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义，李世尧

秦宓生年不详，卒于蜀汉建兴四年（公元226年）。《三国志·秦宓传》载：（其）“少有才学，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奏记州牧刘焉，荐儒士任定祖……”［1］971可知其成名不会晚于刘焉入蜀。《三国志》所载动乱，“益州逆贼马相、赵祗等於绵竹县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万馀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1］866，直接波及了秦宓的家乡绵竹。而刘焉徙州治所至绵竹后，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又“被天火烧城，车具荡尽，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这两次变故都在秦宓家乡绵竹发生。秦宓曾作《远游》诗一首，或为此时避难成都所作。

刘备入主西川后，秦宓应辟为从事祭酒。刘备称帝，秦宓因反对伐吴而下狱，在诸葛亮的帮助下脱险。建兴二年（公元224年）诸葛亮领益州牧，秦宓被诸葛亮辟为别驾，不久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蜀再度通好时，面对吴使张温诘难，秦宓一番雄辩，尽展“益州学士”之风采。后官拜大司农，卒于任上。秦宓现存之诗文作品共有5篇，其中，《奏记益州牧刘焉荐任安》《答王商书》《与王商书》《报李权书》等4篇见于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另有五言诗《远游》1首，见于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本文拟从现有材料出发，探求蜀中文士秦宓入仕前后的政治理想和用世态度。

一、世乱则隐、遗世独立的超然心态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设十三刺史部，益州为其中之一。东汉沿袭之，其主体为巴蜀地区，包括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风俗通》中记载了益州命名来源：“益之为言隘也，言其地隘险，亦曰疆壤益大。”［2］3098巴蜀之地资源富饶，地理条件优越。《读史方舆纪要》引《益州记》言：“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2］3134秦宓家乡广汉郡又是其中之宝地。《华阳国志》载：“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一州称望。”［3］163可是，随着汉末风云激变，诸侯纷争，益州不再是昔日的模样。通过秦宓的《远游》诗和《与夏侯纂论》，可以看到秦宓出仕前后的思想转变。

秦宓《远游》诗，刻画了主人公远游时凄凉孤苦的内心体验：

远游何所见？所见邈难纪。

岩穴非我邻，林麓无知己。

虎则豹之兄，鹰则鹞之弟。

困兽走环冈，飞鸟惊巢起。

猛气何咆厉？阴风起千里。

远游长太息，太息远游子。［4］

游子题材，在《古诗十九首》中十分常见。如《去者日以疏》：“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凛凛岁云暮》：“凛凛岁云暮，蝼蛄夕呜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孟冬寒气至》：“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视众星列……”凡此种种，写尽了游子之苦、之悲、之愁、之愤。这与秦宓所写《远游》，出于同一时代，同一背景，同一心境，可以互为参考。

秦宓《远游》，开篇“远游何所见？所见邈难纪”两句，紧叩诗题，设问作答。含蓄蕴藉，启人耳目，发人联想。“邈”，远也。“纪”，记也。一个“邈”字，说明游子在外漂泊时间之漫长。“难纪”二字，又说明在漫长的漂泊生涯中经历之多，苦楚之深，难以言表，感慨深沉。“岩穴非我邻，林麓无知己”两句起兴，象征自己的客居身份与“无知己”的孤独。“虎则豹之兄”至“阴风起千里”六句，运用多种意象，极写“岩穴”“林麓”阴森可怖的险恶环境：与豺狼虎豹为伍，与鹰鹞飞禽结伴；困兽奔绕，飞鸟惊鸣；狂风怒吼，阴冷砭骨。写阴森可怖之景，意在抒孤独凄凉之情。诗人满腹哀怨，不言而喻。结尾“远游长太息，太息远游子”两句，自叹遭遇的不幸。“长太息以掩涕兮”，可见感慨之深，哀怨之烈。全诗通过漂泊异乡远游的叙写和险恶环境的描绘，抒发了生不逢时、“有志不获骋”的哀怨，从而谴责了时代的黑暗。这不仅是秦宓作为一个儒学士人对时局丧乱的感怀，更是一个益州人对家乡变故的哀叹。

