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

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推出《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以下简称《口述自传》），一时好评如潮。朱玉麒说：“在整理者忠实的还原下，惟妙惟肖地复原了冯其庸先生亲切的口吻；同时又经传主认真删改，条理清晰地叙述了其一生的遭际。丰富的图录，认真负责的口述史资料，加上协同工作的程序，会成为一种当代口述史精品创作的范式而传扬。”（《天风海雨饱曾经，又作轻舟万里行》，《光明日报》2017年1月24日）何卫国将其归入“红学史研究”，称它“以口述自传的形式，简明生动地叙述了冯其庸一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他所开辟的学术道路”（《2017年〈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红楼梦学刊》2018年第1期）。亦有评论提出：“近年来，随着口述实录兴起，越来越多的‘民间’记忆拼接出更为完整的历史真相，冯老在本书中也爆了不少身边的历史猛料。但口述实录只是基于个人记忆的‘原声’回放，个人往往受种种因素影响，不可能站在客观位置公道评价，比如冯老在书中多有提及的他与周汝昌间的矛盾问题。”（禾刀：《冯其庸：读书生活与“红学”论争》，《北京晚报》2017年2月10日）

冯其庸口述自传所以归入“红学史研究”，是以当事人身份记录了新红学史上诸多大事，诸如《红楼梦》校注组的筹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成立、《红楼梦学刊》的创刊、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红楼梦大辞典》的编撰等，皆可作红学史文献看待；但由于记忆偏差及主观偏见，所爆“历史猛料”难免有失实成分，需同代人出来细加鉴别、严谨考证，方不致造成误判。

红学史的主体，应是诸多红学人物。冯其庸在《口述自传》“后记”中声明：“这部口述自传，主要是叙述了我个人的经历，没有涉及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的许多朋友，更没有涉及海外的友人，真正只是叙述我个人几十年来坎坷的经历。我所以同意出书，只是为了存留一些历史的记忆。”但人们的阅读感受却完全不同：“冯先生在执教北京以来的岁月，对于文化的广泛涉猎，又得以与多个领域的文化人有深入的交往。在他的叙述中，学者郭沫若、俞平伯、启功、姚迁，作家王蒙、金庸，书画家许麐庐、黄永玉、刘海粟，戏曲艺术家袁世海、陈伯华、周信芳，工艺大师顾景舟、高海庚、周桂珍，以及其在海外因为《红楼梦》而交往的俄罗斯、美国、欧洲的学者，这些因为不同的机缘而走到一起的文化大家，是一部当代文坛的点将录，他们交游的往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增添了不少重要信息。”（朱玉麒：《天风海雨饱曾经，又作轻舟万里行》，《光明日报》2017年1月24日）

这种阅读感的差异，取决于冯其庸的历史定位。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冯其庸是“红学泰斗”，是“红坛巨擘”，而非他本人不喜的“文化学者”（《文艺报》2014年1月24日专访，题《访文化学者冯其庸》）。张庆善说：“提到冯其庸，人们就会想到《红楼梦》和红学。的确，冯其庸先生是以红学名世的。毫无疑问，冯其庸先生是当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红学大家。”（《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送别冯其庸先生》，《光明日报》2017年2月7日）孙伟科说：“冯老从事红学40余年，为红学的发展他承荷最重、贡献最大、立场最坚定、步伐最稳健。到后来出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等，期间所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又无人出其右。……冯其庸是新时期红学的‘定海神针’，是新时期红学的灵魂人物，是新时期红学第一人，不管是作为一个组织者、活动家，还是一个勤奋著述、率先垂范、引领风气的学者，他都当之无愧。”（《红楼奥义隐千寻——纪念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文艺报》2017年3月3日）事情确实如此，冯其庸是凭借《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及校订《红楼梦》，而成为红学研究的掌门人的。试想，如果把红学诸多大事统统抽掉，他充其量是二流的剧评家、书画家与旅行家，文化史上就没有地位了。

