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经苹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昌 330063）

引 言

英籍印度裔作家维·苏·奈保尔的作品一直都受到广泛的关注。《浮生》是他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其主要内容讲述的是主人公威利·詹德兰不堪忍受父亲的厌恶而离开家乡去到伦敦求学，而后又有点无奈地与安娜去到非洲结婚生活，最后又不得不投奔他妹妹家的故事。此书的故事情节不是很复杂，但主人公威利·詹德兰的经历可谓是起落不定，丰富多彩。学者们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此部小说进行了分析：如徐彬在论文《V·S·奈保尔21 世纪小说中的婚姻政治与伦理悖论》中谈到小说《浮生》中的婚姻与政治的关系；聂微在《奈保尔小说〈半生〉中的讽刺艺术》中分析了该部小说中的讽刺艺术；潘敏芳与彭贵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解读奈保尔的小说〈半生〉》中谈到了该小说中的多元文化冲突。但是鲜有学者从叙事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此部小说。

叙事伦理学是在经典叙事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不但关注文学作品中传统的伦理道德描写，也注重叙事话语与社会政治，经济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把伦理学与叙事学相结合起来的文学批评方法。传统的中西方文学作品与伦理道德关系密切，比如悲剧《哈姆雷特》就对弑君夺妻的伦理破坏进行了惩罚，而《诗经》对人民的勤劳，爱情的美好等真善美伦理秩序进行了赞美。修辞叙事学派提出小说的叙事形式与技巧同小说的伦理取向也有关系。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有众多学者在叙事伦理相关研究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外学者包括亚当·桑查瑞·纽顿、韦恩·布斯、詹姆斯·费伦等；国内学者包括刘小枫、伍茂国、聂珍钊、焦晓燕、唐伟胜等。美国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亚当·桑查瑞·纽顿[1]教授（Adam Zachary Newton） 在 1995年出版的《叙事伦理学》（Narrative Ethics）中集中阐释了叙述行为所引起的讲述者、倾听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伦理对话，他特别强调：“尊重他者的不同性和差异性，关注结构和形式分析的伦理结果。”国内学者刘小枫[2]认为：“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焦晓燕在硕士论文《叙事伦理批评研究》中结合众多中西学者的有关叙事与伦理的概念概括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叙事伦理批评：“叙述文本讲述的个体或是群体的伦理遭遇，也就是叙述故事伦理”[3]（14）；“叙事语言的伦理性，我们称之为叙事话语伦理”[3]（15）；“叙事文本在被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中，又存在着作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伦理对话，其实就是纽顿所说的叙述伦理和阐释伦理”[3]（16）。国内学者伍茂国的两部专著（ 《现代小说叙事伦理》和《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对叙事伦理学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对小说而言，叙事伦理包括有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小说故事伦理和小说叙述伦理。故事伦理一方面是对理性伦理内容，比如时代的重大伦理主题的叙事呈现，另一方面作为虚构和想象的世界，小说叙事也同样在探究某种伦理的可能性，我把它称为乌托邦建构。而叙述伦理则指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小说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小说中的互动关系。”[4]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伍茂国对叙事伦理的分类中看到经典叙事学的影子，因为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就把叙事分为故事和话语两部分。“结构主义理论认为每一个叙事都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故事（story，histoire），即内容或事件（ 行动、事故）的链条，外加所谓实存（人物、背景的各组件）；二是话语（discourse，discours），也就是表达，是内容被传达所经由的方式。”[5]

