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栋

王智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经济研究室主任。

人口是社会发展最根本、最基础的要素。随着“七普”数据发布，生育率下降再次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忧虑。同时，生育下滑也是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普遍结果，在不同国家，或早或迟，或急或缓，都呈现出共同的趋势。这也意味着普遍性的问题，也需要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就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智勇老师，请他分析探讨，以飨读者。

本刊编辑：我国生育率自90年代低于更替水平，至今一直处于整体的下滑趋势之中，您如何看待我国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的人口趋势？

王智勇：少子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生育减少事实上主要是发展的结果。人口学用人口转变描述这个过程，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口模式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继而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这是普遍的人口趋势。我国处于这种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出生率降低，死亡率低而稳定，呈现出的现象就是高龄少子化。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知识技能的要求不断提升，这也意味着教育抚养的成本不断提升;同时生产力的提升也意味着生育和抚养的机会成本的提升，劳动力脱离工作照料子女所放弃的职业机会和收入代价日益提升。生育抚养的成本不断提高，生育意愿随之下滑，是难以避免的。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入城镇，他们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故而他们的生育意愿也日渐下降。就整个社会而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生育意愿的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人口转变的早晚、缓急有别，但趋势一致。

本刊編辑：在当前，少子化以及由其带来的未来人口问题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忧虑，您如何看待这种少子化的忧虑？

王智勇：生育抚养成本上升，也意味着在培养和教育上更高强度的投资，出生人口数下降，但新一代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提升。人力资本是数量和质量的乘积，数量下降，而质量提升，社会总人力资本并不一定下降。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基于体力的、重复性的劳动越来越多被自动化机器所取代，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转变。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尽管出生率下滑，2020年1200万左右，2021年受疫情因素影响预期1000万左右，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仍然可观，总量大意味着适应和调整的空间、回旋余地更大。我国城市化并未完成，地区差距仍然很大，劳动力在地区间，城乡间，产业间的流动和再配置，还有很大的供给提升和效率提升空间。

事实上，对人口的担忧，并非只是当代的独有现象。比如19世纪初期，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就是担心人口过多的问题，人口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和土地产出以算数级数增长，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生活资料的增长，将导致贫困、饥荒和战争。事实上，马尔萨斯的忧虑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在技术水平基本稳定的历史阶段，也有很强解释力。但也恰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提出前后的历史阶段，工业革命的影响显现，经济和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巨大变革，世界人口开始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限制。再比如，从工业革命至今，另一种普遍的忧虑也一直存在，机器生产大量代替人工，使人们忧虑人口过剩，造成广泛的失业和动荡。在当代，人工智能技术逐渐显现其广阔的应用前景，能够被新技术所取代和消灭的职业名单迅速扩展，这种忧虑也就更加加深，甚至有些颇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未来发展将使大部分人口变成“无用阶级”。但事实上，在过往的200年里，机器普及，人口爆炸，但普遍失业从未发生，无数职业和工作被淘汰和消亡，但同时也有无数新的职业和工作创造出来，其中大部分都是之前无从预见，无法想象的。

不论马尔萨斯人口论，还是技术失业论，都没有变成现实，并非因为他们没有道理，而是他们都是基于过往经验的线性外推，而现实的社会和经济一直处于迅速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同样，人口萎缩忧虑也是如此，它和“无用阶级论”是相反的忧虑。同时，他们各自的逻辑也存在对冲关系。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社会中，只接受简单教育、知识技能层次较低的劳动者对社会来说可能确实将没什么需求了，这样的人也不太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在下一代人身上不断提升教育培养的投资强度，以至于教育培养后代已经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而这恰恰也是当前生育意愿降低，生育率不断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社会和人口之间一直在相互适应、自动调节，未来这种相互适应仍将会持续。我们不必过度忧虑。

本刊编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规模是怎样的关系？

王智勇：规模和效率是正相关的。去年我的一篇研究论文基于我国地级市的数据分析了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论比较明确，城市规模越大，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具体来说，对第二产业而言，城市规模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一个基本条件，两者之间呈现 U 型曲线关系，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会有迅速的提升;对第三产业而言，城市规模同样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两者之间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劳动生产率达到其峰值。对于第二产业主导的城市来说，实现迅速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临界规模为市区210万人口，对于第三产业主导的城市来说，要实现高劳动生产率，则需要市区达到230万人口。由此可见，城市效率的提升是以一定规模的人口为基础的。

规模是效率的基础因素，这个结论适用于城市和区域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应该也是适用的。回顾历史，在近两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总量、劳动生产率、人口规模是同步暴涨的。在近四十年的中国崛起过程中，最直观的展现就是中国成为拥有全产业链的世界工厂，这无疑和我国巨大的规模优势息息相关。对于经济而言，人口规模是需求规模，也是发展的动力，同时人口规模也是产业分工程度最基础的约束条件，而分工则是创新和效率的基础。人口规模大不一定带来发展，但是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和优势。

