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仪

丁鲁先生的《百年新诗，问题何在？》（《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5期）一文，当时读了并不以为然，只是觉得有些偏颇；但及至细思，才觉得有些问题确实容易造成混乱，应予澄清。下面择要谈两点看法。

1、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丁鲁先生是借说别人的文章来谈自己对新诗的看法，但题旨所在，文中就难免对中国新诗颇多微词。他首先说概念，认为“百年来，中国诗歌论争不断，评价尖锐对立，所提名词、观点越多，越是搅成一团乱麻，一个大毛病就是概念不清，逻辑混乱”。作为读者，我读到的只是丁先生在解释“现代白话就是现代汉语”上的纠缠。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费口舌，不管是否出自丁先生对新诗合法性的怀疑，肯定是在为后文做铺垫。

果然，丁先生紧接着提出理论问题，他说：“中国现代诗歌界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作品，而在于基本理论的缺失；其关键，在于没有摆正内容和形式的位置，长期轻视形式问题。”为此，丁先生要“厘清‘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确实，目前鲜见成体系的诗学研究，但要说摆正内容和形式的位置，怎么摆正，怎么厘清，这才是个问题。

我是这样看的：内容和形式始终是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一个重要关系问题，但也是撕扯不清的问题，实践中又都是“关乎一心”的事。事实上，古人对内容和形式相当重视，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这主要是讲文章要合规矩。至宋代以后，对内容有了要求，强调的是文道并重，文道统一，文道和谐，意思是内容和形式要尽可能的统一。这一说法在那个时代基本维持了下来。新文化运动中，更多的是对“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发起冲击，并未就内容与形式做更深的探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创作环境的变化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内容与形式才成为起起伏伏争论不休的一对问题。据我浅陋认知，在这方面似乎只有童庆炳教授能够独出机杼，不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划分轩轾，倚轻倚重，而是试图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矛盾中解决这一问题，提出“题材与形式相互征服”的论述。

那么丁先生说要厘清这一对关系问题，是怎么厘清的呢？他采取一边倒的态度，强调的是形式。

丁先生特意先“着重”做了一个说明：“形式是确定事物的基本条件之一，并不只是等同于艺术性。拿人做比方，两腿直立的形式可以解放双手，发展头脑，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并非只是长得漂亮不漂亮的问题。”这个比方打得有点不伦不类。两腿直立是进化，怎么能说是形式？当然，丁先生本意是说形式的必要性，这是对的。我的意思是，就文体来说，形式关乎审美，站在审美的角度，形式即艺术。

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丁先生先是指责“百年来中国诗歌界对语言学的研究非常薄弱”，然后说：“中国古代诗人大都是语言学的行家里手。如何押韵，就是一种语音学研究。”接着又说：“想要解决中国诗歌的基本理论问题，不用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真是可惜，这里强调的竟然是押韵。板子高高举起，打的却不是地方。

我在想，可能丁先生不了解中国新诗界在前行路上对语言的研究和拓展，而是出于个人喜好才指责新诗写作实践中对语言、特别是语音的忽视；但丁先生既然也认为形式的重要，那么形式作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最基本的常识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的形式，是指表现作品内容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部表现形态的总和，包括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而这一切岂能单单用语音来概括？当然更不是丁先生所说的“诗歌形式不过是节奏、韵脚之类的具体问题”。再说了，谈形式必然要和内容连在一起，二者是一种互为依附的关系，单独谈哪个都不会产生意义。

我以为，丁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可能秉持了“诗是韵文”的传统说法，但他针对新诗来谈语音、押韵问题，可能是对他一再强调“现代汉语”新诗的认识太过隔膜的原因，这样来谈中国新诗未免有点隔靴搔痒。

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特别是随着胡适《白话诗八首》的发表，具有命名性质的中国新诗诞生，从此，区别于旧体诗的一种新的诗体样式，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生长。新诗的出现有其客观因素，除了古典诗歌的趋于僵化，最主要的是文言退后，日常口语（也就是那时说的白话）走到前台，这是社会的进步。相比古代汉语，以口语为基础的现代汉语发生很大变化，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音词的大量出现，这样就使以语言为介质的诗体形态发生变化。

新诗的变化，当然包括空间物理形态的改变——也就是丁先生说的分行，同时，由于多音词的出现和语言结构趋繁，造成句子的长短不一，还有就是由于语言介质的差异，新诗在平仄和用韵上受到限制，尽管强化了语言的顿挫和节奏感，仍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古典诗歌那种“天然”的音乐美感。但是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新诗在对诗性的挖掘，对诗意的追求中，形成了以句为核心，注重句子之间关系和意象呈现的叙事性特征，重新建构了诗的形式和趣味。

在这种情况下，丁先生还要强调“我们不能只会用《文心雕龙》那种文学的写作范式，还要会用科学（即语言学、语音学）的写作范式”，这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姑且不论押韵对新诗重要与否，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体的行为，特别是在面对如今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生体验时，诗人更需要采取多样的语言策略与表现手法来反映社会和人生，而不能作茧自缚，固守在一个狭小的天地。