但就是这本“全景记录近百年人生历程”的书，偏偏竭力淡化红学内涵，去大讲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查实玄奘取经的古道，查证项羽不是死于乌江之类，十六章篇幅中，讲红学的只有四章（第八章“《红楼梦》校订组”，第九章“红楼梦研究所”，第十二章“《红楼梦》‘三汇’”，第十三章“《红楼梦大辞典》《八家评批红楼梦》红楼随谈”）。与绘声绘影地讲述与诸多画家之间的友谊，与武侠小说大家金庸的交往不同，这本“冯其庸的文坛点将录”，对于辅佐他“打天下”的红学群贤，却很少触及。如讲《红楼梦》校订组，仅说“从外地调来的七八个同志都被调回去了，就剩我和吕启祥、林冠夫、陶建基四个人了”（第230页）；讲红楼梦研究所，仅说“主要成员有胡文彬、吕启祥、林冠夫、刘梦溪、陶建基、顾平旦、祝肇丰、徐贻庭等”（第270页）。东汉刘秀“光武中兴”，尚有“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的云台二十八将，诸多为冯其庸鞍前马后奔走效命的“志能之士”，是何方人氏，何等学问，有何建议，有何成就，居然连一颦一笑都没留下——如此“点将录”，何其吝啬笔墨也！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漠视“正面人物”的情势下，冯其庸着力写了三位“负面人物”。其中两位，是他在红学领域的论敌，在红学研究上挡了自己的道，而另一位不仅没有碍他的事，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他的命运，为他的进一步进取铺平了道路。对此，有必要加以考辨，这既能洞察冯其庸的为人，也能为如何阅读口述历史，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口述自传》第三章“执教人民大学”的第一节，题“初入京华”，开门见山地说：

中国人民大学需要语文老师，当时人大国文教研室的教师吴××，是我无锡国专的同学，就向学校提出了我。1954年8月，组织部马上就下了个调令调我到北京来，那时候只要是中央调令谁也不会阻挡。所以我就马上收拾行李到北京来，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语文教师。当时我刚到，他们也不了解我，我也没有在大学里教过课，也不好给我定什么职称，就定一个教师。（第76页）

禾刀《冯其庸：读书生活与“红学”论争》说：“在冯老的教育履历中，没有大学专业学习训练记录，但这并未妨碍他最终跨入史学研究领域并取得巨大成就。回首冯老的‘成功之道’也许可以看出，虽然在求学路上确实碰到了许多才高八斗的文化‘贵人’，但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位勤恳的读书人，这是他得以取得学术成就的最大内因。”他不知道，在这些“贵人”之中，吴××才是最最关键、最最重要的一位。

1954年的冯其庸，在无锡第一女中教政治课，后来又教语文课。《口述自传》讲述的是他在一个又一个运动中的表现，并未提及自己的教学心得。无锡的著名中学，有第一中学、南菁中学、天一中学、梅村中学等，师资力量都很强，中国人民大学为什么不从这些学校物色人才，却将这个“没有在大学里教过课”，而且“也不了解”的冯其庸，从两千里之外的无锡，请到京华的最高学府来任教呢？靠的就是吴××的举荐。试想，若没有这位“贵人”相助，冯其庸说不定终生都在无锡教他的中学，不要说成为红学泰斗，能做一个红学会员，恐怕已是莫大荣幸了；至于后来的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高原，就更谈不上了。

对于这位恩人，冯其庸按理是应该立一块牌位，烧香点烛、顶礼膜拜的，但他不仅没有这样做，连他的名讳也不曾道出，迳以“吴××”代之——这在史书中也是一种创格。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由于情势的变异，吴××从恩人变成了仇人。第三章“执教人民大学”第六节“暗中受诬”，揭开了个中的隐情：

