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中国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制定了“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2019—2025）》《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29个省、市、自治区也相继颁布了本地区非遗保护条例。国家财政对这一工程亦予以大力支持，仅2013—2019年，中央财政就投入54亿元，地方财政投入46亿元。中国社会掀起了非遗保护的热潮。据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公布：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3 154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达40个，位居世界第一；入选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1 372项（包括舞蹈176项），省级的有15 777项；被认定的5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的有3 068名，省级的有16 432名；建立了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46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中，110余所高校累计举办研修、研习、培训班670余期，培训传承人近2.8万人次，加上各地的延伸培训，参与者达9.7万人次；在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中，发布了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对14类383个传统工艺项目予以重点支持，设立了15个传统工艺工作站，推动现代设计走进传统工艺，推动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在深度贫困地区设立了156家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在“非遗记录工程”中，建立了较全面、系统的非遗记录体系，对1 114名65岁以上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全面记录。[1]上述种种举措，为非遗舞蹈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种种隐性的危机和显在的焦虑同时困扰着非遗保护领域。例如：非遗舞蹈仍然在不断地消失，传承后继无人，商业化趋向明显，与当代人的生活疏离……究竟如何既能够原汁原味地保存传统—“不离其宗”，又能够与当下时代人民的生活接轨—“与时俱进”？这是非遗舞蹈保护的核心问题，也是非遗舞蹈存活面临的瓶颈问题。

本文关注南疆非遗舞蹈保护这一个案，一是因为南疆是诸多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拥有在“丝绸之路”上闻名于世的歌舞，例如进入世界或中国国家“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著名乐舞：维吾尔族木卡姆、麦西来甫、喀群赛乃姆、萨玛舞、刀郎舞、盘子舞、手鼓舞、纳孜尔库姆，哈萨克族的黑走马、鹰舞，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蒙古族的萨吾尔登，等等。因此，南疆的非遗舞蹈保护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二是因为2018年7月25日—8月4日，笔者随着“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非遗舞蹈考察团”走访了南疆，耳闻目睹在恐怖主义暴力破坏之后，处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的生态之中，南疆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们对非遗保护的种种举措，引发了笔者对于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与国计民生关系的思考。由此探讨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模式，在当代人民生活和时代的挑战中，应拥有的力量和功能。最终深刻地认识到：生命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为了保障生命“活着”及其发展，遵循经济的原则，不会为无谓的浪费付出代价。认识并坚守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找到非遗保护正确的视点、重心、思路和策略，从而真正将对传统舞蹈技艺层面的关注，转移到对其在国计民生中所占位置、发挥功能的关注—而只有进入国计民生领域、在时代和冲突的挑战面前具有强大的力量，对生命“活着”做出贡献，非遗和传统舞蹈才能够真正活在当下。

一、南疆非遗舞蹈公共空间面临的挑战及建构模式

（一）南疆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面临的挑战

1.南疆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面临由恐怖主义暴力引发的政治挑战

新疆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居住地。近年来，暴力恐怖活动对新疆的稳定与百姓生活的安宁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据统计，2009—2014年，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仅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就达190余起。①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恐怖暴力事件，都是妄图分裂新疆的“疆独”分子和境外恐怖组织沆瀣一气，借助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某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煽动对社会不满和民族仇恨所制造的恐怖暴力事件，残害无辜百姓生命，其罪行令人发指。现今，全疆警民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维护和平，南疆紧张的社会气氛得以缓解。但是，恐怖主义者的暴行带来的阴影仍在人们心中忽隐忽现，暴徒们阴谋挑起的民族矛盾和冲突需要和解，被暴行重伤的心灵需要抚慰与疗治……南疆的和平建设与世界所有遭受恐怖主义破坏的地区一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的生物。因而，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舞蹈，在这样的挑战面前应教育人民：族群认同不能高于国家认同，族群意识不能高于公民意识，教权不能侵犯公民个人权利。在打击宗教的极端化，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这一新时代的核心任务方面做出贡献，也是当今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不可推卸的责任。

2.南疆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面临冲突引发的文化生存的挑战

被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舞蹈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中蕴涵着的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与核心价值观，使一个民族得以凝聚，亦使其自身生生不息。在民间，传统舞蹈最大的魅力莫过于营造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一个聚集“人气”的社群，一个让人们交往对话、共享生命活力和社会资源、能够“诗意地栖居”的场域。因此，舞蹈是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们“艺术化的生存”离不开的阳光雨露。然而，在南疆民间，传统舞蹈的生存面临两种冲突。

一是，舞蹈开放的公共空间受制于恐怖主义分子暴行的威胁，聚集的人群容易成为袭击的目标，或者易被其利用作为造谣生事、煽动民族仇恨、制造骚乱的群体。那么，为了保证民众的安全，不鼓励公共空间的大规模活动便成为“维稳”的应急举措。如此，以“共舞”“对话”“交往”“共享”为本质特征的传统民间舞蹈便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将带来一个民族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改变。

二是，现代化生活的影响、科学思想深入人心、当代人审美趣味的改变，都让作为传统文化的非遗舞蹈在进入当代社会后，丧失了传统舞蹈的部分功能。于是，这一公共空间的建构如何面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时代发展要求之间的冲突，文化守成和文化变革要求之间的冲突，民族文化共性的求同与艺术创新发展的求异之间的冲突，都让这一空间的文化建设充满了挑战。

3.南疆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面临经济建设要求的挑战

边疆的土地贫瘠，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加之少数民族因与外界有语言交流障碍，致使一些边疆民众因就业机会少而生活贫困。目前，其生活条件在政府的大力关怀下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边疆与内地发展的差距，乡村、山区与城市发展的差距依然较大。因此，探索经济振兴的道路仍然是当前的主要任务。而指导就业、精准扶贫，都是边疆地区民生改善的主要途径。那么，边疆的舞蹈文化工作及其文化空间建设如何关注民生项目，如何以创造性的思路打造新型的社区文化的集聚区，如何激活区域文化生活的活力，如何提升公共空间环境的品质，如何助力改善边疆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因此，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设同时面临由经济发展缓慢和由贫困引发的冲突的挑战。

4.南疆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面临冲突引发的协调民族关系的挑战

新疆，尤其南疆为多民族融合杂居之地，不同民族的语言、宗教信仰、民族情感、生活习俗都有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民族间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摩擦本来就难以避免，但是却被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利用，成为挑拨民族矛盾、制造混乱的借口。因此，如何消除隔阂，维护民族团结，慰藉被恐怖主义暴行伤害的民族心灵，不仅是新疆各级政府部门工作的要点，亦是包括舞蹈在内的文化工作开展所必须具备的功能。因此，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设还面临上述非正常原因引发的民族冲突的挑战。

（二）南疆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构的几种模式

传统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随着人类舞蹈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模式。模式一般被认为是指事物的标准样式，或者是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在结构主义的用语中，用来说明事物结构的主观理念形式。在社会学中，是研究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2]但是，模式作为理论和实践间的中介环节，只有“在实际运用中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实现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衔接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要素与结构才有可操作性。”[3]笔者将以这样的原理讨论相关问题。

南疆的文化工作者们用非遗舞蹈建立了何种公共文化空间模式呢？就生存空间来看，南疆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与中国各地基本一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政府和社会对民族文化建设独特性的强调，尤其是近年来对非遗保护的倡导，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区县、市、省（自治区）、国家等不同层级的系统的保护机制，因而，当前南疆非遗舞蹈从俗至雅、从下到上建构的公共空间主要有三类：其一，传统的村落和自然景点中的民俗舞蹈公共空间；其二，校园和场馆中的教育舞蹈的公共空间；其三，剧场和演艺区观演舞蹈的公共空间。

模式作为过往经验的总结，大多由历史的沉积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并具有相应的功能，成为模式的一般性；而因生命发展的需求不断出现的新的拓展，则显示出模式的特殊性。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其与解决特殊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有关。因此，对共性和特殊性的分析，尤其是特殊性，对于考察南疆非遗舞蹈保护和运用的目标、功能、策略，以及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显然，来自政治、文化、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冲突带来的挑战，使得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设不仅仅是“艺术”或“娱乐”的问题，更多的是关涉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南疆非遗舞蹈的保护和公共空间建设，便被要求承担和解各种冲突的历史责任。但这种应对挑战和承担责任则和政治工作、文化工作、经济工作、民族关系协调工作本身性质不同，而是通过做好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来实现的。因为，如前所述，非遗舞蹈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蕴涵着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与核心价值观。

