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艳

疫情有所反弹，小区封闭，不得出门散步，便找点鲁迅的书来读。正读《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忽然，朋友微信转来一篇文章，一看题目：《邰科祥：拙劣的找茬和徒劳的抵赖》，错愕间，暗自倒吸一口冷气：是谁这样大胆，竟敢如此批评邰教授？

未料到，原来文章所诛伐者，不是邰科祥教授，而是拙文《谁才是真正的失范与荒唐？》（以下简称《真正》）。邰教授为何如此大怒，以至于人身攻击呢？一篇小文，值得这般声嘶力竭地辱骂和恐吓吗？民间老话说，有理不在声高。他一个大教授，岁数也不小了，怎么还高喉咙大嗓子，写出这般文风恶劣的文章？这实在使人惊诧莫名，百思不得其解。我所“不得其解”者，盖有二端：一是，邰教授者，为人师表者也，本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写文章的时候，也应该以温厚而理性的良好修养示人，为何在写回应文章的时候，却如此暴跳如雷，如此不斯文？二是，像邰教授这样的资深教授，应该有点长辈的样子，即便不能像孔子那样，常怀“后生可畏”之思，也应该对学生辈的年轻人留些口德，多些善意。谁想他全无此善念和修养，竟然对一个年轻学子，如此急不择言，恶语相向，这是不是有点为老不尊呢？我向来遇事冷淡，或曰“佛系”，平素不大会因为有人发泄愤怒时的唾星不巧溅到了身上，就跳将起来，作愤怒状。但这次，我却很有点忍无可忍了。也许，我还“佛系”得不到家，欠缺一点“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涵养。

邰教授此文，就内容和义理来看，并没有回应的必要，大可一笑了之。只是身为青年学子，对他的文风，却不得不提出一些质疑。邰教授担心“年轻学子被误导的情形就更可能发生”，而我则担心，邰教授陷在自己制造的话语牢笼中，永难脱身。其实，我的担心，亦杞人之忧，因为，我看见，在邰教授的大作后面，有网友留言说：“经常吹喇叭抬轿子的人看不得不同的声音。”呵呵，明白人还是有的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必要认真地回应一下。毕竟，文风关乎世风，也不是个小问题呀。

其实，鄙人在小文《真正》中，就谈到了邰教授的文风问题。此文是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而作，提出文学批评家在做文学研究时，要注重史料的准确性、引文的严谨性及写作伦理等三个问题。其中以邰教授《路遥研究的失范与荒唐》（以下简称《荒唐》）一文作为案例，做了详细的文本解读。在我看来，他的《荒唐》一文，“把一次会议描述得错误百出、面目全非，所引原文频频出错，恶意拼贴文本、制造歧义，以达到抹黑对手的目的，这样的文风，已经不是学术态度是否严谨的问题了。我们很希望邰科祥教授能尽早找到自己的‘鈇’，也早日摘下有色眼镜，能真实客观地观察、思考、写作，这才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写作伦理。”然而，邰教授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样好心的“建议”。他不但不反省，反而“反攻倒算”，洋洋洒洒，鼓捣出这样一大篇文章来。在这篇文章里，他对我的辱骂和人身攻击，更加恣情和肆意，也把自己的教授风度和学者本色，暴露得更加淋漓尽致。

那么，邰教授的文风究竟如何呢？在我看来，唯有“恶劣”二字，方可以形容之。何出此言？只消看以下三点便一目了然。

第一，信口开河，东拉西扯，不讲逻辑，体现出明显的“反学术”倾向和“反批评”做派。学术是追求真理的事业，它的本质特点就是讲逻辑，就是严谨和尊重事实。它要有积极的主体精神，既不屈服于他人，也不凌辱他人。李长之说：“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没有思想的文学批评，不为真理的文学批评，不仅毫无穿透力可言，还极有可能言不及物，无中生有。反观我们的文学批评，别说为理性争自由，连最简单的讲理都成问题。邰教授此文便是如此：“振振有词”地不讲逻辑，近乎“抵赖”地不讲道理。

邰科祥《拙劣的找茬和徒劳的抵赖》（以下简称《拙劣》）一文，开篇便声明，鄙人的小文《真正》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会浪费有限的期刊资源，耽误读者宝贵的时间”，“属于明显耗费公共资源的行为”。这两句话，其实就显示着他的“拙劣”。为什么你的文章发表在《文学自由谈》，就不是“浪费有限的期刊资源，耽误读者宝贵的时间”，就不是“属于明显耗费公共资源的行为”呢？作为一位老教授，讨论学术问题，不是讲道理，而是一开笔，就先如此侮辱对方，这恐怕也不是学者所为吧？而且，听这种话，似乎也夹枪带棒，讽刺杂志编辑没有眼力，缺乏判断力；这就更有点不讲礼数了。

