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越 Emily

抑郁症，和其他精神障碍疾病一样，本身并不会致使一个人选择放弃自己原本的生活、逃离家人和亲朋好友。社会给患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加剧他们的病情，甚至夺走他们的生命。抑郁症需要解放——需要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论它的病理，撕下偏见和标签，让患者像治疗一场漫长的慢性胃炎一样，有勇气去寻求帮助。

抑郁症污名化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结识过一个非常优秀的意大利同学。和其他一到周末就买醉到深夜、一上课就死气沉沉的意大利大学生不一样，她在上课的时候永远是最积极的学生，交出来的作业总是能够超过教授的预期，让其他学生望尘莫及;在校外也不会缺席任何一个社交活动，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练瑜伽、和朋友一起出游或者和自己侄女打成一片的照片。她看起来就像是活在欧美电视剧里的那种完美女孩——性格外向、头脑聪颖、生活优裕。更重要的是，她有着来自意大利南部、流淌在血液里的热情，总是抱着极大的耐心为我这种上学有语言理解困难的外国人提供很大的帮助。

我完全被她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作为为数不多的亚洲学生，我在刚踏入大学校园、孤立无援之时，就将她视为一棵救命稻草牢牢抓住。我请求她和我一起组队完成教授留下的小组作业，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依靠她的帮助获取好成绩，避免自己考试总评不及格的风险。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期末提交作业的前一个周末，我发短信和她讨论作业问题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她已经好几天没回复我消息了。我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试图通过别的同学联系到她：“你见过她吗？她为什么不回复我的消息？”我这才知道她从社交媒体上删除了所有的好友，不再回复任何人的电话和消息。

她就这样神秘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唯一的感触就是愤怒，生气她一声不吭地就消失了。因为这样一来我就需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完成所有的小组作业，并且得用自己蹩脚的口语向教授解释所有的问题。我给她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是：“你再不来上这门课，我们俩就都要不及格了。”其他人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人再能联系到她。很多年后，随着我身边的一些朋友陆陆续续确诊患了抑郁症，有些人关闭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试图远离曾经的朋友、开始和这个意大利同学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当年的她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她没有死，但是她离开了我们，选择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灵小屋里躲了起来。

安德鲁·所罗门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方面的作家，其代表作品《走出忧郁》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乍看起来，那些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的人似乎很难和抑郁症或者其他精神疾病联系在一起。研究表明，抑郁症会让人产生自卑情绪、缺乏活力、易怒、工作能力下降或者引发长期严重的社会功能障碍，为了避免抑郁症带来的社会污名化问题，大多数抑郁症病人采取的方式就是极力伪装自己的生活，或者直接远离社会。尽管科学已经证明了抑郁症和感冒发烧一样是生理上的疾病，但是让一个抑郁症病人和亲近之人坦白自己精神方面的问题，并不比坦白羞于启齿的痔疮问题容易。如果你向一个不了解抑郁症的人坦白自己有抑郁症或者其他心理健康问题，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给你贴上“疯子”的标签。

英国一俱乐部推出了新的健身课程，将“夏日”搬进健身房。顾客躺在太阳椅上，打开光疗灯，戴上耳机，听着海浪拍打的声音，把脚浸在温暖的沙子里，感受夏季的美好。此时身体会释放兴奋激素内啡肽，有助于缓解季节性情感障碍。

抑郁症在现代社会有着严重的污名化问题。而对抑郁症的污名化往往由于人们对抑郁症缺乏了解，以及对于患者痛苦程度的错误认识。安德鲁·所罗门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方面的作家，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饱受抑郁症的折磨：“我的整个生活都难以承受，英语语言在描述抑郁症这个概念上的用词真是匮乏，只有一个词‘抑郁。它既可以用来形容小孩在棒球赛前一天下雨时的心情，也可以用来描述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都在精神病医院中度过，并最终夺走了他们的生命。”在意大利，有超过300万的抑郁症患者，只有一半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有15%的患者会选择自杀。抑郁症造成的“耻辱感”让患者不愿意治疗自己，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是自己太过于情绪化。

