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海派舞蹈”

海派舞蹈与海派文化和上海文化密不可分。海派文化在学术界主要指20世纪30年代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形态。海派最初是一种与京派相对举的京剧流派。当时的上海成为中西文化荟萃交融之地，它代表着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它具有的海纳百川、自由包容的胸襟让当时中国新文化的中心从北京转至上海。而它兼具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的特质，也让海派文化体现出一种形式与实用兼具的特点。但是海派文化又有新旧之区别。复旦大学历史系沈渭滨教授认为：“海派文化作为近代都市文化具有很大研究价值。海派文化是一种区域文化，中国有不少区域文化，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就是在区域文化的融合中形成的。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旧的海派文化生存的条件不复存在，因此以前的海派文化已经没有了，只是作为历史来研究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海派文化与原来的海派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同的。”[1]现在则特指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一种城市文化，它涉及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感情气质、行为习惯和社会风尚等。在中国传统文化趋于式微之时，上海又由于得到西方文明的滋润和种种冲击而勃勃发展，上海市民也具备独具风采的性格特征，并培育出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纳新的“海派文化”。[2]由此，今日的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缩影。海派舞蹈自然也就是上海文化发展变革的一个表征和缩影。其中，是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舞蹈学校建立后铺就的发展基石，为上海本土舞蹈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也为海派舞风的形成打下了艺术审美的基因；是20世纪80至90年代在上海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先锋”舞蹈家们带来的立足本土、融汇中西，寻求舞蹈艺术表现新突破的作品和思想；是上海几个重要的舞蹈院团一部部载入中国舞蹈历史的代表作品以及整体表演美学追求；是以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为代表的上海舞蹈高等教育在这片土地上精耕细作所产生的教学理念和美学追求。

法国社会学研究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从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把社会形态分为不同的场域，每一个场域都具有相对独立性，每一个场域内部又因为环境的不同而具有内生性和发展性。上海文化作为一个特定文化场域，包含着江南文化的深厚文脉，市井文化的烟火气息，西方现代文化的打破旧制，都市精英文化的精致规范。正是在这些基因的杂糅下，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上海文化。布迪厄在其场域理论中的精神空间研究中提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的行为是在空间中发生的，为了有效采取行动，人们需要心理表征空间，这与物理学家、几何学家、绘图师的空间构想是迥然不同的。心理表征空间构建基于认知对象、宇宙万物在认知坐标系中所呈现的空间关系等。不同的认知对象与所呈现的空间关系在不同的空间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于是就产生了不同的心理表征，形成了空间内容。”[3]这里所指的精神空间是作为一种影响人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心理因素而存在的，它会影响人在一定场域中对世界认知之后所形成的行为结果，从某种层面而言会成为规范和制约人的行为的内在因素。这种心理因素又分为自我因素和环境因素。上海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和最国际化的城市，中西文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自然融合并焕发新质，传统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也在这里碰撞融合并焕发新貌，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的高度发展，又让这个城市的居民养成了严谨细致、守信遵约、追求精致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是作为特定文化场域下在精神空间层面，个体和环境两者相互协调达成一致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舞蹈艺术在上海特定的文化场域各种因素的规约和影响下，自然而然显示出上海文化独有的风味和品格。海派舞蹈是一种已然存在的文化形态，它已经不再作为一种现象，而是伴随着中国当代舞蹈事业的发展，自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舞蹈文化形态。由此，笔者认为“海派舞蹈”首先是一个具有审美意味的风格称谓。这种艺术风格不仅仅指涉舞蹈艺术本体，而且包含着时代风格、地域风格、群体风格和个体风格，是多种风格的相互作用在舞蹈艺术层面的具体显现，这种风格是具有社会维度的艺术风格。其次，它是一个具有地域文化属性的称谓。它所指称的就是受上海这个特定地域文化影响的舞蹈艺术及发展形态。此外，它是一个具有审美选择和内在传承的称谓。无论是居于海派舞蹈之中的舞蹈群体还是舞蹈个体，他们在上海城市文化场域的制约下，在心理空间层面对舞蹈艺术的“美”达成了一种共同的认知和取向。虽然在具体的舞蹈艺术实践中体现出个体的差异性，但从整体趋向而言，这个共识的“美”的标准是一致的，是渗透在每一个舞蹈个体的艺术实践过程中的。而且，上海舞蹈历史的进程说明，这种认知共识也在上海这个地域从事舞蹈艺术的群体和个体中得到一代代的传承和发扬。无论你来自哪里，是不是上海人，在上海文化场域的影响下，最终都会对原有的审美选择进行调整，适应这座城市，适应上海舞蹈自身建构起来“美”的标尺。透过现象看本质，海派舞蹈就是在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浸染下，舞蹈工作者们自然而然所生发出来的对于舞蹈艺术的审美追求，而这种追求则体现在舞蹈表演、舞蹈创作、舞蹈教学、舞蹈艺术管理等方面。