亚当斯密在解释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时，使用了制钉厂的经典案例。制钉厂效率百倍于个体铁匠，但维持制钉厂，使机器的投资有利可图，也需要远大于铁匠的需求规模。或许制钉厂的规模需求是易于满足的，但还有很多重要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必须要有非常庞大的人口和需求规模才能实现，才能具有竞争力。比如电商，这个产业只有在中美两国才得到重大发展，一个依托英语世界的庞大人口和需求，另一个依托中国国内庞大的人口规模和需求;再比如高铁，没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对集中的分布，高铁很难具有经济性。只有我国建立了大规模的高铁网络，日本、欧洲、美国则没有。很难说它们不具备必要的技术能力和投资能力，重要的是人口规模和分布能否带来足够的需求。拥有必要的需求规模，我们的高铁产业才能得以发展，才能有后续的技术创新和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再比如大飞机和芯片产业，我国缺少产业和技术优势，也可以保持投入。如果没有国内市场的需求规模基础和前景预期，面对技术和市场封锁，后发国家投资于这些产业是难以想象的。在一般制造业中，很多领域的生产，只能在中国找到足够规模和响应速度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这也离不开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的亿级人口规模的连片城市化、工业化区域，以及他们所依托的全国性的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这些都可以认为是我国的规模优势。

更大的人口规模通常意味着更大产业容量和分工程度，更高的基础设施使用效率，和更大的创新涌现概率基础。一个经济体融入现代产业体系的人口规模越大，优势越强，越难以撼动。

本刊编辑：那是否可以说，人口规模达峰继而缩减将对我国未来发展产生制约？

王智勇：可以说人口规模缩减对发展不是一个有利因素。但少子化的趋势，已经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尽管我们期待生育率回到2.1的更替水平之上，但人口趋势是具有较强稳定性的，在短期内改变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扭转生育趋势是不现实的。在政策层面，人口目标首先应当是稳定生育水平，遏制、减缓生育率的进一步下滑。在当前，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已经明确体现出了这种政策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规模是一个基础性因素，但并不能和发展直接关联，更直接的变量是人力资本规模。否则，发展最强劲的经济体就应该是人口增长更强劲的印度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而非中国。人口转化为生产力，需要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的规模由人口规模和他们的知识技能水平共同决定。

这也代表了少子化的另一个应对方向，加强在教育和人力资本上的投资。1998年我还是研究生在读，面对当时刚刚开始的大学扩招就感到疑惑，这会不会让大学教育质量变水，社会能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足够就业岗位吗？但今天回顾，正是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为我国后来的经济腾飞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最重要和最基础的人力资本。

在当前，持续投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仍是我国在未来高龄少子化社会中保持发展动力的基本办法。这包括更有效率、更加均等化的基础教育，更加普及、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还包括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有效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体系;还包括产业体系本身的维持，无数难以言传的经验和技术细节、应对问题的思路和眼界，只有在生产实践中获得和维持。如果产业流失，则相应的人力资本同样也会流失，且难以恢复。事实上，这些问题很多已在我国的政策议程之中。整体而言，尽管面对高龄少子化的前景，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我们仍然可以抱有信心。

本刊编辑：低生育的经济社会影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技术进步、被教育投资所对冲，但这种生育下降趋势的延续仍然是令人忧虑的，这种趋势还能够被逆转吗？

王智勇：“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3，在东亚，韩国是0.84，日本是1.34，欧美国家虽然生育水平较东亚更高，但也早已低于更替水平，且稳定下滑，亚非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较高，但下降趋势同样普遍且显著。

从根本上讲，生育决策的主体是家庭。在前现代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家庭是生活的单位也是生产的单位，生育就是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子女无需成年就已经是家庭经济的一部分，家庭对生育有明确的经济回报预期，生育不仅是血脉延续的本能，对家庭来说也是一种经济上的理性决策，个体的经济理性汇聚成为注重生育，追求生育，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但在现代社会，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家庭不再是生产的单位，生育和抚养子女成本高昂，但却不再有经济回报的预期，劳动力再生产是社会的，而非家庭的，生育和抚养后代能获得情感满足和血脉延续，但不再符合经济理性。随着从自然经济状态继承的生育文化在现代生活中逐渐消融，生育意愿，继而是生育率的下滑因而成为必然的趋势。

但这种趋势并非不可逆转。在北欧，通过生育补贴、儿童补贴、育儿假、社会化照料和抚育机制等一系列措施，生育率从1.3到1.4的低点回升到1.8左右，下滑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扭转。

这些政策措施的本质意义就是由社会和财政代替家庭承担部分生育、抚养成本。实质上，在现代社会，生育抚养后代是一种家庭和私人的需求。但同样是，甚至更主要的是社会和公共需求。生育和抚养后代在纯经济意义上，对社会是必要的和理性的，但对家庭来说却并非如此。这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如果生育和抚养后代的成本主要由家庭承担，作为一种私人支出，那么生育率下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国家和社会以提振生育率，维持代际平衡为目标，那么就必须将生育和抚养后代的成本的相当部分變成公共开支。

目前，我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探索，已经初步展现出了这种生育、抚养成本社会化的政策方向，我个人认为这对于遏制生育率进一步下滑，维持出生人口数稳定是可能的。但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把生育率提振至更替水平以上，则需要更多地政策探索和更大的政策力度，这很困难，但是并非完全不可能。■

（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