二、南疆村落和景点非遗舞蹈公共空间的建构模式

（一）村落中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构的模式

南疆的传统村落相比其他地区具有一些特殊的方面。第一，从我们所见山区少数民族村落布局来看，与汉族居民家家户户挨得较紧不同，其居住环境中院落的四周比较空旷，户与户间隔着较远的距离，因此可供村民集聚的地方较多；第二，房屋一般都为平房，并以带有大炕的堂屋为中心，因此，堂屋、院落与广场为家庭和村民聚会及舞蹈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空间；第三，近年中央和各级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危房改造”“灾后重建”等一系列举措，为贫困家庭或危房住户建造免费福利住房，改善了村民居住条件，同时因居民搬迁而打破村落旧有格局，形成新的居住环境。上述特殊性也带来南疆非遗舞蹈保护的特点。在考察中，塔吉克族居住地区非遗舞蹈保护的3个事例使笔者印象深刻。一是2018年7月30日考察的“灾后重建”和“精准扶贫”工程项目：塔什库尔干乡瓦尔西迭村“打造‘彩云人家’民俗村，打造旅游富民示范点”。二是2018年8月1日拜访在“精准扶贫”工程中脱贫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买热木汗·阿地力时所见其进行的传承工作。三是2018年7月31日在塔什库尔干县提孜那甫乡的院落，由县文化馆组织民间艺人进行的非遗歌舞表演。对这些典型事例进行分析，可以窥见南疆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的模式和创新。

1.民俗村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模式

塔什库尔干乡瓦尔西迭村“彩云人家”民俗村建设的背景是，2017年以来，县委、县政府结合“灾后重建”，突出塔吉克族农牧民群众的服饰、特有的生活习惯，建设了富有民族风情的村落。在瓦尔西迭村原址新建20套塔吉克民居，采用本地石材，进行特色风貌改造，融入塔吉克民族文化元素、古石头城历史文化精髓，打造“彩云人家”民俗村。②这一项目中的非遗舞蹈表演的公共空间建设主要是在“丰收广场”—以“一簇篝火、一场晚会、一段旅程、一次记忆”为主题的塔吉克婚礼民俗展示和篝火晚会。

塔吉克族居于高原山区，以牧业为主，其舞蹈多由笛、鼓伴奏。其舞蹈与西域乐舞的形式和风格保持一致，喜用双人对舞和旋转。著名的民间舞蹈“恰甫苏孜”本意即为“快速”“熟练”。该种舞蹈以3/8单拍和4/8双拍组成7/8节拍，舞姿动静结合，舞步缓急相对，动作平稳有力，可作独舞、双人舞、群舞自由表演。还有以5/8拍中速的走四步相邀而舞。可以让人们不受任何场所限制随性而舞。“彩云人家”的篝火晚会便是借助塔吉克的民族舞蹈这一优势。

每至傍晚，慕名而来的游客早早地等候在广场四周。等到夜幕降临，篝火点燃的时刻，由村民装扮为婚礼中的新娘、新郎及其长辈庄重入场，席地就座。鹰笛、手鼓、热瓦甫、弹布尔、艾捷克等乐器演奏的音乐响起……舞蹈表演开始，主要由村中的年轻姑娘，穿着民族舞蹈的彩服，表演经过稍加编排的舞蹈。而身穿民族服饰的村民和孩子散落在广场的四周，他们时而是婚礼舞蹈的表演者，时而是自娱舞蹈的参与者，时而又是舞蹈的观看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舞蹈高手自然是前来助兴的民间艺人或受过舞蹈训练的大学生。那些热情高涨、不知疲倦的孩子们的舞蹈，则让人看到这一空间对于非遗舞蹈传承的意义。村民和游客舞成一片，非遗舞蹈的社会、审美、教育等功能都潜移默化地得以发挥。

截至本文写作时，和旅游歌舞同步，“彩云人家”培育发展了4家特色民族手工艺刺绣商铺、2家特色高原农产品商铺、5家宝玉石店铺、牧家乐337户，特别是“彩云人家”民俗村的20户牧家乐餐饮，几乎天天接待游客，从而带动60多名贫困群众就业，人均年收入增加2 000元。篝火晚会一场吸引游客1 000人次以上，农牧民通过夜市增加收入近1 000元。

“彩云人家”“精准扶贫”的第一户示范点是帮助单亲母亲卡里克·那瓦里夏（家中有个27岁身体残疾的儿子，家中无劳动力）脱贫。扶贫项目负责人是乡干部沙旦·达亚；帮扶责任人和家庭包户干部是来自县中学的教师革靳，家庭住户干部是也来自县中学的老师艾卡尔·卡玛斯，他们和扶贫对象“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送法律、送政策、送温暖、送文明”。傍依着“民俗村”和旅游歌舞，政府给予投资的牧家乐餐饮店的出租使其家庭顺利脱贫。③

2.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在村落的传播与传承方式

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是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力量。他们的高超技艺呈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和深度，他们的表演激发了人们对民族歌舞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他们把诗意生活的种子播入人民的心田。他们扎根民间，和民间血肉相连，使得他们的艺术散发乡土气息。

塔吉克族将鹰视为百禽之首和民族的原始图腾崇拜，亦将鹰作为民族的象征。他们观察鹰的动态并将其变成基本的舞姿，并根据自己的年龄、个性和喜好的舞姿，在即兴舞动中跳出不同的领舞。虽然舞步基本相同，但是男子的舞蹈豪迈有力，女子的舞蹈柔美矫健。塔吉克族民间舞蹈最有特色的就是“鹰舞”，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就有2位国家级的“鹰舞”传承人。

居住在巴扎达什特村的“鹰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买热木汗·阿地力，生于1953年。她曾经受邀到北京舞蹈学院教过“鹰舞”。2014年其被列入贫困户。致贫原因有患病、缺技术、汉语水平有限。帮扶干部为县人社局副局长张雪蕊。④为了感谢国家给予的荣誉和脱贫资助，买热木汗·阿地力免费为本村的青少年学生教授传统舞蹈，并为他们购置舞蹈服装。从她带领学生表演的节目来看，主要是塔吉克民间鹰笛录音伴奏下的“鹰舞”，以及伴之以歌颂毛主席的塔吉克红歌的歌舞表演。她的教学基本保持民间歌舞的原本形态，孩子们的表演基本以男女成对的歌舞表演形式为主。而群众加入表演则以即兴舞蹈为主。在为考察团表演的当场，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听到乐声赶来，加入了舞蹈表演的队伍，自诩年轻时舞技可与传承人争锋。随行的喀什大学塔吉克族学生交孜克，即兴表演了融入现代舞风格和吸收外来舞蹈元素的“鹰舞”，让我们感到十分帅气。可是，阿地力则表示，“鹰舞”不应是这样去跳。由此可见，民间传统舞蹈与进入院校教学的“传统舞蹈”间存在差异和冲突。

另一位居住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国家级“鹰舞”传承人被称为“鹰王”，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当时未能见到他。库尔班·托合塔什，现年已近90岁，却仍在培养“鹰舞”传承人，他指导的学生众多，亲传的学生有15人。其中，自治州级的传承人、被称为“鹰舞王子”的玉克萨克即是其亲传弟子之一。因玉克萨克从事的是护边工作，考察团也未能一见，但在当地制作的宣传视频中看到了“鹰舞”的介绍和他独特的舞蹈。在两个月后，笔者邀请其到上海戏剧学院，在“上海国际艺术节·青年艺术创想周·舞蹈创想周”的非遗舞蹈工作坊中，为师生教授了塔吉克族的“鹰舞”和“恰甫苏孜舞”。其所教的“鹰舞”具有一定的表现性，和阿地力所教授的自娱舞蹈有些区别，这种经过一点编排的“鹰舞”，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歌舞团的表演节目中可见相近的结构，只是传承人跳得富有气势且风格浓郁，歌舞团的节目在舞蹈编排和队形的变化上较丰富。

