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輶轩语》，晚清名臣张之洞（1837—1909）的一部书，现在已难看到原刊本。我看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的注释本，名为《輶轩语详注》，下署“司马朝军撰”。此书列为该社“国学初阶”丛书之一种。同书封底勒口上的丛书已出书目里，署名较为正规，道是：《輶轩语详注》，张之洞著，司马朝军详注。

全书有两序，一是张之洞为《輶轩语》写的序，称为《原序》；一是今人冯天瑜为这个详注本写的序，称为《〈輶轩语详注〉序》。

冯先生是武汉大学史学教授，有名的文化史专家。他写的序里，对张之洞其人有详细的介绍。简括地说，张是旧时代科举路途的成功者，十七岁中顺天府乡试头名举人（解元），二十六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经数年京官，于同治六年（1867）七月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年八月简放湖北学政，一任三年。同治九年（1870）返京，同治十二年（1873）简放四川学政，续任三年。青少年时代的科考历练，中年三省学官的丰富经历，使张之洞深谙科举考试的种种妙道。三十八岁时，在四川学政任上撰著的《輶轩语》一书，乃其举业经验的总结，自许“深者为高材生劝勉，浅者为学僮告诫”。一时间成为清末诸生科考必览之典籍，连曾国藩、梁启超都推崇此书，以为入泮从学之津梁。

张之洞最为人称道的不是此书，而是名为《书目问答》者。两书功用各有侧重，又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輶轩语》旨在端正态度，教以读书的方法、为文的道理；《书目问答》重在治学的法门，是登堂入室须读的书目。这一点，从《輶轩语》这个书名上也能看得出来。西汉蜀学宗师扬雄撰有语言学论著，名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輶轩”，指古代使臣所乘车辆，引申为通达四方之意，又成使臣的代称。张之洞以学政之尊，出使蜀地，故将为诸生举业而作的训诫书，命名为《輶轩语》。

现在没有“举业”了，按说这样的书该弃之不顾了。起初我也是这么以为的。动心买下，原本是要由此探究举业的一些奥秘；读过之后，感到书中许多训诫，对我们今天写文章仍有重要的启迪。单从举业上说，读书是为了写好文章。古今文章是一个道理，这是纵向说的；横向说，诗文一理，骈散一体，不是触类旁通，而是一通百通，了无挂碍。

原书胪列明晰，条目甚多。只说其中涉及为文之道的几则，参以己意，略有生发。

一、为文有道，切毋痴迷

《语行第一》里有一则，名为《读书期于有成》。张之洞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亲经科场历练，复膺三省督学，对于科场之利弊，审之甚清。这一则里，劝众生员，多多自审，切莫痴迷场帷，误了一生。文曰：

古人为士，期于博通今古，德成名立。即使不遇，讲学著书，安贫乐道，足以疗饥。惟其有道，所以可乐。今人入塾，应考者虽多，名则为士，而师承固陋，作辍无恒。帖括之外，固无所知，应试诗文，亦不及格。勉强观场，妄思弋获，至于困顿垂老，变计无及。农工商贾，皆所不晓，贫穷颠踣，计无复之，遂至丧行败检。

才读到这儿，我已忍不住废书叹息，甚至无端地，也是万万不该地，想起柳宗元《捕蛇者说》里的一段话：“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这里没有任何类比的意思，只是想说，文学实则是个高危行业，淘汰率甚高，吃的也是“青春饭”，早年无大名声，老了多半会陷于困顿，而变计无及。

是啊，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作为平日的爱好，不难得其乐趣，作为谋生的职业，千万慎之又慎。

这种情形，在国外也许不存在，不是大才气者，少有以写作为职业的，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初期，多少无业或用非所学的人，写上一两篇作品，就身入公门或改换身份。这批人中，有才高八斗的，也有灵光乍现的，一入公门成了作家身份，或好或赖，只能在这样的单位混下去。想来到老，一无事成，只会感慨“文章误我”而已。可怕的是，这样的机构，至今不改陈规，仍有后继者鱼贯而入。对此，我不能多说什么（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只能说爱好文学，可喜可贺，但要以文学为终身职志，千万要慎之又慎。在此，我愿意提供一个选择，就是将文学写作当成一种人生的乐趣，人生的修炼。真的有了好的题材，好的构思，丝毫不妨碍你写出惊世骇俗的大作品。若执迷不悟，听听张之洞先生在说了前面的话之后，接下来又说了什么：“窃愿读书者，务须专精奋发，学必求成。如自揣志向不坚，不如及早弃去，自占一业，尚可有资事畜。慎无冒士之名，无士之实，悠悠泄泄，自误平生也。”

