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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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说：我最近特别高兴读到一些极不相同的人如吴冠中、周汝昌、徐梵澄、顾随等，都从不同方面认同鲁迅而不认同周作人、胡适。

我也不喜欢周作人。他和后来的秦牧都属小品作家，不明白为何有人把他抬那么高。都是董桥下午茶式的东西，再好吃也不是正餐，跟今天读微信、微博差不多。这个是城市文化的反映，只要有一定年轮的沉淀，这个城市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文人和小品，应归类花边文学。

现在高调推荐周作人，也可能是对长期以来曾刻意培养高玉宝式的农民作家的反拨，因为直到目前，中国文学仍然是农民文学。数数今天活跃的作家，有几个是在城市长大的？写得最多的还是农民，偶尔有些写城市的，基本上都是“陈奂生进城”之类。

像老舍、林语堂、张恨水、张爱玲，以及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周瘦鹃、包天笑，还有新感觉派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黑婴、禾金等那样的城市作家太少了，好像今天成功的也就是王朔、慕容雪村。这说明中国当代文学还没有转型，城市化进程还只停留在房地产开发上，文学脱节了，没有出现梭罗、德莱塞、欧文·肖、欧·亨利那样的属于城市的大师级作家。

如果说大飞机、航天登月比美国晚了半个世纪，中国城市文学比西方同类差得恐怕还要多。我一直奇怪，当年拿破仑亲自主持建设了放射状的巴黎城区以后，大量的城市文学就“立等可取”了，巴尔扎克、雨果、左拉、大小仲马、梅里美、波德莱尔，都有大量的城市作品，但是中国文学却没有出现很多反映当代城市文明价值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此方面的成功尝试，在我印象中，也就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还有刘心武，也算一个，王安忆、张抗抗、池莉、文夕都只能算半个。朦胧诗也算。

物以稀为贵，所以着重推周作人，看重的主要是他骨子里的城市灵魂。

说这些，就是证明一下，中国虽然建了那么多大小城市，但不少地方还是农村化管理。去打听一下，管理这些城市的人，还有动辄自诩“城市运营商”的地产大佬，有几个是城市长大的？他们大概率认为，城市，就是把房子盖高，越高就越城市。只讲居住功能，不讲外立面，导致千城一面。似乎发展就意味着“拆拆拆”，以前是北京拆城墙，近四十年则是对传统建筑、历史街区第二次大规模破坏，惨烈程度远胜当年的拆掉老北京的九城！主要原因是缺乏在城市长大的人对城市母乳般的依恋感情。

我每次去北京都住八大胡同。虽然破旧不堪，但是隔窗就是前门楼子。我问一大爷，为何几十年来就守着这烂房，此地的十几平米到别处都能换一个楼了。大爷说，我们都走了，你来了还能听到原味京腔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坐武汉长航东方红系列轮船，沿长江遍访各城。这些城现在都被拆得面目全非；当年九个通商口岸之一的九江，拆得最彻底，沿江的民国建筑拆得不剩一块砖。

珠海华发到汉口拿了法租界一大块地，立马就拆了好几座老建筑，然后烂尾好多年。现在据说又要“修旧如旧”。那还是当年的砖吗？如果明长城都用现在的泡沫砖，那会是什么感觉？

历史是需要沉淀的。当经济增长成为野蛮生长，城市必然会遭到野蛮装卸般的暴力拆迁。最近在老汉口转了一下，拆得更彻底了，就留下几个样板建筑。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也已无法去找儿时的记忆了。

文学评论家黄自华说：中国作家走不出写农村这个怪圈，与中国人至今还在抵制现代文明、崇尚农耕文明有关。没有现代文明之下的思想意识和人际关系，城市写作就是一个始终走不出农耕文明子宫的怪胎。用农耕文明的价值观、审美观在城市大兴土木，大拆大建，拆掉的是美，建起来的，就还是一个不扣不扣的“新农村”。他们以为这就是美，而且还拒绝差评。这与拒绝甚至批判现代文明有直接关系。