从买热木汗·阿地力和玉克萨克等非遗传承人的工作特点来看，他们基本是在工作之余，从事塔吉克族民间舞蹈的教学、表演和传播工作。尽管他们受邀在专业院团进行过教学，对专业歌舞团体产生影响，但他们主要的传承还是在民间村落的公共空间。

在提孜那甫乡居住的喀什大学的学生努尔比比家的院落，由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文化馆组织，由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以及回乡的喀什大学舞蹈表演专业的大学生参与表演的塔吉克民族传统歌舞，如“鹰舞”“马舞”“恰甫苏孜舞”和鹰笛演奏，以及民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让我们看到了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的艺术在民间和剧场间所起到的重要的桥梁作用。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以对传统音乐舞蹈的热爱，使他们将传播民间传统艺术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活跃在村落广场、庭院，频频在婚礼、节庆中表演，他们的艺术创新，使得传统民族舞蹈推陈出新，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那吾肉孜、热合曼等民间音乐家有高超的演奏和演唱水平，那吾肉孜载歌载舞帅气的表演都可以与专业艺术家媲美。这样的表演在乡间田野，滋养了人民的心田，提高了人民的审美素养。即便进入都市剧场，他们的表演亦能显现浓郁的民风和民族歌舞的高度。

（二）景点中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构的模式

莎车县的旅游文化中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模式可谓是一个典型，其非遗舞蹈保护工作是我们所见之中开展得较好的县。

据时任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局长的曹晓康向我们介绍：莎车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较多，在乐舞方面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三类，分别是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维吾尔喀群赛乃姆以及乌孜别克埃希来、叶来，其中维吾尔喀群赛乃姆是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一部分。⑤县委、县政府对这些遗产的保护十分重视，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下称为“莎车非遗保护中心”），并在其下成立莎车县农民艺术团，成为非遗舞蹈的传播主体。中心主任依拉木江自己就是民间音乐的高手。该县还在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朝的“叶尔羌汗国王陵”相邻的地方建造了“莎车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以下称为“莎车非遗博览园”）。2018年7月29日，我们在莎车非遗保护中心观看了农民艺术团给来自援建城市—上海的包机旅游团举行的专场演出。当地的非遗音乐舞蹈成为演出的主干部分。农民艺术团还在莎车非遗博览园举行了露天演出，并在广场与游客们一起互动舞蹈，氛围祥和，其乐融融，宾主都是兴致勃勃。

（三）村落和景点中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构模式建设的思考

1.南疆村落和景点中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构模式显现的意义

传统村落是族群的集聚地，也是传统舞蹈生发的场所。其族群生存的历史时空中的需求决定着传统舞蹈的结构与功能，亦决定着其公共空间建构的模式。显然，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边疆虽然发展比较迟缓，但是依然受到城市发展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族群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新生活的追求，劳动力外出打工使人口外流，尤其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宗教信仰的冲击，导致传统舞蹈诸多功能萎缩，从而影响了传统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模式的改变。旧时村落中的传统舞蹈所具备的诸多功能，在现代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传统舞蹈处于濒临消失的边缘。在此境遇下，塔什库尔干乡瓦尔西迭村“彩云人家”民俗村中的广场篝火晚会、莎车非遗保护中心和莎车非遗博览园露天舞台的传统舞蹈表演的公共空间模式建设，便向我们显现出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这一模式让我们看到了其对于非遗舞蹈被原汁原味地保护将提供一个最好的公共空间，也即可以成为“非遗舞蹈活态博物馆”的公共空间建设。因为，活在当下的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传统舞蹈，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和审美趣味的改变，很难再保持原有的面貌。然而，作为民俗村和景点中的传统舞蹈，却能以满足游客们在自然之旅中实现文化之旅的心理要求为目标，在展示原汁原味的乡土民风的同时，找到打造“非遗舞蹈活态博物馆”的最佳理由和时机。与此同时，民俗文化村和莎车非遗博览园的广场为游客举行的演出和歌舞互动，将静态遗产保护和动态遗产保护有机结合，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娱乐有机地融为一体，寓教于乐，使得传统文化深入人心，自然也增进了不同民族间的友谊。不仅于此，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往往是由干部或者旅游文化开发者组织，由非遗传承人带领，全村男女老少齐齐上阵。我们从中看到，在一个村落乡民的集体行动中，对传统歌舞感兴趣的年轻人和孩子们跟在其中耳濡目染，乐此不疲，不知不觉中形成非遗歌舞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培训”场所，从而也提供了非遗舞蹈保护最有效的一种模式。

其次，这一模式在反对恐怖主义分裂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总任务下建设，获得了不可多得的“软件”支持，即新疆的广大机关干部、学校老师、文化艺术工作者轮流承担“精准扶贫”工程、“驻村”行动。这一工程和行动要求干部、学者、教师、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送法律、送政策、送温暖、送文明”。于是，他们带去了城市文明和文化知识，他们深入基层，与农牧民相结合，为农牧民服务，必将在第一线深入掌握到民族传统舞蹈文化的精髓，同时推进农牧民的文化水平和素质的整体提高，从而能够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提供指导，促进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非遗文化得以在自觉的意识下得到更好的保护。

再者，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模式显现的是带动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增加经济收入和来源，从而提高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方面的功能。尤其这一模式和“精准扶贫”工程紧密联系，各级领导以干实事、讲成效的工作作风包干到户到人，科学有效的扶贫工作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由于非遗歌舞成为村民发家致富的手段，和其现实生存紧密相连，因而能够极大地调动全体村民的积极性。能够“靠歌舞吃饭”，对非遗舞蹈文化的保护便会成为村民们的自觉要求，村民们会齐心协力地做好。

而“精准扶贫”工程和“驻村”行动带去的是党和国家的关怀与温暖，这使得村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得到提升，这便从事实上教育各族人民坚定国家认同、公民认同，必然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坚定了各族人民反对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行径的决心。例如阿地力在自己脱贫后即自己出钱出力，努力为非遗传承做出贡献，并在歌舞中衷心表达自己对毛主席、共产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2.关于南疆村落和景点中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构模式改进的建议

显然，南疆村落和景点中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构的模式，向我们显现了其在应对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挑战的功能。然而，这类的公共空间建设尚在起步阶段，欲达到理想的状态和目标还需努力。从笔者“走马观花”看到的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活动的组织比较粗糙，节目的编排比较简单，在非遗文化传播的内涵建设和形式开发上都需要着力，才能满足游客和观众的文化和审美需求，才能使得这里的旅游文化真正能够成为撬动整个经济发展的杠杆。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建议南疆的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充分借助国家对西部开发的工程登高登顶，深刻地认识到这类非遗舞蹈保护的公共空间建设与国计民生之间紧密的联系，以联合作战的方式在宏观方面进行整体的顶层设计。据目前资料显示，以“胡焕庸线”作为发展水平的一道分水岭划开的中国东西部间的发展差异巨大。东部占有43.2%的国土，生活着94.4%的人口，集中了95.7%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西部占有56.8%的土地，仅供养5.6%的人口。如今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为西部的开发与发展再次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而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中，“红旗河”则将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地缘战略的支撑，亦是新疆走向繁荣的支点。新疆应该借助西域的广袤土地，在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中，促使这一文明遗产在旅游文化及经济发展中得以充分彰显。

其二，当今世界，文化建设和旅游事业紧密结合的发展趋势显著，而中国国家机构的体制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二为一，可谓为这二者的“联姻”举行了“婚礼”。新疆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其地理资源和文化资源，为其全面发展服务。以“彩云人家”所在的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一被游客称为中国最美、最牛的县为例：这一县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接壤；这一县有公元初期建立的“朅盘陀国”的石头城，城上有慕士塔格峰，下有塔什库尔干河、阿拉尔金草滩和阿拉尔湿地；这一县占有全球14座8 000米以上高峰中的4座（乔戈里峰海拔8 611米、布洛阿特峰海拔8 051米、加舒尔布鲁木Ⅰ峰海拔8 068米、加舒尔布鲁木Ⅱ峰海拔8 034米）；这一县内居住的塔吉克人，是中国唯一的纯白种人，美丽的姑娘和帅气的小伙，有着美好的容颜和绚烂的笑容，向人们展示塔吉克族浓郁的民族风情；这一县有最美的冰塔林和杏花村，被称为“冰山下的香巴拉”；这一县只有山地和谷地两种地形，有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雷阔勒岭这样的世界级雪峰在此连接，有叶尔羌河及支流切开的大山构成的峻岭连绵、沟谷纵横的世界；而“红其拉甫”则被称为“西天之西的‘死亡之谷’”，常年风力在七级以上，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度；这一县处于“帕米尔高原”“亚洲大陆的屋脊”，来到这里仿佛走到世界的尽头，因而，这里的人家被称为“彩云人家”—“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沿着中巴公路，一路皆是壮丽的风景和奇异的山形地貌，让人沉醉，流连忘返……如此优越的地理人文资源，如能加以很好的开发和利用，足以让这里和许多旅游地区一样，仅靠旅游就能够打造一座座金山银山，让当地群众富裕昌盛。那么，非遗歌舞就应是戴在这座金山银山上的桂冠。