依据伍茂国对叙事伦理的理解，本文拟从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这两个角度来解读小说《浮生》中所体现的叙事伦理。他认为故事伦理包含以下内容：时代重大主题伦理、其他非时代主题伦理、乌托邦伦理建构。伍的故事伦理分类与刘小枫对现代叙事伦理的分类有点类似。刘小枫认为：“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2]（7）伍对小说故事伦理的理解与文学伦理学对叙事与伦理的理解也是一致的，这两者都强调故事内容与伦理秩序的关系。“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指的是一种以文学（也包括艺术在内）为批评对象的研究方法或者思维方法，它的核心是从伦理和道德的立场对文学的存在给以阐释。”[6]本文的故事伦理将从种姓伦理、种族伦理和婚姻伦理这三个视角出发来关注小说内容中的伦理语境，小说人物的伦理意识，伦理冲突以及伦理选择。以韦恩·布斯为代表的修辞叙事学派认为小说其实是一门劝说的艺术，是一项作者如何利用叙述技巧与形式劝说读者接受其伦理道德观点的活动。在分析叙述伦理时，本文将借助修辞叙学派的理念，从人称机制、叙述者干预和叙述结构三个切入点出发来探讨小说《浮生》的叙事技巧和叙事结构是如何影响和引导读者的伦理态度与判断。

一、故事伦理

（一）种姓伦理

小说《浮生》向读者展示了当时印度社会高低种姓之间充满偏见甚至敌意的种姓伦理观。第一小节“萨姆塞特·毛姆的造访”的主要内容是威利·詹德兰的父亲讲述有关他的工作与婚姻的故事。威利·詹德兰的父亲介绍了他是属于印度高种姓的人以及他对于低种姓的威利的母亲的刻板印象。“她个子小，容貌难看，几乎具备了她那种种姓的典型特征，黑得显目，两颗上门牙又大又白，她的衣服有时亮眼，有时土灰，似乎嵌进了她的黑色皮肤。她看上去就是来自落后的种姓。”[7]（9）高种姓的人对于低种姓的人的偏见不但有关外表而且居然还有关声音。“而现在，隔着桌子这么近的距离听她讲话，才知道那不是你原本预期的温柔、害羞、意在让你觉得甜蜜的声音，而是又粗、又哑、又毛糙——一个个子这么小、身体这么轻、那么缺乏自信的人，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我认为那是一种跟她种姓有关的声音。”[7]（12）“种姓制度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它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每一个种姓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集团，这些集团各有其独特的习俗和固定的传统职业，集团与集团之间互不通婚；每一个印度人与生俱来的从属于他所在家族的种姓，他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其所属种姓的影响和约束，他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多取决于他所属种姓地位的高低。”[8]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种姓制度对当时的印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但影响不同种姓人群之间的相互看法，还渗透到婚姻，工作，权力等各方面。在婚姻上，高种姓的人是不能同低种姓的人通婚的。在小说中读者可以发现，威利的父母亲结婚之后，作为高种姓的威利的父亲仍然歧视低种姓的威利的母亲。而且他还厌恶与低种姓有关的他的亲生儿女。随着小威利的出生，威利的父亲最大的焦虑就是“看他的长相上有多少落后种姓的特征”[7]（27），而后威利的父亲变得忧郁，“心在往下沉”[7]（27）。威利的父亲对威利的妹妹的外表也极为不满，期望她会被外国人看上。在工作上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提到的校长以及税务局职员是由高种姓的人来担任的。而在小说中出现的低种姓的人是以狂热分子以及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的。小说的第二小节讲述了威利的母亲由于低种姓在学校受到了严重歧视，并且不得不转学的经历。在寺庙举行的活动中，不同种姓的人也是受到了区别对待。“她应当出身非常低，不堪想像她的家人、族人和行业。当他们这样的人前往寺庙，是不准进入神像所在的圣所的。神职人员绝不会碰他们一下。他会向他们身上撒圣灰，像把食物丢给狗一般。”[7]（9）小说的内容清晰地告诉读者印度的种姓伦理秩序是非常严苛的。它应当属于故事伦理中的时代重大主题伦理。对于种姓制度无处不在的印度社会，作者安排了让小说主人公威利离开家乡的情节。这无形之中表明了作者对于印度社会种姓伦理持反对意见的看法。