二、诗教为何，理当深思

这一节是本文的重点，且从容言之。

“诗教”一名，《輶轩语》中提及，是在《语文第三》“时文”项下第十四则，题为《忌妄援一经作注》。文曰：

时俗恶习，无论何题，动曰诗教易教，号为专经，实则支离灭裂，无理取闹。不特有妨文体，实为有害经学，所宜痛绝。

诗教一事，沦为习俗，正可看出名目之正大。何为诗教，书里有详释，本指《诗经》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教育作用。《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海瑞《注唐诗鼓吹序》言：“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经并行，诗教为首。”

诗教的意思明白了，该着说，为何将《诗》看得这么重要。

这个问题，我也是久长思之而不得要领，近年虽有所悟，仍说不明白。我的疑惑在于，五经中《易》《礼》《尚书》《春秋》，都是典章制度纪史之书，尊之为经，理所当然；《诗》不过是一本古代民歌的选本，何以如此尊崇？列于六经也就罢了，还要置于六经之首。后世作文，还要动不动就说得自诗教，这就好比我们今天的思政学习，先唱一首《信天游》；文章写得好了，还要说灵感全得之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总之我是实实地想不通。岁数大了，经历磨难，认识到人性的重要，方体悟到古圣贤用心之良苦。等于是说，先存下善心，才能做出好文。此番研读《輶轩语》，张之洞先生的解释，真个是让我心服口服。

《语学第二》“通经”项下第八则，名为《治经宜有次第》，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全书中文字最多的一则。

大概他老先生起初也跟我一样，对先贤如此尊崇《诗》不甚了然，一下笔，先说他的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次及《三礼》，再及他经。其说至精，请申其义。”下面的解释，可说是他先师的，也可说是他的。不必尽述，约略言之。

“盖诗礼两端，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这样说，好像是遵循了由浅入深的程序，下面的话可就另辟蹊径，转幽通明了。“四经皆是郑君玄注，完全无阙，诗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这样说，仍不脱学习的难易次第。下面这一句，就让你豁然开窍了，他说：“《诗》义该比兴，兼得开发性灵。”又进一步说：“郑笺多及礼制，此经既通，其于礼学，寻途探求，自不能已。《诗》《礼》兼明，他经方可著手。”

好个“开发性灵”！一语道尽了读书为学的真谛。读书是这样，做学问是这样，与写作有何相干？李健吾先生有过这样一句话，说读文学名著，遇到难以索解的地方，只需迎着人性走过去，不难找到答案。这说的是一种批评的方法。从写作这面说便成了，只有在人性方面着力，顺着人性写下去，才能写出让批评家一时难以索解的好作品。

我写《花笺》的时候，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汪曾祺全集》的时候，好评蜂起，说的最多的是，汪先生如何得了他老师沈从文的真传且有青胜于蓝之势。我倒不鄙薄汪先生，只是觉得论者在瞎起哄，只道“知人论世”，全不懂“论世知人”。于是在《花笺》中顺手谈了我的看法——

先提出一个理论，阔气点，可称之为“浪冲线定律”。说的是，小说主人公方仲秀先生，某年应朋友之邀，去海南的三亚住了一段时间。每天一大早在海滩散步，最让他惬意的，一是远处的云天，再就是沙滩与海水交接处，潮水退后留下的浪冲线。有贝壳，有海藻，有水沫，更多的是小小的沙砾，就那么舒畅而又零乱地排列着，可是怎么看都那么自然，那么亲切，没有一点儿别扭的地方。有的地方会有一截枯枝，可你一点儿也不觉得突兀，似乎就该这么着。方先生由不得就想，我们的文学语言，要是能像海滩上的浪冲线就好了。

接下来假借书中一个叫曹竖的人物，问方仲秀先生，对汪曾祺的小说是何看法？老朋友了，也就无所顾忌，说从为文的意趣上说，从文字的品格上说，汪跟沈还差一大截子。如果说沈的文字，是天然的浪冲线的话，汪的文字也像浪冲线，但汪的浪冲线不是在风力作用下，海水冲到沙滩上自然形成的，倒像是他提着一篮子小石子，一个一个摆成的。

