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华鹏

一

我们的文学正处在一种转型的迷雾与迷茫之中。印刷时代向网络时代过渡，严肃文学的创作活力和读者如云的荣光日益黯淡，两百年间累积的思想高度和情感力量，正为被手机俘获的读者所抛弃；网络文学虽创作与阅读活力强劲，但因被资本裹挟，未免流于浅和俗。我们隐约感觉到，印刷时代到达顶峰的严肃文学，在网络时代出现了水土不服和落寂寡欢，无可奈何地开始了一段难以回望辉煌的下坡路。信息铺天盖地，世界变得越来越透明，“想象力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乔治·斯坦纳语），严肃文学的写作变得日趋艰难和难以为继。我们知道，该有一个新的转型和突围发生，该有一个新的文学生长出来（近来“文学变革”“小说革命”的探讨声不绝于耳），但是打破可怕沉默的出路在哪呢？现有热闹的网络文学是严肃文学变革的方向吗？好像也不是。那是什么呢？

在这样一个没有退路、前路浓雾弥漫的转型交替点上，我们多么希望，此刻有一位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作家或批评家站出来，“把艺术和文学从陈腐和衰败中拽出来，再把它们向前推进”（查尔斯·布考斯基语），用他的创作实践为我们冲云破雾，用他的呐喊为我们阐释变革的可能、指明变革的方向。当然这个任务最好由批评家承担，一是因为批评家最重要的功能和责任，是“关注于对同时代文学的判断”，他除了“必须追问同时代文学的贡献之外还必须追问耗损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乔治·斯坦纳语）；二是因为今天的批评家被诟病和揶揄得太久，该有一次洗冤之机。

遗憾的是，这样的人物并没有如期而至。我们只有求教于历史、求教于大师了，谁呢？伟大的鲁迅先生。百年之前的文学与文化境况，与今日有一定的类似性，新文学新文化与旧文学旧文化双重并置，新文学创作实践孱弱，雷声大雨点小，文学批评虽然担当了新文学新文化的开路先锋责任，但也乱象横生、鱼龙混杂。在此之际，鲁迅先生蓦然出现。作为文学家，他的创作实践为新文学运动提供了鲜活样本；作为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观念和批评精神为新文学、新批评的产生推波助澜。

在我们的严肃文学迷茫不见明晰出路的当前，重读鲁迅，重读他关于文学批评的见解，一方面我们能揽镜自照，见鉴自省，另一方面我们能从他那里获取批评的洞见、启示和勇气。

二

鲁迅先生关于文学批评的文字大多散见于各种杂文、书信和序言之中，数量不多，有时几篇小文章，有时三言两语，但满纸真知灼见，见解独到深邃，论述也是纵横捭阖，晓畅明白，笔下生辉，地道的“鲁氏风采”，读来畅快通透。这些散落的批评文字看似信手拈来，随性而作，也无大的理论野心，实则不然；这些凝聚着鲁迅先生批评思想的结晶，有着一套完整的结构体系和精神体系，对文学批评的主体、特点、标准和方法都有所论及，虽不见长篇累牍的高头讲章，但体系暗藏，刀锋毕现。

有人这样说，优秀的评论有时比劣质的书籍还短命，但鲁迅先生这些写于百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仍不过时，仍然闪耀着强大的生命力。为何如此神妙？盖因这些文字把握住了文艺批评的本质和特性，盖因这些文字在改造中国文学的策略和方法上，完成了新文学批评的建构，盖因这些文字的风格力量或者美感使很少有永恒流传的批评得以流传。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批评和批评家所迫切需要汲取的营养。

鲁迅将文学批评置于很高的位置，他认为批评是促成新文艺产生的重要力量。他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写道：“必须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正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这才能够使文艺同批评一同前进”。由此反观，在呼唤与新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新文学的今天，我们的批评是否做到了如鲁迅所说的“真切”？是否做到了带领文艺“一同前进”？曾几何时，我们的批评很难抵制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诱惑，陷入了人情和利益的藩篱；我们的批评无法参与到时代精神的主要活动——比如知识获取、科学探究、真理验证之中，连批评家都怀疑自己工作的有效性和经典性——我们的批评真正地陷入了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所说的“道德困境”和“知识困境”当中，这样的批评很难谈得上“真切”——道德真切和知识真切。也曾一度，我们的批评被作家忽视和瞧不起，因为我们的批评不再提供新观念和新方向，只是跟在作品后面奔跑，一味地阐释和吹捧，连对作品的好坏都辨识不清或丧失了判断，完全沦为作品的“附庸”，离鲁迅先生所说的“使文艺同批评一同前进”差得远。批评落后于创作了，又谈何带领文艺前进呢？我们现在急切要做的，是让批评“真切”起来，恢复那种新锐、活力、引领的批评了。