关于“卅年重聚说路遥”会议的主旨问题，从题目看，本就一目了然，即是为纪念路遥三十年而开，并非专为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以下简称《时间》）一书所做的“大型推介活动”。会后，作为主办方之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陕西省作家协会，都在各自的平台，推出了根据此次会议发言整理的会议记录及评论小辑，均可说明。这个问题，我在《真正》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此处无需多言。然而，不知为何，邰教授偏要置这些事实于不顾，偏要说“‘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的主旨，就是为《时间》做促销”。至于他用自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推文后的留言，作为证据，就更加可笑。他在那里质疑《时间》的真实性，编辑出于礼貌和职业素养，问他一句“怎么讲？”他竟然把这当作自认为的会议主旨的证明。这种逻辑，不知邰教授是从哪里学来的？众所周知，会议的主旨是什么，还是要看最基本的事实吧？抛开明明如月的事实不顾，却东拉西扯，扯了些虚假不实的东西，来证明并不存在的东西，这比买椟还珠，能聪明到哪里了？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缘木求鱼吧？

我认为，作为一名学者，针对学术问题，对史料进行基本的甄别、使用，是最起码的底线和功夫。会议的主旨和内容，自然是以现场为主，若未能参与现场，当以主办方发布的会议现场的记录，或主办方刊物集中刊发的评论小辑为主，甚至也可以采访参会人员，包括主办方。邰教授并未出席此次会议，却怀疑和指责主办方的办会意图，指责我只依靠网络的简单报道、会议发言摘要、参会者的片言只语，就向他发难，是“有点太狂妄无知”了。读到这段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懵了。我恍惚记得，邰教授早先在商洛某单位工作，后来调到了西安，好像现在还没有离开这座古都。他批评陕西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评论》“偏隅西北”，不足采信，那他到底“高就”在何处呢？而且陕西作家协会也是此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作为《小说评论》的时任主编李国平先生也是此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他们都不可靠，为什么偏偏没有参加会议，也没有做基本调查的邰教授，你自己说的话，就可靠呢？你的可信度，是谁赋予你的呢？“这是不是有点太狂妄无知呢？”这句话，是不是应该用到自己的身上最合适呢？

邰科祥在《拙劣》一文中，怒斥我对他使用“醒目”“滑稽”“圈内最具权威”等语汇的批评，声称这些词语是“对现象和事实的客观记录”，并认为我“连最简单的常识都不具备，就欲逞好斗之勇”。其实，只要有对会议的基本了解，就会知道他是在胡搅蛮缠，哪里是“事实的客观记录”？他睁着眼睛说瞎话，别人也没有办法，但反过来侮辱他的讨论对手“实在既可怜又可笑”，这就有点荒唐。不知到底是谁在“逞好斗之勇”呢？

第二，无视学术规范，任性引文，缺乏底线。关于邰教授提到的引文问题，不仅显示出他的无理，更加显示出他的为文毫无底线。他在《拙劣》中，针对我指出他将文字进行剪辑、拼贴，并改动引用文本，提出反驳：“谁规定引用文字就可以不管有用无用，连汤带水全部照搬？而把不同段落相关的内容用省略号连在一起，这就算拼接？”他说他所引文字与我所引之一根本不是同段，他是“把同页两段有关的内容连在一起”，而我所引“为前后相连的两段”，这两段话不可能完全一样。他说：“恰恰是周文艳所提到笔者引用的这段文字，没有任何错误！”

我自然知道他引用的不是同段，也知道引文也可用省略号连接相关内容。但邰教授似乎没有明白，我所说的“剪辑”“拼贴”之意，并不是因为引文的省略问题，而是前后段落倒置的问题。

“那时多么刚强的一条汉子，可是现在突然变得弱不禁风，基本上连路也走不稳了，摇摇晃晃，一直由接他的晓雷和林达搀扶着……”一段，在航宇《时间》的原文中，分明是排在“此时的李秀娥泪流满面……”一段之后。这一点，邰教授《拙劣》中所置书页的图片，自是绝好的证据；但在他的引文中，却是“李秀娥”在后。这难道不是任意剪辑、拼贴吗？汉语是模糊性最强，也是最易生歧义的一种语言，单是字词的颠倒，意思就大不相同，更何况段落颠倒如此？恐怕是邰教授深知“那时多么刚强的一条汉子……”一段中的“一直”二字，如若“特意”放在前面，更能支持他“航宇故意篡改路遥从延安转院西安时搀扶者的姓名”的论点，方有意为之吧？

这是引文的剪辑与拼贴。引文还有填字、漏字的问题。关于这个，我在《真正》一文中，已说得很清楚。“路遥觉得天乐对他不像原来……”一段，邰先生的引文中，有“就在从火车站的广场往停车场走的时候” 这样一句，但原文中，“在”字之后有“路遥”二字，“火车站”之后没有“的”，“走的时候”原文为“走时”。关于此，邰教授在《拙劣》中回应如下：“她说：‘以上面这段文字为例，短短不到一百字，他在引用时，就有多处错误。’明明问题是‘零’，她却说是‘多’！她从笔者的文章中，非常勉强地捏造出两个所谓的‘问题’，却说‘错误连连’‘如此之多’，这里又把‘二’当作了‘多’，连‘三者为多’的概念也不懂。如此水平，还喜欢拾别人的余唾，总想用笔者的话来制造反讽，只可惜用错了方向。”

