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清，胡湫明

一、问题的提出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学的两大主题。并且，从时间上可划分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短期的经济波动”［1］。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并且被写进了教科书里。早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创立之前，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并研究经济周期。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经济时期的‘循环流转’，在所有的经济节奏中这是最引人注目的。”［2］而以研究经济周期著名的穆尔（Henry Ludwell Moore）在《经济周期的规律与原因》中指出：“从纯粹的经济学视角来看，诸多社会变化中最普遍、最典型的现象就是经济生活的起起落落，是经济繁荣与经济衰退之间的交替变换。”［3］1可见，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确是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现象。

在20世纪之前，情况可不是这样。美国经济学家米契尔（Wesley C.Mitchell）在《商业循环问题及其调整》中指出：“使危机和不景气问题在经济学中占到其应有的地位的并不是正统派经济学家，而是那些怀疑论者……古典经济学大家，从亚当·斯密到穆勒（甚至到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他们系统的论著里，对于商业的周期性变动不大注意，只是顺便提到罢了。”［4］经济思想史家认为：“19世纪9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尝试来分析萧条或者经济周期。非正统理论家则以较多的精力从事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5］1890年以前，正统理论“对萧条与周期的研究一直都是边缘和离题的”［6］427。

“1900年之后，正统理论家就经济周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研究，但是，足以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研究的存在伴随着一种持续的基本观念，即经济体的长期均衡位置提供了充分就业。”［6］428熊彼特和穆尔，其引发关注的，恰恰不是有关经济周期的研究，而是其他：熊彼特是因为其创新理论［7］，而穆尔则是因为其“斜率为正的需求曲线”［3］123。熊彼特想用创新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穆尔则是在研究经济周期时推导出了需求曲线，都是属于研究经济周期问题的“副产品”。学界的这种“舍本求末”，正说明了当时对经济周期问题的轻视。

事实真如米契尔所说的那样，古典经济学的大师们都不关心经济周期问题吗？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本文以古典经济学大师的原著为依据，从研究重心、历史因素、工具因素、主观因素等4个方面寻找原因。

二、研究重心：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对经济周期缺乏关注度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既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又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因此，人们往往把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称为“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大思想家，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萨伊、马尔萨斯、边际学派、马克思、马歇尔。其中，“边际学派”是一个团队，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奥地利的门格尔（CareMenger）和法国的瓦尔拉斯（LéonWalras）。

（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没有提及经济周期

“要搞清楚一门学科的本质，认真研究该学科的开创者的想法是一条可行的路径。”［8］亚当·斯密（Adam Smith）被后世尊称为“经济学之父”，无疑是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国富论》是斯密的代表作，也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

如果把经济学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那么，其“根”就是《国富论》。无论现代经济学的各流派如何争辩，都离不开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之争［9］。而经济自由主义的根源，则要追溯到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天才比喻［10］。

《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在这一年还有一件影响世界历史的大事，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公诸于世。在斯密生前，《国富论》最后的修订本是1784年出版的。但综观《国富论》，不仅对当时如火如荼的“产业革命”几乎没有提及［11］22，更不用说对经济周期进行论述了。有作者认为：“对经济周期的学术化阐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通过比较棉纺织业与谷物市场的波动以及铸币流动中货币冲击的潜在影响，讨论了出现经济周期的原因。”［12］但我们从《国富论》相关部分找到的，仅仅是对价格波动的分析而已［13］。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对具体商品价格的分析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对价格指数的分析属于宏观经济学的领域，但价格指数等到20世纪才出现［14］2。而且，即使是对价格指数的分析，也仅仅是经济周期分析的一个部分。因此，斯密并没有在《国富论》中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研究。

斯密在《国富论》中阐明了自由市场的优点，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富论》不仅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恐怕没有任何一部其他的经济学著作，能够产生如此深刻而广泛的影响［15］。