说了这些，还不尽意，又假借书中人物张某的问话，将话题引申一步。张问，能不能用一两句话，说清两人的差别？方仲秀原本是个“给上四两颜色也敢开染坊”的浅薄之辈，略一思忖，大言不惭地说道：来路不一样，汪的小说是《世说新语》的路子，写小说等于写文章，要的是凝练。沈的小说不然，是《诗经》的路子，既有乡野之风，又不失敦厚之旨，写小说等于写诗，要的是一种感觉。

不想扯得太远了，只想提示一句：写小说，何妨也存点“诗教”意识？

三、用意用笔，全在心性

书中《语文第三》各项，全是说做文章的道理。仅“时文”一项，就有十六则，太芜杂了。这里，只择其要者，展开说说。

“时文”项下第三则，题名为《宜学先正》，文曰：

经史为文章根柢，名大家为墨卷根柢。《钦定四书文》即根柢也。学到固不易，稍得其骨力气息，为益即已无穷。选本甚夥，要以老辈所选者胜。先辈恒言，时文家须胸中有熟文三千首，自然能文，亦犹扬子云“读千赋乃能工赋”之说也。今人纵不是能如此，至少亦须涉猎千余篇，烂熟数百首，若并此无之，难矣。

这，说的是应读什么，读到什么程度。接下来说，若认为这样的文章读了对科考无益，热衷于读“时墨”会是怎样的结果：“此时文体即已甚敝，愈趋愈下，将来必致一书不知，文亦不可为文，人人皆没字碑矣，大为学校之忧也。”

我教过中学十多年，在两个编辑部工作差不多也有十年，于文章之道，多少也还有自己的体会。一个人会不会写文章，看上几行，就有个大致的推断。学生不说了，单说年轻作者吧，有的一看，行文能见出“骨力气息”，有的一看，字句俗烂，全无“骨力气息”可言。克服之道，张之洞先生的劝诫是，至少也须涉猎千余篇，烂熟数百首。

前面说“熟文三千”，量词也是“首”。可知这里的篇和首，指的都是文。

这道理，我曾多次给年轻作者讲过，友善者唯唯诺诺，似懂非懂，强横者眼睛一瞪，说那是文言文，他写的是白话文，牛头不对马尾。对此，我是有切身体验的。古文的字句，不是“简略”二字可概括的，读得多了，熟烂了，你就能体会出古文中委婉而丰盈的气息。比如选自《战国策》的《触龙说赵太后》里，触龙和赵太后的问答，其生动活泼，暗藏机锋，简直就是一个小说的情节，尤其是触龙那句问话：“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反复吟咏，不能不佩服行文的灵巧，意蕴的丰厚。

类似的句子，还可举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矣！”杜牧《阿房宫赋》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熟读古诗文，写起时文也就别具气象，这道理就讲到这儿。说是摹仿，总隔了一层，“操千曲而后晓声”，最终的效果是自己能唱出优美的歌声。《语文第三》“时文”项下第五则，题为《宜讲用意用笔》，文曰：“创发名理，羽翼经传，本也，作手始能之。机调谐熟，末也，俗工亦解之。通乎上下，意笔为先。若意笔俱无，我与人共此滥调，泛语浩浩，一万四千卷，何以致胜哉。”这里的意，当指意境；笔，当指文辞。有了意境，又有了相应的文辞，怎么能写不出好文章？

之洞先生的命意，原来在这里。

接下来的第六则里，对笔法的使用，给了明晰的指点：“其承注、点逗处，则为文之眉目；其转捩、提挈处，则为文之筋节。其要在上下连贯，与有势不平而已。文之佳恶，看此处数语，即已了然。童卷于此，大不讲究，故为标出。”

之洞先生在此，说了一个为文的诀窍：“其转捩、提挈处，则为文之筋节。”如果说，承注、点逗处，要的是叙事清楚的话，这里的转捩、提挈，最见文章的气势律动。像前面说的《捕蛇者说》里，捕蛇者一句“君将哀而生之乎”，你就知道下面必是一番沉痛恺切的陈述了。设想一下，柳氏此文，纵然后面笔力弱点，有此一句，也可说成功了大半。