（二）种族伦理

威利·詹德兰在非洲的所见所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种族等级明显的社会。安娜是威利在伦敦时遇见的一个女粉丝。在那时，威利也正好处于一种落魄的状态：朋友远离，没有稿约，自己写的书也没有出版的音讯。在非洲安娜的家，威利过着一种比较有社会地位的生活，因为安娜的家在当地属于二等葡萄牙人。后来安娜提到午餐会上的那些人，她说：“他们是二等葡萄牙人；官方认为他们如此，他们自己也认为如此。他们像我一样，大部分因为祖父母有一位是非洲人，所以是二等的。”[7]（123）“在这些有庄园的人心目中，安娜是有权威的。因此，不久我就不再紧张。但是，一年左右之后，我开始明白—我自己的背景有助于这种认识—我进入的世界只是一个半黑半白世界；我们的朋友们，在内心深处大部分认为，自己是二等人。他们不是十足的葡萄牙人，而他们的雄心壮志是要成为十足的葡萄牙人。”[7]（136）在安娜的家乡，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按种族来划分的：纯种葡萄牙人或其他白人是一等人，混血儿是二等人，非洲当地人是末等人。混血的二等人总是想着法子与纯种的欧洲人搭上关系。例如安娜的外公就希望他的女儿嫁给葡萄牙人。这种功利式的婚姻观直接导致了安娜母亲的婚姻不幸。不同种族的人从事的职业也大不相同：纯种葡萄牙人是政府官员或地位尊贵的庄园主；混血儿是庄园主或者工头；非洲当地人是庄园的劳工或者仆人。威利与安娜的邻居诺伦哈夫妻是属于一等人。因为诺伦哈太太有些残障，所以诺伦哈夫妻就带着一种“屈尊俯就”的神情来到安娜家的庄园同他们交往。“诺伦哈夫妻则是纯种葡萄牙人。……他们带着最细致的屈尊俯就的神情进入这半黑半白的世界。他们熟悉这个国家，他们知道他们站在何处而我们又站在何处。”[7]（138）柯里依亚夫妇，安娜夫妇以及阿尔瓦洛都属于二等人。柯里依亚夫妇与安娜夫妇都有自己的庄园。阿尔瓦洛则是柯里依亚夫妇庄园的工头。小说中提到的朱利奥及朱利奥的女儿就属于末等人。朱利奥夫妻及女儿是安娜夫妇庄园的仆人。晚上朱利奥的女儿则成为了妓女。威利与柯里依亚都有自己的妻子，但在晚上他们却经常去压榨底层的女性。实际上，小说中明确提到了安娜的家乡当时还是处于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社会里，不同的种族代表了不同的身份与地位，同时也暗示着不同的职业。通过对非洲社会的描述，奈保尔向读者展示了处于殖民种族伦理秩序之下底层人民生活的凄惨状态。

（三）婚姻伦理

威利父母的相识起源于威利的父亲对于“落后种姓”的威利母亲的好奇心以及他背叛自己家族的决心。“她用一种很怪异的、坚决的、像儿童似的方式拿笔……。”[7]（9）“渐渐地，随着我的好奇，出现了些许同情-想要从她的眼光来看世界。”[7]（10）“她那非常黑的上唇，慢慢地，我想，像湿滑滑的蜗牛似的，盖住了她大大的白牙。一次看出她扑过粉。她的脸上和额上有薄薄的粉霜；那使她的皮肤黯然无光，你可以看出扑粉搽到何处为止。没有粉的地方，皮肤又是黑油油的，我觉得厌恶、羞耻、动心。”[7]（11）他们在威利母亲常去的茶馆经常坐在同一桌，但却不说话。随着他们的关系慢慢地被周围的人所知悉，他们的交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威利的爷爷认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败家子，是一个从高贵种姓堕落的人。同时由于威利的父亲不同意与校长的女儿结婚，他的工作和人身安全都受到了校长的威胁。然而他们之间的交往却得到了来自低种姓的威利母亲的叔叔的保护，因为他是个“狂热分子”。如果威利的家庭以及其他人反对他们的婚姻，威利母亲的叔叔将会举行集会游行，但是威利的父亲坚决反对集会。想到自己的婚姻受到了来自校长和“狂热分子”的双面压力，最后威利的父亲只能去寺院避难。“我立刻变成了圣人，同时，又由于狂热分子和他的侄女在寺外，我也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7]（23）至此我们会发现威利父母亲的婚姻充满了无奈和政治因素。它源于威利父亲的反抗种姓制度的初衷，也承受了来自低种姓的“狂热分子”的压力。