江汉大学徐迅博士说：在这方面，上海好一点，有吴亮、孙甘露、金宇澄，也有好几个80后、90后；其他地方就差多了。

《文学自由谈》今年第1期有文章谈到深圳为什么出不了大作家、大作品。这的确令人深思。一个世界上发展得最快的大都市，四十年就从一个小渔村成为千万人居住、工作的超级大城，文学至少是滞后的。明明也有不少著名作家进入，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宣传打工文学——我一点也没有歧视农民工的意思。从流水线上找吃苦耐劳挥汗如雨的高玉宝也很重要，但刻意把一个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级城市，从文化上渲染成一个农民城市，是不是一种自我矮化？你的精英文化哪里去了？

不过，城市长大的文化人普遍情商过低。这是所谓的城里人的通病。

2

终于又有人抓住李某人的把柄了，据说是硬伤：他到处讲课，好为人师，举例都是他自己的作品。

“到处讲课”和“好为人师”应该并不是递进关系。我到处讲课不假，只是为了赚点碎银子以应付日益失控的开销，因为我在单位拿的是最低工资，干的又是纸媒，而纸媒日薄西山的情况，想必大家也理解。

所以，我讲课和“好为人师”没有什么关系。

之所以拿自己的作品作为例子，主要是因为以前拿别人的作品举例被抗议过。李某人常常口无遮拦，容易误伤同类，所以，除了业已作古者，原则上我不跟同行比较；而用自己的作文来举例说明某些问题，基本上没这方面的风险。

后来也有朋友反问，自己评论自己怎么不行了？有人给自己开研讨会，自己怀念自己，自己崇拜自己，你怎么就不能自己评论一下自己？

但是，自己评论自己的确很难找到先例。属于无耻？暂且存疑。有人总是说李某人没有作品，他哪有资格评论别人？既然如此，我评论自己怎么又有问题了？就算李某人是个失足中年，也总要给他一条出路吧？何况，他只是评论自己，又不是评价自己，不是评级，不是评奖，没有流量带货的意思。

话说回来，李某人的脸皮经常“厚得载物”，也不怕被说三道四。下面举例，说明文学语言吸引力的重要性。在今天这个文章消化短平快的时代，你的宏大叙事如果不能在开头的千字以内把读者抓住，却还像《追忆逝水年华》那么干，从明天开始，饿肚子就会是你的新常态。

为了写小说，我经常练习怎么开头。比如这个《老张》——

老张走了。

老张走之前的身份是个导演，而在导演之前，他是个穴头，专门帮助一些二三线的演员组织演出。原先在他的家乡走穴。乡下，婚丧嫁娶，有个吹唢呐的就算音乐了；如果加上锣鼓，再加个笛子什么的，就算交响乐，每次能够赚个百把块钱。后来就去镇上演，还牵了猴子小狗什么的，算马戏了。

真正发现机会，是县城剧团倒闭。以前他梦中的情人啊，那些高高在上的女演员，就这么失业了。他去要求承包，几个花鼓戏女子就像水蛇一样把他环抱，浑身上下硬是痒得舒服。

淮河沿岸几乎被他的戏班子走了个遍。别说那是一些小钱，当年常香玉唱个河南梆子，土得掉渣，居然买了架飞机送给志愿军。老张听说过，并且说打死也不相信。后来他相信了，小生意在中国的确可以赚大钱的。这是他后来买了大奔说的：你看人家芜湖的奇瑞，赚到钱了，把路虎都买了；人家李书福，吉利赚钱了，把瑞典的沃尔沃买了。

其实他赚钱的手段并不高明，就是在戏中间，来个脱衣舞，整个高潮，不论是乡镇干部，还是村头二大爷，都喜欢。随便哪里死个人，他能让那些半老徐娘在人家门口脱半个月的衣服，直脱得人家三围尽显，三观不正。

就这样完成了原始积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积了跬步当然要千里跃进大别山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去广东。老乡们说，广东那是你去的地方？那么多高人。老张说，是枣没枣先打两杆。真是吉人天相，他就一杆，枣就掉了一地。这和他注意宣传有关。田间地头，破锣一敲，就尽人皆知了；乡镇县城，家里收藏的高音喇叭一响，就家喻户晓了。到了大城市，得靠媒体（他学习的新词），要靠记者。打发起来也不贵，那个时间，就五十闷——广东话，一闷就是一块。闷声发大财，广东真是人少钱多啊。一年下来，赚了很多很多闷。他请的演员，再不是县城班子，是国家一级二级演员。几年下来，他家的班子“换届”，老婆带孩子走人，新夫人年轻有为，生意越做越大，国内目前谁红谁黑谁黄，问他，门儿清。

