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怀琛对近代语文教育的历史贡献

2021-03-17丁高奎陈喜敏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21年11期

丁高奎陈喜敏

【摘要】胡怀琛先生是我国近代知名的语文教育家。他对近代语文教育的贡献主要有：矢志于民国时期作文教学研究，推进近代儿童文学学科建设，首创标点符号研究并推广使用，倡导传统修辞学研究与实践应用。其研究可为当下提供“回归一线教学难点，着力实际问题的探讨与谨慎对待外来理论，坚定传统语文的信心”的启示。

【关键词】近代教育，胡怀琛，语文教学

民国初期曾涌现出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语文教育家，如叶圣陶、夏丏尊等人。而多次参与语文教育史重大问题讨论的胡怀琛，虽然在语文教育领域多有建树，但鲜有研究者提及。

胡怀琛，原名有怀，字季仁，后改寄尘。安徽泾县人，民国时期诗人、学者、语文教育家。当下学界对胡怀琛在语文教育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讨论白话文写作理论、明晰其对推广新文学教育的作用、揭示教材编制思想。但胡怀琛对语文教育的贡献，并非局限于以上几点，已有研究仅是部分描述，并未展现全貌，“以至于有研究者发出关注胡怀琛教育实践的号召”[1]。那么胡怀琛对语文教育都有哪些突出贡献？其教育理念对当下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又有何启示？

基于此，本文以胡怀琛的著述为基础，对其贡献作全景式的论述，以期拓宽研究胡怀琛的领域，丰富语文教育史料。

一、矢志于民国时期作文教学研究

胡怀琛是民国初期作文教学的先行者，是当时少数几位既有数年一线教学经历，又有理论研究功底，并始终从事作文研究的语文教育者。

1920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国民学校国文教育分期作废，改为语体文教学”的法令。但任何教育观念的革新，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面对突如其来的历史性变革，当时理论界的意见并不统一，甚至出现了“四种不同的派别”[2]，并且当时专门研究作文教学的理论专著屈指可数。学界尚且如此，一线教师们更是茫然。面对新生的白话作文教学，教师们的想法与做法并不统一，甚至出现了有些教师因为作文难教而放任自流的现象。教学理论的不足和教育实践的无所适从，加剧了作文教学的困惑与茫然。

胡怀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19年开始从事作文教学与研究，在其十八年的著述生涯里，先后执教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神州女校等学校，为各学段的师生撰写了二十多本有关作文研究的书。

胡怀琛认为，“作文是表达自己感情或想法的工具，教师的职责就是教学生正确地使用该工具”[3]。他将作文分为“形式与实质”两大方面。“作文实质”，乃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教师无法去教，只能让学生自己去体验与感悟；“作文形式”是技巧问题，是教师必须花大力气去教给学生的。因此，作文技巧就成了胡氏作文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胡怀琛深知不同学段的学生，对作文技巧的困惑是不一样的。因此其对作文技巧的研究，是分学段的。如给小学生编写的作文指导书《猫博士的作文课》，以猫博士为教师、小兔子等动物为学生，介绍了“些”字、“几”字的用法等小学生写文章经常出现的问题，其语言活潑，内容有趣，甚至还有插图。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这样的儿童作文指导书非常罕见。

这些作文指导书极具实用性。从1923年《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开始，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文白互译”成为语文教学大纲不可或缺的内容。甚至在1929年《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里明确此法为“最可以训练精确的作文技术之练习”。但古文今译，“新”老师教不了，“旧”老师不愿教。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怀琛提出“照字句死译法与两种活译法”[4]。两种翻译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该问题。虽然此翻译方法存在着“不符合现代文的语用习惯，忽视了读者需求”等问题，但它们在“民国时期的写作指导书中论述最详细、最具操作性”[5]。除了“文白互译”，胡怀琛对“短句改长句、长句改短句以及作文修改”提出的建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国外教育理论的传播，西方文体分类的方法在我国被广泛接受，作文被划分成“议论文”“抒情文”等四类。胡怀琛抓住时机，陆续出版《抒情文作法》《最新应用文》等作文教学著作，对每种作文文体的教学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这些著作，与下文提到的《修辞方法》《标点符号使用法》等著述，互为呼应，形成一套由普通作文到白话文学写作的理论体系”[6]。

