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耳 Emily

在我们这个经过40年高速发展、日益富裕的社会里，这两种败家现象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具有相似性。

共同的毛病： 缺乏尊重

败家子都有共同的毛病，就是对上一代缺乏尊重，因而不重视存量，不重视上一代留下的物质资产，也不重视上一代留下的精神财富。通常情况下，所谓“家大业大”的财富是通过时间的积累和知识的积累才形成的。这种积累往往经过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但败落可能只需一代人甚至只有几年时间。或者说，一个上升期需要艰苦卓绝的过程，而下降期则可能就是转瞬之间。

从个体角度讲，被人们通俗地称为败家子的，是那些不务正业、恣意挥霍家产的子弟。常常是寒门出孝子，而豪门贵胄容易出纨绔子弟。不过，败家子不见得一定是富二代，家产不多的家庭被后代败坏的也比比|皆是。

经过40年的发展，当下中国已经是一个充满富二代的社会，这是个好事也是个坏事。这些人超乎寻常的消费能力也许会对市场繁荣有贡献，但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造成的社会问题也可能更大，比如说几年前打架斗殴又犯下强奸罪的那个李某某。

和这些挥霍家产的个体相比，公众败家子败的则是公共资源，而这种资源相比家族财富形成期更长。建国后，我们地上的、地下的两大类资源都曾遭受过破坏，一是在“文革”期间，大量地面上的文化遗产被破坏;而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无序地大量开矿又败掉不少地下矿产资源。

近几十年进行的一些乱开发所造成的土地、水源和空气的破坏、污染问题现在也被普遍认识到了，我们也明白后人也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理解了“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含义。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才是重要的，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属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当地政府，更不是当地官员，不能任由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尊重历史，学会传承，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地方政府说来都是一种美德。

共同的表现： 只看眼前

败家子都有同样的表现，那就是行为短视。败家子都有那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对过去缺乏认识，对未来缺乏规划，看重的只是当下。他们可能知道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却不懂经营精神财富。

个体败家子败掉的主要是存量，最坏的结果不过是家产败光了，自己流落街头遭人唾弃。公众败家子则不同，他们败掉的不仅是存量，还是未来，是子孙万代赖以生存的土地、矿山和水源。他们不仅败掉了祖宗留下的财富，还污染了后代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一个社会说来，后者是更大的祸害。

丽江这样的城市一直受到中外游客喜欢的原因之一，不仅是那里常年的青山绿水，也是那里古朴的民居客栈，还有大块的青石板路，走在上面能感觉到仿佛走进历史。

个体败家子源于短视的家庭，而公众败家子则源于短视的地方政府。对人类社会来说，短视的地方政府比短视的家庭有更强的破坏力。而且，这些短视的政府造成的破坏很难修复，是不可逆的。比如说城市街道建设，本来地面铺的是可以重復使用又便于吸收雨水的地砖，偏偏改铺成柏油水泥地，看上去好像更好看也更平整，却隔绝了土壤和地面的自然联系，而土壤和人一样是需要呼吸的。同时，水泥属于硬化地面，就像硬化的皮肤一样无法复原、无法再生，以后重复修路时，这些水泥地和柏油马路地面挖出来的垃圾都是无法利用、只会造成再度污染的废物。

日本东京一家名为“垃圾坑”（ G o m i P i t ）的酒吧在一家垃圾处理场旁边开业。顾客们一边喝饮料吃零食，一边看着巨大的起重机在可燃垃圾坑里捡垃圾焚烧的过程。这家餐厅在当地官员的倡议下成立，他们试图推广自己最先进的垃圾处理设施，并促使当地居民对自己每天产生的垃圾进行反思。

相反，那些老式地砖石头铺成的路面则更令人怀旧。记得多年前天安门广场地面大修时，挖出来的一块块青砖被人争相收购，被人买去作为文物收藏。即使不是天安门广场这样重要的地方，北京上海这些城市街头所有土烧制的砖头——无论青砖还是红砖，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即使扔掉也不污染环境，而柏油马路则不行。这就是丽江、阳朔这样的城市一直受到中外游客喜欢的原因之一，不仅是那里常年的青山绿水，也是那里古朴的民居客栈，还有那里大块的青石板路，走在上面能感觉到仿佛走进历史。

巴黎市的自由之火，据说是按照纽约自由女神像上的火炬打造的，火炬金光闪闪，下面常年有人献花。

我服务过的公司的原董事长荣毅仁先生曾任国家副主席，他曾长期居住的北京核心区史家胡同的四合院，经其后代翻修改造、旧貌换新颜后，原来的青砖灰瓦、回廊画柱都没有舍得扔掉，而是将其全部打包运往无锡，依样建了个四合院，全是原汁原味，也变成了荣氏家族博物馆，这里记录着祖辈们生活点滴，传承着老一代艰苦朴素的精神，也顺理成章成了当地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还使得无锡市增加了一个旅游景点。