反腐了，足球场上的演出搞不成了，篮球馆里的演唱会也招不到人了。一打听，敢情都看电视剧去了。有人来忽悠，就跟着去了趟浙江横店。人聪明，啥事都能看出门道。他不跟人合伙，找了个文学老青年。人家辛辛苦苦好几年，一本长篇小说就是出版不了。写的啥？打鬼子。老张是没有组织的人，只是按照自己在乡下积累的直觉，问，鬼子是什么？中间人说，就是皇军。黄军？有意思，要黄、要黑、要暴力，齐了！二大爷不爱看，三大爷四大爷一定看。

那个时间还没有“神剧”一说，一不小心就领个先。他说，给你二十万，拿东西走人。那个剧作家本来只是想弄个三万两万的，按照今天说法，吓死宝宝了。规规矩矩按照老张要求，放弃署名权，回家跟老婆报喜去了。

关键是，老张在介入这个生意时，问明白人，拍电视剧，什么最难，什么最容易？人说了，写剧本最难，当导演最容易。因为写剧本，你起码得是作家吧？其他各个工种，也都是些技术活，灯光、道具、化妆、美工、服装、历史顾问，等等。老张说，那么说，这导演一定得我干了？于是他就真的当了导演，然后去电影学院找了个学导演的小伙子，那是执行导演。

原先觉得这鬼子打一次就行了，没有想到大家号召抗日，还有“愤青”抵制日货什么的。老张后来跟采访他的记者坦白，运气来了，那是挡都挡不住啊！一口气，硬打了八年鬼子，各种各样的打法，神乎其技，把什么关东军关西军都消灭了，自己也赚了个盆满钵满。

他感觉，再这样打下去，资源该枯竭了，估计下面得打到天皇他家里面去了。还有人看吗？

果然就不断遭到电视台退货。

但是他转型忒快，马上想到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倡导文化。老张迅速学会了一个新名词——购买服务。市里面有专款，省上更是不含糊，谁拍摄电视剧，补贴五百万到五千万不等。

老张有点子，又有钱有人，就是差本子。他开始到处现金收购剧本，跟人说，这就是炒股票，你先要买，本子就是原始股。到了老张买本子的时候，专业编剧已经有了维权意识，他觉得自己已经买不起了。但是他清楚地知道，江湖上有的是枪手，他在找枪手，其实枪手也在找他。

果然，就有个人过七十古来稀的老同志。据说人家也是打听了好几年，才把他找到，彼此相见恨晚。古来稀作家为这个本子已经折腾了五六年，原来的愿望就是换个一万元。老张从来没有的恻隐之心发作了，看看人家，写了一辈子，目标才一万元。他想让对方惊喜一下，一出口，连自己也惊呆了：一百万！

古来稀作家当时连下跪的心都有。恩人啦。老张轻描淡写地告诉老人，要敢于想象。

等到助手看完三十集剧本，说想死的心都有了：又是打鬼子。老张在“约谈”古来稀时说，你怎么，这个，抗战八年，我们都结束了，你才想到，打鬼子？古来稀说，不是啊，这个剧本，我写了八年啊。

没办法，为了信誉，老张对助手说，看在人家也抗战了八年的份儿上，我们再打一次鬼子吧。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上了日本国的“黑名单”，我还没去过日本呐。

老张当然不会冒风险。他按既定方法办，找一个地方政府买单，把相关领导的名字全部安排上去。

有人说，这个办法我也会。老张笑，你试试？

就是，只有老张把这条路子走通了，只有老张能够靠手上的剧本找有关部门拿到相关补贴。

3

我觉得，除了拿了扶持费、课题费之类的补贴写的东西，文学是最能够反映社会实情的。

4

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是两个概念。

很多中国作家的问题是没有审美能力。

5

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虚构往往还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有些现实经常毫无逻辑可言。

如果文学不能反映现实，只是作为一种文字技巧的表现，没有价值观，没有基本的道德判断，就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今天的文学批评已经适应不了某种文学现实的塌方速度，必须以“文学呸评”来解决问题。

6

与其等待戈多，不如等待瓦拉德。

等待就是一种躺平，躺平就是一种等待。

7

唯独音乐能够充分反映复杂的内心而不被抓把柄。

连绘画都做不到这一点。

文学？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2021年10月6日，上阶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