威利与安娜的婚姻也充满无奈与政治因素。威利与安娜的相识算是机缘巧合。当时威利的状况很糟糕，写的书没人愿意出版，就读的学校的学期要结束而他得离开学校，没有奖学金。安娜是一个在伦敦上课的非洲女孩。她看到他写的书的内容与她的境况相似，因而想见他，后来他们就相爱了，并且一起去到安娜在非洲的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威利离开伦敦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印度人融入英国上流社会的努力失败了。与他经常交往的人多数都来自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学生或是移民。伦敦的电台愿意采用他写的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来自神秘的东方。他当时其实是属于伦敦社会的边缘人。在非洲，由于安娜继承了她的外祖父的庄园，因而她是属于当地的上流社会。作者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威利在台阶上滑倒的场景。这个台阶是安娜的白人外祖父用进口的大理石砌的。“大理石裂了，裂缝中长了苔，下雨的早上又湿又滑，还有大树落下的花粉。”[7]（115）他醒来时就对安娜说要离开她了。“我的意思是我已经给了你十八年。我无法再给了。我再也不能过你的日子。我想要过我自己的。”[7]（116）这个场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预示着他们的婚姻终究是要半路结束。由于安娜的力量和权威，威利的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在安娜的家乡，威利享受着二等人该有的社会地位与尊敬。“这种我从来没有料想过的生活令我感到愉悦。”[7]（124）他们也经常与一些有身份的人见面，如柯里依亚夫妇，诺伦哈夫妻。后来威利认识了柯里依亚庄园的管理员阿尔瓦洛。在他的带领下，威利开始学会在安娜面前撒谎。他开始放纵自己过起了声色犬马的安逸生活。接下来威利又和一个叫葛拉萨的女人有关系。她是卡尔拉新的管理员的妻子。安娜在发现威利与葛拉萨的关系之后，带他去见了她的同母异父弟弟。“她对她的同母异父弟弟非常忍让，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对他非常非常好。我对她的旧情旧爱又涌出来。旧爱：它仍旧在，在像这样的时刻甚至会有增无减，但它终究已属过去，似乎是前生的事了。”[7]（180）他们婚姻的最后结局就是离婚。“当安娜到医院来，我的勇气上升，我告诉她我要跟她离婚。当她稍后再来，我对她说： ‘我四十一了，我已经倦了过你的生活。’”[7]（189）此时的婚姻对于威利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就像是一种经月甚至经年的磨人的痛。 仔细思考之后，我们发现威利与安娜婚姻破裂的表面原因是威利害怕当地一场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它深层次的原因是威利内心的文化身份的焦虑与无所寄托。