怪不得邰教授要为问题之后的这个“零”打上引号，原来“零”的确是不存在的。引文顺序颠倒，而且任意剪辑、拼贴，填字、漏字，这都是学术研究的大忌，关乎到学术底线，难道邰教授不知道吗？这是否也是“拙劣的找茬和徒劳的抵赖”呢？他怒喝我：“周文艳难道不是故意找茬，或鸡蛋里挑骨头？请问，这种无中生有、捏造话题的行为，把学术底线放到哪里去了？她有什么资格来写这篇反驳文章？”这么富有“正义感”的质问，是不是“用错了方向”？他还说：“笔者奉劝周文艳，要好好恶补一下自己的专业基本功，或者干脆回炉，再重修三年硕士课程。只图一时嘴快，不但不能替自己增光，反倒会自取其辱。”我学问不精，当然是事实，我也从来没有说自己学问有多好。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对路遥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何必如此恼羞成怒？而且作为一位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教授，如此辱骂一位刚刚出道的小硕士，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至于有没有“资格”写讨论文章，恐怕还不是邰教授可以决定的吧？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这里，邰教授对他不屑一顾的“小硕士”，不仅辱骂，还恐吓，是一位大学教授所为吗？他作为一名站立三尺讲坛三十年左右的教师，也该明白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道理吧？

第三，态度蛮横，文风粗鄙，随意丑诋，甚至多有人身攻击。文学批评也是文章，也该有审美性，有语言和思想的美感，何况学术争论还是应该回到学术场上来，对事不对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文学批评。人身攻击，就更过分了。鲁迅先生在《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一文中，早就说过：“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式的战法了。”邰教授年近六十，渐趋“耳顺”，但撰写学术讨论文章的时候，却无意在学术问题上下功夫，去捕捉和分析那些有价值的问题，反而对一个青年学子进行人身攻击，大肆辱骂和恐吓，未免有失斯文，恐怕也是师德所不允许的吧？

周恩来总理经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鄙人还是一名青年学子，正在学习之中，认知自然有限，因此也就知道就事论事，就文论文，不及其余，更不涉及人身攻击。邰教授似乎觉得自己真理在手，动不动就说别人“狂妄无知”，就说别人“没有资格”。他在《荒唐》中，就痛斥航宇“连写作资格都存在问题”，“连回忆的资格也不十分具备”；在《拙劣》中，又来质问我“有什么资格来写这篇反驳文章”，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来这样绝大的自信？对自己不了解的一次会议，不做认真核实，就妄下断语，他以为自己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还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鲁迅先生在批评《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之缺陷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判语。鲁迅先生的那句非常戳心的话，我想邰教授应该是知道的吧？

邰教授不仅经常真理在握，而且还喜欢展现自己的特异功能，借几句笔者的文字，就能推算出鄙人的“小学数学和语文似乎都不及格”。真是厉害得不要不要的。只可惜，邰教授恐怕要大失所望了。鄙人小初高时期，经常拿全年级第一。至于邰教授奉劝我“要好好恶补一下自己的专业基本功，或者干脆回炉，再重修三年硕士课程”，我非常感谢，感谢他的直言相告。我本科是外语学院俄语系，学的是俄语；这个硕士呢，又是戏剧影视学专业。现当代文学确实没有科班学过，当然也没有机会像邰教授那样系统地讲N遍的骄人经历。让我去恶补专业课，这话说得很对，我也虚心接受。学习是无止境的，在现当代文学这个领域，我确实还需要恶补很多东西。

但是，邰科祥教授作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几十年的专业人员，又如何呢？面对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一个刚刚过去的会议，却弄不清楚真相，硬要把自己的“偏见”强加给人家。这样的教授，是不是也需要“回炉”呢？只是我不知道，他应该重修什么学位，硕士乎？博士乎？我作为一位90后学子，也很奇怪，像邰教授这样的教授，在平常又是怎么对待学生、教育学生的呢？也是如《拙劣》般辱骂与恐吓么？

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写得真好。尤其结尾之处，更是精彩：“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也决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

其实，真正懂一点文学的人，或者不懂文学但明理的人，读了邰科祥教授这篇《拙劣》，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和判断。我看《文学自由谈》微信平台推出这篇“大作”后，后面就有网友留言。比如@卧鱼【先生】说：“看起来，这位教授很愤怒。有时候，愤怒是可贵的，忘记了如何愤怒的人，不免要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然而，仅仅因为他人对自己的观点、认知和研究成果做出质疑、反驳而勃然大怒，则大可不必。”

对这样的留言，邰教授又有何话说？这该不会也是“拙劣的找茬”和“徒劳的抵赖”吧？

2021年11月2日，于黄河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