因此，秦宓选择了隐逸生活。“州郡辟命，辄称疾不往”。刘璋时，同郡王商以隐居“贫贱困苦”为由，以“卞和衒玉”设喻，欲请秦宓入仕，秦宓作书回绝：

昔尧优许由，非不弘也，洗其两耳；楚聘庄周，非不广也，执竿不顾。易曰“确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国君之贤，子为良辅，不以是时建萧、张之策，未足为智也。仆得曝背乎陇亩之中，诵颜氏之箪瓢，咏原宪之蓬户，时翱翔於林泽，与沮、溺之等俦，听玄猿之悲吟，察鹤鸣於九皋，安身为乐，无忧为福，处空虚之名，居不灵之龟，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斯乃仆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1］972-973

秦宓用清新飘逸之气，描写了一幅隐士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生活画卷。但同时也能看到秦宓内心的孤寂与遗世独立的邈然。刘焉到任前，蜀中有以黄巾为号者作乱。刘焉上任后，又诛杀士族。《三国志·刘二牧传》：“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1］867此事在《华阳国志》中的记载愈发体现刘焉其事之无理：“枉诛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3］340后文会谈到，李权曾向秦宓借书。既有书信往来，二人必是相识。友人李权遇害，对于同是“首族”的秦宓而言，无疑是一次打击，秦宓对刘焉这一外来政权产生了怀疑。其子刘璋，又“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1］869，加上巴蜀之地相对闭塞，本土之人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与排外性，使得秦宓选择隐居来寻求人格之独立与精神的解脱。

二、隐而待仕、心怀天下的用世思想

刘备初定益州，任命夏侯纂为广汉太守。夏侯纂欲“请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1］974，秦宓称病不往。于是，夏侯纂率功曹古朴前往秦宓府第宴饮交谈，“宓卧如故”。夏侯纂问道：“至於贵州养生之具，实绝馀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馀州也？”秦宓就势纵论益州历史：

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已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论之，何若於天下乎？［1］975

首句引用古蜀民谣，《河图括地象》：“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古蜀谣云：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5］由此可知，汶阜山即岷山也。《尚书·禹贡》：“岷嶓既艺”，《史记·夏本纪》中“岷”作“汶”，可证之。岷山是巴蜀之地的圣山，传说是天帝聚会众神，共商降施福祉之地［6］。秦宓在此处援引神话，正言益州来源之不俗，亦合人杰地灵之理；其后言禹生于此，“为民除害，生民以来功莫先者”，是对大禹好生爱民之德的崇高赞誉；最后言及益州之分野与阡陌，“何若于天下”照应前文。这里提及了大禹、天帝、三皇等先圣神明，可以看到秦宓心中对上古淳朴清明之社会的追慕。神话中，地理上，历史上益州之地可堪为九州之天府。西汉以来，蜀地就成为一个富庶安定的地域。扬雄《蜀都赋》：“郁乎青葱，沃野千里”；《汉书·地理志》载：“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7］1645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秦宓作为一个土著居民，对外地人夏侯纂有一种天生的自豪感，身处物华天宝之地，自然心中有远大政治理想与抱负。

秦宓其实是在等待一个时机。毕竟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而况对于秦宓这样的“州之俊彦”，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隐士。因此，即使是隐居期间，他也关注现实，参与世事，渴望有朝一日能逢着赏识自己这匹千里马的伯乐。于是，有人诘难他：“足下欲自比於巢、许、四皓，何故扬文藻见朅颖乎？”秦宓回应道：

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昔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接舆行且歌，论家以光篇；渔父咏沧浪，贤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时者也。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以仆之愚，犹耻革子成之误，况贤於己者乎！［1］974

此文一方面，可以看到秦宓对于文学创作的见解，即须有文采，“采藻其何伤”；另一方面，可见秦宓作为士人心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因为“事盖有不可嘿嘿”，故而该当为之发声。讲求辞藻，更不是为了刻意铺张扬厉，炫耀文才，是因为“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秦宓以“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作喻，亦可见其邈然超世的自信。试想，如此一个看重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之人，会选择终身不仕，隐逸山泉吗？

而刘备入主西川，恰恰是秦宓入仕的大好机会。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1］882-883刘备采取的是兼容并包，开放宽厚的人才政策。连刘璋的婚亲、亲信及其所排挤的人都能委以重任，秦宓见此，“良禽择木而栖”，故欣然入仕。到后来诸葛亮主政时，“荣恩并济，上下有节”［1］917，有效凝聚了益州士族。诸葛亮对秦宓亦是敬爱有加，这不仅是因为秦宓乃绵竹首族的身份，更是对他学识广博、机敏雄辩的肯定。秦宓入仕后，史书并未过多记载其为政举措，但从其入仕前的理想抱负观之，断不会碌碌无为。

