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瑽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引 言

学界公认民间文学滥觞于五四前后，以1918年北大“歌谣运动”为开端，在此后三十年的社会动荡中仍蓬勃发展。由于民间文学与生俱来的“反传统”思想锋芒与“到民间去”的平民意识，因此在发展历程中时刻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建国后，国家十分重视民间文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发展学科建设，却由于政治上的“左”倾思想使得学科在发展过程中走了弯路。1949—1966年这十七年中，由于对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皆以政治为标准，鼓励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因此这一阶段被学界称为“革命的民间文学”阶段。

本文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革命的民间文学对马克思主义有哪些遵循与背离，目的在于总结此阶段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由于学界少见此类讨论，本文拟起到补学界之不足的作用，希望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学界多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理论，而较少讨论对文学的关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民间文学思想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刘锡诚发表于20 世纪60年代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一文，可谓是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开创之作。文章强调了民间文学在社会革命中的价值与意义。赵利民发表于2016年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民间文学思想的再阐释》一文，则在刘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从社会文化批判和生态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民间文学思想作出新的解读。笔者在二文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共和国“十七年”民间文学的发展史进行论述。

一、革命的民间文学对马克思主义的遵循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十分关注人民群众，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对直接表现人民思想、感情、意愿的民间文学格外关注。恩格斯于1839年在杂志《德意志电讯》上发表文章《德国民间故事集》，深刻批判了德国浪漫派活动家对中世纪的迷信与复古意图，并给予民间故事集高度评价，认为其具有诗的价值。恩格斯提出在进行民间文学研究时，有两点需要格外注意：第一是由于古今价值观不同，过去的民间文学作品可能无法反映当代的民间思想；第二是要对流传至今的民间文学作品作出甄别，很多作品是经过文人润色而注入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并未真实反映当代人民的真实思想。由于以上两点问题客观存在，因此恩格斯认为在现代条件下，为广大读者出版民间故事读物的必要前提，就是对这些读物的内容采取严格的、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的态度[1]。由此可见，一切以当代民众的审美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是恩格斯对民间文学的基本看法。

建国前的1949年7 月，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将解放区“为人民大众”的文艺确立为新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民间文艺研究获得了重点关注。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十分重视带有“革命性”的民间文学，将相关研究工作纳入了文艺工作体制，并成立了群团组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学学科在经历了20 世纪歌谣运动带来的发展高潮后，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一度陷入沉寂，以至于建国初期并没有一支成规模的专业研究队伍，多是民间文学的业余爱好者。然而国家组织这批“散兵游勇”投入到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并举全国之力支持，在取得不少可观成绩的同时，也对我国民间文艺事业起到了整体性的组织、计划、推动作用。

从成立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就致力于组织全国的民间文艺及研究活动，并着手进行民间文化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研究会甫一成立，便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现在看来，该刊的创立是较为仓促的，施爱东提到，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因此只能沿用1949年以前的办刊模式，先创办一份不定期的学术刊物[2]。仓促办刊是造成该刊寿命不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该刊虽然只出了三期，（1950年 1 月至 1951年 9 月间不定期出了三集），却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如安波的《谈内蒙民歌》、俞平伯的《民间的词》、何其芳的《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钟华的《贵州苗族的民歌》等。这些文章真实关注了活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文学，而且不仅关注汉族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也进行了研究整理。可见，《民间文艺集刊》的编者充分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观，深刻意识到民间文艺是劳动人民的创作，并把反映人民真实情感视为选择作品的重要标准。该刊收录的一篇钟敬文的文章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中首次提出了“人民口头文学”“人民口头创作”的术语，这就从概念上强调了对作者需为“人民”的定位。钟敬文在20 世纪20年代胡愈之提出的“创作人乃是民族全体”基础上，提出了民间文学的“集体性”特征。所谓集体性，即民间文学是没有特定作者的，每个民间作品都是从千万民众中来，是经过口耳相传而不断流动的作品[3]。

继《民间文艺集刊》之后，1955年创刊的《民间文学》月刊也收录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根据日本《〈民间文学〉分类目录》进行统计，可知1954 至1966年间《民间文学》共发表了14 篇民间文学理论、15 篇学术史、6 篇神话、27 篇传说、29 篇民间故事、95 篇歌谣与 18 篇少数民族故事[4]。需要格外强调的是该刊对少数民族的关注，填补了我国当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调查研究领域的空白。尤其是过去不为人知的傈僳族长诗《逃婚调》《重逢调》，傣族的《阿郎（銮）故事》，壮族长诗《百鸟衣》、勒脚歌《华特之歌》等，在月刊上被介绍给大众，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精神。

体现民间文学这一发展阶段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遵循，还集中表现在国家组织对民间文学大规模调查采录的工作中。其实早在民间文学作为现代学科兴起之时，就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采风思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民间文学的编选搜集工作就全方位展开了[5]。1956年9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系统奔赴内蒙、川藏、云贵等地，对边疆民间文学进行大规模的收录采集，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少数民族学者的帮助、带领下，整理并翻译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集，如《纳西族的歌》《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等。在此带动下，边疆地区以及其他各省地区也纷纷组织人力，投入到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中去。如江苏省将收录的民间歌谣、戏曲集成《苏南民间歌曲集》《苏北民谣》，在国内产生不小的影响。云南撒尼人中流传的《阿诗玛》长诗在此时走入全国人民的视野，此外西南地区还发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并予以出版。在英雄史诗的搜集工作方面，对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展开搜集、翻译、整理工作，并得到上千万字的文字资料，可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对东北三省地区的民间资料展开挖掘工作，富有传奇性的长白山人参故事、抗连传说、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歌谣具有极大的魅力。相关工作委员会将这些调查成果进行整理出版，《抚松县人参故事》《延边抗日歌谣》等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此外，对汉族史诗的发现工作、古文献中民间文学辑录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6]。

