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集义是广西陆川县人，年少时便离开家乡，工作和生活均不在陆川，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近年，经多方调查探访，获悉吕集义有一子，名叫吕祖望，已80多岁高龄，现住南宁。得到这条重要线索后，我们即刻赶往南宁，在自治区政协文史委的协调下，我们与吕祖望先生进行了深入交谈，并收集到关于吕集义的一部分实物及珍贵史料，也因此机缘得以知晓一些关于吕集义的意蕴隽永的历史。

——写在开头的话

吕集义（1909—1979），字方子，广西陆川人。曾在陆川县的小学、中学上学，1926年至1927年赴穗就读于广州执信中学。吕集义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当时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清党时，吕集义两度被捕入狱，经吕焕炎保释（吕焕炎，广西陆川人，新桂系将领，1927年7月时任国民革命军少将副师长，12月升任中将师长）后，1928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攻读，恢复共青团组织关系，继续参加学生运动。1934年，到广州中山大学借读。1934年至1938年上半年，历任广西容县政府教育科长，陆川县立中学、苍梧国民中学教员。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在迁徙到北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1940年，到桂林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咨议。1941年至1944年，在桂林广西通志馆任秘书。1947年赴香港，参与筹建民革。后任民革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1949年6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广西交通厅副厅长、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苦寻民主，探索抗日救国道路

1937年10月，李宗仁组织广西建设研究会，为广西当局提供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建设研究会还设置一个专门研究委员会，作为联络中共人士及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的活动基地。1939年间，桂林已成为西南的文化中心，文化人云集。据统计，抗战期间迁到桂林的数十个文化团体汇聚了数以千计的文化人，其中文化名人就有200多位。荟萃桂林的文化人士及各文化团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吕集义作为广西省政府咨议，为联系各方文化人士做了大量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避居在港的民主人士大都转到内地。吕集义在中共组织的指导、帮助下，先后到桂林、昭平、贺县，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协助一批文化人克服重重困难撤回内地。当时，李济深常以时事座谈会名义邀请吕集义等民主人士相聚讨论时局，谋求抗日救国办法。大家一致认为，要争取抗日斗争胜利，必须改变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内战、实行独裁的错误政策，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不仅要靠国民党外部的政治力量，还要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国民党人士，从国民党内部进行斗争。吕集义在研讨中，总是直抒已见，出谋献策。

1943年，吕集义以私人秘书身份，跟随李济深到贺县八步视察，并在当地公开讲学，宣传抗日救亡。他很受欢迎，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方子先生”。

早在陆川中学读书时，吕集义就以善写作和演讲而闻名，被称为“南方才子”。他特别喜欢诗词，闲暇时经常与人诗词唱和，还曾筹资重刊《醉白堂诗文集》（《醉白堂诗文集》为明末清初广西全州人谢良琦的诗文集。谢良琦善诗文，但在清初一段相当长时间内未引起词坛重视，其《醉白堂诗文集》也一直未能得到整理和研究。清末民初著名词家王鹏运，推崇谢诗，集资刻印《醉白堂诗文集》。抗日战争时期，吕集义集资重刊《醉白堂诗文集》。诗集的刻印出版，对于把握清代广西文坛面貌是一个重大贡献），足见他对诗词歌赋的喜爱。

抗战时期的桂林，诗歌创作活跃，不仅倾诉着民族的苦难，而且歌颂了祖国的战斗;笔触雄浑，气势壮阔，渗透着时代的气氛。作为“八桂诗群”诗人之一，吕集义与友人结伴深入民间，创作了许多诗词歌赋。一次，行至漓江九马画山处，他仰望石壁上斑驳的石痕，隐约间似有数匹奔马或立或纵。船上的人说，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能够认出九匹马者，便是状元郎。吕集义说，我一匹马也认不出，不过是指鹿为马罢了。他随即感叹大半个中国失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而國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甚至望风而逃，有龙马尚且没用，更何况这石壁上的神马呢？悲愤之时作《过画山》诗一首：

三年两过画山下，舟人细指山上马。

九骏吾乃不辨一，颇念当时指鹿者。

世间何物伪与真，千骑万乘埋风尘。

即有龙媒将安用，嗟尔图壁空嶙峋。

1944年，日军兵锋直逼桂林，吕集义由桂林乘船去往平乐，夜泊兴坪，想起眼下时局不明，山河日非，心中空有济世报国之志，中华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顿时惆怅之情涌上心头，在舟中作《夜泊》诗一首：

夜宿江村不敢哗，流离天遣是天涯。

千峰如魅星为眼，孤艇围鸥水作家。

尚有萝魂萦鼓角，不辞鬓发敌风沙。

明宵更泊知何处，独听荒鸡意欲加。

凄凉悲伤之意溢于诗句之中。

二、反蒋联共，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4年，日军沿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沿线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对于战局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预测，桂、柳终将落入敌手，两广也将成为敌后。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吕集义积极响应中共的建议，配合李济深转战桂东南，呼吁组织民众武装，以民众自卫的形式，配合地下党游击队共同抗日。

1944年6月，在日军进攻衡阳、桂林吃紧、准备大疏散前夕，吕集义等8人参加李济深在建设研究会八桂厅召开的秘密会议。会议主题是研究抗战形势和日军进攻战况，研究国内进步力量发展状况，广西民主势力对当前形势的对策。最后决定，李济深不到重庆而是回苍梧大坡山组织武装，在广西的民主党派和中共及其他民主进步人士则沿漓江顺流而下，先到桂东昭平县，一方面就近加强联系，另一方面便于在日军入侵广西后，在桂东南组织武装自卫，进行反蒋抗日，建立桂东南独立民主解放区。