其三，充分利用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等人才资源。在非遗歌舞进入旅游和商业领域之时，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的技艺便应大有用武之地。无论是“鹰舞”传承人买热木汗·阿地力和玉克萨克这类的人才，还是其他民间艺人，相关机构或人士都应该有组织地为他们建立非遗传承培训机构，让他们的所长有所用，通过他们的教学，能够使传统舞蹈文化发扬光大，也能够大大提升旅游中传统舞蹈表演的质量，同时也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一己之长脱贫。他们通过参加“护边”工作脱贫固然很重要，但是对于人才资源而言却有些可惜。例如我们在塔什库尔干看到的那吾肉孜、热合曼，以及在墨玉县走访的那些技巧高超的民间艺人，尤其是那些正值艺术表演的鼎盛旺年的民间艺人，更是应该组织他们，给他们创造更多走向舞台的机会。笔者相信：无论是在民俗村落，还是在都市舞台，乃至世界舞台，他们的演出都将让非遗舞蹈这颗明珠闪亮出彩！

其四，充分借助“精准扶贫”工程和“驻村”行动这一中国改革和新疆维稳的创举—这是一次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进入乡村，改善乡村贫困和落后面貌的伟大实践。其中所组织和动员的人力资源，对于乡村改造、经济提升、文化发展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和智库资源。然而，这些优秀人力资源如果在民俗村落建设和景点建设中的非遗保护和当代应用的模式建设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那对于民俗村或相关非遗博览园的文化形象塑造起到的作用将不可估量。

其五，拓展思路，使得“民俗村”建设中的非遗展览馆、民间游戏场所得以配套；拓展配套服务，例如民族特色婚礼、文化特色之旅等专项服务；借助互联网中包括抖音、快手在内的短视频等多种媒体方式，对非遗传承人的舞蹈、民俗村的舞蹈、旅游景点的民俗舞蹈进行宣传，将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效益和影响力最大化。

三、南疆校园和场馆中非遗舞蹈公共空间的建构模式

（一）南疆非遗舞蹈的教育公共空间建构模式

在南疆地区，非遗舞蹈进入教育领域主要有两个方向、四种模式，分别是高等院校舞蹈专业教育方向学历教育中的课程教学模式和非学历培训中的教学模式；普及舞蹈教育方向中的文化馆的培训和普通中小学校教育中的课程教学模式。这四种模式，既与全国舞蹈教育领域建设的模式具有许多共性，但也有鲜明的个性。

1.在高等院校舞蹈教育领域

舞蹈专业教育方向学历教育中的课程教学模式和非学历培训中的教学模式主要由大学建立。在南疆以喀什大学为代表。

民间艺人进入专业舞蹈院校的课堂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一直是一种传统，新中国的第一批舞蹈学校成立后的教材，大多是聘请了民间艺人到学校一边教学、一边整理完成的。例如，北京舞蹈学校的教员训练班就邀请了康巴尔汗、欧米加参、冯国佩等来自民间的著名舞蹈家，像康巴尔汗这样受过专业教育的舞蹈家以及一大批民间艺人甚至是舞蹈学校“民族民间舞蹈”专业教育的创建者。在当下日益高涨的非遗保护的浪潮中，非遗传承人进课堂成为一种常态，从而使得传统文化在专业舞蹈教学中的文化含量日益提升。但是，院校教学的主体主要还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教师—向民间学习之后，最终都由专业教师进行整理、改编、拆解、重组后进入教学；或者将其作为舞蹈素材编排成与民间同名或不同名的艺术作品，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作用。但是，这种来自学院改造的课程和舞台的“民族民间舞蹈”常常受到民间的质疑。

南疆非遗舞蹈进校园与全国的专业舞蹈教育有着共性，但是也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其鲜明的个性特点表现在学历教育方面：相较其他地区，他们更加重视新疆的在地少数民族舞蹈的教学，且注重将传统非遗舞蹈的跳法引入课堂，加之教师和学生多以新疆在地的民族为学缘主体，因而，其传统舞蹈的教学有比较浓郁的民族韵味。例如喀什大学艺术学院舞蹈系的人才培养中的课程建设基本如此。如“刀郎麦西来甫”的舞蹈课程内容就包括了“原生态刀郎麦西来甫”中的“且克提卖（跟踪猎物）组合”“赛乃姆（围猎搏斗）组合”“塞尼开斯提（狩猎告捷）组合”“色里玛（喜庆胜利）组合”，以及剧目《刀郎麦西来甫》。

这一个性特点还表现在非学历教育对非遗歌舞人才的培训，其招生对象、教师队伍、人才培养目标都和其他的同类项目有所不同—没有与高等教育的其他培养对象和目标重合，而是偏重于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和专业的提升，这引起了笔者的特别注意。

例如，2018年7月5日—9月5日由喀什大学承担的国家艺术基金“刀郎木卡姆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的招生简章中对招收学员的条件要求是：在刀郎木卡姆演唱、刀郎乐器演奏、刀郎舞蹈、刀郎文化研究某一个方面具备一定基础。培养方式是：……充分发挥喀什大学高校教育平台优势，理论课程邀请疆内外在刀郎木卡姆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业界知名专家，技法小课聘请国家级传承人与省级传承人授课……系统地培养出具有较高水平的刀郎木卡姆传承推广与表演人才。而项目专家组的构成：由疆内外木卡姆研究专家、国家级与省级非遗传承人、喀什大学骨干教师三方面组成。且结业合格要求是：技能学员需掌握全部九套刀郎木卡姆的演唱、演奏或全套舞蹈动作，能够在团队中较为熟练地与其他成员协同表演……以上有利条件和严格要求使得人才培养目标得到了保证，即培养出表演、传承刀郎木卡姆核心濒危技艺的高素质艺术人才，构建一支适应新时期需求的刀郎木卡姆传承推广队伍。喀什大学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是非常值得重视和倡导的教育模式且更充分地发挥了高校的职能，因为这是高校对于培养非遗舞蹈传承人开拓的正确途径。当下，全国高校承担了不少类似培训项目，但是招生对象和教学模式都与学历教育无甚差别，与应有的人才培养目标不一致。

2.在文化馆的群众舞蹈教育领域

普及舞蹈教育领域中包括对乡村、城镇居民的舞蹈活动组织和非遗传承人的培训，以及普通中小学校教育中的非遗教学。在这一领域，各市县的文化馆通过各种培训，形成了公共空间建构模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传统舞蹈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区的文化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南疆的文化馆在非遗舞蹈的普及教育中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例如，2018年7月25日，在于田县为考察团组织的专场演出中，除了于田县文工团演出了浓郁的民间风格的舞蹈《兰干麦西来甫》《民歌独唱》《聚碗托依·婚礼》《佛国于阗》《赛乃姆》《姑娘的微笑》《总书记回信》之外，由非遗传承人表演的《热瓦甫弹唱·山歌》《兰干麦西来甫》《于阗赛乃姆》，以及民间游戏《阿依斯坦拉罕》等节目。民间艺人的音乐高水平和舞蹈幽默感，让我们看到传统舞蹈在民间的生命力，亦看到了于田文化馆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

再如，2018年7月27日，考察团在墨玉县文化体育活动中心观看由文化馆组织的非遗传承人和农民们的传统音乐舞蹈的表演。在场的男女老少，来自不同的行业，他们跟随音乐即兴舞蹈，舞姿和谐、洒脱、自由，热情高涨，让我们不仅体验到传统舞蹈的魅力，还看到群众对民族舞蹈的热爱，以及文化馆对群众舞蹈活动所进行的良好开展。

