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荣

（安徽财经大学 中国合作社研究院，安徽 蚌埠 233001）

顾名思义，淮北即淮河以北地区，但古往今来，所指的地理范围有大小之别：小范围指安徽淮河以北的宿州、淮北、蚌埠、阜阳、亳州等；大范围所指的淮河流域北部，则还包括今河南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永城的部分地区，江苏的徐州、连云港、宿迁以及山东南部地区等，是一个地跨鄂、豫、皖、苏、鲁多省，总体上介于淮河干流以北、黄河流域以南的广泛平原区域，素有“川源平旷，土壤饶沃，为舟车四达之区，无岗垄盘结之势”的美誉。这里曾是中华早期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唐宋时期，民间就流传“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说法。

如同任何社会变迁一样，淮北区域社会的形成与演变无疑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融合，构成了社会变迁历程中那一幅幅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画卷。社会变迁理论多元，且变迁形式多种多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史蒂文·瓦戈在其代表作《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较早系统地介绍了有关社会变迁的主要理论观点，清晰、准确地分析了社会变迁的原由、发展、模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考察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促进(或妨碍)社会变迁的诸多因素，对促成变迁的方法及其评估方式进行了详细描述，同时对社会变迁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1]。从方法论角度而论，现有的社会变迁理论均对淮北区域相关研究富有指导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此而论，社会物质需要和经济发展变化是影响社会变迁的诸多因素中最根本的原因，而社会生产力是生产方式内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造成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体系的深刻变化。除此之外，社会变迁还是自然环境、人文制度、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且相互影响的结果。无论是区域社会还是整体社会，由于须具体考察分析的维度各异，亦或是运用理论的不同，社会变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就淮北区域社会而言，由于历史上屡屡发生的“黄河夺淮”，首先造成了元代以后淮河流域最为突出的诸多灾难，成为该区域社会形成的标志性因素。因此元明时期可谓是淮河流域社会变迁的转折期。其次，淮河在地理区位上历来被视为中国陆地上一条极其明显的南北分界线，其相对独立的区域地理、文化、经济、社会单元自成一体，其相关研究得到学术界长期关注。已有研究成果涉及整个淮河流域（包括淮河南部地区）历史地理、区域文化、经济开发、灾害应对、民俗信仰等方面，但迄今为止，专门就淮北区域社会历史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较为鲜见，尤其是以淮北区域社会变迁为个案，对淮北地区的社会组织、社会救济、社会风尚、民众心理、宗教信仰及其相互影响作长时段的动态考察，由此以点带面、进而探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类似区域文明的盛衰演变并总结出其中的内在规律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几乎阙如。正是从这一角度而言，梁家贵先生的新作《元明以降淮北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可谓弥补了当前该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堪称淮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最新探索。具体而言，该著体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一、立意高远，贴近现实

当代中国的淮河流域尤其是流域北部区域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人口密集的欠发达地区，是历代农民起义的多发地，被誉为中东部地区的“谷地”，地区社会矛盾较为复杂，因而成为国家高度关注的地区之一。新中国不同时期分别提出的“黄淮海平原区域综合治理”“中部崛起战略”“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规划”等，都需要相关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诚如作者在“绪论”中所指出：“探究中国历史上原本相对发达的文明之地演变为相对落后地区的深层次原因，寻求历史发展规律，为沿淮各省以及类似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更好地服务国家中部崛起及淮河生态经济带战略决策，并备沿淮各省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谋划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2]（1）全书系统性的考察与论述，充分彰显出作者为破解淮北地区社会发展历史困境的苦苦思索。最后意犹未尽的“余论”，作者通过“文明起源”“文明衰落”“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大河文明地位影响”等多层次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全面阐释了淮河流域内部地域差异现象及其背后成因，并总结出若干深刻启示，即“保护好区域的自然环境”“构建‘大淮河’的观念和治理思路”“治理淮河要以人为本”“协调解决沿淮各省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资金技术等问题”以及“在治理淮河污染上需要建立补偿机制”[2]（234-236）等。由此可见，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和学以致用的研究态度，始终贯穿于研究中。纵览全书，种种极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对策建议，可谓切中要害，而作者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早已溢于言表。