抑郁症是欧洲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但是在近两年的统计里，意大利抑郁症患者5.5%的人口占比在31个欧洲国家当中也仅仅位列第20的位置，低于欧洲8%的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德国、瑞士、葡萄牙和芬兰的数据。冰岛是欧洲抑郁症患者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达到了驚人的14.8%，一些报告显示，冰岛的抗抑郁药、镇静剂、抗焦虑药、兴奋剂、安眠药和止痛药的使用量也比其他欧洲国家多得多。

有种说法是，季节性情感障碍（SAD）影响了冰岛人的抑郁情绪。冰岛的冬季比较漫长，会从11月一直持续到下一年的3月，这也是一年当中黑夜最长的几个月。在冰岛的冬季，日照时间最短的一天只有4个小时，黑暗会像裹尸布一样包围着这个地球北端的国家。季节性情感障碍也被称为“冬季抑郁症”，受此影响的人会变得非常困倦，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情。日照周期会影响人体褪黑素分泌，褪黑素的分泌水平会受到夜间黑暗的影响而上升，助推人们感受到疲倦，并且会被清晨的阳光所抑制。冰岛日短夜长，人体的生理周期会受到干扰，当褪黑素还在因为极夜的影响保持高水平的分泌速度时，提醒你上班的闹钟可能会突然响起，要求你从梦中醒来，但你的身体却在告诉你要保持睡眠。疲倦的连锁反应会让人们感到抑郁、对事物的兴趣衰退、精力不足或者注意力低下。同时，秋冬季节也是新陈代谢处于低谷的季节，身体各部分的机能也会相应降低，而大脑神经元的兴奋度的降低也正是诱发抑郁症的先决条件。

在冰岛，最受欢迎的饮品不是可口可乐，而是鱼油，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保持心情愉悦。受到极夜和寒冷天气的影响，冰岛人更倾向于呆在温暖的咖啡馆里或者自家暖气片边上，因此，冰岛的绝大多数书籍都是在圣诞节前夕出版的，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度过漫漫长夜的出口。在冬季，当你醒来的时候，周围的一切是黑暗的;当你完成工作的时候，一切依然是黑暗的。黑夜往往是一天的终点，是旅人归途的布景，它能让世界万物休止、沉默，无尽的黑夜会让人感到自己陷入了生命终点的牢笼，看不到生活新的起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抑郁症的病痛和极夜有着相同的困境。没有由来的消沉和伤感在患者不经意的时候来袭，抑郁随时随地地伴随在他们身边，人的意志无法战胜这种消沉，让人看不到可能会在峰回路转中出现的转机。

尽管冰岛的抑郁症问题如此普遍，但在许多其他方面的调查中，冰岛人的幸福和快乐指数也常常位于世界前列。抑郁和快乐似乎是生活状态的两个极端，在这些关于生活快乐和幸福的调查中，除了经济、社会福利、安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心理学家认为造成这样巨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个抑郁症患者都想表现出勇敢的面孔，如果你承认自己常常情绪低落，那么就会被人们看作是软弱的。”

在美国，有63%的黑人将抑郁症误认为是软弱的表现。许多人认为抑郁症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富贵病”，但事实上，在相同环境下，美国黑人社区和白人社区的抑郁症患病率是相似的，但黑人寻求治疗的比例只达到白人的一半左右。对于一些在种族歧视和贫穷之中苦苦挣扎的黑人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不幸的生活，在常年自尊心受创的生活状态下，会将抑郁症的症状误视为这是自己情绪的常态，不会尝试去寻求治疗。

迪奥·瓦尔加斯发起了一个摄影项目，旨在呼吁社会关注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有色人种。长期以来，抑郁症污名化导致黑人群体习惯于忽视自己的抑郁症状，认为那是“白人的疾病”。

“悲伤的黑手党”

抑郁症污名化导致黑人群体习惯于忽视自己的抑郁症状，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意大利的黑手党之间。黑手党是意大利历史悠久、最臭名昭著的犯罪组织，以家族为单位实施暴力犯罪活动。每一个黑手党家族都有严密的权力结构，他们有自己长达百年的价值体系、传统和规则，控制着组织成员的每一个生活细节。每一个黑手党成员从小就学习、生活在这种组织结构当中，并且将这些当作是正常的生活模式。对于那些习惯于遵守社会规则的普通人来说，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都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对于黑手党成员来说，这根本就不会对其造成困扰。相反，犯罪行为只会加强他们心理上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些可以为他们带来财富、权力、威信和家族的荣耀感。