还有，如前所述，2018年7月31日，在提孜那甫乡居住的喀什大学的学生努尔比比家的院落，由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文化馆组织、由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表演的塔吉克民族传统歌舞，让我们在被传统的民族歌舞的魅力征服的同时，也看到文化馆在非遗舞蹈的推广过程中，已经形成强有力的艺术水平很高的骨干队伍。

文化馆的非遗舞蹈普及工作还推广到对中小学生和儿童的舞蹈教育。例如，2018年7月25日，考察团在和田地区文化馆看到正在举办的“和田地区文化馆暑期公益舞蹈培训班”。授课老师古丽仙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舞蹈专业的在校学生，在其回家乡度假期间，受群众艺术馆之邀为当地的儿童教授维吾尔族舞蹈。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7月28—29日在莎车县感受到的县委、县政府以及主管单位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有序开展。据时任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局长的曹晓康为考察团的介绍：该县2003年对维吾尔喀群赛乃姆开展了抢救性记录和保护，2006年申报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当年喀群乡被喀什地区命名为“民间艺术之乡”，2008年申报国家级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每年下拨30万元的保护传承经费。同时积极推动维吾尔喀群赛乃姆的传承和学习，在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设立传承中心；喀群乡文化站设立喀群赛乃姆传承站（传承基地）；组建维吾尔喀群赛乃姆民间文艺队；乡中学设立喀群赛乃姆专业班，推荐喀群赛乃姆参加各级各类文艺展演和比赛，每年举办喀群赛乃姆培训班。莎车县共有四级维吾尔喀群赛乃姆民间传承人，目前各级传承人共有100余名，乡级传承人优先享受国家惠民政策，县级传承人由县财政给予每月800元生活补助，自治区级和国家级传承人每年也领取相应的传承人补助。在丰富保护形式方面，主要采取了编写教材、拍摄教学视频、配置保护传承所需的用具、利用文艺场所和节庆日组织文艺活动等措施，为传承保护提供保障。

2018年7月29日，我们在喀群乡文化站设立的喀群赛乃姆传承站（传承基地）看到由非遗传承人针对本乡的青年一代传承人举办的培训活动。不久，喀什大学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学员亦到这里进行了采风活动，可见，这样的培训基地的功能不仅针对群众舞蹈教育，对于高等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来说，亦是一个重要的采风和教育基地。

（二）南疆非遗舞蹈在教育领域的公共空间建构模式的思考

1.非遗舞蹈进入校园和文化场馆的性质与背景

进入校园的民间舞蹈是否还是非遗？这一问题在舞蹈领域争论不休。笔者认为，非遗舞蹈大多和生活习俗紧密联系，当其从原生环境或仪式中剥离，自然仅作为某种形式或局部的功能进入教学，因而不能和非遗舞蹈等同。作为文化的舞蹈是一个整体。“传承人”的舞蹈之所以仍然被称为非遗，不仅因为他们的身份、准确把握文化的能力，还在于他们在相应的空间行使着作为非遗舞蹈的完整功能。那么，作为在校园中受教者，将非遗舞蹈作为文化课程进行学习模仿，却不能代表非遗舞蹈本身。同理，运用非遗因素编排的教材，亦是由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选择适用于人才培养的传统舞蹈的部分内容和形式，并加以改造的结果。至于借助其中具有表演性的形式或因素编排的教学作品，和舞台舞蹈一样，如果不影响传统舞蹈的结构、动律、风格与核心价值，那么可以称作“改编”作品；如果借助其因素，将其作为语言工具表现生活，那就是“个人创作”的具有“非遗风格”或“民风舞蹈”的作品。上述种种都不能与非遗本身同日而语。

中国政府和社会对于民族文化特色建设的强调，使得传统舞蹈作为培养当代舞蹈人才的有力手段，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就进入了教育领域。而2000年之后对非遗保护的重视，使得以非遗舞蹈为代表的因素作为核心的传统舞蹈进校园掀起新的热潮。和20世纪的专业舞蹈院系的教育相比，当下的规模要广泛得多，而且在经费和条件上获得的支撑也更优越。高等学校本科舞蹈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研究生教育的大力发展，使得参与课程建设和项目研究的群体非常庞大。因此，对传统舞蹈文化的认知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提升，不同民族非遗舞蹈的因素进入教材建设的系统化逐步加强。由于教材建设在全国各地院校遍地开展，因而民族舞蹈的多样性越来越多地被认知，从原有的汉、藏、蒙、维、朝五大民族的传统舞蹈教材建设，向着56个民族全面展开。因此，南疆非遗舞蹈保护在校园的教育中开展亦处于这样的大背景中。

在全国普通学校的校园空间和城乡区县的群众艺术场馆空间展开的教育主要是通过开设课程、开展文艺活动、排演传统舞蹈节目来进行。在新中国建立早期的校园，主要以学演“集体舞”为主，而当下以学演专业艺术团体编排的民族民间风格的舞蹈为主。城乡区县的群众艺术场馆空间展开的传统舞蹈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早期主要是以推广原生民间舞蹈或者通过简单改编的民间舞蹈为主。而当下则主要是以组织节日期间的民间花会和日常推广民间风格的舞蹈作品为主要方式。由于民间舞蹈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这是各种普及舞蹈教育中非常适宜的形式，也受到学校课间操、舞蹈课、体育课，以及各阶层广场舞蹈的青睐。

2.非遗舞蹈进入校园和文化场馆开展教育的意义

显然，南疆非遗舞蹈在教育领域建构的公共空间发挥了不可小觑的力量。

第一，民族舞蹈文化的传统进入学校课程，不仅建构了有关未来传统舞蹈文化保护领域人才的知识结构，还为各级文化馆、文工团、学校输送大批的骨干力量。同时，通过舞蹈艺术教育或者寓教于乐，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意识，强化族群认同；进而通过对多民族的舞蹈文化的学习，强化其对多民族一体的国家的认同。此外，借助传统舞蹈的各种功能，培养身心和谐的新人，使得受教育者在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蹈文化中建立起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公民责任感。一个民族的传统舞蹈进入高等学府，对于该民族文化和地位是一种极大的肯定，因此，从民族心理上对于减少摩擦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二，从普及教育到专业教育，不仅让更多人参与舞蹈活动，形成保护传统的热潮和氛围，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亦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继承与发展储备了重要的力量。

第三，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在其中得到了文化和美的熏陶，通过审美活动，创造了诗意的生活，提升了日常生活的幸福感。通过身体接触和交流，改善当代城镇生活，消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陌生感。尤其是在多民族融合的舞蹈活动中，化解误解，缓解矛盾，对促进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对于专业舞蹈学校的舞者来说，为其日后从事表演、教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民族文化根基，亦增强了其选择就业的能力。而对于非职业的受教育者来说，开发了其多元智能，使其在一些相关职业领域具备了特殊能力。而在今天媒体界、旅游界、教育界、文化界对舞蹈艺术有大量需求的时代，就业能力的增强，是改善南疆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环节。

3.加强教育领域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的建议

作为一种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对于代表性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因此文化深度的把握和技术高度的掌握便是其基本特质。时任莎车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局长的曹晓康在总结本县的非遗保护工作时所反映出的问题和困难带有普遍性。一是传承主体面临年老、体衰、贫困的困难，能够完整表演喀群赛乃姆的艺人几乎绝迹；二是学习主体，尤其是年轻人的兴趣和时间不足，后继乏人；三是教学内容缺少系统规范的教材；四是改变这些状况的财力人力匮乏；五是在申报非遗项目时，舞蹈未能和音乐同步纳入，致使未能乐舞一体化地保护。这些困难的解决，有赖于教育领域能够建立应对挑战的制度。

笔者建议：教育和人才培养关系国家建设的百年大计，儿童和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而处于历史发展高峰的高等院校，作为国家科学文化研究的重镇、培养人才的基地，目前无论资金还是人力资源都比较雄厚，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应该作为“牵头人”，积极与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和非遗传承机构联起手来，承担起改善这些条件的重任。也即由高等院校、各级文化管理部门、非遗舞蹈传承机构“三位一体”建立起非遗舞蹈保护联盟，全面系统地推进非遗舞蹈研究、保护、传承和人才培养的完整机制建设。