二、方法得当，精准发力

该著充分借鉴了现有的社会变迁理论，从宏观背景中去把握发生在元明以降淮北地区社会中的历史事件与风土人情，力求史论结合，精准发力。

正如杨天宏曾经指出，如果历史研究一定要揭示内涵与意义的话，将区域性的具体事件置于尽可能宽的背景中去加以认知，这是最能达到目的的有效方法。从全球学术视野上观察，中国的区域史研究未必具有初辟草莱的拓荒性质，但立足于中国大陆，凭借自身拥有的汉语文献方面的学术资源优势，一些基于个案展开的研究，仍然有其特色[3]。全书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为主，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立意新维度，考察纵深问题，将宏观述事与微观分析充分结合，重点剖析淮北地区社会变迁的“人为”因素，以揭示淮北地区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因及影响等，由此展示了一幅淮北社会的生动画卷，将相关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由此将区域历史研究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结合，从而找准了着力点。在当前建设“淮河生态经济带”与“乡村振兴”这一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大背景下，其借鉴意义尤为突出。

三、鞭辟入里，新见迭现

纵观全书，创新点随处可见。如移民问题是淮北区域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长期突出问题，以往研究多有论述；该著不落俗套，于细微处着手，鞭辟入里，新见迭现。如作者特别指出，“宋金以前淮北地区民众的移出以及元明以降该区域民众的移入，均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稳定、改变了经济结构、影响了民风民俗”[2]（99），但不能就此否定“元明以降移民在淮北地区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的作用”。长期以来淮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既与自然灾害有关，更与政府行为、战火纷争等各种“人为因素”紧密相连。作者指出，自然条件变化及其影响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段“才能显现”，但“战争的破坏力极大”且在一个清正廉明、高效务实的政府治理下“可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乃至发展社会经济，因此“包括政府决策失误在内的人为因素，才是导致淮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的决定性因素”[2]（56-57）。又如，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元明以来淮北地区宗族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色，即与其他宗族“相互渗透弱，甚至交往不多、联系不强。显然，第一个后果有利于完备地区宗族开展集体行动，第二个后果则导致他们相互之间不会顾及地缘关系可以放手争斗、厮杀”[2]（161），导致“结捻”“圩寨”现象盛行，“剽悍、好勇、尚武等逐渐成为淮北地区社会习俗的主流”[2]（176），通过对地方宗族特征的精确切入，逐步揭开了清末淮北地区捻军兴起、动乱频仍的社会根源，小中见大，展现出作者优秀的史才和史识素养。

四、厚重积累，文献详实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的收集与运用堪称史家的看门功夫，特别是针对区域社会史研究。为此，该著着力搜集了多种资料以为补充完善。如从该著行文的引述中可见诸如报刊、外文资料、方志、碑刻、族谱、笔记、文集、档案、奏折、口述资料等多种文献资料，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无疑更加深刻，新意迭出。诸如“宗族内部贫富差距很大，但凝聚力不强”“宗族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大多是明末从外地迁入”[2]（158-161）等比比皆是。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部开创性著述，该著的前期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且扎实，几乎每一个研究专题均有相应的成果作铺垫，如“历史时期人口迁移与淮北地区社会变迁”“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与元明以降淮河流域社会变迁”“民间信仰与元明以降淮北地区社会变迁”“元明以降皖北地区水系变迁考察”“明代淮北的灾荒及其救济-以《明实录》为中心”“晚清淮河流域匪患与治理-以捻党为中心之探讨”“倪嗣冲与民初安徽匪患治理”[2]（251-252）等。如此厚实的研究积累，凝聚了作者长期笔耕不辍的心血与功力。

当然，正是因为该著作为“淮北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极为少见的一部开创性著述，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首先，问题关注不够。如“流民问题”历来是淮北地区一个无法回避的普遍性问题，它既与自然灾害、地方宗族、移民问题等有关，也与民间信仰、秘密结社等相连，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但通览全书，未见相关分析与讨论。其次，理论色彩不浓。如能更多地运用社会学名家的相关理论，无疑将会对该书之研究深度和可读性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再者，结构似欠合理。如第二章“以水系为核心”探讨“元明以降淮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余论”部分的第一节“以《明实录》为中心”论述“明代淮北的灾荒与灾荒赈济”似可结合，而“余论”第二节“淮河流域自然灾害史研究述论”与第三节“世界著名大河文明的比较及启示”放在一起则更显突兀；此外，第三章“元明以降淮北地区社会环境变迁”与以下各章分别论述的“女性群体贞节观”“民间信仰”“地区宗族”以及“民间秘密结社”等明显不在一个层面，将其揉在一块似有不妥。如把全书分为先总后分的上、下两篇，其中第二篇（下）分别论述有关社会环境变迁的不同面相，这样安排可能更加合理。总之，社会变迁研究涉及的面相实在太多，很容易顾此失彼，无法周全。但瑕不掩瑜，该著所体现出的特色与深度，无疑将成为淮北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