正如黑手党心理学研究表明的那样，一个真正的黑手党成员在施行犯罪行为时几乎没有任何内心不适。但是他们的生活会出现纯粹的心理病理学的特征，表现在他们会出现无所不能的妄想、偏执、对他人不信任以及缺乏快乐。为了防止信息监听和拦截，黑手党组织的老板隐藏在组织幕后，用书面的形式和下属沟通。这种没有情感和愉悦的交流方式也能够助长黑手党干部在组织内的威信和权力。

一名来自西西里某著名黑手党家族的女儿，和国际上最著名的黑手党家族“casa nostra”中的一名干部成员离婚以后，爱上了一个与黑手党家族没有任何关系的意大利男人。这位意大利男人英俊、富裕，是一艘船的主人，他们每周末都会一起坐船出海，但是她没过多久就离开了自己的新伴侣。她告诉自己的心理医生：“我无法离开自己过去生活的阴影。即便我坐着船，距离海岸几十英里，却总还是觉得有一双熟悉的眼睛盯着我，控制着我，阻止着我。”

在黑手党家族中长大的人都是极权主义思想的受害者，他们在心理上的痛苦是他人无法想象的。这个女人的故事，只是那些和黑手党有过交集以后生活出现心理障碍的无数抑郁症患者当中的一个。他们的困扰包括不断的噩梦、被害妄想、生存困难以及无法信任自己的伴侣。想要脱离黑手党组织的成员，在离开自己的家族、放弃身份以后，会常年恐惧遭到报复，被抑郁症和精神危机包围。抑郁症的痛苦和焦虑使得他们很难再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思考和抱有美好的幻想，有些人会选择自杀，而另一些人会出现狂躁行为。

对于另外一部分被抑郁症困扰的黑手党成员来说，他们早年并没有生活在黑手党家族中，和黑手党合作后，选择了服从黑手党的意志。这就意味着他们过去构建的普通人的世界观将会坍塌，需要与新的、和社会对立的世界观建立关系，而这就会造成其心理上的情感崩溃。黑手党犯罪心理学专业的心理医生的病人当中，有的黑手党成员在向他人收取保护费的时候，會假装出另外一种人格，分离出自己的本性，每当他照镜子的时候，就会经历心理创伤。

成为黑手党成员或者与黑手党达成合作，都需要经历长久的时间和忠诚方面的考验。真正忠诚的黑手党成员在价值观上必须和黑手党家族相吻合，因此当一个成员表现出心理上的焦虑和精神上的痛苦时，就会被视为对组织的背叛。黑手党对一切都抱有极其偏执的态度，对于黑手党成员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从组织外部寻求心理上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情绪低落就会被认为是软弱，作为组织一员的原则感和羞耻感，会阻止他们接受精神障碍方面的治疗。

“疯子”的工会

除了污名化，抑郁症患者和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也会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同样的问题：被社会孤立、永久性失业、受到药物副作用的影响等。1978年，意大利成立了针对精神疾病的TSO强制性医疗，也就是他者可以中止患者个人自由和自决的能力，违背患者意愿，强制送去公立医院的精神病科病房接受治疗。TSO的行使程序是复杂的，要求两位专业的精神病科医生和市长签署命令，救护车和执法机构才能执行命令，此外还需要一名法官在48小时内确认该命令。

TSO的程序如此复杂，在意大利这样行事风格自由散漫的国家，每个地区仍然存在着灰色地带，不同地区和不同政府之间在运用TSO时都有不同的变化。意大利人对这条执行了40多年的规定有着很大的争议，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侵犯患者的自由，和绑架、暴力没有什么区别。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看，TSO如果在正确且必要的情况下执行，可以有效地保护患者的健康，但是如果在执行流程上出现了问题，那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2019年10月10日，瑞士的第一次“疯子骄傲游行”在日内瓦举行。这次游行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有1000多人参加了游行，包括专业人士、护士、病人及病人亲属。