二、叙述伦理

（一）人称机制

整部小说采用了两种叙述人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作者在第一小节和第三小节的主要内容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的选择与叙述者或作者的伦理态度有什么关系呢?“概括起来看，采用第一人称 ‘我’进行叙述的最大好处，首先在于真实感强。这尤其是在当叙述内容中夹杂有某些具体可考的历史事件与明确的时空背景时。”[9]（306）威利的父亲在讲述故事时，也明确说到了他与英国小说家毛姆相见的具体时间是1930年。毛姆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真实人物。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小说作者在威利爸爸的回忆故事中还加入了另外一个真实人物——甘地。甘地是印度历史上著名的非暴力民族运动的倡导者。同样的写作手法在小说的第二小节中也出现过。在威利去到伦敦后，威利居然在伦敦的街道上遇见了克里希纳·梅农（1897—1974年）。他曾任印度国防部长，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印度代表团团长。“第一人称的叙述特别适合于做心理忏悔，因为人称本身就具有一种独白性，这为叙事主体的直接登场提供了方便。”[9]（307）威利在讲到他与葛拉萨经常约会偷情时，这样说到：“日子过去，即使两年以后，我还是不能从这种感官生活中自拔，同时，我在心中隐约觉察了我人生的空虚，我开始对宗教制约恣情纵欲的禁令产生敬意。”[7]（176）从这段话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威利对于自己的放纵生活心生悔意。“第一人称的优势同样还表现在结构上的开合自如，能给叙述者在叙述时间上的转换提供更大的方便，和对叙述手段的更自由的调度。”[9]（307）威利向他妹妹讲述的故事是以第一人称“我”为轴心而产生的多个故事。首先他讲到了安娜和“我”的故事，然后是阿尔瓦洛和“我”的故事，再往后是葛拉萨和“我”的故事，还有柯里依亚夫妇的故事等等。乍看起来，威利把这些故事罗列在一起可能会让威利的妹妹以及读者感到杂乱无章。实际效果如何呢？先一起来看看威利讲故事的发生背景。“就像他爸爸陆陆续续讲自已的故事给他听一样，现在，在柏林的冬天，在咖啡馆中、饭店里和空荡荡的公寓里威利也开始慢慢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萨洛金妮听了。”[7]（119）从上面这句话中，人们可以发现威利讲故事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场所，而是在多个场所陆续讲述他在非洲的见闻。威利在不同的场所向他妹妹讲这些不同的故事会让读者觉得威利其实是在同他的妹妹聊天或者“侃大山”。而作者采用的叙述策略就是使用第一人称把这些不同的故事衔接起来。表面上，读者可能会觉得叙述混乱，而事实上此种写作手法却非常平和随意地向受述者传达出了叙述者的伦理态度。

在小说的第二小节中作者采用的叙述人称是第三人称或全知视角。第三人称的优势在于叙述者既可以叙述人物的外部活动，也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威利对衣服一无所知。他有五件白衬衫；由于校园洗衣店每周休假一次，他有一件衬衫便需要穿两三天。他有一条领带，紫红色的，图托品牌的棉织品，六先令。……他以前总是认为对布料与颜色那么有兴致是女人的事（在他私心某个角落，他想到他妈妈的落后阶级，想到他们对鲜艳颜色的爱好）。”[7]（54）叙述者首先是对威利拥有的衣服进行描述，而后便进入到威利的内心描述他对布料与颜色的看法。因而第三人称的使用是有助于读者了解小说中人物对于某些事情的伦理态度的。接着再看一例。“威利在学院的生活茫然而杂乱。学校提供给他的教育就像提供给他的食物一样，索然无味。在他的脑海里，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就像他索然无味地吃饭一样，他也要索然无味地去做讲师和导师要他做的事，读要他读的文章，写要他写的论文。他漂泊，对于未来没有概念。对于世事的轻重他仍然没有想法，对于历史的时空，他也仍是没有想法。”[7]（49）叙述者先是描述了威利就读的学院的生活索然无味，而后进入到威利的内心描述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从威利的心理状态的描写中人们可以发现威利对于学校生活的不满意，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初到伦敦时内心的茫然。

（二）叙述者干预

“叙述者干预一般通过叙述者对人物、事件甚至文本本身进行评论的方式来进行。”[10]（73）“公开的评论指叙述者直接出面，用自己的声音述说对故事的理解和对人生的看法，告诉读者如何看待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如何领悟作品的意义。”[11]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叙述者评论，包括提供事实、“画面”或概述，塑造信念，把个别事物与既定规范相联系，升华事件的意义，概括整部作品的意义，控制情绪，和直接评论作品本身等。[12]小说《浮生》的叙述者分为两类：人物叙述者与权威叙述者。因而小说中的叙述者干预也分为人物叙述者干预与权威叙述者干预。

