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芬

一位著名诗人来省会讲座——此处的“著名”绝非客套，这位诗人在国内甚至国外都金光灿灿。但他从开场讲到大约一半，也没进入正题。他“绕”的是什么呢？作为诗人的荣耀，前呼后拥的自鸣得意，以及在世界各地受到的高规格的“隆重”招待。

比如，他眉飞色舞地描述在拉美的经历：所住的酒店“仅与总统府一路之隔”，“城市别提多么优美”，“房间别提多么豪华”，“总统本人别提多么亲切”，“观众别提多么热情”……唾沫横飞，那种沾沾自喜、志得意满溢于言表。大约觉得可能要引起听众不适了，立即“谦逊”一番：“我讲这些并不是炫耀”……当他第二次“谦逊”时，我就打算离场了。几乎所有人都把崇拜和虔诚写在脸上，我悄悄劝告自己：人家正儿八经的诗人都没退场，你这非诗人挑剔什么？按捺住内心不断上升的厌恶，又强迫自己在座位上忍了忍，终究还是离开了。我觉得那台上的傲慢优越感同台下的盲目一样，都有辱我的文学信仰，且浪费时间。

碰巧，那天晚上我读到一本书——《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张晓风著，海天出版社，2016年2月）。只看书名，就足够眩目。书名也是书中一篇的标题。“伊辰”二字，有点神秘，是台湾土语；我去看注释：少年时的样子。这题目的句式，真配得上大家风范了。还有正文中的“啊，你这查某真好”——“查某”，普通读者难免会有点蒙圈；在台湾，“查某”就是指女性。

这篇千字文，你可以说它写得神秘而温馨，然而我读来却如刺在喉，如芒在背，我悲哀地为作者感到脸红、愧疚。我的所有不安，皆来自文中那欲说还休、欲盖弥彰的优越感。

文章不长，情节非常简单：一日，“我”开车路过一处山地柑园，几个卖柑的老妇人笑脸相迎。这些老妇人都有着一张“风干橘子似的脸”。“我”停好车，买了其中一位老妇十斤的柑仔。“找完了钱，看我把柑仔放好，她朝我甜蜜温婉地笑了起来，连她的笑也有蜜柑的味道，她说：‘啊，你这查某真好，我知，我看就知——’”。“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这句话，不仅读者，就连作者张晓风也感觉“不妥”了：知道买你柑仔的是谁吗？这可不是你们村里哪家的邻居，而是声震寰宇，大名鼎鼎，并非你平时想见就能见到的大名人张晓风！咱们可是身份悬殊的两位“查某”啊！“我在大学的讲堂上教书，我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我驾着车在山径御风独行。在台湾，在香港，在北京，我经过海关关口，关员总会抬起头来说：‘啊，你就是张晓风？’”

怎么样？这样风光无限的人物，她的标签是大作家、知识分子、知名教授、学术翘楚，从不缺少掌声、鲜花、人群簇拥。而你呢？作者已经轻慢地为你定位：“而她只是一个老妇人，坐在路边，贩卖她今晨刚摘下来的柑仔。”地位身价，不言自明。所以“我”对你的“热络”颇为诧异，而你这“老妇人”仍不“自知”，却坚持说她与大作家是“一样的”。“我”真的相信“一样”吗？指定不会，所以表面谦称“没有啦”，却“心里暗暗好笑起来——奇怪啊，她和我，到底有什么是一样的呢？”是啊，怎么会“一样”呢？伊是否“自作多情”过头了呢？

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彼时鲁迅已在教育部任职，怎么说也算个官老爷，他比较自己与那位车夫的地位了吗？他关注的，是小人物的真实状况，他以真诚的胸怀对待车夫，从未有比较二人身份的动机，而张晓风却自始至终都在“比较”。然而，比较之后，也许是担心笔端留痕吧，于是又不忘“粉饰”一番：“不管我们的社会地位有多大落差，在我们共同对这一堆金色柑仔的时候，她看出来了，她轻易地就看出来了，我们的生命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是不同的歌手，却重复着生命本身相同的好旋律。”

优越感真是个挥之不去的好东西，以至让“我”“知道自己是个好女人，好到让一个老妇想起她的少年，好到让人想起汗水、想起困厄、想起歌、想起收获、想起喧闹而安静的一生”。这样欲扬先抑的优越感，刺痛的不仅仅是读者的眼睛；倘若那位老妇人读到这篇文章，该是如何汗颜？

能把优越感写的毫不脸红，把矫情写的如此理直气壮，把居高临下写的看似喁喁私语，也着实得益于作者非凡的笔力。然而，这一切却并非不着痕迹。柑仔老太尚未识破，而作者就说不好了。

这样一篇千字文，被收进众多中高考练习册，被“个人图书馆”“百度文库”收藏，转载无数。我不由得疑惑：教师们为学生做着各种言不由衷的解读和灌输，学生长大后愿意做“我”，还是愿意做卖柑仔的老妇人？