其一，进一步完善国家非遗保护机制，在目前非遗舞蹈传承人的四个等级制度之外，根据传统舞蹈的舞者进行非遗传承人选拔的要求和等级认定，从底部增加级别，以“见习传承人”“候选传承人”类的晋级制度，扩大非遗保护和传承人的基础，并使这一机制有利于从儿童抓起，调动更多人参与的积极性，使得传承人的培养和选拔制度更加具有群众基础，形成从低到高完整的阶梯。同时注意弥补单个传承人选拔有悖于非遗舞蹈传承集体性的特性，增强非遗舞蹈传承模范村和模范乡的评选，从而调动更多人参与的积极性。

其二，以大学、文化馆、民间传承方“三位一体”的合作，建立非遗舞蹈文化的研究机制。完成对非遗舞蹈的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宗教学、生态学、语言学、美学等方面的系统研究，为教育领域的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其三，以大学、文化馆、民间传承方“三位一体”的合作，建立起非遗舞蹈传承人高等舞蹈人才培养完整的机制和教学体系。即包括由上述研究成果形成的理论教学体系，并强化对原生舞蹈代表作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的实践课程体系，为教育领域非遗舞蹈保护的公共空间建设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

其四，以大学、文化馆、民间传承方“三位一体”的合作，将非遗舞蹈的文化基地建立在民间，将非遗舞蹈人才培养的基地建立在高校，并建立起非遗舞蹈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多种渠道。重视建设如下制度：建立非遗传承人在校长期任教制度；建立在校学生走进民间第二课堂制度；建立非遗舞蹈传承人专门培养制度—一方面通过特招民间舞蹈高手深造计划完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在专业舞蹈师生中选拔人才到民间拜师计划实现。从而为教育领域名副其实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奠定人才基础。

其五，以大学“牵手”中小学的方式，调用高等教育的研究和课程建设的师资力量，建设适合普通中小学和普通大学生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并对普及教育领域的教师进行培训。从而形成普通学校舞蹈教育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为教育领域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设奠定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系统化基础。

其六，以大学招募志愿者的方式，组织师生深入民间，向民间学习，参与组织民间民俗舞蹈活动，参与民俗村的舞蹈文化建设，参与民间舞蹈教学工作，传授非遗舞蹈，在互动中互利，为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建设奠定大众基础。

其七，针对目前边疆的大学毕业生较少愿意回到家乡服务的问题，重视制定定向招生和培养计划。例如为地区歌舞团定向培养演员、为县乡文化馆和民俗村定向培养文化干部、为村镇培养大学生村官、为中小学培养舞蹈老师等。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开设不同的专业班，制定因人而异的培养计划，以使得大学生学有所用，从而为地区非遗舞蹈文化的保护和传播奠定人才基础。

四、南疆剧场非遗舞蹈公共空间的建构模式

（一）南疆剧场演艺舞蹈和非遗舞蹈的联系方式

南疆剧场演艺舞蹈的公共空间建构模式由于其处于所表现的民族地区，其主要任务亦是服务于本地的文化建设需要，满足本地人民的审美需求，因而，其上演的舞蹈节目比起其他地区的演艺团体都更加注重“民族性”和“区域性”，由于演员受到所在地民族生活的熏陶，在舞蹈的某些方面比较接近非遗的面貌。这一特性无论在较大型的新疆和田地区新玉歌舞团、喀什地区歌舞剧团这样的地区级演艺团体，或是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歌舞团这样的州级演艺团体，还是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歌舞团或于田县文工团这类县级的演艺团体，在他们上演的节目中都得到较充分的表现。下面，笔者以南疆地区专业演艺团体中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新玉歌舞团的晚会为个案，考察其舞蹈编排、创作、表演的模式与面貌。

在考察团到达前后的时段，新玉歌舞团上演的舞蹈（含歌舞）节目，几乎全部为新疆少数民族歌舞及其风格的编创舞蹈。从与非遗舞蹈的关系远近角度，笔者认为其作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依据非遗舞蹈原型编排的作品

这一层次的作品，是将已经进入非遗代表作名录的歌舞中最具艺术表演性的部分，进行编排、加工、规范、提高，呈现于舞台之上。这类舞蹈以集体舞为主，虽然有时会根据表现当代民族生活的题目，稍作改变，但是舞蹈的语汇离原型不远。例如：集体舞《赛乃姆》（编导：库热西·热杰普），在公演中也用过《和田赛乃姆》《十二木卡姆片段之幸福家园》的名称。其节目介绍中甚至打出了遗产编号：“2014年11月11日，‘赛乃姆’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遗产编号：Ⅲ—96。”⑥

再如，集体舞《兰干麦西来甫》（编导：夏热帕特·热合曼）节目亦如是介绍：“《兰干麦西来甫》是生活在和田于田县兰干乡的民间艺人经受风风雨雨传承并留给我们的一项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距今已有300多年的传承历史。经过作曲人的整理，导演的编排，舞蹈《兰干麦西来甫》皆有兰干人的服饰特点，展现兰干人在劳动、生活中，追求幸福生活的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⑦[4]

从上述两部作品来看，这些作品的原型均来自民间，词曲经过了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整理或配乐，舞蹈经过了专业编导的编排，由专业舞者表演。显而易见，这类舞蹈较大程度保持了传统原型，但也夹带了当代专业文艺工作者的理解和审美趣味，有失原有韵味。这类作品中还有《萨拉依麦西来甫》《克里阳麦西来甫》⑧等。尤其是《克里阳麦西来甫》被和田歌舞团进行改编，曾参加了第六届CCTV舞蹈大赛，并进入了决赛，产生广泛的影响。从舞蹈作品来看，显然进行了加工和改编。于田县歌舞团表演的《兰干麦西来甫》《赛乃姆》等亦属于这类的节目。

2.对民间非遗或原生传统舞蹈进行挖掘、整理，并借助其表现生活的作品

在这类节目中比较典型的是运用“莱帕尔”编排的歌舞《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属于“旧瓶装新酒”形式。节目简介：“沐浴着党的恩情，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北京、天津、安徽对口支援和田。一批批援疆干部的无私奉献，一项项援疆项目的落地生效，有效促进了和田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莱帕尔’是一种歌舞说唱相间的表演形式，是和田地域传统的艺术瑰宝，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深受各族群众喜爱。……”[4]这部作品运用了非遗的形式，采用现代音乐家王洛宾根据民间音乐整理、改编的曲调，进行重新填词，进而进行舞蹈的编排。另一具有代表性的集体舞是《碧浪桂放歌》（编导：铁来曼·卡德尔、古丽米热·艾尼玩·吐逊江）。其节目介绍已经明确：“该节目音乐为新玉歌舞团音乐家吐逊江·阿不杜拉深入当地收集整理的原生态的牧歌。通过现代手段和舞台艺术加工，展示了草原上牧民们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对忠贞爱情的追求。”[4]

显然，这类节目和上一类节目相较，相同的是曲子是民间的，但是，其唱词和舞蹈都是由当代音乐工作者和编导编创的。

3.以民族传统歌舞为主要语言进行编排并表现生活的作品

这一类型的作品，基本是由当代专业音乐舞蹈工作者运用民族歌舞的素材，依据民族歌舞的审美风格编曲、编舞并表现生活的民族歌舞。例如，独舞《花之恋》（编导：依不拉音江）作词、作曲、编舞、表演均由当代音乐舞蹈工作者完成。演出单位对节目是这样介绍的：人们常说维吾尔姑娘你是美丽的象征……她们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能歌善舞。该节目的表演者夏热帕特·热合曼素有“新疆舞蹈皇后”之称。[4]集体舞《昆仑之梦》（编导：铁来曼·卡德尔）亦是，其表现的内容如节目介绍：“‘和田玉’古名‘昆仑玉’，因产自新疆和田而得名，是我国玉文化的起源，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和艺术瑰宝。该节目表现的是，一群手握玉石的小伙子们伴随节奏明快的音乐旋律，翩翩起舞。他们是坚硬美玉，他们是巍巍昆仑，他们是山的化身，有着大山的气概和石头的硬朗……昭示着巍巍昆仑的品格。该节目2011年11月参加第九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大赛，与舞蹈《于阗女》分别荣获金奖、铜奖和最佳服装奖。”[4]集体舞《玉龙喀什河畔的恋情》（编导：买买提吾买尔·尼加提）同样旨在表现：玉龙喀什河源于莽莽昆仑永久冰川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和田玉产出的主要河流；该节目主要展现了河畔两边的青年男女，渴望如羊脂白玉一样洁白无瑕的爱情，表达了和田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关怀下对幸福生活的向往。[4]