（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关注人类的生存问题

人类面临的三大问题是“饥荒、瘟疫和战争”［16］，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作为斯密的门徒，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中提到：一方面，“在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以致每25 年总数要翻一番”［17］168；另一方面，“在最好的情况下停滞不前，以致只能按算术级数来增加生活资料”［17］172，而且，“它们（指小麦或绵羊）的自然增长趋势实际上从来没有像人类的自然增长趋势那样长期持续地发展”［17］196。因此，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类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由此，他便得出了“人口的强大力量只有苦难或邪恶才能约束”［18］的悲观结论。

在“人类生存威胁”这样的大问题面前，经济周期的问题就显得很“渺小”了。经济波动还没有上升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人口原理》是“二百多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19］，但也和效用原理一样，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块基石”［20］110。

（三）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用偶然因素分析商业变动

李嘉图（David Ricardo）是斯密的另一门徒，也被马克思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出版于1817年。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对于经济周期，他在“论工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这一章用战争因素来阐释，而不是从经济运行本身去寻找原因［21］。所以，李嘉图并没有深入分析经济周期问题。李嘉图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分配问题的研究上。

（四）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已有成果进行综合和修正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是对经济学进行第一次大综合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出版于1848 年，被称为“第一代经济学教科书”［22］6。

穆勒将已有的经济学成果，按照自己的逻辑框架，进行了一次“大综合”。（1）引入科技的力量，以说明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所讲的“人口危机”其实并不严重，因为科技能够促进产量的增加；（2）认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社会和谐，主张社会成员之间要相互合作；（3）收入分配很重要，如果社会分配不公，将造成严重后果；（4）报酬递减法则并不总是成立的，英国的产业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23］84。总之，穆勒已经对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思想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修正，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及环境发生变化密切相关。

穆勒的主要贡献，除了上述的综合和修正外，还给出了一个生产、分配、交换、社会进步和政府的影响系统结构［24-25］，这是已往的经济学著作所没有的，后来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体系，就是建立在穆勒观点的基础上的。但穆勒也没有对经济周期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

（五）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来揭示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集中体现在其巨著《资本论》中。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看作是《资本论》的“前身”或“萌芽”，《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26］36的著作，批判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更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因而，马克思也被人称为“伟大导师”和“先知”［27］45。

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工业革命的经济成果已经完全显现，与之相适应的大工业生产也已出现，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更加重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以及因为技术而导致的收益递增的意义，因而被认为预见到了20世纪的现代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6］204。同样地，马克思也更多地关注经济周期，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专门的经济周期理论”［11］195，或者说“马克思没有单纯的经济周期理论”［27］90，但马克思比他同时代以及之前的任何经济学家更加敏锐地关注到了经济周期。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28］256-257那么，马克思如此关注经济周期，又为什么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理论呢？

第一，在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还不是经济周期问题，因此，马克思也不太可能将其作为关注的重点，从而发展出一套“单纯的理论”。第二，经济研究只是他广泛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据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斯威齐的观点：“要是马克思活到把竞争和信用的分析做完，那么，在危机问题上他就会给我们一个透彻而系统的论述……危机问题只好仍属未完成事业之列。”［29］152第三，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目标，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方面，这就需要从制度、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进行分析，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理论。“马克思创立了一个体系，它包括所有社会科学”［11］173，马克思也因此被认为是“十分博学的人”［27］66。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马克思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从他的资本主义过程的‘规律’中也不能逻辑地引申出这个理论”［27］90，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危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生产力发展到了社会化大生产阶段，与之相适应的，就应该是公有制，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才能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相适应。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经济的运行就必然周期性地产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说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可以逻辑地从其资本主义理论中推导出来的。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是围绕批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总目标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开始系统地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剩余价值学说，就成为最有力的批判武器。除此之外，对经济运行本身的批判也成为焦点之一。于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波动，或者说经济周期，这个在此之前的正统经济学家那里受到忽视的问题，成为了马克思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只不过在马克思的词汇里，这叫“经济危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经济危机”相当于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

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在经济周期领域的成就特别难以评价……其中大多数有偶然的性质，这些文字散布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包括他的许多信札。”［27］89估计这是因为熊彼特首先没有真正站在马克思的整体性立场来理解，当然就感到难以评价；其次也说明熊彼特没有完整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因为“在三卷《资本论》和三卷《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自始至终，危机问题接连不断地一再出现”［29］151。

