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59岁人口为8.94亿人，占63.35%，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人数减少了4500万，比重下降6.7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口负担比从42.57提高到57.85，或者说，劳动年龄人口从平均每人负担0.43人增加到0.58人。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由增到减、人口负担比由减到增，是我国人口变化的一次重大转折，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深刻和长期的影响。

一、几个重要的概念和基本逻辑关系

劳动力人口或称经济活动人口，是指有能力并有意愿提供劳动力供给的人口，包括就业和失业两种状态的人。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5～59岁或15～64岁的人口。由于法定劳动力年龄下限、教育发展水平和法定退休年龄及服兵役和健康等方面原因，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不是100%。我国法定劳动年龄下限是16岁，除了高级专业人员以外，劳动者的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女性为55岁，有些女性甚至50岁就退休;另一方面，还有一些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更为普遍。但整体上，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远远小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例如，2019年我国劳动力規模为8.11亿。

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劳动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要素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将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劳动力人口具有数量、质量、结构和分布等不同维度的特质，并都会对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

首先，一定的劳动力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虽然在不同的技术时代或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人口数量的意义有所不同，但劳动力人口数量只有在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实现充分的分工，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在市场扩张时期，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可以带来可观的规模效益。这正是亚当斯密所揭示的劳动力人口的分工效应和规模效应。

其次，劳动力人口的质量，亦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蕴含于人体之中、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能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当代经济中，人力资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劳动力数量。在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同的情况下，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更具有竞争力。但是，由于人力资本是蕴含于人的头脑和身体之中，劳动者是人力资本的天然承载者和运用者，因此，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人口是人力资本存在的必要前提。在人力资本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减少同时意味着人力资本存量的缩减，这正是目前一些长期处于极低生育水平国家面临的窘境。

第三，劳动力人口的相对规模是决定人口生产性强弱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口的生产性是指劳动力人口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对经济的影响，劳动力人口比重高意味着人口负担轻，进而有更强的储蓄能力和更多的资金投入经济过程。换言之，在同样的人口规模条件下，劳动力人口比重高的人口的生产性要强于劳动力人口比重低的人口。当劳动年龄人口或劳动力人口比重提高、人口抚养比下降时，就会形成人口红利。

第四，劳动力人口流动可以带来配置效率。因不同的生产要素是互补的，资源的空间错配就会导致效率损失，资源的空间配置优化就会带来配置效率。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是否合理同样可以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率。在宏观层面，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的主要途径是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空间流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大规模城乡人口流动就是劳动力根据市场需求重新配置的过程，并使整个经济的配置效率大大提高。

二、我国劳动力人口变化趋势的重大转折

长期以来，相对于劳动力市场需求而言，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力长期过剩。但自进入21世纪以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第一个明显的信号是2009年在东南沿海城市出现的“民工荒”，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第二个信号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1亿，2012年开始减少，2019年减少到8.98亿;第三个信号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69.8%，人口抚养比降到43.3，但从2012年开始，这个维持了长达将近40年的变化出现反转，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抚养比提高，2019年劳动年人口比重降到65%，人口抚养比提高到53.8;第四个信号是劳动力人口增长停滞，2012年全国就业人口为7.67亿，2019年为7.74亿，7年间增加了767万人，平均每年仅仅增加110万人。虽然，就业人口不是全部劳动力人口，但因失业率波动不大，就业人口的变化完全可以反映出劳动力人口的变化趋势。

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并非偶然或暂时现象，过去10年的变化已经证明了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根据人口变化的内在规律和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这个新的变化趋势在未来30年中还将不断加剧。根据联合国2019年版《世界人口展望》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如果目前的低生育率状态不能得到根本扭转，15～59岁人口数量将在2050年减少到6.71亿，15～64岁人口减少到7.9亿，分别比2020年减少2.23亿和1.77亿。按照这两个劳动年龄口径计算的人口抚养比将分别提高到0.93和63.8。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退休高峰期，新生劳动力则因低生育率和受教育水平提高而减少，这导致劳动力人口规模将在2022年前后出现缩减。未来30年，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双重影响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人口形势与2012之前的40年完全不同，劳动力人口规模持续缩减和人口抚养比持续提高正在成为我国新的人口国情。

三、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减对我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

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减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包括负向和正向两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减并非只是单纯的数量变化，因人口变化的历史性和人口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减的同时也会带来人口抚养比提高。

因此，负向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供给紧张，尤其是快速减少会给劳动力市场乃至整个经济带来冲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和人口变化的区域差异，在劳动力人口持续减少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会更可能出现供求失衡，整体经济应对市场条件变化的弹性也会变小;二是劳动成本增加。劳动力供给短缺将提高市场工资水平，加之老龄化和人口抚养比加重等因素，劳动成本将显著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首当其冲，曾长期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复存在;三是年轻劳动力数量减少会削弱劳动力人口的整体生产能力。在当今新技术时代，年轻人因接受更多的教育，其所掌握的知识和能力要強于年龄较大的劳动力，因而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和比重变化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2010年我国20～34岁人口约为3.25亿，2020年减少到3.02亿，占15～59岁人口的33.8%，即使按照联合国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对中国人口预测的中方案，即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0～1.75，2030年和2050年也将进一步分别减少到2.51亿和2.27亿，占15～59岁人口比重将在2030年降到28.8%，之后虽略有回升，2050年也仅为31.6%。年轻劳动力人口的萎缩对我国经济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

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减对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劳动力供给短缺和劳动成本上升可以促使企业采用自动化、智能化程度更高的生产技术，激励技术创新和新技术供给，进而升级我国经济整体的技术结构，从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经济。其次，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数量的替代。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减给经济带来冲击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对劳动力数量的替代弹性。在人力资本快速增长和对劳动力数量高替代弹性的情况下，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减的不利影响完全可以被人力资本的增加所抵消。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效应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总之，劳动力人口出现的历史性转折变化对我国经济而言，即使挑战，也是机遇。因为单凭劳动力的传统比较优势无法把我国带入高收入阶段，而劳动力供求关系格局的转变可以化解传统的就业压力，使我国在就业与技术进步之间的权衡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或者更多的选择。

四、如何应对劳动力人口缩减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建立一个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经济体系，是我国应对劳动力人口规模缩减挑战的基本战略，具体的策略应该包括以下方面：一是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全面升级我国经济的技术结构，打造新的比较优势，形成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二是进行更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和培训制度，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本供给;三是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市场全国一体化，为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空间流动提供激励性和支持性的制度安排;四是合理平衡就业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实现就业与技术进步的均衡发展;五是在建立资本、技术和市场相对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六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退休制度和养老金制度，鼓励劳动供给，使劳动者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收入相称;七是鼓励生育，提高生育水平，如果当前的低生育率局面能够及时得到扭转，那么20年后的劳动力供给形势也会得到扭转。■

（李建民，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责编 张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