三、以儒济世的政治抱负

选贤举能、任人唯贤，是秦宓“以儒济世”政治抱负的重要表现。汉末清议之风逐渐盛行，品评人事成为一时风尚。许劭评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成为千古不朽的佳句。刘焉到任后，秦宓就向他举荐了大儒任安：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罗、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书美黄发，而易称颜渊，固知选士用能，不拘长幼，明矣。乃者以来，海内察举，率多英隽而遗旧齿，众论不齐，异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乱世之急务也。夫欲救危抚乱，脩己以安人，则宜卓荦超伦，与时殊趣，震惊邻国，骇动四方，上当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内省不疚，虽遭凶乱，何忧何惧！昔楚叶公好龙，神龙下之，好伪彻天，何况於真？今处士任安，仁义直道，流名四远，如令见察，则一州斯服。昔汤举伊尹，不仁者远，何武贡二龚，双名竹帛，故贪寻常之高而忽万仞之嵩，乐面前之饰而忘天下之誉，斯诚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随、和炳然，有如皎日，复何疑哉！诚知昼不操烛，日有馀光，但愚情区区，贪陈所见。［1］972

此文开篇，举百里奚、蹇叔、甘罗、子奇为例，得出“选士用能，不拘长幼，明矣”的结论；然后批评当下察举的弊端良莠不齐，湮没大才，告诫朝廷勿“叶公好龙”；接着便赞扬任安之仁义与贤才，希望能效法“汤举伊尹”，成一段佳话。此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论证有力，结构严整。陈寿赞秦宓“专对有余，文藻壮美”［1］977，由此可见也。

自古以来，荐贤士就是儒者秉行之美德。所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荐贤的目的，正如《礼记·儒行》所言：“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8］。真正能从国家和人民角度荐贤，使得贤良之才为国为民服务，既是贤良之幸，也是国家人民之福。根据《益部耆旧传》记载，任安“究极图籍”［1］972，是蜀中大儒，刘焉到任时，任安年过花甲，“还家讲授”［1］972，可谓德高望重。秦宓举荐任安，既是对这位同郡前辈的敬畏，更是自己对“选贤举能”之世的向往。每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都希望能崭露头角，济世安民。但现实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9］。因而，此文不仅是品评人事的佳作，更是秦宓人才观的反映。

崇礼敬道，鄙弃杀伐，体现了秦宓儒术治国的重要理念。出身益州世家的李权曾向秦宓借阅《战国策》，其信曰：“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秦宓亦报之以书：

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覆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於未萌，岂不信邪！成汤大圣，睹野鱼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见女乐而弃朝事。若此辈类，焉可胜陈。道家法曰：“不见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记灾，发於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1］973-974

《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称：“蜀之有宓，犹鲁之有仲尼也。”［3］567这等赞誉实是无上，可见秦宓之人格与本土的影响力。由是则不难理解秦宓对儒家道德模式与理想的继承。李权借书，提到孔子与严君平二人，希望能博览群书，丰富学识。说明李权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汉末群雄割据，犹如战国之世，纵横术将是在丛林法则中安身的策略。秦宓回信，见招拆招，也从孔子与严君平二人谈起，阐释自己的思想：“君子博识，非礼不视”。子曰：“非礼勿视。”纵横便是权谋，“杀人自生，亡人自存”，与民本礼义思想大相径庭。最简单的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希望被人消灭，为何就要主动消灭别人呢？当刘备称帝商议伐吴时，秦宓因反对而“下狱幽闭”。这种反战的思想，可以说贯穿秦宓之一生。文章接着谈到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居正”“陈德”，成汤定公之事，皆为仁德礼义说法。《公羊传·隐公三年》：“君子大居正”［10］，纵横术偏离正道，不可为之。