也可以这么说，“《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层层分析，最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客观必然性。”［30］268也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整体性批判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周期的。

由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难推导出一个结论：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当然，现代经济理论证明了经济周期与所有制没有必然的关系，无论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社会，都会出现经济周期。财产所有制，更多的是影响公平和效率。

但无论如何，“一定不要忘记，单就察觉到周期活动的存在，在当时就是伟大的成就。在他之前的许多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些危机的真实面貌，就是说，按照周期过程来看，这些危机仅仅是小事件……马克思是超出传统看法和先于克雷蒙·朱拉格的第一个经济学家。”［27］92-93

（六）边际学派关注的是技术和细节，不关注经济周期问题

经济学史上3次重大的理论革命，分别为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可见边际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分别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和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考虑到当时的交通与传播速度，学界认为，他们是“独自”且“同时”提出边际分析方法的。其实，早在1838年，古诺（Augustin Cournot）就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中提出了边际分析的概念和方法［31］，但出版后30多年都无人关注。法国工程师杜皮特（J.Dupuit）则在1844年的《公共工程效用的测量》中，将边际分析方法应用于工程预算；屠能（J.H.von Thünen）在1850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就已经“借助微分学对经济变量的增量进行分析”［30］315，也就是“边际分析方法”。而以“戈森三定律”闻名的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则更是在《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1854）中，提出了完善的边际分析方法［32］。杰文斯在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后，看到戈森的书非常惊讶，并在1879年再版时，坦率地承认戈森的发现“是在我之先发表了我所抱之见解。据我所知，他对于基本理论的探讨，比我的探讨更为综括，更为彻底”［33］。马歇尔说他自己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实际上在 1867—1870 年就已完成”［11］243，只是拖到1890年才发表而已，但主要是受古诺和屠能，而不是杰文斯的影响［34］。

虽然“边际革命”在经济学史上的贡献很大、地位很高，但并未涉及到经济周期问题。如果把经济学比喻为一幅图画的话，那么，在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那里，是恢弘的水墨画；而到了边际学派这里，画风忽然一转，似乎变成了工笔画。原来关注的是“总体”“宏观”的议题，如经济成长、人口、货币、物价等，到边际学派这里则变成了“个体”“微观”的议题，如效用、竞争、厂商等。就连叙述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靠文字叙述的方式，变成了应用几何图形和微分等数学公式的方式［23］116。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细化”的操作方式，使得边际学派（一直到马歇尔）所建立起来的经济分析方法，成为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可能正是由于边际学派用“显微镜”取代了“望远镜”，也就无精力去研究需要宏观眼光的经济周期问题了。

杰文斯曾提出“太阳黑子理论”来解释经济的周期现象［20］279-280。其实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仅仅是一种相关关系而已，而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在农业经济时代，太阳黑子活动会影响到气候，进而影响到农业产量。但两个有利的反驳是：第一，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性现象已经存在很久了，也许自有太阳之日起就已经存在了，但经济周期现象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之后才有的现象。此前的小农经济时代，也有农产品产量的波动，但那完全是因为生产技术水平的低下，农业“靠天吃饭”的结果。第二，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愈益下降，即便太阳黑子对农业产量有影响，也已经完全不足以影响经济总量的波动。

（七）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既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也是自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之后的一本教科书，曾被称为“第二代经济学教科书”［22］7。1948 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被称为“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22］9。

虽然法国的朱格拉（Clèment Juglar）已于 1862 年写了《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一书，提出了经济的运行存在着9～10年的周期波动，一般称为“朱格拉周期”，由于朱格拉周期的长度中等，故称“中周期”或“中波”，但该书直至 1889 年才出版［35］。因此，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也无法将朱格拉的成果列入其中。

虽然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忽略了经济周期，但在《货币、信用与商业》一书中用了整个一编的篇幅“第四编：工业、贸易和信用的波动”对此问题进行论述［36］。从时间上来看，《货币、信用与商业》出版于1923年，但他自己修订的《经济学原理》最后一版（第8版）出版于1921年，时间相差无几，因此，可能在马歇尔看来，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还没有重要到要写进“教科书级”的《经济学原理》中。