吴××原来是我无锡国专的同班同学，只同学了一年。他后来到东吴大学去了。为什么要到东吴大学去呢？他说东吴大学毕业以后，可以戴学士帽，无锡国专毕业以后没有学士帽，他为了争这个头衔就到东吴大学去了。他是江阴人，我是无锡人，那个时候我们关系也比较亲密，他到东吴大学去以后，我和他也没有任何矛盾。

这一补叙，让人明白吴××就是吴文治。查吴文治《八十自述》，1945年冬无锡国专复校，他就近报考，以较高的考分被录取，于是成了冯其庸的同班同学。至于为什么转到东吴大学，吴文治是这样说的：

在该校本科就读一年后，因略感该校所设课程有些不太适合时代潮流，便于1946年冬转学考入东吴大学国文系。这是一所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截然不同的教会大学，外籍教师多，学生生活洋派，人称“贵族化大学”。我转学到这所学校，主要倒不是因为追求这所学校的“洋派”，而是因为我们家乡有几个著名的“大人物”据说都是东吴毕业的，我想以自己也能进东吴来杀杀他们的威风。（《吴文治文存》第438页，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转入高一等的东吴大学，总是无可厚非的。据吴文治《八十自述》说，1949年苏州解放，他已提前读完规定学分，被宣布大学毕业，授予文学士学位，分配到新华社苏州分社，筹办《新苏州报》。适逢华北大学在上海招生，经苏州市学联保送考试录取，北上入华北大学。1950年9月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先做研究生，1952年登大学本科讲台讲课，先后讲授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

到1954年，吴文治已是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的骨干教师了。冯其庸是这样交代他对自己的推荐的：“……后来慢慢的国文教研室的人不够了，当时的国文教研室的主任叫王食三，王食三就问吴××，有没有可来任教的人，吴××就提到我，说冯其庸是无锡国专毕业的，可以调来。王食三向人大组织部提出来以后，中央马上就下一个调令把我调来了。”口述自传不用“举荐”而用“提到”，不说“热情介绍”而用“说冯其庸是无锡国专毕业的，可以调来”，都是为了淡化吴文治的作用。从地方小邑无锡来到京城大都会，冯其庸有了攀龙附凤的平台，就把这位只会读死书的老同学淡忘了。而当进入暮年，回首往事，冯其庸自觉对吴文治过于冷漠，为掩饰自己的刻薄寡恩，便开始杜撰理由了。

首先，动机不纯。《口述自传》写道：

我被调到人民大学来，吴××起了推荐作用，但是他的目的是希望我来了就介绍他入党。当时的支部书记叫赵侃，是陕西周至人。赵侃告诉我，吴有很多问题，你不要介绍他入党。他人品不好，生活作风上也出了很多事情，还有其他事情，叫我不要提这个事，所以我就没有提。

一个人要求进步，希望入党，是件好事。即便动机不纯，人民大学党员干部多的是，吴文治只要与他们搞好关系，就可能达到目的，何必曲线救国，从两千里外的无锡调来一个冯其庸？领导既然觉得吴文治人品不好，生活作风上也出了很多事情，为什么还会对他言听计从？

其次，挟嫌报复。《口述自传》写道：

1955年下半年，全国肃反运动开始。语文教研室的吴××，为了掩盖他自己的反动历史，冒充积极分子，向党诬陷、举报我是无锡国专的“三青团”分子，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

吴心里就很不满意，刚好肃反运动开始，他就冒充积极分子，用诬陷我的办法来掩盖他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说我是当时无锡国专的“三青团”分子，说我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组织上也没有向我调查，也没有问，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些事。

当时组织上派了两个人秘密调查我，一个叫邓茂生，一个叫宋瑞祥。……后来等到肃反结束了，宋瑞祥和邓茂生亲自跟我讲，你的问题弄清楚了，你们同班三十几个同学，统统调查过了，没有一个人说你是“三青团”。特别是找到了一个姓丁的同学，他是当时我们同班同学里“三青团”的头头，找到他，他就说，冯其庸怎么是“三青团”？他是我们的对头。……最后总算是把我这个事情澄清了，给我做了结论，了却了这件事。

