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华林

1938年，因昆明校舍不敷使用，西南联大文法学院暂迁边城蒙自，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八十天，但对那里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这其中，不能不提到“南湖诗社”。

这一年5月，在从长沙迁往云南的途中，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向长清和教育系学生刘兆吉，萌生了创办诗社的想法。跟闻一多、朱自清两位教授说了之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担任诗社的指导老师。南湖诗社因文法学院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南湖之畔而得名。最初，诗社共有二十多个成员，因为没有经费，无法印刷刊物，只能以壁报的形式发表作品。这份名曰《南湖诗刊》的壁报，在蒙自期间出了四期，发表了一百多首诗歌，走出了穆旦、赵瑞蕻、林蒲等一批著名诗人，和《我看》《园》《怀远（二章）》等经典作品，而代表西南联大“南湖文化”的《南湖短歌》，更是为蒙自文化人士所津津乐道。西南联大创造的文化奇迹，如今已成为教育史上的精神符号，南湖诗社也已成为蒙自重要的文化遗产。

1989年，在联大校友会的倡议下，南湖诗社曾短暂复社，并恢复出版了《南湖诗刊》。此后，为了唤醒西南联大在蒙自的文化记忆，诗社又与蒙自师范专科学校（今红河学院）、蒙自市文化局编写了《西南联大在蒙自》一书，蒙自地区所有的文学刊物也都开辟了与“南湖”有关的文学园地。值得一提的是，由刘易、李忠泰等创办的“红地角文学社”，在《红地角》文学报上开辟了“南湖诗刊”专栏，三十余年间，挖掘、培养了不少文学青年。现在活跃在当地文学圈的重要作者，半数以上都与“红地角”有深浅不一的渊源，为蒙自文化的发展贡献了民间力量。2012年，蒙自还承办了《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

我在2018年向蒙自市作家协会提出了创办“南湖诗刊”微信公众号的想法，得到了支持。三年来，“南湖诗刊”公众号发表了蒙自诗坛几乎所有重要作者的作品，我也因此得以管窥这一群体的创作情况。

西南联大在教育史上的成就，与五四的精神传统密不可分。虽然联大师生在意识形态上持有不同的立场，但他们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信念是一致的。爱国情操正是南湖诗社在蒙自播种的文学基因之一。我在众多蒙自诗人的作品中，能体会到那浓烈的爱国情怀，也能感受到外籍诗人燕卜逊向南湖诗社成员传授的“体会当代敏感”理念的影响。

蒙自这个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边陲小城，多民族杂居。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布依族等多善歌舞，只是少有付梓的文献。直至明洪武年间，随着大量中原人士的迁入，这里受到汉文化的冲击，情况方有所改观。到了清末、民国，出现了一些诗文著作，如《宦海日记》《虹桥遗诗》《抱真书屋诗钞》《餐菊轩诗稿》《王喆诗集》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被迫迁入云南，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其文法学院暂时择址蒙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联大师生，就这样在蒙自播种了新文化的基因，尤以南湖诗社撒下的新诗种子，开枝散叶最为繁茂 。

自南湖诗社成立之日起，蒙自的新诗启蒙时代便正式开始了。受穆旦、周定一等一大批现代气息浓郁、能“体会当代敏感”、具有高尚爱国情操的优秀诗人的影响，蒙自文学开启了现代性转变。第一个创作新诗作品的蒙自诗人可能难以考证了，但就近三十年而言，创作成就尤为突出的诗人，应是哥布和莫独。这两个哈尼族汉子，似乎都拥有一种山一般的沉着和静气。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童年时代长期浸淫在仙气一样雾霭缭绕的大山里的原故，他们笔下缓缓流出的文字，似汩汩溪流，清澈洁净，充满水的特质和灵动。

我在微信公众号编辑哥布的长诗《神圣的村庄》时，写了很长的“编者按”。在这些导读性的话语中，我曾直言，当代一些诗歌的“面目可憎”，在于很多诗人忘记了“母语”抒写，转向凌空蹈虚、故作高深的“伪抒情写作”，很少在“体会当代敏感”上下功夫。哥布最近的长篇叙事诗《醒来的西隆山》，敏锐地把握住了脱贫攻艰的历史使命，以总体性的精神视野，为苦聪人创造了一座文字的宫殿或庙宇。“当李干斗回忆往事/七十年岁月/就像一阵风/拂面而来/从现实到记忆/从过去到眼前/他老迈的双腿/行走在苦聪新村/崭新的水泥路面/感觉全身充满力量/内心明亮而温暖”（《一个时代的背影》）。哥布以白描的笔法，敏锐地抒写一个时代背影，也描绘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恢宏画卷。这些真诚体悟当代敏感的深情吟咏，更像是一个乡村“歌者”发自肺腑的自由咏唱。在《白鹇》（组诗）中，作为“歌者”的莫独发出“没有翅膀的人们，借用棕叶为道具，演绎美丽和安详”的心灵之悟；而在《丢失字书（3）》中，诗人却发出了“只怪你打失了先祖的文字，哈尼成了只会说不会写的可怜人”。这种带有责怪语气的呐喊，其实是诗人发自良知深处的灵魂拷问，深刻地体现了诗人的使命呼唤。

这种源自南湖诗社文化基因的忧患意识，在走出蒙自，到北京新华社供职的媒体型作者李松那里，亦有深切的体现。李松在蒙自的时候，主要以诗歌和散文创作为主，出版了诗集《倾听与诉说》等。之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家乡的工作北上。迫于生存需要，怀揣文学梦的李松到北京之后，暂时放弃了个人化情怀的诗意抒写，敢于挑战自己，关注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搞新闻调查研究，坚持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发声。目前，他已出版了《底层民意》《中国社会病》《中国隐性权力调查》《牛栏关不住猫》等十九本书，涉及新闻调查、政论、时评、随笔、诗歌等，彰显了一个诗人的社会良知和担当。2015年冬，李松回蒙自时，我与他从朝阳路一直走到南湖公园，听他讲蒙自的过往和初到北京的艰辛生活。他的讲述云淡风轻，但我能感受到他强烈的时代敏感，和来自云岭深处的诗意表达。

