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瑞

（1.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2.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交往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现象，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交往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社会性交往是人类存在的必然形式，一个人通过交往与他人发生联系，才超越自然而成为社会的产物，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就体现了对交往理论的初步探索，他对交往的思考贯穿于诸多经典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均体现了马克思交往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一生都对交往理论进行着持续探讨，“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大约提及了150 次”[1]。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交往的价值内涵和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刻论析，较为集中地阐释了交往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基本确立。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概念阐析

日常所言的“交往”，含义比较单一明晰，大多指的是人们之间思想交流和信息资源之间的转移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探究了交往的形式、手段以及交往各方的关系，对交往的物质和精神两种形态进行了探讨，对世界交往、内部交往、外部交往、普遍交往等涉及交往的范围进行全面审视。《形态》中“交往”的内涵丰富而多样，在不同的场域语境中具有明确指向，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集群。从交往形态的逻辑层面，可以将交往概括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共同体之间的世界交往，交往的发展遵循着内在固有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

（一）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

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生命延续和种族繁衍需要，在生产过程中逐渐学会分工、协作等基本的交往模式，促进了群体物质生产力的提高。随着直接生产过程的丰富发展，需要满足群体需求的物质生产消费，进一步和其他氏族或部落互通有无，开展更大规模的组织分工和劳动成果分配，交往也逐渐成为群体开展生产活动的前提条件，这种意义上的交往直接影响生产力的构成。“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2]（520）交往的迅猛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同时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交往手段的更新迭代，也急剧拓展了人类交往的边界。在人类交往活动之初，最基本的是物质层面的交往，一系列的交往活动都是以满足物质生产的需要而进行的。个体在活动交往中的地位和相互联系反映了物质生产中的彼此关系，个体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构成了生产关系的基础，一切的交往关系都以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为基础，一定的交往形式表征着一定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与一切唯心主义哲学者不同，他们从物质生产交往探究人类交往活动的本身，充分肯定物质生产的交往构成及其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高度关注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为其唯物史观的创立开辟了全新道路。

（二）精神层面的社会交往

《形态》系统考察了人类社会丰富多样的交往关系和交往形态，不仅包括物质生产的交往，还包括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进行的政治、思想、文化、意识的社会生产，“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524）。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同时进行观念和思想等精神方面的创造和生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互交融，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物质生产的交往是个人或群体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伴随着物质的交往，个体或群体的观点理念和思想意识通过语言的中介进行交流扩散，从而实现精神层面的社会交往。“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533）语言和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都取决于人们交往的迫切需要，精神生产和交往是对物质生产交往的延展。精神层面的社会交往与物质生产活动联系紧密，精神交往是物质生产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实现文化、宗教等精神层面交往的兴起。人类社会意识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发达的生产力推动精神生产和精神层面交往，同时，人类通过思想观念等精神交往，也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传承创新。

（三）互利共赢的世界交往

交往的发展促进个体与其他个体彼此联系，从而逐渐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的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交往活动是民族、国家等共同体架设的桥梁，是人类社会内部密切联系的纽带。“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2]（58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多次工业革命的相互促进，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多，彼此依赖性日益增强。某一地域的生产力发展和存在前提在于其交往活动的对外扩展，不同联合体之间通过人员往来，传播自身的发明创造，交流先进技术，形成彼此制约渗透的命运共同体。某一特定地域的联合体或共同体可以是人类历史出现的氏族公社、部落联盟、自治城邦、分封番邦和诸侯割据，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是超越物质生产交往和精神层面交往的超级交往形式，包括了物质交换、人员往来、精神交流、文化传播、武装入侵和暴力冲突等各种形态，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多种交往类型，其交往广度和相互作用深度对共同体发展进步影响深远。“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538-539）一个民族和国家与外界充分的交往是自身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才能保持和发展生产力，共同体的充分交往是一种融合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高级交往形态，共同体内在的交往诉求和外在的交往驱动，推动社会交往活动进一步延展，最终实现普遍交往和世界交往的人类发展目标。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的价值意蕴

《形态》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发，梳理了交往与物质生产、社会分工之间的密切关系，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力”“互相交往的人们”“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之间的交往”“民族内部的交往和外部的交往”等核心范畴。社会交往对生产力发展起到支撑作用，促进民族、国家等共同体融合发展，同时昭示着人类社会的自身解放。

（一）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新航路的开辟极大推动了西方殖民主义向外交往和对外扩张，“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2]（562）。交往范围的扩展推动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带给被殖民侵略和奴役掠夺民族以深重灾难。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人类的交往载体日趋多样，交往形式日益丰富，交往能力得到了巨大提高，国际交往和经济全球化彼此作用、共同发展。“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2]（580）交往活动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生产力是交往得以进行和实现扩展的历史前提，物质生产力水平同时制衡交往的形式和途径。生产活动不能离开人们的交往活动，积极的交往为生产力的积累、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当交往形式和交往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彼此促进，实现共同发展。当交往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阻碍其进一步发展，旧有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也终将被取代。

（二）增进各共同体的充分融合

交往是各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发展的必备条件，共同体自身的内部发展是由其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能力所决定。某一共同体内部交往逐渐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共同体之间密切的人员往来、资源共享、信息共建等外部交往载体促进了各共同体携手共融，共同体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由共同体生产力水平和交往水平共同决定的。各民族原始封闭的状态持续受到冲击，最终打破彼此间长期形成的壁垒，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最终被彻底消灭，各国长期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也被打破，共同体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各民族相互交流和共同繁荣。“当各民族历史变成世界历史、某一范围内的交往扩展成为世界交往时，作为单个的人才能摆脱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从全球范围内获得全面的创造力和生产力。”[3]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研究，概括出人类交往的逻辑进路，从单一的物质生产交往到广泛的共同体交往，从封闭狭隘的交往到某一地域共同体交往，乃至普遍意义的世界交往，人类在交往过程中实现了兴旺发达和自我超越，最终必将实现“世界历史”的人类伟大构想。