由此想起了法国的黄色沙土石建筑，典雅大方，透气性好，外面不用大理石贴面，里面不用内装修，甚至不用粉刷，还可以随意钉上钉子挂东西，无须强力枪钻打孔。

共同的偏好：喜欢炫耀

败家子都有共同的偏好，就是喜欢炫耀现在的自己，让一个败家子管理家族财富，就如同让一个大搞形象工程的地方官员执政。“高大上”是个近几年出现的词汇，常常被热衷于摆谱的人挂在嘴上。对于个体败家子说来，就是要开豪车、住豪宅、去豪华场所，否则就显得寒酸。而对公众败家子说来则是大兴土木，楼堂馆所都要建设得豪气壮观，甚至“广场可比天安门，政府大楼可比人民大会堂”，百姓们来见官员得步上几十级台阶。几十年来，我走访过多个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如果偶尔碰到一个在旧楼办公的地方政府，会让我感慨不已。

我们这个越来越现代化的国家为全球贡献了最多的产品，成为了“世界工厂”，但同时我们也给地球带来了大量的垃圾，包括工业垃圾、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每年都生产几亿吨甚至十几亿吨，总量高居世界第一。之所以为世界“贡献”了这个难堪的数字，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某些管理者的不作为、乱作为。本来，可以通过分类使垃圾回收变得容易，也可以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使垃圾总量逐年降低。

比如说随意堆放装修垃圾，为什么这在我们生活的小区里随处可见，而在西方城市却没有？在西方城市，制造噪音、制造垃圾的装修需要得到同楼其他邻居的预先批准，如果这些都制止不了的话当地警察也会立即干预，当事人不仅要接受处罚，还可能面临刑事诉讼。事实上，在环保意识深入人心的西方国家，政府大楼不能随意修建和装修，花钱干这种事得经过民选议会批准，就是说老百姓不同意就不能修建。而作为公众，二手房购买后人们可能只是刷一次墙、打磨一次地板、添置一点用具而已，大家已经习惯“继承”，就是继承前人的文化，继承前人的合理之处。不像我们国人这样，换一次房子就像“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一样装修一次。

此外，尽管我们房价涨了那么多倍，回收垃圾的价格却维持十几年前的水平。玻璃瓶子甚至不回收，谁都不要，连收破烂的都抱怨这种瓶子卖不出钱，还沉重。我在法国时进行垃圾分类，红酒瓶子要放在专门的垃圾桶中，在美国时可以拿空可乐瓶换钱。所有人都积攒瓶子，之后卖出。只有在政府出台鼓励回收可利用垃圾的政策、提高其价格、同时加强相关教育的条件下，才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的产出。

就像重复修路这个问题，有些时候不是因为路面坏了需要修整，而是因为有些地方政府“有钱花不出去”。他们似乎不会哪里坏了哪里修，而是揭开一大片路面，将沙土堆放，让裸露的地面曝光好多天，弄得灰土暴尘，甚至用质量差的代替质量好的、之后再用更差的来替换，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我们的空气就被污染了。

于是在我们国家，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如果按人均钢铁消耗量计算的话，西方人会比我们建造更多的桥梁和公路;如果按照水泥人均消耗量的话，他们会比我们建造更多的房屋。就是说，我们许多的资源被白白浪费掉了，更不用说那些短命的楼堂馆所、体育场和违章建筑。电视台有时也会实况转播一些定向爆破项目，以展示在这方面我们具有先进技术，但也不免让人想到，我们雖然建设了很多，但“有理由”炸毁的东西也不少啊。

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令人气愤，公众败家子经常会打着为百姓代言的幌子卖掉公共财产为己牟利。他们败掉的是集体财富，是公共资源，他们甚至败掉我们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这是很可怕的。

如果说富二代问题还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比如家族信托、财富管理等进行纠正的话，那么短视的地方政府就更需要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范，需要公众、舆论的监督。只有持久的公众监督和参与治理，自然资源才可能被有效利用，乱采乱伐的现象才会收敛，环境污染才能降到可控的程度，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社会公正与和谐才能实现。

巴黎的下水道系统是一项绝世的伟大工程，这里没有黑水横流的垃圾，也没有臭气熏天的各种腐烂物体。巴黎人甚至将其开发成了一个下水道博物馆，向世人介绍他们的成就。

共同的问题：解决之道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巴黎的下水道。如果说法国也有“希望工程”的话，这就是个杰出的代表作。阿尔玛桥是塞纳河上一座很朴素的桥，其特征是在桥北、或者说塞纳河右岸有一个显眼的火炬，那是上百年前一位捐赠者捐赠给巴黎市的自由之火，据说是按照纽约自由女神像上的火炬打造的，火炬金光闪闪，下面常年有人献花。不为人知的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起，这些鲜花大部分是献给英国已故王妃戴安娜的，因为她就是在这个火炬下面的沿河隧道内遭遇车祸身亡的，那是1997年的盛夏。

在这个火炬桥对面、或者说阿尔玛桥南绿树下有个小亭子，这是巴黎下水道的入口，不注意的话就会忽略它的存在，因为它太普通也太小了，比电话亭大不了多少。我多年前曾经专门去过几次，但最后一次走到跟前还是没有注意到它。我甚至到桥头另一侧打听，正在施工的外地工人竟然不知道，还指点我去更远的地方找。售票员兼任管理员孤独地坐在只能容下一个人的小亭子里，比国内门卫的岗亭大不了多少。因为参观下水道的游客平时就少，加上天冷又是淡季，估计他好长时间没有客人来了，所以对我很热情，有问必答，比卢浮宫这种热门景点的服务人员和蔼多了。