这个第六则，题名为《时文出落处宜用意》。此书不愧为详注本，对“出落”有释义，语云：“谓有所本，有所依据。”且引了归有光《与沈敬甫书之二》里的一句话：“为文须有出落，从有出落至无出落方妙。”可见，熟读古诗文，先是有出落，最终要达到无出落。

在这上头，之洞先生是大才子，跟旧时代的众多才子一样，也是主张性灵说的。因此上，在此三则（第五到第七）一起首，特意标示：“以下三段为性灵，大凡文字有清气灵光者易成，无清气灵光者难长进。”

性灵之说，在古典文论里，最切近为文之道的本源。近人得其真传者，当首推诗人徐志摩——我说的不是他的诗，是他的文。他的文中，时不时会来上一句“从灵府里来”如何如何，其笔力之张弛跌宕，确也难以按其踪迹。

四、孳孳为力，有违文德

《輶轩语》全书内容共六章，主要是前三章，分别为《语行第一》《语学第二》《语文第三》，用白话说就是：说德行，说读书，说作文。可见，古人论学，还是推重品行的。张之洞此书的好处是，在这些地方，也不说什么大话空话，一则一则，都是切实的劝勉。《语行第一》，全章十六则，不一一细说了，单说第十四则《戒孳孳为利》。文曰：

此乃天下通病，然须立志戒之。先除此病，然后可言品学、经济。堕行干禁，多由于此。犯此者所以自解，或曰家贫，或曰亲老，不知渴死不饮盗泉，祀亲必求仁粟，何乃以此借口耶？寒士谋生，自有正道，止可择其不伤义者为之耳。

这道理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说法，也是很能蛊惑人心的。之洞先生自然知道源自何人，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句我也常说的话，竟出自一个山西文人之口，不是别个，乃大名鼎鼎的明代大儒、河津人氏薛瑄先生是也。还是听听之洞先生的教诲吧：

薛文清有言：“为学必先治生。”或疑治生讵非为利。要知不然。学者治生之道，修德勤俭，博学多能而已。有此数善，理无饿殍。即如教授糊口者，苟能学优文美，训课诚笃，成就后进，不较锱铢，自然屣履争迎，羔雁踵至。推此以求，凡执他业者，何独不然。岂必损人自利，作奸犯科，乃可生于人世哉！

文清是薛瑄的谥号。话已说尽了，不必再作阐发。写到这里，瞥见下面的第十五则，看了看，觉得不妨多说几句。这一则题为《戒轻言著书刻集》，文曰：

士生今日，典籍详备，但当读书耳。读且不能尽，名且不悉知，何暇言著书哉？四部九流，各种学问，专家成书，已如烟海。即以国朝人而论，已难殚述。今人偶有所得，早为前人道及，甚至久为前人唾弃而驳正之矣，尚津津然笔之于书乎？经学尤不可轻言著述，徒为通人所诃而已。必能精通专门之学，读尽专门之书，真有所见出乎其外，方可下笔。至如诗文集，古人名家太多，当世识者亦不少。末学下士，既无根柢，又鲜功力，学作之则可，勿轻言刻集行世也。

古人的刻集行世，相当于今人的出版发行。不同处在于，古人多是自己出资办这事，也有的是故去后，门人出资办这事的。现在呢，多是出版社办这事。按说出版社办，自负盈亏，犯不着去管，但还是想说上一句，就是去了书店，见大有名望者或稍有名望者，人还活着，文集一出就是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忍不住作想：这样的书，谁会买上一摞子抱回家里，跟祖宗牌位一样供奉着？

写到这里，全文就完了，不必再多说一句。可我这个中学语文老师的毛病，又犯了，还是想多说两句。是说给“撰者”司马朝军先生听的，也是说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听的，就是这样一本原文不过两三万字的书里，于原文的句读校勘，也有疏漏之处。一处是上面这段引文里，“经学尤不可轻言著述，徒为通人所诃而已”句中，书中“徒”字竟为“徙”字。再就是《语学第二》章里“读古人文集”项下，第五则《学选体当学其体裁、笔调、句法，不可徒写难字》里，有句曰“选学有征实、课虚两义。考典实，求训诂，校古书，此为学计；摹高格，猎奇采，此为文计生。典奇句可用，僻字不可用”，其中“此为文计生。典奇句可用”一语中，那个句号，应当点在“计”字之后，这样上句结末就成了“此为文计”，下句开始就成了“生典奇字可用”。

仅举两例，罪过罪过。

2021年9月10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