在我所喜爱的台湾女作家里，罗兰（靳佩芬）算是一个。读过张晓风的这篇，蓦然想起多年前读《罗兰小语》，其中有一篇《化腐朽为神奇》：作为电台著名主持人的罗兰，把一双磨穿鞋底的鞋子送到修鞋师傅那里，她看着师傅用一双粗大开裂的手把穿坏的鞋子修复如新，内心由衷赞佩。她没拿自己的身份与一个修鞋匠做比较，也没陈述自己作为名人所受到的爱戴和荣耀，她所思所议皆为对一个普通人的敬意，对匠艺之下化腐朽为神奇的激赏，毫无身份感，更无凌驾意。罗兰根本就无“身份”意识。

这个世界，最不缺少的就是差异。差异的客观性决定了世界的参差多元，也决定着世界的丰富多彩：我们身边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明星，就是因为他们在形体相貌、学术品格以及政治智慧等方面力压群雄，而更多的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这就更加烘托出我们与之的差异。我绝不否认差异，只是关注面对差异时的态度。尽管生花妙笔把优越感“圆”得了无痕迹，然而每一句话，都泄露了“优越”的牢不可破。居高临下的悲悯，尽管装得呆萌，却最显愚蠢，倒不如尊重事实的沉默来得真诚。

在这方面，我一直欣赏毛姆的真诚和本色。五十多岁时，毛姆回到与牧师叔叔生活了七年的白马厩镇，偶遇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昔日的青葱少年已两鬓斑白，自行车后座上坐着自己的小孙子，无论衣着还是举止都与誉满全球的当红作家毛姆不可同日而语。毛姆也客观、公正地看待二人目下不同的处境和生活，以同学的身份，平和恬淡地交谈——他没有沉浸在自己的“誉满全球”，更别提“骄矜”二字。一个农民，一个作家，倘若毛姆假惺惺地说二人多么平等，多么亲近，再延展一番上升到某个高度，我会嗤他虚伪——那才是真正的矫情，相当于羞答答地给自己脸上贴金。

作家柯蓝曾写过一篇散文《不寻常的补偿》，记述他游览洛阳龙门石窟时，看到一位双腿截肢坐轮椅的外国朋友，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怎么能够坐飞机，还坐火车出门的呢？”接着，又自我追问：“这么一个连路也不能走的人，他出来看什么山水名胜呢？”不久，柯蓝参加桂林首届旅游笔会，在芦笛岩，又遇到两个拿着竹竿探路的盲人。“两个盲人，怎么来旅游，又怎么来看溶洞？”但他看到两位盲人兄弟随着讲解员一程一程忽上忽下地前进，“每到一景，听到讲解员报名，他俩就哈哈大笑起来，好像比谁都看得清楚，领略得又深又快”，这使他相信，那兄弟俩真的“看”到了溶洞——他们是用心去看的，对溶洞充满着想象。

我相信，柯蓝对盲人兄弟的欣赏，是真诚的心与心的互换，绝无一个著名作家对残疾人的睥睨。

一位作者写到一次聚会，说其中的某一位特别喜欢以诗人自居，他平时介绍自己或朋友时，总喜欢这样说：“我是写诗的”，“他是我的一个文友”，“我们都是写文章的”。他这次依然这样介绍时，却招来朋友毫不客气的揶揄：“你们文人骚客坐一张桌子吧。你们的酸菜，我可吃不下。”结果谁也不愿意与“文人”同桌，让主人很为难，一张桌子原本安排十个人，他们那张桌子只坐了六个。文人因写了几篇文章，作了几首诗，就把优越感架得高高的，以为全世界统统仰视自己，以为自己可以俯瞰众生，动不动就在人前把优越感写在脸上，这是病，病得不轻，需要疗治。

诚然，现实生活中，柑仔老妇、修鞋匠、盲人兄弟，确实与作家的生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作为人，作为作家，最基本的就是尊重。对人尊重其实是一种自重。反之，与别人相处有太多优越感的人，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实属愚钝。如此浅显的道理，真正的作家，岂能不懂。有的故意“摆”出极为谦逊的样子，甚至不惜让自己低到尘埃里。可是，明眼人一眼即知，那种谦卑，仅仅落在纸上，具有极大的表演性，是给读者看的，其内心的俯视和优越，却是浸入骨髓；一面自我满足的小旗，在不为人知处美美地招摇。

太有身份感的人，往往拥有两副面孔。他们对待强于己者是一副面孔，对待弱于己者是另一副面孔，善于寻找一切机会，来展示自己不一样的身份和地位，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希腊后，拜访哲学家第欧根尼。第欧根尼眯着眼睛，正在广场灿烂的阳光下“躺平”，虽破衣烂衫，却十足惬意。面对亚历山大的到来，第欧根尼连眼睛也没睁开。作为权势显赫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居高临下地说道：“亲爱的第欧根尼，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呢？”第欧根尼睁开眼睛，慢悠悠地说：“请你闪开，你挡住了我的阳光！”

对待弱者的态度，就是一个人的教养。我欣赏深圳作家丁力的自我身份认知。丁力曾坦率地提到自己写作生涯的种种困境，面对生存，面对创作，不浮躁不钻营，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的作家身份。这种坦诚，令人敬重。

作家，请慎用你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