二、海派舞蹈的具体表征

（一）创作层面体现出打破清规戒律的多元融合以及艺术发展的当代性和包容性

胡嘉禄、李仲林、舒巧、应萼定等代表上海本土舞蹈创作的强大力量用自己的作品体现着当时的上海舞蹈在创作层面的锐意创新，成为中国舞蹈创作中的一股先导力量。这些年上海的创作似乎是外来户唱大戏，在本土文化中熏染起来的创作中坚力量出走海外的确让上海舞蹈创作青黄不接，但舞蹈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又从另外一个层面衔接着海派舞蹈的风范，院校出来的编导型教师们在不自觉的文化浸润下，为海派舞蹈在创作层面的突围积蓄力量，以上海歌舞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剧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和附属舞蹈学校为代表的创作群体在近年来已经浮出水面，崭露头角。陈家年的《四季》一马当先，享誉全国。谢欣、董杰、李源、唐文、王栎、李丹、吴虎生、陈琪、吴欢等青年编导的成长，又成为续接上海舞蹈创作的鲜活力量。这些编导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当代性”，其中既体现着他们对传统的思辨和艺术态度，也体现着他们在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所接受的国际舞蹈的讯息和视野，同时还体现着他们在上海城市文化浸淫下在动作和舞台美感层面所做出的取舍。对于某种风格的延续和再现不再是他们创作时背负的枷锁，让风格化的动作形式产生新的表现维度以及发现身体未知的可能性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二）教学层面体现出融合并蓄、为我所用、追求精致、独成自我的特点

上海的舞蹈专业教育发轫很早。最早的芭蕾舞教育、现代舞教育都曾在上海这座城市发生。20世纪60年代，上海市舞蹈学校作为与北京舞蹈学校先后成立的专业舞蹈学校，其教学历史也浸润着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质。最早来沪共同参与舞蹈学校建设的“外来人”若干年后都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上海市舞蹈学校教学的发展其实就是非上海户籍教师、上海本土教师、国外教师三者相互融合碰撞的缩影。在这种舞蹈教学观念、审美观念的相互碰撞和上海城市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下，同时在江南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上海市舞蹈学校的教学已然独成特色。从袁学海、胡蓉蓉、林泱泱、岑爱斌、林美芳、陈家年、叶艳萍等老师的教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动作审美上的独特性。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是上海舞蹈教育的一大基石，自然也在教学中传承和坚持着这种独特性。凌桂明、朱美丽、李海霞、赵丽等教学名师的课堂和作品排练中处处体现着海派舞蹈的独特追求。在素有“中国舞蹈奥斯卡”之称的“桃李杯”历届舞蹈比赛中，上海市舞蹈学校和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的教学风范和追求通过选手们的表现，彰显无遗。动作规范、注重细节、风格细腻成为中国舞蹈界对上海舞蹈教学整体追求的一致评价。而选手的身体条件、外形特点等层面同样体现出上海舞蹈教育在选材方面的审美追求。无论是芭蕾舞还是中国民族舞蹈，纤细修长都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这些都体现着上海舞蹈教学层面对于“精致”的孜孜以求。

曾经有人戏称海派舞蹈就是“四不像”，持有这一看法的在舞蹈界大有人在。而这一看法的依据和立场无外乎全国一种声音的教学模式和审美，无外乎学院派教学在对待民族舞蹈教学时强调的“风格”。这个“风格”其实是中国舞蹈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尴尬的学术问题，其中有着相对复杂的概念模糊问题和历史发展的现实问题，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学院派遵守的所谓风格本身就是一种“风格的模仿”，是对某种审美风格的舞蹈形式的模仿，其目的是为了艺术表现和舞蹈任务，那么在一种已经被人为提炼、加工、改造过的“风格”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其舞台功能和身体训练功能，强调其动作细节和运行逻辑，自然也就无可厚非。而这些对风格的进一步的极致的要求就是上海舞蹈教学中体现出来的特点。换到芭蕾舞，海派舞蹈教学追求的风格的极致，动作处理的干净、细腻，对不同芭蕾舞学派的借鉴融合反而使之独树一帜，屡次在国内外舞蹈比赛中拔得头筹。笔者认为，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上海舞蹈教育在教学中一直传承和坚持的原则，这种传承和坚持让上海的中国民族舞蹈教学呈现出严谨、细腻、规范的特点，体现在对教材、教学内容、教学要求的吸收和扬弃，最终自成一体；这种传承和坚持也让上海的芭蕾舞教学更具国际化，在动作审美、技术规范、节奏处理、作品编创等方面更加与国际审美同步。