此部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是威利的父亲以及威利他自己。在第一小节中，威利的父亲在向威利讲述故事时，他是人物叙述者。威利的父亲在讲故事时谈到了他们的关系受到了威利妈妈的叔叔的保护。大家来看看威利的父亲对于这件事情的伦理态度。“受狂热分子的保护—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7]（22）从他的评论中人们可以轻易的发现他对于来自“落后种姓”的威利妈妈的叔叔的歧视。在小说的第三小节，威利在向他的妹妹讲述他在非洲的见闻时他是人物叙述者。当威利在介绍他和安娜来到非洲并且开始享受安娜的权威带来的生活时，他是如此评论他的感受：“这种我从没料想过的生活令我感到愉悦。”[7]（124）从这句评论中人们可以读出威利对于这种“二等人”的生活在开始时期还是比较满意的。

在小说的第二小节中，权威叙述者讲述了一个有关威利妈妈的邓氏奶油罐的故事。其主要内容是威利的妈妈在“地区学校”受到学校校工的歧视而不得不转学到“教会学校”读书。对于这件事情，叙述者解释的原因是“她的家人和族群什么也不懂。他们既不懂高级种姓的宗教，也不懂穆斯林或基督徒。他们不知道印度或世界发生了什么事。”[7]（33）接下来，有一句这样的评论：“他们在无知中度日，被隔离在世界之外好几百年了。”[7]（33）这句话看起来像是在描述一件事，但“无知”一词也暗含着一种既可悲又可恨的态度。权威叙述者在前面介绍了“地区学校”是专为高级种姓的儿童准备的。而威利妈妈的家人和族群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叙述者觉得他们有点可悲。其中的可恨之处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威利妈妈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种姓虐待。权威叙述者除了可以对事件直接进行评论之外，在人物的描写中权威叙述者无形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审美倾向或者是意识形态。有些人物的描写目的就是为了引起读者的讨厌，有些则是勾起读者的同情之心。“作品中的叙述者，尤其是唯一的权威叙述者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位置，每一个人物也从各自的视点出发，表现出自身的立场，而所有这些，都会通过人物的性格特征标记、对于人物话语的直接引语以及叙述者的干预等在作品的话语层面展现出来。”[10]（208）大家来看看第二小节中权威叙述者对于来自非洲或其他殖民地的人物的描述。首先大家来看权威叙述者对于珀西的女友琼的描写：“……高脚凳上坐着一个头发灰白、衣服灰白、皮肤因过度施粉也灰白的女人。”[7]（55）“过度施粉”这个词明显带有贬义。这个词的使用表明在权威叙述者的眼中，琼的化妆有点过头了。来自非洲或其他殖民地的男性在叙述者的眼中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远远看，无可挑剔；近看，却不那么好。衬衫领子是脏的，外套旧了，皮肤油亮，牙齿又黑又烂，呼出的气息令人屏气。”[7]（62）这是一段针对一个来自南非的男性的描述。描述中的词语“不那么好”也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与上述相反，小说中权威叙述者对于欧洲男人的描述却多数属于正面。“罗杰个子高，穿双排扣深色西装。他的态度、他的风格、他的言谈（易于落入俗套，句子完整、平衡，让威利以为有机智感），都来自他的家庭、学校、朋友和职业。但威利却以为完全是罗杰个人的特色。”[7]（68）从这些描述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这是一种比较体面的或者说是正面的描述。“那壮硕的中年人表情和蔼，面容端庄、幽默，带着自在迷茫的神情。”[7]（74）那是针对小说中提到的V·S·普利契特的描述。描述当中用到的“表情和蔼”“面容端庄”“幽默”都属于褒义词。它们也透露出叙述者的伦理态度。

