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宣

谢刚，民革党员，工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太原科技大学副校长、民革山西省委会副主委、山西省政协常委;兼任教育部自动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学术研究聚焦工业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理论与技术，负责先进控制与装备智能化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主持和承担过国家和省部级项目20余项，获得省部级教学和科研奖励6项，授权发明专利15件，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6部。

在现代社会之前，在没有普及化、社会化教育的漫长历史中，家庭一直是教育的主要场所，知识、技能、经验几乎只在家庭或者家族中代代延续，人所以存世立足的技能和经验都是来自家庭和家族，相应的人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也都在家庭中形成。农商医卜匠，知识、技能代代传承，职业的家庭传承也就是一种社会的必然。但在教育社会化、选择多样化的今天，社会迅速变迁，知识迅速更新，新的选择、新的诱惑不断展现在我们面前，子女很少延续父辈的职业选择，一种职业在家庭之中代代延续已经不多见。如果一个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在职业上做出代代相同的主动选择，则必然有一种相通的精神价值、一些共同的志趣追求，在其中传承延续。这在谢刚的家庭中表现得很突出。

记者：您的家庭是一个“教育世家”，这是您职业选择的出发点吗？

谢刚：在我的家庭中，三代从教，这种传承的起点是我的祖父。祖父谢益棠194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机电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生从教，亲身见证和参与了从太原工学院、太原工业大学到太原理工大学的发展壮大。他是太原工学院热能工程专业的创建者，为国家培养了20多届发电厂和热能工程人才。一生从教，教育对祖父来说，并不只是职业和谋生，而是生活的目的和意义。退休后他继续在太原高等电力专科学校任教，不要代课酬金，这是为了给学校省钱，也是因为执教育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本身对于祖父而言就是报酬。因为历史原因，祖父到晚年才得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病重那一年被评为优秀党员，直到临终，他关心的问题还是学校和学科建设，以及学校的“211工程”建设验收情况。

祖父的言传身教，让我的父亲谢克明和二叔谢克昌也都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教育事业。他俩是太原工学院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班的同学，毕业后都留校任教。父亲谢克明是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培养了25名博士生和近百名硕士生。二叔谢克昌在科研上更胜一筹，是太原理工大学煤化工学科带头人，培养了许多博士生，还成为了成果卓著的能源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我的母亲赵玉兰，1979年到山西矿业学院任教，后来是煤综系副主任，为学校创建了矿院的煤化工专业和煤化学实验室。我大学毕业时选择了电力行业，从事火电厂热工自动化系统的设计、调试和优化工作。由于从小在大学校园里生活，对校园的一切熟悉而适应，最终读研之后又回到大学任教。

我们这个教师家庭，从祖父开始，第二代姑姑叔伯辈有8位是教师，到了我们第三代，一共有11位从教，专业各不同。这样，家族三代人中一共有20人从事教育事业，其中有工程院院士1位，教授、副教授11位，高级教师、高工4位，中级职称5位。六十年三代人从教，从事教师职业的，一代比一代多，将来也会一代更比一代强。苏轼的名句“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可成为我们整个大家庭的自我期许和追求。

记者：您既是执教者也是教育管理者，对学生，您看重哪些方面和领域，有怎样期许？

谢刚：无论是作为大学教师还是副校长，有些要求和目标是共通的，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责任，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中一直高度重视的，引导每一位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是我们工作中始终坚持的第一要务。

作为教师，我迄今已培养8名博士、90名硕士、17届本科生。其中硕博士联系较多，有的还在搞专业，留在科研机构和高校;有的已经离开专业在党政机关、企业工作。其中大部分在山西本地工作，包括一部分去外国留学，学成之后基本都回国、回了山西，这种报效国家、家乡的选择让我很欣慰。

作为工科的师生，对我或者学生来说，需要的东西是相近的，这不仅是说知识背景或者必要的数理能力，也是说是严谨踏实的品质。我的学生们都还很年轻，事业人生多处于起步阶段，也都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努力着。不论在哪个岗位，如果具有目标导向的问题意识，能够严谨对待工作中的事实和数据，那么只要踏实努力，发挥出自己的学习能力，那么他们未来必有所成。事实上，我对他们信心很充分，我相信他们基本具备这样品质和特点。

记者：您从事装备智能化研究，获得很多表彰和奖励，但这不是一个会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领域，您可否做一下介绍？

谢刚：成绩和荣誉其实都是属于团队，现代科研很少有什么工作是个人独立承担，都是整个团队的协同和协作的成果。目前我主要开展装备智能化相关方面的科研工作，我们知道工业生产中很多工程机械、高端机床、产线都已实现了自动化生产，开始迈向智能化生产的时代，就需要使这些装备具有感知环境、分析优化、协同生产等能力。比如工业装备运行中，会记录下各种庞大、复杂的运行数据，我们则进行大数据分析，找出其中的模式和逻辑，设计、开发和迭代算法，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实现工业设备的故障诊断、预测与维修决策。举个例子，机器传动用的齿轮，它有寿命极限，但这个极限什么时间达到又随着运行状态、工作负荷的不同而完全不同，工业机器的运行是连续不停的，我们不可能随时停机检测，但我们也不想被动等待故障，就需要根据历史大数据形成算法，不断把实时运行数据输入，对寿命和故障概率进行预测，继而做出维修决策。工业机器的每一次停机检修都是重大的成本，对维修决策的每一分优化，都是成本和效率的提升。事实上，算法的开发并不一定是专用于某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的算法在各种工业领域中使用，比如钢铁工业中电弧炉的运行监测和维修决策，比如风电机组智能维修决策和备件优化。

记者：装备智能化是一个高度应用化的学科，我们会有哪些产业合作？

谢刚：是的，这属于信息技术领域，是一个高度应用化的学科，同时也是一个与电子、通信、计算机等学科融合度很高的学科。

目前，我所在的学科团队是山西省唯一的控制科学与工程博士点学科。学科主要针对山西省产业需求，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煤炭、钢铁、电力等传统产业，与企业开展合作，这是我们的工作方向，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我们面向平板显示制造装备行业，针对装备智能化需求，研究了基于机器视觉的作业环境感知与重建、目标检测及测距问题，在立体匹配与三维重建、环境感知、路径规划、目标检测及定位等方面取得了很多创新成果;针对工业产品缺陷检测需求，提出了一系列基于深度學习的缺陷检测算法和轻量化深度学习模型，降低了检测模型的参数量，极大提升了检测性能。这些方向很多已经在应用领域。

记者：作为民革的党员和领导，在本职工作和民革工作之间，您如何看待和结合二者？

谢刚：作为大学副校长和民革省委会兼职副主委，两个角色在岗位要求、履职尽责和事业发展等方面是相通的，也是可以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

首先，两者身份都是领导干部，对照新时代的标准和要求，在自身建设上一样要做到切实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在示范引领上一样要做到以上率下发挥头雁效应，在自我约束上一样要做到严守纪律恪守规矩。

其次，两者履职各有侧重，但也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必须基于调查研究，而我们的本职工作和专业领域本身就是最扎实的调研。比如我分管过留学生工作，在工作中也发现了一些奖学金分配上的问题，在与教育部门沟通后，提出了相应的提案，之后得到了主管部门的积极回应。到现在，由提案批复设立的“来晋留学奖学金”计划还在运行之中。反过来，在民革履职工作中也会发现很多与本职工作相联系的问题。比如在“三农”调研中，我们发现了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农机智能化也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研发序列，尽管这将是一个比较难、也比较漫长的科研领域，但我们有信心有所成就。■

（责编 张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