胡怀琛以作文“形式与实质”划分为基础，建立的作文教学体系，是对民国作文教学“暗中摸索”的突破。鲁迅在《做古文与做好人的秘诀》中对当时作文教学现状作了“不教方法，唯求自悟”的描述。这样的摸索全凭学生个人，教师“导”的作用无从发挥。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怀琛对作文进行了“形式与实质”的划分，并且极力主张教师下功夫去“教形式”，同时关心学生实际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在作文教学方法论上的创新。

二、推进近代儿童文学学科建设

胡怀琛还是我国近代儿童文学学科的奠基人，是最早注意到儿童文学学科特质的学者之一。在儿童文学研究方面，他不仅较早地关注到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不同，并且着力挖掘与整理我国传统儿童文学内容，体现出对儿童文学民族性的关注。他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创作。胡怀琛是我国第一批儿童文学创作者之一，撰写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其中很多在当下仍然作为课外推荐读物。在创作篇幅上，短篇、中篇、长篇均有涉及，如中篇《猫博士的作文课》、短篇《掩耳盗铃》（寓言）等。在创作类型上，儿童小说、寓言、诗歌几乎所有体裁均有佳作，如《大人国》《小人国》等。在内容选择上，多古代文学典故的阐发，少西方教育故事的引进；多向儿童实际心理与经验的靠近，少封建纲常伦理的灌输。在极大地保持了儿童文学内容素材民族性的同时，又体现出对儿童主体性的尊重。例如在语言表达上，采用儿童易懂的半文言，抛弃了艰涩难懂的文言语体。因而其作品颇受读者的欢迎，《儿童世界》主编徐应昶甚至要求胡怀琛必须每期撰写。

二是关于论著。包括改编和著作两个方面。在改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包含封建迷信的内容，不适合具有现代国民精神的儿童阅读，如果非阅读不可，就必须加以改编。如《写给青少年的古典名著》，包括《水浒传》《三国演义》《岳传》（1～3册）。在众多对古典名著改编的书中，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因其名高，这套丛书在当下被各大出版商不断再版，成为当代儿童阅读的可选书目。在著作方面，其代表作《中国寓言研究》一书，“以中国寓言历史发展为经、以与世界各国寓言交流为纬。在经纬交错中对中国寓言的文体概念、功用等方面做了系统梳理”[7]，其不仅“‘开了中国系统研究寓言文学的先河，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寓言文学研究专著”[8]。

三是关于编辑。为了方便儿童阅读，胡怀琛接受了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主持了《小学生文库》中“神话类”与“剧本类”的编辑工作。这些书因语言浅近、生动，颇受儿童欢迎。甚至百年之后，这套丛书也不断再版，在当代仍是我国儿童阅读的范本。同时，他对民国初年存在的儿童神话与儿童剧本进行了搜集与整理，保留了民国时期儿童文学的大量材料，也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提供了史料来源。

胡怀琛说：“‘将来的社会，就是儿童的社会，因此一切的设施都要以儿童感到幸福、保障生命力为前提，我们保障今日的儿童，就是保障将来国家的生命力。”[9]要讓中国儿童感到幸福，其所阅读的儿童文学材料就必须体现中国元素与中国味道。正因为怀着如此理念，胡怀琛才没有扎进引入外国儿童文学的泥沼中去，而忘记本国儿童文学的独有色彩。可以说，不管是儿童文学的创作、论著还是编辑，他心中都有“儿童与中国儿童”的概念，始终怀着“保障儿童生命力”的初心。

回望儿童文学学科百年发展，“五四时期”可以说是儿童文学创作的起点，相比于儿童文学理论拓荒者鲁迅、在童话题材作出卓越贡献的叶圣陶等第一批儿童文学创作者，胡怀琛先生对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似乎更加全面、更具效力。其在理论的建构、实践的推动及传世作品数量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对儿童文学民族性的关注，胡怀琛比创作出深化民族性儿童文学的第二批儿童文学作家，如张天翼、陈伯吹等人，早了十年左右。因此，可以说胡怀琛是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奠基者之一。

三、首创标点符号研究并推广使用新式标点

胡怀琛是第一位将“标点符号”作为独立研究对象进行讨论的学者，也是在该领域长期探索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教育者之一。

我国传统的标点——句读，虽经历朝发展，但仍显简略。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西方标点传入。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出现了“引进与抵制”新式标点两种不同的声音。胡怀琛先生是坚定的新式标点的支持者，他以“‘读书救国四字为例，列出了九种标点方式。‘读书。救国。‘读书；救国。‘读书救国。‘读书救国！‘读书救国？‘读书！救国！‘读书？救国？‘读书！救国？‘读书？救国！”[10]可以看出，新式标点的效力是旧式句读无法达到的。