古典经济学大师们，除了马克思外，没有谁真正深入地研究过经济周期。而马克思的研究，又更多地为着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目的，把经济危机归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不是从经济运行本身寻找原因。可见，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甚少。

三、历史因素：经济史的视角

经济思想史不过是经济史的“镜子”而已，因为经济学家的思想不可能是凭空构想出来的，只有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才会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和研究。古典经济学时代大约从1776年《国富论》出版算起，到1890年《经济学原理》首次出版为止。因此，我们要分析为何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忽视经济周期问题的原因，就得与这一段时间的经济史结合起来。

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地和中心都在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上面所列举的古典经济学大师们，除马克思和边际学派的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外，都是英国人，而且，即使是马克思，在写作其巨著《资本论》期间，也大都是在伦敦度过的，书中所引用的许多案例，也是以英国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以英国经济史为依据进行分析，“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37］。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潘（John Harold Clapham）在《现代英国经济史》（3卷本）中，把1820年确立为现代英国经济史的起点［38］7。经济史的划界，不一定完全等同于政治史或社会史，而是由经济的逻辑来确定的。而经济的逻辑，则往往用生产力发展作为标志。克拉潘之所以选择1820年作为英国现代经济史的开端之年，虽然他没有在书中阐明，仅仅简单地说“叙事开始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逐渐消失之际”［38］3。但上卷的副标题是“早期铁路时代：1820—1850年”，可见克拉潘还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探讨的，因为铁路对运力的提升和运输成本的下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铁路的出现，当然也是有其“需求”的，即英国工业革命所促成的产量的大幅度增长。

无独有偶，前苏联研究经济危机的专家门德尔逊在《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一书中从另外一个视角，即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也把1820年作为分界线，其“周期性危机前史”的时间，就定为 1785—1820 年［39］。

普遍认为，工业革命是经济增长的一道分水岭［40］，在此之前，全球的经济总量要1 400年才能增长一倍；而在此之后，经济总量翻倍的时间，就逐渐缩短到140年、70年、35年，甚至在有些国家的有些时期，翻倍的时间少于10年。

虽然“近代大工业是在18世纪的最后30余年中在英国产生的”［41］9，但到“1820 年之后，在技术上较为关键的‘新’领域，科学知识对新技术的发展变得越发重要”［42］。经济的增长需要经济组织的变革，正如诺斯（Douglass C.North）所说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43］。而现代公司的出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经济的运行与科技的发展及其应用密切相关。经济周期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结构性变动而导致供求失衡的经济现象，因此，在经济不发达年代，即使有经济的波动，也不会引人关注。诚然，“对经济周期的识别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但“在其影响、频率以及可能的量级上与1870年之后的周期存在差别”［12］，因此难以引起主流经济学的注意。恩格斯说：“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44］马克思也认为：“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26］16-17

而此时的古典经济学，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刚刚形成和发展壮大的时期，因而斯密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基础，以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至于经济周期现象，首先是由于其不明显而被忽视，其次是对于斯密的以“看不见的手”为特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说，即使有经济的波动，也属于正常现象。市场竞争的结果，自然是具有“马太效应”特征的“两极分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分配问题，也同样不会在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至于马尔萨斯，则关注更加宏观的人类生存问题，自然就不会在意经济波动了。边际学派的兴趣，则是对经济学进行数学改造，以抹掉其“阶级”特色。因为此时，马克思主义已然如“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28］250。而用数学来改造经济学的任务何其艰巨，因此，也就没有精力去研究经济周期问题。马歇尔“感受到数学分析经济现象的微妙，试着把李嘉图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翻译成数学”［23］146-147，热衷于对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和“改造”。

在这近200年的时间里，经济周期现象虽然已经出现，但并不是那么剧烈。人们还是坚信“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有效性，认为这不过是短期的波动而已。这是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对经济周期问题“不屑于”关注的历史原因。我们还可以从朱格拉的一句话里找到原因：“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45］由于从未出现过明显的“繁荣”，所以也就没有明显的“萧条”，而如果这两者都不明显，自然也就不会有为人关注的经济周期。