（三）叙事结构

“当然，小说家对一部作品的有机形式的把握固然不易，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也并非毫无章法可依，一般来说，叙事的结构关系主要体现在这么四个方面：顺序、反差、间隔与比例。”[9]（202）“顺序是指事件与事件之间位置的前后。”[9]（202）《浮生》的一个重要结构特点就是作者在小说的第一小节与第三小节都采用了倒叙的写作手法。下面将会以小说的第一小节的倒叙为例来解释此种策略与叙述者的伦理态度的联系。在小说第一小节的开始处，叙述者先是说到威利的中间名字是一个英国大作家的名字，然后又提到威利的父亲与这个大作家有关联。而后威利的父亲向威利解释他和那个大作家的交往情况。威利的父亲是以回忆的方式来解释的。读者可能在此时会有类似“威利的父亲怎么会与一个真实的英国大作家有交往呢?”这样的问题。带着这样的疑问，读者可能就会有一种急于想知道事情真相的心情。通过阅读后面的内容，人们会发现威利的父亲与英国大作家虽然没有进行事实上的交谈，但确实有交往。而且他们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威利父亲的生活。在威利父亲的解释当中，他还谈到了他的家族以及他的婚姻。作者通过倒叙的叙述手法让读者更有兴致地去了解威利父亲的过去以及当时印度社会的种姓歧视。“ ‘反差’是指两个毗邻衔接的事件或场景在情感色调、意味指向等方面融洽度和一致性。”[9]（203）小说的第三小节有很多反差。安娜的家乡当时还是处于一种殖民秩序当中。“政府大人物”是“一等人”，安娜以及像她一样的半欧洲半非洲的混血人是“二等人”，而纯非洲人则是社会的最底层。各个阶层的人的社会地位、职业与生活状况反差都非常大。作为“二等人”的安娜与威利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拜访朋友，而社会底层的当地人不是服侍他们的仆人就是棉花地工人。他们居住的房子也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安娜与威利住的是庄园，而非洲当地人住的是草屋。这些反差给读者的印象深刻，突出了当地的种族歧视。“所谓‘间隔’，是指同一个故事链的各个事件之间相衔接的距离。”[9]（204）文章以小说的第一小节为例来解释“间隔”在《浮生》中的运用。威利父亲的解释是从他与英国作家的交往开始的，然后推进到他的生活因为他的这段交往而起了变化。接下来叙述者插入了另一个事件-威利的爷爷的故事，而后情节又回到威利父亲的大学生活。对于威利父亲的大学阶段的生活叙述者主要描述的是他与威利母亲的交往。而后又插入了威利父亲在“督察室”工作的情况以及他被逼迫要与校长的女儿结婚的情节，故事情节接下来又回到威利的父母亲如何克服困难结合在一起。这种间隔造成了故事情节的变化，也使得各个小故事之间有一定的距离。“除此之外，这种功能还存在于故事中两个不同事件在文本的叙述时空上的比重，这种比重构成了所谓的‘叙述比例’（也即文字上的多寡）；它意味着叙述者对某一事件的态度：是强调、突出，还是回避、淡漠。”[9]（205）威利父亲的讲述着墨最多的是他如何克服各种困难最终实现与威利的母亲在一起。这个突出点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种姓制度在当时印度社会的影响力，同时也显示威利父亲的内心仍然无法摆脱种姓的优越感。

结 论

作者在此部小说中的扉页上明确写上了这么一句话：“本小说为虚构，其中时、地与环境均有别于实况。”这句话实际上强调了此部小说是虚构的故事。故事尽管虚构，但从虚构的有关各人物的偶然的命运故事中，大家仍然可以读出不少的伦理内容。从故事伦理来看，威利、威利的父亲以及小说中其他人物的经历向读者呈现了在印度、伦敦和非洲这三个故事空间的有关种姓、种族和婚姻的伦理内容。从叙述伦理来看，小说中的人称机制、叙述者干预以及叙述结构这些叙述话语都透露出它们与伦理态度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