1944年冬，抗战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吕集义陪同李济深巡视桂东南各县，沿途就地开展抗战救亡讲演，号召和动员广大民众团结抗日。期间，李济深致电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建议广西全省迅速建立人民武装，提倡人民自卫。随后，吕集义陪同李济深到陆川县，在陆城中山公园的中山纪念亭前公开演讲。各界人士、学生及当地民众冒着严寒慕名而来，把中山公园围得水泄不通。李济深看到这热烈的场面，再一次表示绝不与国民党中央同流合污、负祸国殃民罪责。李济深、吕集义号召陆川青年要积极参加抗日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相信抗战最后必定胜利。现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次年二月元宵节后，陆川、博白、兴业、贵县先后举行震撼广西的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在中共广西省工委和桂东南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3000多抗日武装队伍与日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建立了一批县、乡村抗日民主政府，誓与日寇抗争到底。

1945年，李济深、吕集义前往岑溪、容县、北流、玉林等县。他们所到之处，均慷慨陈词，为抗日救国鼓与呼。虽时刻受到国民党特务阴谋暗杀的威胁，但他们仍然坚守抗战必胜的信念与决心，深入民众进行抗日救亡的活动。在广东，他们还与中共东江纵队、郁南抗日民兵武装指挥部密切联系合作，发动民众共同抗日。

终于，1945年9月18日，抗战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消息传遍世界。陆川各界人士和民众听闻喜讯，再次聚集在中山公园，隆重庆祝。

1947年，吕集义任广西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由于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旋赴香港追随李济深，继续从事反蒋和开展民主人士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始战略反攻、国民党统治集团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上日益孤立的形势下，1947年11月12日，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代表齐集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有110余人出席会议，决议成立民革组织。

當时，在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起草过程中，一些参会人士出现了意见分歧。李济深鉴于民革急于建立，认为这些分歧都是可以协调统一的。只要有利于民革成立、有利于团结一切国民党内爱国军政人员联合起来反对内战、推翻蒋介石集团政权，一切分歧都是小事，日后再做统一。于是，他请吕集义等人对两个文件进行了反复修改，在修改原则上坚持“适当保留不同意见，做到能保留的要尽可能保留，文件要达到博采众议”的目的。最终参会人员统一了思想，会议得以继续顺利进行。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吕集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副秘书长。

1948年1月9日，民革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香港创办《自由》半月刊。1月24日，民革中央再次召开常委会议，提议在《自由》半月刊的基础上再办一份报纸，定名为《现代日报》。正当民革中央为办报注册时，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来港求见李济深，商讨合作事宜。3月17日，民革中央常委会继续讨论办报事宜，认为《文汇报》在国内外已打开局面，若能与其合作，比创办《现代日报》更为便利，于是一致同意民革与《文汇报》合作的方案。4月3日，李济深召开了创办香港《文汇报》筹股会议。据民革老前辈朱学范回忆，在此次会议上，吕集义等人提议：（一）近来本会与国民党军政人员联系日增，应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一切重要文献进行重新整理，以适应形势所需。（二）据以研讨在新形势下的实施方案。（三）鉴于《文汇报》一时尚不能复刊，拟先出一本宣传小册子。在7月24日举行的常委会上，会议决定9月1日出版《文汇报》，并决定出版民革《会讯》，以资交流，由梅龚彬、林伦彦、陈此生、朱蕴山、吕集义、吴茂荪、黄梦醒负责。

9月1日，民革中央主办的香港《文汇报》正式出版。该报大力宣传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号召国民党内爱国军政人员认清形势，作出明智的抉择，同时密切关注形势发展、舆情动向，及时作出反应。这些宣传，对于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分化国民党政治势力、孤立国民党反动派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8年6月4日，吕集义、陈此生、莫乃群、周钢鸣等在香港参加签署《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热烈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提议，号召国内同胞及海外侨胞迅速团结起来，促成新政协会议早日召开，争取实现民主和平。

三、毅然北上，共商建立新中国伟业

1949年1月底，平津解放后，香港到天津的直航开通，再由天津前往北平，成为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最便捷的考虑路线。但当时在天津登陆面临内外两重困难。一方面，天津解放时，天津港遭受了严重破坏，不但港口设施被毁，航道也布满了水雷，亟待修复和清理。另一方面，扼守进出渤海的长山岛要塞仍然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国民党舰队也牢牢控制着渤海、黄海附近的制海权。作为进出北平最便捷的天津港，来往船只的动向势必被国民党严密监视、封锁，此时冒险直航天津危险很大。随着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国民党当局迫于内外压力，表示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中共进行和谈。和谈期间，局势趋缓，有利于租用外轮从香港秘密直航天津。3月以后，成功开辟了香港-天津-北平这条北上路线。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即将在1949年6月召开。为此，从3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香港党组织通过租船、代买船票等方式，安排大批将要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从香港安全直航天津。这几个月成为整个北上期间行动最密集、运送人员最多的阶段。吕集义参加了组织转移的工作，为民主协商建国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3日，吕集义离开香港，经天津抵达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并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五小组参与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后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1949年9月10日至30日，吕集义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几十年辛苦奋斗，不惧流血牺牲，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邓骋，广西玉林市政协文史委干部/责编 刘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