事实上，确实也只有经济本身的大变动，才会激起理论界的热情。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大萧条”、70 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以及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一次又一次地提升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的关注度。而1969年才开始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该奖分别在1971年、1995年、2004年授予以研究经济周期著称的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获奖原因虽然是“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被称为“GNP之父”，但也因提出“库茨涅兹周期”而著称）、卢卡斯（Robert Lucas，获奖原因虽为“理性预期假说”，但对经济周期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因“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而获奖，更确立了经济周期理论在现代宏观经济学领域中的地位。而以“基钦周期”（短波）、“朱格拉周期”（中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波）进入经济思想史的基钦（Joseph Kitchin）、朱格拉（Clèment Juglar）、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imitrievich Kondratiev），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四、工具因素：数据与计算

如果要对经济周期进行深入研究，就需要应用数学。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能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用不用数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数学，其实没有统一的标准，而是需要把研究的问题区分为纯理论问题、实证分析问题、政策或咨询研究问题，分别确定运用数学的不同尺度［46］。无论怎么说，数学的运用对经济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如果要应用数学，至少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统计数据；第二，数学方法和计算机。

20世纪以前，各国的经济统计数据都不完善。对经济统计的重视，同样源于需要。当经济屈从于政治时，经济仅仅是为政治和战争服务，统治者对经济的关注也同样居于次要地位。与之相适应，经济统计的各项指标等到20世纪“大萧条”之后，才逐渐被发明出来。“大多数指标在1950年几乎都不存在。”［14］3例如，现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GDP，“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产物”［14］43。试想，如果连经济指标都没有，那么，统计数据的覆盖面和精确性就可想而知了。而独立的统计机构的出现，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也同样是20世纪的事情。在此之前，要么没有这样的机构，要么就附属于某个政府机构。

至于世界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则更是要等到目前已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出现后才有可能。而这些国际性组织，都是“二战”后才建立起来的。

因此，在以上所列举的古典经济学大师们所处的时代，基本上不能够提供全面而准确的统计数据。即使是一国或一地区的统计数据，也因受到战争、数据收集的投入、对统计数据的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完全和深入。而要对经济的周期性运行进行科学的研究，就离不开对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重要经济指标的统计数据，且现在采用的是月度数据。因此，18—19世纪统计数据的不完备，对经济周期的研究非常不利。如果没有统计数据，经济学家需要依靠自己对经济现象的观察，来感知经济运行的状况。因此，从工具因素来看，统计数据的不完备，是导致当时的经济学家忽视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

而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数学工具。如果把经济分析比喻为烹饪，则经济学家是“厨师”，统计数据是“食材”，数学工具是“炊具”。数学在经济学领域中应用的时间很早，可以追溯到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1758年出版的《经济表》［47］。到了古诺 1838年出版的《财富理论之数学原理的研究》，则运用数学来推理和表达［48］。而到了边际学派那里，经济学运用数学的程度已经很高了。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和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就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了，反倒与现代经济学著作很类似［33，49］。

纵观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著作，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由于经济理论本身尚处于“创立”时期，主要目标是针对“显而易见”的财富、生产、分配等“大问题”，而对经济周期这类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问题”并不关心，因而经济理论也没有做好研究经济周期的准备；第二，因为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尚处于“朦胧”阶段，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其内在规律性，因此，尚不具备应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的条件。即使是边际学派这类要对经济学进行“数学改造”的经济学家，其所应用的数学工具，也仅仅是联立方程、微分、几何图形等而已。换句话说，当时仅仅处于应用数学的“初级阶段”，不可能用到后来被广泛采用的时间序列分析、结构方程、滤波分析等数学工具。

尤为重要的是，电子计算机是20世纪50年代才有的伟大发明，而只有电子计算机的超级计算能力，才能快捷地处理庞大的经济统计数据。此外，数据和方法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方法和工具的发展，不仅更加有利于处理数据，而且也促进了数据的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数据和方法都还欠缺的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周期的研究受到忽视，也就可以理解了。