这类舞蹈在南疆歌舞团的表演较多，例如，8月2日我们观看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歌舞团图尔荪阿依·萨拉马提等表演的群舞《靓丽的姑娘》《库姆孜情》、于田县文工团表演的《聚碗托依·婚礼》《佛国于阗》《姑娘的微笑》、乌恰县歌舞团古丽萨拉等表演的四人舞《莺歌燕舞》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舞蹈。

（二）剧场演艺舞蹈中的“非遗舞蹈”的概念辨析

剧场以舞台与观众席间对艺术作品的表演和欣赏关系构成舞蹈的公共空间。然而，我们在讨论这一空间中关于非遗舞蹈的功能是否实现的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剧场演艺空间中是否有非遗舞蹈？哪些可以算是非遗舞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非遗的界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5]《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6]因此，简而言之，非遗舞蹈即为世代相传的传统舞蹈文化遗产。

在世界不同地区，非遗舞蹈的可辨识性主要通过历史上世代流传的古典舞蹈和民间传统舞蹈—这两类舞蹈和非遗舞蹈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具有相对一致性而体现出来。为应对历史遗产保护的要求，一般在传承实践中忠实于传统。如此，除了特殊的、以传衍传统为目标的“古典舞团”“民间舞团”的剧场之外，非遗舞蹈保护与以创造性为主要价值追求的剧场演艺舞蹈的功能目标原本是南辕北辙。

但是，在中国，剧场演艺舞蹈却往往成为非遗舞蹈保护的公共空间建设中的重要方面。客观来说，这是由于传统舞蹈文化遗产的缺失。例如，中国古典舞蹈传统的断裂与失传。主观来看，根源是对“遗产”概念认知的混乱。例如，将以当代人想象创造的“古典舞”当作古典舞本身，将以民间舞蹈因素创作的作品当作民间舞本身。因此，在中国，剧场演艺舞蹈中的“古典舞”“民间舞”和世界通行的概念体系中的本意是相悖的。即其大多不是非遗甚至是“反非遗”；换言之，不是历史遗产，而是贴上标签的仿制“遗产”。基于上述原因，当国家对演艺团体及其艺术大力倡导民族化的要求时，诸多不属于非遗范畴的中国剧场演艺舞蹈，便将具有传统因素的创作舞蹈作为和非遗舞蹈同类的古典舞和民间舞登场。因此，中国剧场演艺舞蹈被认为是非遗保护的空间之一。由此可见，中国剧场的舞蹈建构的公共空间，对于非遗舞蹈的保护和破坏是并存的。

从对非遗舞蹈的保护方面来看，借助剧场演艺舞蹈的公共空间，对传统或非遗舞蹈进行了改造和艺术化提升，使得传统舞蹈更接近当代人的审美需求，从而得以较广泛传播，并且能够影响其在民间的创新和发展。从负面的影响来说，则因为这些舞蹈从民间习俗的文化环境中剥离，或者只作为舞蹈家创作的素材使用，尤其是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创新，从而改变了其原有的文化功能和目标。如果将两者混同或等同，必然是以“仿作”取代“原作”，以“今产”作为“遗产”，从而将民族舞蹈文化建设格局打乱。

因此，我们在实践中应该注意把属于“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与“具有传统因素的当代创作”舞蹈区别开来—区别的标准不仅在于对传统舞蹈因素保留的多寡，更取决于是否对其核心价值观进行坚守，是否将非遗舞蹈作为文化整体形式进行完整地保护，其文化功能是否能得以实现。如果我们将一种当代创作的舞蹈艺术取代一种经过千百年形成的舞蹈文化，那么，对于非遗舞蹈的保护必将是一种灾难。因为，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非遗舞蹈，是对一个民族历史的保护，以深广的内涵在人类生活中行使多方面的功能；而剧场中的所谓“非遗”舞蹈展演，也只是从作为“文化”的舞蹈中抽离出来的具有表演性的片段。而那些运用传统因素的创作舞蹈，则以“创新”为本质和价值追求，从而和非遗舞蹈不过似“是”而“非”。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否认舞台上经过改编或创作的作品是非遗舞蹈，但是，并不否认这些作品的其他审美价值与功能。

（三）南疆剧场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的功能分析

结构即功能。从上述对南疆剧场有代表性的舞蹈演出的结构和特点分析可见，南疆专业歌舞团在剧场舞蹈中建构了一种有特色的公共空间的模式，即借助剧场演出的观演关系，以传统舞蹈为基础，编排、创作歌舞作品，寓教于乐，传达官方的政治理念、民族政策，表现人民幸福美好的情感、愿望和生活，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增进民族的自豪感，从而化解来自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团结方面的种种冲突。显然，这一模式既有优势，亦有不足。我们仍以新玉歌舞团的民族舞蹈（包括歌舞）节目为例，窥视其鲜明的特点。

其一，十分重视民族歌舞传统。除了一些器乐演奏，纯粹的歌舞节目（包括音乐、舞蹈、服装等）均为当地民族传统风格。

其二，遵从于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所有的作品都经过了专业文艺工作者不同程度的整理、加工和改造，并且在编排过程、表演过程中被融入当代城市舞者的审美趣味。

其三，无论是改编还是创作的舞蹈，因为受到民俗舞蹈传统的影响，多为舞蹈的场面与集体舞，以抒情舞蹈为主要形式。表现不同的民族生活场景，但结构都比较单纯、相近。

其四，所有舞蹈都将展示民族传统舞蹈的魅力与表现当代人的精神风貌、风土人情和向往美好生活的目的并列。

其五，均以正面歌颂美好的生活和多彩的民族精神风貌为主要内容，从不碰触社会负面因素或探讨社会问题。

其六，文化定位为大众取向，因此舞台效果炫丽、热闹，商演和旅游文化气息较为浓重。

新玉歌舞团的舞蹈剧目构成的结构与特点，也可以说是南疆歌舞团具有的普遍特点。不同团体之间，虽然或是主打的民族风格不同，或是水平高低略显不同，但在演出模式、舞蹈编排和表演的方法方面，基本大同小异，并且亦反映全国歌舞团的演出模式。分析这一公共空间应对挑战的功能，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民族歌舞团的剧场舞蹈创作演出的社会影响力，将提供一个参考。

1.在应对政治挑战方面

这一空间模式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语言，传达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以正面表现生活和对人生正能量的强调，对民族、社会和人生的光明面进行表现，通过每年在城市和乡村的数百场演出，唤起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团结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演艺团体处处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和观赏习惯值得肯定，但是，如何引领观众，直面南疆所面对的种种冲突，寓教于美、于乐，是这一模式建构的难点。另外，作为文化思想的阵地，剧场亦是寻求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地方，而直面现实，反思存在的问题，是南疆剧场运用传统舞蹈建立公共空间所缺乏的，因而使其成为少有“问题意识”、思想比较平面的剧场。只满足旅游市场需求的演艺公共空间，不具有文化建设的整体性，长此以往，将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低对民族思想和审美水平培育的高点。

2.在应对文化挑战方面

这一空间模式彰显了新疆丰厚的文化艺术遗产，当代艺术家对传统舞蹈的整理、加工、规范、提升，对传统舞蹈的继承、发展、传播都极有助益，尤其是舞蹈家们在民族舞蹈表演过程中，显出技高一筹，对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新玉歌舞团的舞者和乐手，以高超的民族乐舞表演水平，深受观众的好评。再如，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吉克歌舞团的乐手表演的《玛纳斯》，源于民间、高于民间的表演手法，令人赞叹。这使得笔者更加坚定地认为：现代剧场应以文化艺术创新为主要功能，以打造民族经典为主要目标。前者依靠突破与发展传统，为后世创造经典；后者依靠立足与精通传统，尤其是像维吾尔木卡姆这样非遗中的经典，忠于其原作，将其表演水平提到新的历史高度。这些应是剧场舞蹈公共空间建构在保护非遗和传统方面的核心任务。

