关部门应可进行肿瘤知识宣传普及，与医院方面合作进行健康教育，医疗人员可特别关注不同阶段的患者，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建立信息咨询网站或热线等，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相关知识，由医生给予患者指导，帮助患者能够证实疾病的治疗，并积极配合治疗，获得最佳治疗效果和生存预后。此外，肿瘤分期为Ⅲ～Ⅳ级患者因肿瘤浸润较深，病情较严重，其焦虑、抑郁症状也更为严重，急需专业的心理医疗指导和外界的关心。因此，需进行区别医疗干预，给予情感辅导和相应的健康教育，鼓励其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未来的生活。

综上所述，恶性肿瘤患者化疗第1、2、4阶段负性情绪较为严重，精神需求较为强烈，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又较易产生不良的消极抑郁情绪，因此，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为Ⅲ～Ⅳ级肿瘤分期的恶性肿瘤患者于首次化疗过程中着重实施医疗干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