诗人本来就是这个社会最敏感最深情的一类人。这些特质似乎深植于中国诗人的基因，从古至今都具有感时伤春的时间意识和忧患意识。傣族诗人刘清华是笔者初到滇南时认识的一位颇有才华和灵气的诗人。他长我几岁，每次在文学活动上，总能见他像“一株渐渐饱满的谷子/低着谦卑的头颅”，认认真真地听讲座、做笔记，让我这个从来不带纸笔入会场的人肃然起敬。清华工作稳定，生活安宁，似乎没有“漂泊者”“打工人”的负荷（或许有，但不为我所知吧），所以他常常能从日常的琐碎事物中发现诗意和美好。他曾在多首诗中袒露说，诗歌“不止是语言彩色的花衣”，还有一种“抵达内心的圣洁力量”。

说到“力量”这个词语，我想到在蒙自公安系统工作的诗人李军。“我从火红的哀牢山/捧一汪红色的河水/站立在你们的面前//回首间/整整一百年的泪水/夺眶而出” (《站在甲午英烈墙前》) 。一个“夺”字，让隐藏在诗歌内部的积蓄已久的情感张力，倾刻间喷薄而出，令人动容。微风细雨般的文字背后，看似细微的一个小小举动，往往蕴含着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这样的情怀，让我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热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表现得尤为深情和悲壮。今天，我们生活在安定祥和的岁月，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的热爱，似乎已化成涓涓细流，情感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了，但热爱祖国的情怀并没有改变。

在《长在庄稼边缘的诗》一文中，蒙自评论家程紫在评价本土诗人左宗舜的诗时说：“村庄儿女朴素的价值尺度成为了诗人安身立命的基调及赖以存在的精神支点，在回望村庄的妥帖宁静中，人的身心得到了放松。”我在阅读左宗舜的诗集《民间之水》时，突然明白了写作者的宿命——因为土地是我们最大的信仰，是离我们最近的神，我们歌颂它，热爱它，是因为土地孕育了山川河流，而这些起伏的山峦和低伏的流水，则是我们的脊梁和血脉。把这种深情和热爱具体到日常的生活中来，表现为对细微事物的体察与观照，以景带情，通常能生发出事物发展的内在力量，从而达到情感饱满的自然之境。

另一个从石洞小山村走出来的女诗人李粉仙，是一个情感细腻、体察入微的颇具悟性的诗意抒写者。我曾在《诗意莲花并蒂开》一文中，引用了她的几首诗。我至今仍然认为《大围山原始森林》是很传神的：“从早到晚/七星瓢虫、油蛉子、蟋蟀/松鼠、飞虎、野猫/它们在密林草丛/唱歌跳舞 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劳作吃饭/我和它们情趣相投/品性相似/……那么我希望/介入的方式/一万年都不惊扰这个家园”。从这些脉脉温情的诗句中，我能体悟到中国山水的秀美瑰丽，亦能感受到诗人浓烈的家国情怀。这种忧伤的诗意，表达了我们关切的家园生态，也似联大女学生在“听风楼”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的文化基因。

联大师生文本内外体现出来的独特气质，在众多蒙自诗人的笔下，都有所显现。从我所接触到的诗人作品来看，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整体面貌和特征，都没有当代诗坛乱象丛生的痕迹；他们的作品，整体上遵循了传统的抒情路线和叙事原则。

在众声喧哗的诗坛上，很多蒙自诗人仿佛都置身其外似的，没有积极深入地参与当代诗歌现场的搏击和围猎。记得在张艳娥这样分享她写作《听云》集的心得：“当小民，写小诗，得大自在。”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由衷地赞赏这种为文处世的态度。

老作家程紫（原名陈梓真）是红河地区少数几个敢直陈己见的拥有强烈批判意识的论者之一。他不仅擅写评论，还写了不少诗歌散文。他的诗文冷峻清冽，有独立清醒的评价体系。此外，他对当地的文学青年也是爱护有加。他常年保持着与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密切联系，并因此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文坛生态，适时做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反馈。

要想通过少量的文本，了解蒙自诗人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来路，并找到其与“南湖文化”人文精神的同一性，似乎略显生硬，但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确实存在的。二者的隐性关系其实就是文化的血脉、基因。同时，要想对蒙自地区诗人创作情况做整体性概述，还不应排除在蒙自的外省籍诗人与本地诗人的相互促进与融合；“南湖诗刊”微信公众号就曾推出了一批红河学院在读的学生诗人，如毛理想、杜梅、闵妍、李峨屏、黄小英等。值得一书的是，站在中国当代诗坛前沿的当红诗人王单单，就曾是红河学院的学生。其在红河学院就读期间，写出了《去鸣鹫镇》等数首有关蒙自风土人文的诗歌。

蒙自诗人李军评点冷莎发表在“南湖诗刊”微信公众号的诗歌时说：“我读他的《大师的背影》，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就觉得我们的‘莎姐’正领着我们走在1938年的蒙自南湖，看着那些依依柳枝间不时走过的大师的身影。”从1937年南渡，到1945年北归，西南联大的存续时间，正好与八年抗战重叠。如今，联大离开蒙自已经八十余年，那些大师的背影也已远去。我们该如何继承和发扬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这自然不是重走迁徙路线、参观学校旧址、写几篇纪念文章、搞几次座谈研讨所能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