可见，这个地下水道是多么容易被人忽略！巴黎可以观赏的地方太多了，又都是耸立在地面上，能执着地沿途找寻下水道作为参观景点的，都是些像我这样的另类到访者。

地面上是建筑，地下浅层是下水道，深层是地铁。下水道距离地面有七八米深。下去后感受到的是一股地窖般潮湿的味道，里面宽敞，越走越大，有的地方都可以行车，而污水处理的水道可以行船。通道的四壁甚至顶端都挂着粗细不同的管子，小的直径有几厘米，粗的几十厘米，这些管道都用黑油涂层，有的滴着水珠。巴黎有2400公里的地下水道，每年处理的废水达到2.85亿立方米。平时维护人员270多个，每年有10万参观者，24小时全天候维护。

巴黎人应该感谢拿破仑三世。这个以民选总统上位之后又复辟称帝的皇帝曾经让法国蒙羞，因为他首先发动战争希望打败后来崛起的小国普鲁士，结果面临铁血宰相俾斯麦排兵布阵的军队时大败，自己和手下几十个将领也同时在色当被俘虏，让拥有“战神”拿破仑的法兰西名声扫地。不过他当法国国王的时候，在1858年坚决地进行了巴黎的城市改造。他重用的3个人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那就是塞纳省长奥斯曼、水利工程师贝尔格朗和城市规划师阿尔方德。

在中世纪之前，巴黎人的饮用水来自塞纳河，用过的污水也是像其他地方一样随意泼在街道上和田地里。1370年，法国人开始有了清污理念，并迅速挖掘了污水渠，到了路易十四时代就有了上下水规划，至拿破仑时代，巴黎市中心已经有长达30公里的下水管道，初具规模。不过直到1850年，在下水道总设计师贝尔格朗具体负责下才开始整体规划上下水分离和下水道的建设。从此以后，法国就在城市规划尤其是地下水管道工程上领先于世界了，法国的工程师也声名鹊起。在之后的100年间，巴黎市政花费重金建成了两条水道，一个是上水也就是饮用水水道，一个是下水也就是污水处理管道。在1878年时建成管道600公里，是拿破仑时代的20倍。

为了将污水排出市外，天才工程师贝尔格朗在设计上采用了全新理念，运用重力流原理，隔一段距离设一个泵站，将污水一段一段地排放到远离市区的下游，几乎在巴黎每条街道都设计了相应的排水系统。贝尔格朗的设计使得各个支流的水源能汇集成池，维修人员还能在里面自由通行和维护。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描述了这个下水道的功能，他笔下的一个人物就是在这里乘船逃走的，为此他还专门实地考察了巴黎下水道。

贝尔格朗的地下工作获得了整个社会好评，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个城市的市政建设又完成了1000公里的下水道系统，在1977年时就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和规模。巴黎从这时候就开始傲视全球，因為她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代人称谓的“地下综合管廊”，其中包括2100公里的技术走廊，这里不但运行着巴黎人的饮用水和污水处理两套系统，还使得这两套系统不至于在冬天被冻住。此外，这个地下工程还接入了更长的电话线、网线和其他管道，实际上由于这个系统既宽阔又呈网状，可以根据社会进步和科技换代而接入更多的线路甚至管道，而不必一次次将地面开膛破肚。

更多的扩张和更完善的规划还在继续，地上的巴黎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标杆，地下的巴黎意义更为深远。难得的是，巴黎地下综合管廊不仅是纵横捭阖的下水道，还有四通八达的地铁，它们相互作用，使这座老城经络疏通，呼吸顺畅，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型首都具备更强的抗灾能力，无论暴雨如注还是大雪纷飞。所以，在这里听不到像咱们国内某些城市那样一场大雨街道上就“可以行船”的故事。

现在人们经常提及的地下综合管廊也叫共同沟，是指将设置在地面上各类公用管线挪至地下、并留出维修人员行走的那种宽阔的隧道。这种共同沟把电力、通信、燃气、给排水等各种设施管线集中在一起，实施统一规划和管理，方便维修，还能节约地面上的资源，不占用土地和建筑。同时，这种城市治理方式还可以改变之前那种分段管理、相关部门各行其是、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总之，地下综合管廊是那种具有综合治理意识、和海绵城市相辅相成、又具有前瞻性的地下工程，发源于西方国家，而巴黎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拉锁链”工程则相反，在我们国家颇受百姓诟病。一条马路或人行道被挖开、填上，可能是因为铺设电话线路;之后又被挖开、填上，可能是因为铺设光缆;再后还要维修，也得挖开、填上……除非有花大力气建设地下综合管廊的长远打算，否则，这种浪费式、污染式、重复式的劳动就要无休无止地进行。巴黎地下综合管廊给了我们明确的启示。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