《老子》有言：“不见可欲，使心不乱。”［11］虽有一字出入，但秦宓所引当为此句。老子强调的是心灵淳朴，无欲则心正。照应开篇所说“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权谋杀伐，皆系人为，不合原道。秦宓总结道：“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12］152朱子云：“贞，正也。观，示也。”［12］152秦宓是今文经学者，同时蜀中作为道教的发源地，也深受道家文化影响。上至严君平，下到张鲁传教，故秦宓言“道”与“自然”，并不意外。文末以“《洪范》记灾，发於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作结。《洪范》开篇言五行，只有懂得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才能治世安民，不重蹈鲧的覆辙。《洪范》记灾异亦是此理，天人感应反映的正是从“尊鬼重天”到“重人”的转变。出现灾异，乃君主不仁，有违天道所致。“言貌”正是九畴中的“五事”，马一浮认为“五事”畴便是指的“德”，即朴素的“崇德”思想［13］。

纵览全文，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观点：其一，纵横之术损人利己，不礼不义，不足学也；其二，纵横权谋因欲而生，有违自然；其三，天人感应有迹可寻，灾异之事循道则免，“战国之谲”非若是也。因此，面临乱世，秦宓希望重建礼乐，教化世人。倘若人人崇礼敬道，鄙弃杀伐，则天下安康。在讨论立祠问题的《与王商书》中，亦可见秦宓对文翁、司马相如教化蜀人，制礼作乐的景仰和钦慕：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为严、李立祠，可谓厚党勤类者也。观严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扬子不叹，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其无虎豹之文故也，可谓攀龙附凤者矣。如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於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辞。邦有斯人，以耀四远，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於是蜀学比於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夫能制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秩有益於世者乎！虽有王孙之累，犹孔子大齐桓之霸，公羊贤叔术之让。仆亦善长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铭。［1］973

王商要为严君平、李弘立祠，而秦宓对李弘（字仲元）颇有微词，称其为“攀龙附凤”，如果没有扬雄必名声无闻。关于李仲元其人，《华阳国志》称其为“邦家仪形”［3］533，记载了一事：其子李赘杀人被捕，蜀郡太守基于信任，称“贤者之子必不杀人”，下令释放，李弘居然唆使儿子外逃。蜀郡太守知道之后，很生气，就指责身为郡功曹的李弘徇私枉法。李弘狡辩说：“赘为杀人之贼，明府私弘枉法。君子不诱而诛也。石碏杀厚，《春秋》讥之；孔子称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弘实遣赘。”［3］533因此扬雄就评价李弘说：“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间。”［14］

由此可见，李弘虽有才学，但人品有异议，自然为秦宓这种坚守道德之人不齿。秦宓认为，连扬雄这样“潜心著述，有补於世”者尚且不立祠堂，李弘这样的人根本不配立祠。接下来，秦宓谈到了文翁化蜀一事。“制礼造乐，移风易俗”，使“蜀学比于齐、鲁”。这等万古流芳之事，“宜立祠堂，速定其铭。”《汉书》言：“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7］3627秦宓重礼乐，同时注意到了蜀学“比於齐鲁”的地位，自然对这位先贤万分称颂，与王商言及立祠，即是希望后人铭记追思，在这丧乱之时能有所裨益。另外，秦宓言及的扬雄、文翁、司马相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有补於世”。秦宓倾慕他们，也侧面反映出秦宓渴望被明主赏识，能“有补於世”，身名立祠的远大理想。

四、结语

秦宓作为益州本土士族、知名学者，一度被视为道德楷模、精神领袖。甚至连极度狂傲、目中无人的彭羕，都上书举荐过他。“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谠落落之誉，丰功厚利建迹之勋，然后纪功于王府，飞声于来世，不亦美哉！ ”（《与蜀郡太守许靖书荐秦宓》）［1］995秦宓深爱自己的家乡益州，当益州丧乱时，他忧愤痛苦，追慕前代。所谓“君子无道则隐，有道乃出”，时局黑暗，秦宓选择隐逸，但并非真隐，他时刻心系益州，胸怀万民。入仕之后，依然立足本土，为之发声。刘备伐吴，秦宓不愿大动兵戈，陷益州于徭役苦海，出言劝阻，被下狱幽闭。吴使张温，出言诘难，秦宓“逞天辩”，使其对蜀中士人刮目相看，大为拜服……虽然秦宓现存诗文无几，却依然可以反映秦宓入仕前对现实的认识，礼乐治国的远大社会理想和以隐待仕、渴望明主的复杂的士人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