（三）表演层面体现出精致主义的审美追求

舞蹈评论家张萍曾经在上海歌舞团的作品创作研讨会上提出“精致主义”的追求。笔者认为，这一提法恰恰点明了上海舞蹈在表演以及制作等方面体现出来的追求和价值取向。精致主义包含细、巧、美的含义，为了达到细、巧、美的呈现，势必要求在其过程中精耕细作和潜心雕琢。这一精致主义的追求，不仅体现在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等专业舞蹈院团的作品和舞者中，也同样体现在上海两所专业的舞蹈院校的学子身上。这一精致主义的源头来自教学层面的追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上海舞者对于动作细节和规范的自我要求。基于这样的传统，无论是上海的专业舞者还是院校学子，对于舞台形象的总体感知和细微把握都极其苛刻，例如对情感的收放与动作张力自如控制之间如何协调到最好。从上海市舞蹈学校先后分离而出的上海芭蕾舞团、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后与上海歌舞团合并）都在办团的过程中把对精致主义的追求进行传承、坚守并发扬光大。无论是上海舞坛前辈凌桂明、辛丽丽、杨新华、汪齐凤、周洁、李海霞、徐剑飞、张玉照、徐森忠，还是现在的领军人物吴虎生、季萍萍、范晓枫、朱洁静、方光、王佳俊等中青年舞蹈家，他们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处处都体现着这种精致主义的追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的《花样年华》《简·爱》《朱鹮》《早春二月》《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作品，首席舞者、领舞演员和群舞演员的表演都将这种精致主义的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近期在全国掀起观演热潮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渔光曲》的舞段可以说是海派舞蹈在表演层面追求精致主义的一个缩影。

这种追求精致主义的审美取向在上海的两所专业舞蹈院校中的表征自然不用分说。在历届国内重要的比赛中，各兄弟院校的教师对其异口同声的评价是：“一看就是上海来的，整齐、洋气、细腻干净”。“洋气”这一大众俗语所表征的恰恰就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在特定的文化熏染下所体现出来共同的气质，这也是海派舞蹈的基因。“细腻干净”则是在舞蹈表演层面对动作审美和细节追求的体现。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抹红》《柴可夫斯基狂想曲》《秋》《龙飞凤舞》《赞哈》《在水一方》《梅娘》等作品中，选手的表演之所以在众多院校学子中脱颖而出，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作品之外，更多的因素来自老师的指导。

（四）从舞蹈艺术管理层面体现出的包容性和前瞻性

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历来注重文化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也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目标之一。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下，在舞蹈艺术的管理方面，文化和教育两线并进与合流。除了国家和政府层面举办的各类国际化的舞蹈艺术展演之外，很多区级政府自身也在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打造自己的舞蹈艺术展演交流平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成立更是体现出上海这座城市在文化创造力和文化品牌建设层面的前瞻性、创造性和时代魄力。这些管理举措都让上海始终成为国际舞蹈文化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种交流所产生的作用和结果也渗透到院团的创作、院校的教学创新和学科建设之中，促使上海的院团和院校以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与国际舞蹈艺术对话和相互借鉴。在具体院团的艺术生产的管理方面，上海芭蕾舞团和上海歌舞团近年来打造了多部享誉全国的舞蹈佳作。《花样年华》《朱鹮》《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些极具海派舞蹈风范的作品离不开院团艺术掌门人的眼光、眼界和胆识，他们擅于发现和启用具有创作才华且认同上海舞蹈文化特殊审美的编导，共同造就艺术精品力作。

三、再提“海派舞蹈”的意义

今日中国舞蹈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趋同性强而多元性缺，一种声音、一种模式、一种内容、一种形式成为中国舞蹈在当代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强大的文化权力和资源集中所带来的“北京化”，另一方面也来自各个地域舞蹈文化自身建设的弱势和忽视。而在强势主导和弱势趋同的格局下，舞蹈艺术自身的创造力和革新能力是不能与时代发展同步的。其实海派舞蹈的品格作为文化基因一直影响着上海舞蹈的发展，只是在强势主导和弱势趋同的格局下，上海舞蹈的发展也出现过犹豫和迷茫。但这种文化基因的影响又让上海舞蹈的发展在迷茫之时并没有选择趋同，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过程，逐渐向基因靠拢，找回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海派舞蹈”如同曾经的“海派绘画”一样，是在上海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上海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是全国独一份的，这个毋庸置疑，那么在这个独一份的环境中所孕育的舞蹈艺术也有其独特性。对这种独特性的强调与发扬，必将促成教学、表演、创作等层面的进一步革新和探索，这些革新和探索也势必会推动中国舞蹈在当代的多元化建构。这种多元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教学内容的多元、教材体系的多元、学科建设的多元、创作风格的多元、创作机制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