胡怀琛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标点符号研究。胡怀琛是民国初期较早进行标点符号研究的学者，其“《标点符号使用法》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标点符号的专著”[11]。这本书不但论述了古书中体现新式标点的例子，还对《标点符号议案》之外、民间存在并广泛使用的其他标点作了整理与讨论。之后，他在该领域不断耕耘，不断产出如《引号用法变化》《怎样使用标点符号》等专门讨论标点符号演变的文章或书籍。他的相关论著，对我国现代标点符号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胡怀琛还致力于新式标点的推广工作。1920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并在全国施行。虽然教育法令顺利颁布，但新式标点符号的普及并不顺利。甚至到了1927年，新式标点还不得不借用行政力量来进行推广。此时，胡怀琛并没有站在时代潮头，登高一呼，而是转向了书籍编纂工作，他明白，“今日的儿童，便是明日国家的主体”[12]。只要这个国家明日的主体使用新式标点，那么此项推广工作也就成功了。胡怀琛推广新式标点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对传统古典名著加标点。胡怀琛甚至在“不改动原文的基础上加标点”[13]，如《搜神记》。二是借助职务之便，在编著儿童文学书时使用新式标点，如《小学生文库》的“中国寓言类图书”等。上文已提到，胡怀琛还是儿童文学著作的重要编辑者。在编辑这些儿童文学书时，胡怀琛坚持对这些儿童文学著作用新式标点进行标注。

相比于胡适等学者的振臂高呼，胡怀琛的贡献相对缄默。但这些站在历史潮头的学者似乎多了些理论的阐发，少了点行动的改造。无疑，胡怀琛的做法扩大了新式标点的使用范围与受众群体，更具实际效力。

四、倡导传统修辞学研究与实践应用

修辞学研究也是胡怀琛重点关注的领域。一方面，其不仅“重视古文修辞中字法、句法与文法的整理”[14]，而且“在承继我国修辞学传统，结合汉语修辞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具有民族特色修辞学的论点”[15]。另一方面，其对修辞法理论的整理与研究未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将其与学生写作实际相结合，指导学生作文水平的提升。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汉语修辞逐渐从古代文论、诗话、词话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文言修辞学到现代修辞学的世纪转化之际，胡怀琛试图从“旧材料”中找出“新内容”。他以中国古说作为修辞学蓝本，采用古代的评点式与铺陈排列的方法，对文言修辞方法进行归纳。在篇章安排上，提出“叠字传神、骈字传神”[16]等古文修辞观点，同时每处分别罗列具体例子，供学习者参考。可以看出，不管是研究方法还是内容来源，胡怀琛都坚持中国古代修辞观念。

诚然，现代修辞学的建立，离不开对传统修辞学的继承。但发源于西方的现代修辞学理念，过分强调了国外学术的价值和影响，忽视、贬低甚至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修辞学。在如此境况下，胡怀琛从古人修辞论的立场出发，坚定地认为“修辞必须适应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并提出“中国修辞学必须适应汉民族语言使用习惯”的主张。在此基础上，胡怀琛从中国语文修辞实际出发，归纳出“用字不照普通的用法、造句不照普通的造法、理论方面故意的不合逻辑”[17]等汉民族特有的修辞方法。这些理念与成果在当时可谓“老旧过时”，也受到了诸多批评，但在今天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与褒奖。

在二十世纪现代修辞学草创之际，众多学者模糊了“修辞学”与“修辞法”的区别，甚至出现了将几个机械的方法概括一下，就定书名为《修辞学》的现象。对此，胡怀琛有着清晰的认识，“修辞学是原理，修辞法是方法”[18]。在理论界定清楚之后，胡怀琛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而是向学生的写作实际靠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学生写作能力低下的讨论”越演越烈。胡怀琛认为，“中学生写作能力没有下降，下降的只是白话文写作的技术”。修辞法就是要教会学生“用巧妙的方法，使所作的文更为优美”[19]，这样的实践充分体现在了胡怀琛的《修辞学发微》里，其《编辑大意》明确提出，“本书的重点在于讨论修辞学与‘作文‘文法等关系”[20]。之后的《修辞学要略》，胡怀琛更是按照作文写作的视角以“文章的结构与精神（形式与内容）”来构建全书内容，“上编的文章之结构中涉及的用字、造句、措辞”与下编的“声、色、格、律、神等章节”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作文指导体系。胡怀琛说：“聚多数字而成句。聚多数之句而成词（即一段之谓）。聚多数之词而成篇。必一篇之首尾完全也。乃始谓之文章。”[21]