百年前，鲁迅先生对他所处时代新文艺发生的路径作了预判和概括，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历史何其相似，今天严肃文学在时代更替面前的遭遇，以及求生求变的境况，与鲁迅时代如出一辙。这样一个迷雾与迷茫时期，很多作品逃不出“萎黄”的命运，很多作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被“吞没”或“受伤”，待到这一痛苦期过去，“更新的文艺”便产生出来。由此看来，新文学的蝶变虽让我们苦痛，但总该充满希望和期待。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鲁迅先生对批评家寄予厚望，批评家不能不作为，不能袖手旁观，批评家“仍然有是非，有爱憎”，而且“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 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鲁迅先生的主张异常明确，在新文学未发生而将发生之际，评论家更要有倾向性，有爱憎，是是非非，旗帜鲜明。

如此读来，我们似乎触摸到鲁迅的批评精神了：真切，有倾向，有爱憎，全面客观。

三

让我们惊叹的是，百年前鲁迅先生对文艺批评陋相的揭示和抨击，仿佛是针对我们当下的。比如：有的批评绝对化，求全责备，“首饰要‘足赤’，人要‘完人’，——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抓住一点否定全书，否定整个作家。鲁迅先生认为这样要不得，会使“许多作品被否定，许多作家将搁笔”。他主张批评要全面客观。有的批评以偏概全，寻章摘句地“吹嘘或附会”，结果读者被误导，“还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主张评论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有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鲁迅先生反对用一个狭窄的圈子去套作品，“合就好，不合就坏”，这样有碍于文学的发展。有的批评“是恶意的批评”，鲁迅先生称这类批评家为“不平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上驰马……遭殃的是嫩苗”。鲁迅先生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戕害作者，很害人，可以置之不理。

对于那些把正当的批评歪曲为“捧和骂”的论调，鲁迅先生尖锐驳斥，他说：“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鲁迅先生精辟指出，“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

对于有人批评批评家圈子意识浓烈，“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套”，鲁迅先生认为，没有圈子的批评家是不存在的，指出“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他提出了批评的标准：美的圈、真实的圈、前进的圈。

如此的批评陋相，我们至今决绝了么？好像没有，好像有的还很盛行。如此看来，对标鲁迅，我们的评论之路崎岖漫长。

四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置身于这个文学转型时代，面对严肃文学这一段低迷的迷茫期、试错期、探索期的现实，我自然无法视而不见，也无法退避躲藏，在每日的阅读和思考中写下长短文字，无奈人微言轻，湮没于喧嚣鼎沸的批评声音中。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对正在孕育中的新文学报以探索的热情和大胆的预见。

二十一世纪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严肃文学的变革和出路仍在发生和寻找之中。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已转向手机，严肃文学中的小说如何走进手机、如何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最大范围地捕获读者并走进他们内心？新信息、新经验、新现实层出不穷，铺天盖地而来，小说家该如何处理它们，如何在信息的海洋中走出一条艺术征服力的道路？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所生存的时间观、空间观和价值观深刻变化，小说写作是否找到了与之对应的有效的新的方法、新的结构以及新的原创故事？这些都是问题，悬而未决。但让人值得期待和相信的是，新的小说艺术势必在不适感和阵痛期后破茧而出。传统经典小说告诉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并对人的内心世界永不疲倦地开掘，是小说永恒的魂魄和存在价值，是小说的恒数；寻找新的故事模式、新信息、新经验、新现实自然融入小说，是新时代对小说家的表达要求，是小说的变数。或许，找到这种恒数和变数的最佳结合点，新的小说艺术就将出现。

小说未来的叙事走向如何？麦克尤恩说：对于未来的叙事走向，我想主要有两个方向，一种是现实主义，我们要想办法描绘我们所处的世界，以一种比较严格的重现现实的方式去描绘现实；另一种则是把现实以一种梦幻或魔幻的手法写出来，以此呈现我们创作的现实环境。

托卡尔丘克从未丧失对文学的信念，她说：“文学是极少数可能让我们贴近世界确凿事实的领域之一”，“文学建立在自我之外对他者的温柔之上”。她在思考：我们该如何写作？她试图找到一些可能的方法来讲述全新的世界故事，比如：“如今是否有可能找到一个新型故事的基础”；“有没有一个故事可以超越一个人沉默寡言的自我监狱”；“我也梦想着有一种新的叙述者——一个‘第四人称’的叙述者”，等等。很显然，托卡尔丘克的思考是基于未来写作的方向和方法的，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和期待的。

我们发现，这个时代里既有口碑又有读者缘的作品，是那种走在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的中间道路上的作品。它们既有通俗小说无法拒绝的阅读吸引力，又有严肃小说在人性勘探上的深度和广度，比如美国的斯蒂芬·金、日本的东野圭吾以及中国的余华等，他们常销的长篇小说走的大致是这条路子。时间已经告诉我们，纯粹的严肃小说有口碑无读者缘，纯粹的通俗小说有读者缘无口碑；这两者之间的“中间道路”，正是在口碑和读者缘上的双丰收。这种写作路数会成为今后小说变革的方向吗？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和处理这种好“中间道路”，如何写出真正的好小说。

这会是新文学的未来之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