总之，共和国“十七年”时期，因为民间文学本身附带有阶级性与革命性，所以学科在政治上得到了优先发展的地位。这一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学科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政治上“左”倾思想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得民间文学在发展的道路上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离，也使得该阶段的学科发展走了一段弯路。下文将对背离的部分展开具体论述。

二、革命的民间文学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我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通过苏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也离不开苏联的范例作用。因此，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苏联发展模式奉为圭臬。苏联犯的“左”倾思想错误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政治路线，造成了建国初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的理解偏差。事实上，苏联的并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当时对苏联的极度推崇实际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这一点在共和国“十七年”的民间文学发展方面也得到了显著体现。这一期间，民间文学在延续延安时期民间文艺思想的同时，学科概念、范畴、价值、功能都受到了苏联的影响[7]。

我国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接受也源自苏联理论的译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极其强调对民间文学内容的挑选与改造。如译自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一书就强调了中世纪民间故事读物不能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里面僵死的东西“把人民群众禁锢在迷信和偏见之中，他们不是帮助而是妨碍对人民群众进行真正民主的启蒙教育”[8]。至于这是否真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则将在后文具体阐述。苏联认为出版民间读物的前提就是要严格审查，并要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对待之，我国建国初期的民间文学工作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

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仪式上，主席周扬在谈到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时提到：“今后要通过对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9]郭沫若也在当时发表的《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中强调：“我们不仅要搜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文艺。”[10]大会最终讨论出的《章程》中更是明确写道研究会的宗旨是：“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11]周扬、郭沫若是当时文化领域的领袖人物，他们充分继承了由苏联学习而来的文艺精神，强调“批判”与“加工”。这种人为挑选、改造民间文学作品的行为经《章程》被固定为指导思想，便直接为基层工作者修改民间文学作品的行为开了绿灯。

这段时期的民间文学搜集格外重视具有阶级斗争性的、歌颂人民反抗精神的、赞扬伟大领袖的作品。如《民间文艺集刊》的编者为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格外强调入选论文的政治性。当时发表了一系列带有革命色彩的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从晋绥解放区来的青年作家马烽等搜集写定的毛泽东、朱德及红军的传说和农民起义的传说。但其实这些搜集来的传说是经过了作家们的挑选、润色、改写的，已经丧失了本来的面貌。刘锡诚据此批评《民间文艺集刊》的编者犯了思想倾向的错误，认为他们“把作家文学的批评标准——以形象的塑造、内容的是否深刻作为判断作品的标准，亦即把作品的社会政治历史作用放在首位——移用于民间文学，把民间作品等同于一般作家文学”[6]（593）。

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民间文学观念的背离。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集》中明确指出，一切民间故事读物，不管是真正来自民间还是来自上层阶级的，若在付印之前由人在文字上加工润色过，其形式和内容就难免带有文人的痕迹，也就脱离了民间文学的本来面目了。他还举出自己所见的《狮子公爵亨利希》一书的十八世纪版本为例，提到此版本由神父改编过，将古代的传说语言全部改掉，使虔诚的宗教思想充斥全书[1]。恩格斯认为来自民间的创作是不可以被改变本质的，若民间故事被宗教训诲的主题所歪曲，就“不能使人有诗意的享受”[12]了。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反对人为篡改民间文学原始面貌的，认为民间文学的艺术美感正是源自对人民最真实情感的反映。而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对指导思想理解的错误，导致了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中依据政治目的修改作品行为的普遍化。如此一来，民间文学丢失了最宝贵的真实、天然的美感，而沦为被人为雕琢、删改的加工品，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背离。

陈连山在2017年12 月召开的“第17 届北京大学·樱美林大学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文章《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四种价值取向》，该研究认为：这段时期依据政治标准选择、删改的民间文学作品是很不客观的，而且不仅不真，遵循伪价值的后果还造成了当代的学术危机。比如当时盛行搜集历代农民起义的故事传说，民间本来流传有不同的异文和版本，如李自成、张献忠被称作杀人魔王，浙江等地的百姓则将太平军称为“长毛”，说他们胡乱杀人。但在共和国“十七年”间，这些传说都被当作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的诬蔑，不予搜集出版。当时在政治运动的感召下，民间文学工作者努力搜集能反映人民反抗精神的作品，1958年配合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则干脆是政治任务约束下现创作出来的作品。显然，这样的民间文学作品无法反映民众的真实思想，至少没有反映出民众思想的全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背离。

好在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开始，我国的民间文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在及时调整的文艺政策带领下，学科也有了长足发展。80年代全国范围内编纂“三套集成”，各级政府对当地进行了细致的民间文学普查，将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真实、全面地搜集并记录下来。目前已整理出省卷本90 卷、地县卷本4000 余卷的40亿字材料，被称为规模空前的系统民间文学调查。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满足了广大民众对真实的、优秀的民间文化的需要。

结 论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后政府十分重视反映民众真实思想的民间文学，并积极投入人力、物力发展学科建设。获得了政治优先性的民间文学学科在此阶段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重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文学，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行为。在此前提下，学科发展获得了一定成就，主要表现为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间文学资料的全面搜集与整理。然而，由于片面从苏联渠道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导致该时期对苏联所犯的“左”倾错误也全盘接受，因此导致了学科发展中对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背离。背离主要表现为对民间文学有选择性地辑录，甚至依据政治目的删改、修改作品的行为。这样经过人为挑选甚至再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无法反映民众真实思想的，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改革开放时期，恢复的民间文学深刻反思了学科建设在此前走过的弯路，并尽量减少政治干涉，探索新的学科价值取向。相信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后，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我国的民间文学必将在新时代续写出更加绚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