我国修辞学建立较晚，二十世纪现代修辞学的建立又是以西方和日本的修辞学为蓝本，但那些基本是引进或者借鉴，真正系统性挖掘我国传统修辞学成果的学者并不多。陈望道《现代修辞学》的问世，代表着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之后也有很多研究尝试为学生写作提供帮助，但因为研究者一线教学实践的缺乏，致使研究结果与学生的写作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像胡怀琛这样既有理论研究，又注目于教学实践的学者并不多。在修辞学研究领域，胡怀琛先生是先行者之一。

五、结语与启示

回望胡懷琛对近代语文的历史贡献，可以看出，在那个喧闹的时代，他并没有提出一些振聋发聩的理念与主张。他的主张与同时代的诸多语文名家不相上下，但同时在儿童文学、修辞学等众多领域皆有些许贡献的学者实在不多。在当下，核心素养的落地仍是热难点，而胡怀琛先生的论著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启示：

1.回归一线教学难点，着力于实际问题的探讨

“课堂中的问题才是课堂教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源头活水”[22]。不管是为各学段的学生与教师编辑作文指导书，还是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建设，胡怀琛的研究始终聚焦于学生学习的实际，始终心系教师教学过程中遇到的棘手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些论述的价值在百年之后仍然值得被学者们挖掘与整理。事实上，对于语文教育而言，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碰到的真实问题，才是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讨论的。

教学理论的频繁更换，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从“道尔顿制教学法”到“红领巾教学法”，再到“翻转课堂”，理论的更新并未带来一线教学实践问题的解决，并且还衍生出许多新困扰。透过这些“迷雾”，可以看到现在遇到的“瓶颈”，很大一部分都是“老问题”和“旧问题”。旧有的问题、学生遇到的困难未解决，只频繁地以“推到一切的气势”从头再来，对学生有效学习的意义不大。

2.谨慎对待外来理论，坚定传统语文的信心

作为传统文人，胡怀琛的理论、主张都是建立在深厚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传统语文教学的研习之上的，尤其是修辞学。从胡怀琛先生这里，可以看到传统语文教学的效力与魅力。

“西学东渐”思维至今仍有市场。在近代，由于民族“站起来”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向别国看齐。当下，我国正处于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时期，一味地引进，显然不适合现状，还会产生一些新问题。当外国的学习理论与方法蜂拥式地传入国内，面对新事物，人们本能地会产生好奇心。但须要注意的是，好奇心必须在理性思考的藩篱之内。面对教学方法，“人们本能地想起五步程式教学法，殊不知，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倡‘知人论世等学习活动，比苏联模式还高出一层境界”[23]。语文教学的优秀传统太容易被冠以“封建”之名而被忽视与抛弃。

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语文学科百年发展历程，显示出了从“引进”到“扬弃、再到超越和创新古代传统的痕迹。最终，会迎来传统语文教育提倡的主客一体哲学教学论的新时代”[24]。从孟子的“知人论世”，到陆机的“玄览颐情”式读书写作情境教学模式，再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文教实践方法论等，这些教学理念与方法经历了时间的沉淀与实践的检验，是先贤留给后人的财富，值得我们去承继。

总之，我们要多从学生学习的实际问题和我国语文教育传统中汲取语文研究的养料。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第二代语文教师，他们除了是学者、大学教授外，都有数年一线语文教学的经历与深厚传统文化的功底，如叶圣陶、朱自清等。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受世人敬仰的一代教育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自有其中道理。

参考文献

[1]郑国民，张心科.百年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0）.

[2]范祥善.教学国语的先决问题[J].教育杂志，1921（6）.

[3][4]胡怀琛.作文研究（第3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5，55～80.

[5]程稀.翻译：一种作文练习的方式[J].中学语文教学，2009（7）.

[6]卢永和.胡怀琛的白话文写作学与新文学教育[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7]李鸿渊.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的学术史意义[J].民族文学研究，2010（4）.

[8]吴秋林. 20世纪的中国寓言文学[J].枣庄师专学报，1999（1）.

[9][12]胡怀琛.孩子们的福音[J].新儿童杂志，1935（1）.

[10]胡怀琛.标点奇观[J].读书青年，1936（1）.

[11]林穗芳.一部内容丰富的汉语标点通史力作——《汉语标点符号流变史》读后[J].语言文字应用，2003（3）.

[13]胡怀琛.搜神记的研究：标点搜神记序[J].民众文学，19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