五、主观因素：短期与长期

影响经济学家对待经济周期问题的态度的最后一个主要因素是主观因素。古典经济学大师们难道只关注经济的长期趋势，而不关注其短期的波动？像凯恩斯那样的大经济学家，不是照样关注短期问题吗？他那句著名的戏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50］，虽然是以讥讽的口吻来反驳他的批评者的，但从其《通论》来看，的确是短期分析。

第一，到底是重要的人物才研究重要的问题，还是重要的问题才引起重要的人物来研究呢？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知的对经济周期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专著，是朱格拉的《论法国、英国、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现在把经济周期的“中波”称为“朱格拉周期”，就是源于该书的作者朱格拉的名字。而经济周期的“短波”，则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基钦的名字命名的，被称为“基钦周期”。经济周期的“长波”，则是以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名字命名的，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在经济思想史上，朱格拉、基钦、康德拉季耶夫似乎的确不能列入“经济学大师”的行列，在众多经济思想史的著作中，很少有他们的介绍和评介。而前面所论述的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特别是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已经成为“常识”。当时的经济周期问题，的确不是“重要问题”，而增长、分配等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更加重要。可见，首先是重要的问题引起了重要人物的关注，然后又进一步使得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更加关注的重要问题。其实这不仅仅是在经济学界，在人类思想史上，也大抵如此。

第二，问题的重要性，也是随时间而变化的。事实上，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出现之前，经济虽然也有波动，但都在人们的预期之内，因而被认为可以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来解释。古典经济学信奉的是“看不见的手”，相信萨伊定律所说的“供给能够自行创造需求”，因此，认为市场能够自行调节，从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而经济的波动或者说经济周期，不过是旧均衡的破坏到新均衡的建立之间的过程而已。但“大萧条”毁灭了经济学家的这种“自信”，因为供给不能“自行创造”需求，经济进入难以扭转的颓势，旧均衡已经打破，新均衡又在哪里？此时，经济的波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一个问题一旦变得重要，就会引起更多的人更大的关注。根据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也不难作出解释。当一个问题逐渐变得重要之后，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研究，研究的边际收益就会增加。一个学者的时间和精力也是稀缺资源，当对A问题的研究投入增加，就意味着对B问题的研究投入减少。因此，只能“择其要者”进行研究。而这个“要者”，正是经济学家眼中“重要的问题”。

第三，不同的人对问题重要性的评判也不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阅历、所属的利益集团、知识储备、掌握的材料等不同，即使是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的认识也不一样。另外，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分工还不像今天这样细化，研究工作大都停留在宏观和长远层面，因而，像经济周期这一类“短期”问题，也就显得并不重要了。对于研究“风险与收益”的经济学家来说，可能会觉得“收益”太小，从而不想涉足。

也许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古典经济学大师们才没有把经济周期问题“放在眼里”。而现在的经济周期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现在的统计数据和分析工具，也为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六、结语

本文从研究重心、历史因素、工具因素、主观因素等4个方面，对古典经济学大师们为什么忽视经济周期问题进行了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在其代表作中，对经济周期问题的关注较少，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忽视。其中，只有马克思站在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第二，之所以出现这种忽视经济周期问题的局面，是与当时的经济运行状况相关的。那时，即使有经济波动的现象，也没有剧烈到不能用“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来解释的地步。因此，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周期只是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调整过程。

第三，当时的统计数据欠缺，计算工具简陋，特别是电子计算机还没有出现，因此，需要建立在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基础上的经济周期研究。在数据和方法都还欠缺的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周期的研究受到忽视。

第四，在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上，主观因素也很重要。纵观人类思想史，似乎“大师级”的学者，往往关注的是宏观、长远等“大问题”，而对于像经济周期这样的“短期”问题，且在当时也并不算“重要”的问题，也就不容易引起大师们的关注了。

但时代发展到20世纪，“大萧条”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自圆其说”，“二战”后的繁荣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及“滞胀”，使得经济波动的频率和幅度，都比之前有所增加，这就不能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了。而对经济周期的深入研究和相关理论的逐步发展，使之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两大领域之一。在社会科学领域，思想史的地位非常重要，当一个问题的研究自成体系之后，其相关的理论史，也需要进行研究。本文即是“经济周期理论史”方面的一个尝试，以期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