许多被强制接受TSO的患者都有着不好的经历。25岁的抑郁症患者安德烈曾经被家人安排了TSO，他在家中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戴上手铐，警察将他拉下楼梯，塞进了救护车。他对自己住院的第一天没有任何记忆，因为他一入院就被注射了药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床上。经历了6个月的治疗后，安德烈手腕上的手铐印记依然清晰可见。

2019年10月10日，瑞士的第一次“疯子骄傲游行”在日内瓦举行。这次游行的目的是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有1000多人参加了游行，包括专业人士、护士、病人及病人亲属。

对于许多接受TSO的患者来说，他们普遍都有过像安德烈那样在床上苏醒后发现自己无法动弹的经历。一些地区和机构设置了严格的住院行为准则，例如医生必须每15分钟对患者进行一次观察，每半个小时让患者舒展一下身体，每两个小时让患者下床走动一会儿，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家医院都能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一些患者表示，如果他们在医院没有表现出冷静和温和的态度，他们就会被绑在病床上十多个小时。

经颅磁刺激疗法治疗抑郁症。

一名叫朱利奥的男孩在住院期间抑郁症发作，医生让他服用了利培酮，这是一种抗精神病药。许多抑郁症患者需要尝试不同的抗抑郁药物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副作用最低的药物，不恰当的服药有时会适得其反，加剧症状。朱利奥的结果就是最终真的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

2015年的一天，索尔迪在都灵的翁布里亚广场上的一张长凳上坐着。一辆救护车停在他的面前，警察和医护人员从救护车上冲下来，强制他必须接受TSO。他们给他戴上手铐，用带子勒紧他的脖子，把他捆在了担架上，抬进了救护车。在救护车到达医院之前，索尔迪就因窒息死亡。

索尔迪的死亡在社会上引发了针对TSO人道主义的质疑。一个名为“都灵狂人骄傲会”的组织走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这是一个由抑郁症、狂躁症、躁郁症、强迫症等精神障碍患者组织的团体，创始人西蒙患有“严重的分裂情感性障碍”，5年前面临被强制执行TSO，他选择躲了起来，从都灵逃到了罗马。“那时，我开始反复出现一种幻觉，就是一群‘疯子在城市的街道上游行。后来，我和朋友们谈论到了这一点，我们都相信幻觉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都灵狂人骄傲会”成立不到一年，“意大利的第一次‘疯子游行”就在都灵举行了。像同性恋群体为了表达自我而举办的“同性恋骄傲节游行”一样，“疯子骄傲游行”由数百个精神障碍患者和关心他们的人占领了都灵最繁华的街道，举着标语、旗帜，放着音乐在街道上游行，通过话筒向大众表达他们作为患者的困扰和宣言。此后，“疯子骄傲游行”每年都在夏天举行，狂人骄傲会组织也越来越像一个正规的工会，帮助精神病患者在机构之间进行调解，为患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同样作为患者，他们能够站在一个有同理心的角度说服其他患者服用药物或者接受住院治疗，而不是通过非人道的强制性治疗手段。

他们还占领了一个前精神卫生中心，为那些被社会边缘化、流离失所的患者们打造了一个“狂人共和国”。“狂人共和国”有免费的心理咨询室、精神病专家学者举办的研讨会、图书馆、餐厅和活动空间，是患者们心灵的避风港。而意大利医疗服务部门则要求他们每天下午3点就要关门，这样才允许授予他们场地的管理权。

根据研究，即便患有精神障碍的患者没有“完全康复”，仍然有70%的患者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但是在意大利法律当中，一旦被定义为“精神病患者”，享受社会福利、精神科的服务和医疗补贴，就意味着患者也同时被归类为“残疾人”，这让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阻碍，是精神障碍患者高失业率的根本原因。就业单位会认为“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工作不可靠”而拒绝他们的求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选择隐瞒自己的病史、或者在无法负担治疗费用时也宁愿放弃政府的医疗福利。狂人骄傲会打造了一个“疯子们的BOSS直聘”，专门为那些想要寻找工作的患者们提供工作机会。

狂人骄傲会主张所有患者都应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自由、解放压抑的心理、相互扶持，帮助患者避免被社会边缘化。他们希望打造一個真正能够为精神障碍患者利益着想的组织——同样也是在拯救自己。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