如果知道冯其庸是“三青团”分子，吴文治怎敢把他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来？既已来之，又揭发他是“三青团”分子，岂非自己拆自己的台？宋瑞祥和邓茂生身为党员干部，安能不懂组织纪律，公然将举报人的姓名告诉被举报者？

第三，掩盖自己。《口述自传》先说“语文教研室的吴××，为了掩盖他自己的反动历史”，又说：

之后不久，支部书记赵侃对我说，吴××的老家，江阴县组织上寄来了一份揭发吴的材料，说吴在国民党时期参加“忠义救国军”。但这时肃反运动已结束，也就没有听说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第93-94页）

看过《沙家浜》的，都知道“忠义救国军”的胡传魁。吴文治若在国民党时期（还不是抗战时期）参加“忠义救国军”，肯定是反革命。但这样的机密大事，支部书记赵侃不仅不去彻查，反而向外界透露，还有什么组织原则？肃反运动结束，就不追查这样的事了？

吴文治于2009年6月去世。冯其庸口述自传问世之时，吴文治离开人世已近十年，无法为自己辩诬了。他有没有反动历史？除了赵侃的话外，冯其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吴文治《八十自述》说：“在东吴学习之余，我在报纸上编副刊，写文章，跟随进步同学搞学生活动。后来申请为工读生，在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在校长办公室当抄写员，并在青年会职业夜校教高中语文。我感到每天的生活很充实。”蒋成德在《吴文治先生的学术道路及其治学特点——纪念吴文治先生学术生涯六十年》中，这样介绍吴文治1947年至1949年的研究情况：

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却不是古典文学而是文学理论方面的，题目是《文艺天才论》，刊于《江声》1947年10月号，随后又在12月号的《江声》杂志上发表了《文艺的使命》。这两篇论文都是论述文艺问题的，吴先生在文中主张文学家“对于不平一定要鸣，对于黑暗自然要攻击”；宣扬文艺要“为人类的真理自由而呼喊”，“写下这一辈中国人民的希望与悲伤、遭际与奋斗”；认为“天才的文艺家”，应该“对那些被压抑的痛苦加以有力的描写”，使自己的作品“迎合着时代”，并“符合大众心理”。这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先生并没有因为喜好古典文学而忘记现实，他接触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书刊和政治读物，知道了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应该走出象牙之塔，走出“古典”，应该把自己的工作与当前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而这两篇长文就带有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抓住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可以说是吴先生一开始投入文学研究的鲜明特点。从他后来所发的几篇文章也可以看得出来，《论新现实主义文学》（《东吴新闻》1949年4月《葑菲》副刊第50期）、《“庙堂文艺”与“大众文艺”》（《东吴新闻》1949年12月）两篇论文继续提倡文艺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为现实斗争服务。而《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道路》（《东吴新闻》1948年5月4日）是纪念五四运动的一篇长文，又是紧密配合校内外轰轰烈烈学生运动开展的专论。1948年中国社会各界都掀起了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热潮，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也风起云涌，吴先生的文章正是那个时代的呼声。（《吴文治文存》第522页）

这样一位主张“对于不平一定要鸣，对于黑暗自然要攻击”的热血青年，怎么会是“忠义救国军”的反革命？自己明明是恩将仇报，为何却装出“暗中受诬”的可怜相？

冯其庸的《口述自传》题名《风雨平生》，一点也不贴切。“风雨”喻危难恶劣的处境，如风雨如晦、风雨交加、风雨晦暝等等。冯其庸自称生长于逆境，道路曲折坎坷，历经风霜雨雪，这都是无根夸饰之辞。《口述自传》与其题《风雨平生》，不如题《兴风作雨的平生》之为愈也。史识是历史著述的灵魂，取舍任意，唯我褒贬，怎能有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