3.在应对经济挑战方面

自2004年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后，走向市场、学会生存一直是所有艺术团体探索的课题。新疆的歌舞团体虽然享有国家一定的资助或者享有政府购买服务，但是，仍然需要自力更生解决生存问题。因此，以和田歌舞团为代表的南疆演艺公共空间建构的模式，对于旅游或大众市场有较好的适应性。无论下乡或为市民演出，节目通俗易懂；舞台色彩斑斓炫目，注重吸引大众眼球；改编自非遗舞蹈的作品也对传统传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为歌舞团生存打下基础的同时，也促进了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⑨只是，目前全国歌舞团在关注旅游或市场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演出的模式比较单一，思维比较趋同，如此以往，视觉的疲劳将会影响市场的持久效应，在应对经济挑战方面难有持之以恒的力量。

4.在解决民族间矛盾和冲突的问题方面

各地歌舞团在这一公共空间上演的剧目都十分注重反映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歌舞，大大增进在地民族的认同感、亲切感，亦有助于不同民族认识彼此的真善美。像运用“莱帕尔”编排的《党中央的政策亚克西》这样的歌舞作品，歌颂了党中央的政策，也赞扬了北京、上海、天津、安徽、广东、深圳、江苏、浙江、山东、河南、辽宁、河北、山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西、吉林、黑龙江等19个省市对口南疆不同贫困地区的支援，对这样的民族支援和情谊进行表现，无疑对于增进民族团结、缓解民族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是这类节目的数量少。该作品在2010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并已成为新玉歌舞团的一个品牌保留节目。虽然在新疆特殊的历史时期上演，有着特殊效果，但是也有些简单化之嫌。这种情况在于田县文工团表演的《总书记回信》（给库尔班大叔的后人的信）中更突出地表现出来。库尔班大叔的故事深入人心，让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感到十分亲切，但是表现形式有待创新，艺术性还有待加强，并应避免概念化的倾向。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歌舞团体生存面临的经济压力较大，因而以满足市场和大众口味为主要目标；二是经费和资源的不足，影响了作品探索、创新的排练和研究；三是中国舞蹈领域长期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惯性，影响了舞蹈工作者的视野，因而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四是南疆的政治局势比较敏感，因而大家有意无意地对现实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结 语

总之，公共空间建构的模式往往在一定的主客观理念的主导下形成。多年来，由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文化艺术常常被演变为某种政治宣传的工具，所以艺术家们强调艺术家主体意识及其独立品格，强调文化艺术“去政治性”。在市场经济时代，受商品经济的冲击，进入了市场的文化艺术亦被赋予商品的性质，为了防止文化艺术沦为赚钱的工具—为迎合大众口味而失去自身的品位，因而艺术家们反对文化艺术的“出卖”，强调“去铜臭气”。在当今世界的消费社会，欲望盛行，为了防止文化艺术领域从“文艺界”演变为“娱乐界”，因而艺术家们反对消费主义，强调“去娱乐性”……舞蹈艺术建设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宅”在艺术的象牙塔中。然而，非遗舞蹈的文化空间建设要面对上述冲突的挑战，成为强有力的和解力量，就不能逃避而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分裂国家、反对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不能逃避为了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的“挣钱”；不能逃避为了提升民族自信、弘扬自身独特的“艺术”；也不能逃避为了提高市民生活的幸福指数而需要的“娱乐”。

结构主义的理论认为结构带有整体性，结构的一个成分变化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因而认识结构的模式必须有一系列的转换形式，后者必须是可以预测的，以便采取一种可以正确说明结构的模式。模式有的是在以前经验中形成，有的是在面对现象时立即形成；模式是否与现象的本质相合，则必须在认识过程中逐渐检验和修改，以便逐渐得到正确的认识。[7]基于这一原理，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的建构模式，应该注重自身在当下处于国计民生战略中的生态位，深入地研究自身的结构与功能，在追求文化建设完成和创新之中，全面提升自身的功能，提升应对来自社会以及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力量。非遗舞蹈只有能够保障生命存活与发展，才能够真正地活在当下。

【注释】

①参见：宁夏在线.近年暴恐案盘点：新疆每年发生上百起[EB/OL].（2014—07—29）.http://mip.nxing.cn/article/15858879.html.

②“彩云人家”对村落所做的改造：一是从硬件方面，整治村庄环境，配套修建“丰收广场”“特色旅游步道”“三星级厕所”，分层建造高、中、低档的民居酒店，并且实施天网入地工程。二是从软件方面，进行民居管理，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升接待水平，满足游客需求。三是开发旅游文创产品，实施了51户扶贫石头画微雕设备购置项目，大力发展冰山石画、冰山篆刻、冰山刺绣等旅游产品，突出石头文化特色，推出有创意、有新意、有质量的旅游产品。四是引导村民发展有特色的农、牧家乐餐饮业、鹰笛鹰舞表演、塔吉克婚礼、民族服饰、民族手工艺品等，实现足不出户增收致富。五是引导村民种植特色瓜果、铁皮石斛、玛珈、雪菊、黑马铃薯、红马铃薯等本地食材；突出奶米饭、坎特拉曼等特色饮食。六是开展“百日旅游，民俗文化演艺”活动，以“一簇篝火、一场晚会、一段旅程、一次记忆”为主题，办好塔吉克婚礼民俗展示和篝火晚会。

③2017年，那瓦里夏获得政府扶贫项目资助63 000多元（包括：户用锅炉资金7 000元、庭院经济资金10 000元、大果沙棘资金273.6元、紫花苜蓿资金81.5元、标准化棚圈资金46 150元），现家庭资产有3头牛、10只羊、牧家乐1家，2017年人均收入6 789元，2018年将牧家乐出租后，每年收租金20 000元，人均收入10 000元。承包户为地力亚尔，2018年5月开张，至7月即接待游客450多人次，营业额达35 000元。

④2014—2018年，买热木汗·阿地力累计享受扶贫项目资助：富民房60平方米、庭院经济、标准化棚圈、牦牛、羊、鸭苗、电视机、缝纫机、锅炉、林果沙棘等。脱贫途径：护边员。2017年家庭人均收入13 112.53元，并每年享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津贴20 000元。

⑤曹晓康还介绍道：维吾尔喀群赛乃姆是在喀群等山区人民独特的婚庆娱乐活动和麦西来甫活动场所中逐渐形成并发育成熟的，在类似娱乐活动的基础上保持了原始的风格，体现了当地群众崇尚自然的美好品质和对幸福生活、爱情的追求，对研究喀群等山区维吾尔民族史发展过程、民俗学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同时维吾尔喀群赛乃姆是喀群等山区民间文艺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唱、弹奏、舞蹈技艺，是研究喀群等山区民间文学艺术的重要“活态”文化，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曹晓康的介绍，曾由笔者约稿发表在《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18年第3期第34—35页。

⑥引自新玉歌舞团晚会现场字幕。

⑦参考陈洪昇于2018年6月28日观看了新玉歌舞团的歌舞晚会（与我们所考察内容相同）后所写纪实。

⑧“皮山克里阳木卡姆·麦西来甫”是皮山县维吾尔族特有的一种集歌唱、音乐、舞蹈和游戏于一体的民间娱乐活动。其由18世纪生活在克里阳乡的著名木卡姆艺人萨依提·毛拉·达普到今天的“麦西来甫”艺人麦提·色依提等7代民间艺人经受各种历史风雨而传承下来，至今已有300多年的传承历史。现“克里阳木卡姆·麦西来甫”由巴什纳格满、巴亚特纳格米斯、梦扎尔纳格米斯、喀尔湾纳格米斯、托依纳格米斯、阿亚格纳格满等6个套曲、39个乐曲、7种游戏组成。

⑨例如，陈洪昇在《〈京和号〉旅游专列—和田专辑〈和田印象·和田欢迎您〉—专题演出纪实》一文中记载2018年6月28日，和田歌舞团在和田火车站，以载歌载舞的欢迎队伍迎接了来自京津冀的“京和号”旅游专列，共16节车厢，15个团队，并在当晚举行专场演出，这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