（三）推动人类自身的解放

人类交往活动以商品交换和技术交流等形式广泛存在，为近代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培育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生力量，造就了工人阶级这一资本家和资本阶级的掘墓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540-541）。人类交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生产力的快速推进，共同体再也不能在各种封闭环境下独善其身，深刻变革的交往关系为共产主义革命准备了必备条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之蓬勃兴起，资本主义也必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交往活动对国家、民族等共同体发展起到催化作用，同时促进现实生活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交往的普遍发展，“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538），现实的个人通过普遍交往才能摆脱限制，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交往普遍发展成为真正的现实，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为人类社会的自身解放提供了保证。在共产主义社会，伴随交往而产生的劳动分工已不复存在，人类交往活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和目的。

三、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现实启迪

《形态》创作于欧洲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实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共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交往实践新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结合国际发展新形势下提出的中国智慧，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发展，实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具有深远的现实价值。

（一）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多年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交通设施、物流运输、通讯网络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扩大交往创造了客观条件，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增添了持久动力。“2018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比1949年末增长5 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2.9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60%以上，以‘四纵四横’为主骨架的高铁网基本形成；公路里程485万公里，增长59 倍，其中高速公路从无到有，2018年末达到14.3万公里；内河航道里程12.7万公里，增长72.7%；定期航班航线里程838万公里，比1950年末增长734 倍。”[4]随着运输基础设施的加速建设和交通工具的更新换代，人们跨越了时空距离和地域阻隔，人员往来和物资流通更加便捷高效，生产原材料、农副产品、工业商品和人力资源等生产生活资料实现了科学合理的统筹调配，实现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优势互补，带动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实现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工业革命成果推动了人类科技文明的日新月异，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网络信息技术的爆发也推动人类交往形式的深层次变革演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邮电通讯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宽带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已建成世界最大的移动宽带网络，丰富的网络手段为人们群众带来了更加快捷的交往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建设，云计算、大数据、5G 等技术广泛应用，世界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的沧桑演变，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创新性发展中沉淀出独有的文化特质，文化传承不绝而日久弥新。明末清初时期，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扩大了对外交往，带动了海内外商业贸易的初步繁荣，城市建设也日见规模。“片帆不得下海，片帆不得出洋”等闭关锁国政策的出台实施，彻底阻隔了中华民族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路径，遮蔽了吸收借鉴外部世界的发展机遇，中国人品尝到落后挨打的苦果。从惨痛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破除机制体制的壁垒，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当下正处于世界历史发展转变的重要节点，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正确把握交往和生产的关系，激发国内区域性经济社会的整体活力，加快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健康发展。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主动融入广泛的国际交往，通过举办国际性论坛会议、共享研究成果、互派留学人员、结对共建友好城市等各种途径，逐渐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人文交往。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在经济、军事、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展开交流合作，有效增进互相了解和彼此认同，深化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党的的十九大明确我国将继续坚持走出去战略，更好地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世界眼光审视发展方向，推进对外开放的程度，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取长补短。在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等情况下，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国际经济发展和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智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三）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普遍交往和紧密联系的开放共同体，各个国家和民族都难以在固步自封条件下求得自身发展，都会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地融入到普遍交往的历史进程之中。“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520）生产分工精细化与商品交换扩大化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地域局限性逐渐消失，社会交往空间逐渐扩容，为实现世界交往准备了条件，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向世界性转变，民族历史也实现了向世界历史的演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贸易额迅速提升，现居世界第2 位，全面融入各类国际性组织，在人道主义救援、国际维和、亚丁湾护航等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交往思想指导我们进一步扩大国际交往范围和交往空间，促进国家间、民族间交流往来，打破盛行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是全面扩大对外交往的全球性战略，创建亚投行等具体举措得到了沿线国家、地区和社会组织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战略举措为国际合作打造了新平台，实现国内和国际发展兼顾互促，有效统筹国内和国外的资源市场，将中国经验惠及到沿途的国家和民族，是实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集体需要。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实现和平、发展等共同价值为目标，这是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与时代要求的最强共鸣音。”[5]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到新时代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中国对全人类命运发展的深刻关切，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源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孜孜追求“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解决全球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诉求和最新理论成果。伴随中国走进继往开来的新时代，中国也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广泛参与气候变化、海外维和、打击海盗等国际公共事务，切实担负起参加全球治理中应有责任。当今社会，个别国家凭借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奉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政策，倚强凌弱的军事干预、武装入侵还时常发生，给其他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6]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高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理念。“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完善，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交往方式必将朝着越来越世界化的方向发展。在此前提下，世界各国的发展必定以其他国家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7]世界各国在发展综合国力的同时，必须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人类共融共生，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迈进。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理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内在规律取决于物质生产活动。人们往往只关注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对实现社会变革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世界交往在发展生产力和广大受压迫民族联合过程中的特定价值，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建立在广泛的世界交往的基础之上。交往伴随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每一个发展过程，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交往日益深化，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世界交往也成为现实存在，人类历史终将在普遍交往作用下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世界交往的人类伟大目标也必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