为了说明押韵问题，丁先生在文中还多次提到白话格律诗，认为韵是一种格律因素，五四以来有韵的新诗包括朦胧诗，“都应视作‘半格律诗’”，而不能算作“自由诗”，为“白话格律诗的空间就显得更加狭窄了”鸣不平。事实上，如果从结构方式、诗性感觉、意象使用、修辞方法等方面来看，现在我们称为新诗或者现代诗的这类诗，和白话格律诗显然不同，不能因为有的用韵就把它们当作格律诗。很显然，丁先生的这种说法并不妥当。至于丁先生说的新诗“强调‘意象’而忽视‘意境’，导致作品的碎片化；强调‘形而上’而蔑视‘形而下’”等等说法，我认为也存有偏见，或者说这只是丁先生个人的认识。比如意象是走向意境的桥梁，这是人们对意象生成和意境创设的一个共同认识，不知丁先生对此作何理解。

文随代变，这是规律。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和人们的审美风尚转变等等原因，都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心理结构的改变，使文本发生变化。这是文随代变的内在机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2、“诗”就是“诗”，“歌”就是“歌”

丁先生说，“我这里重点谈谈‘诗’和‘歌’的关系”。他说：“如今，歌词正插着音乐的翅膀高高飞翔，形成了时下最广泛的诗歌运动，新诗界却似乎视而不见。一些人只谈‘诗’，不谈‘歌’，似乎连中文的‘诗歌’这个词也想废弃。在他们看来，歌词就不是‘诗’，歌词作者就不是诗人。按这种意见，古典诗歌中，起码宋词、元曲就不能算诗，因为那些都是歌词，而且是先有曲谱后填词的。”读了这段，真让人感到云山雾罩，不明所以。

首先，“歌词正插着音乐的翅膀高高飞翔，形成了时下最广泛的诗歌运动”，按这种看法，诗和歌就是一回事，这就引出了后面丁先生的诘难：“新诗界却似乎视而不见。”丁先生列出了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怒吼吧，黄河！》、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乔羽的《思念》、晓光的《那就是我》等歌曲，质问：“这些难道不是诗？难道不是好诗？它们的作者难道不是诗人？”

说真的，诗入曲当然是歌，好诗入曲也不影响它还是好诗。但是入曲的难道都是诗么？人所共知的是，已故作曲家李劫夫当初谱的曲不论何时来看，很多就不是诗。还有歌词作者就是歌词作者，如果歌词作者也写诗，当然也是诗人，写出好诗当然还是好诗人。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丁先生不会不知道，在清末民初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和文化改良运动中，人为推动“诗”和“歌”结合的那段历史，它除了充当新文化运动的先声，留下的只有叹息。艺术上的拉郎配只会伤害艺术本身，如果不是这样，新文学和新音乐可能发展的姿态更好。其次，“一些人只谈‘诗’，不谈‘歌’，似乎连中文的‘诗歌’这个词也想废弃”——废弃不废弃不是谁能说了算的，完全看个人使用习惯。据我所知，一些人包括我在内，确实注意“诗歌”一词的使用，一般非必要就直接说“诗”，很少说“诗歌”。因为“诗”就是“诗”，“歌”就是“歌”。当然我不反对别人使用“诗歌”一词，因为人家使用的概念含义很明确，指的就是“诗”。

我认为，如果要对艺术样式进行判断，就离不开溯源，比如诗的产生，比如歌的产生，都要溯源；如果没有佐证，可以提出假说，但这就要看哪种说法合理的成分多。鲁迅先生是“杭育杭育”派，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诗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这当然是一种假说，因为没有实物佐证，只能猜想。而我认为语言是人类的心灵之音，对文体的追溯，要观照语言的初始。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会看到，人类从混沌中走出，面对万物，还有自我内心感应的冲动，这是心灵与万物的碰撞，破空而来，绝尘而去。这时候人类的思维状态才是诗产生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心绪飞驰为诗。

当然，心绪飞驰作为诗的一种原初状态，是诗性产生的源头，但在保持诗性的同时，其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诗的音乐性，就是最初的诗与音乐的汇合找到的一种最好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意义主要在于易传播。在这方面，民歌和庙堂祭祀的颂词扮演了重要角色。就这样，诗长了“脚”，让诗得以前行。诗的最初一只“脚”是音乐，诗的另一只“脚”就是文字出现之后产生的文本。

我这样说当然也是强调音乐性对诗所具有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把“诗”和“歌”完全等同起来的理由，因为还有大量不入乐的“徒诗”存在，而“徒诗”更体现了诗性的特征。所以在古代，普遍是把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后人就是据此把“诗”和“歌”统称为诗歌，这仅仅是一种习惯上的称呼，并不严谨。丁先生在文中发出的诘难实在有点想当然，特别是把歌词借音乐传播当作时下最广泛的诗歌运动，让人不可思议。

就丁文说了这么多，我愈发觉得，新诗百年，关于新诗之“新”质的甄别仍然没有解决。比如新诗何以被称为“新”诗，它区别于“旧”诗的地方到底有哪些，新诗如何超越旧诗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等等。这些问题自新诗诞生之日起就面临“旧诗人”的质疑和“新诗人”的困惑。新诗的这种身份确认之旅至今还在路上，新诗文体认同的建构工程仍然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