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峰

引 言

《论语》的西译肇始于来华传教士，后随儒学西传，贯穿整个中外文明交流史，经由中外学者之手，尤其经西方汉学家的努力，使各语种译本层出不穷。西方汉学从游记汉学发展到传教士汉学，再到专业汉学，《论语》的英译始终相伴。自1691 年英国伦敦出现首个《论语》英文编译本以来，①Philippe Intorcetta and Randal Couplet,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 Being One of the Most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 London: Randal Taylor Near Stationers-Hall, 1691.时至今日已有300 余年的翻译史。这期间，英美汉学界自1828 年首个《论语》全译本问世以来，迄今共有17 个全译本出版。②1) David Collie,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 Gainesville: Scholars’ Facsimiles & Reprints, 1828. 2) W. F. Wade, The Lun Yu: Being Utterance of Kung Tzu, 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 London: 1869. 3) William Jennings, The Confucian Analects: A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895. 4) Leonard A. Lyall, The Saying of Confucius. London: Green Longmans, 1909. 5)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Yokohama: Fukuin Printing Company, 1910. 6) Lionel Gile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3. 7) James R. Ware,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5. 8) Ezra Pound, 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and the Analect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1969. 9) James Legge, Confucius: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1971. 10) Arthur Wale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11) Raymond Dawson, The Analec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Simon Ley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13) E. Bruce Brooks and A.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 Roger T.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8. 15) David Hint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Washington, D. C.: Counterpoint, 1998. 16) Edward Slingerland, Confucius Analects.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2003. 17) Burton Wats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论语》作为中国哲学的古老文献，经历了语言进化和各朝代的学术累积，期间知识传递的断断续续，文本遭受的增删削减，使后世对前朝的理解困难重重。为便于世人理解夫子微言大义，后人阐发性作品居多，形成吾国学术特色之注疏传统。这些历代注疏成为解读古代文献的必备参考资料——底本。对于翻译而言，译者解读原典，必将依据底本，以助其理解原文，然后方可下笔。从这个意义出发，底本是译本的出发点，直接决定了译文的最终面貌。对于译本的翻译批评，应特别重视所依据的底本，因为一旦研究出现译本与作者参考的中文底本的错位，整个结论将南辕北辙，造成对译本和译者的“冤假错案”。因此，探究西方汉学家翻译时所依据的《论语》底本极其重要。

一、国内外《论语》英译本研究现状

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显示，国内对西方汉学家《论语》英译本的研究始于1985 年，时至今日已有35 年的跨度。截至1995 年，这10 年中仅有曹惇①曹惇：《〈论语〉英译本初探》，《中国翻译》1985 年第8 期，第2—8 页。和谭文介②谭文介：《对James Legge 译〈论语〉中若干译文的看法》，《湘潭大学学报》1992 年第3 期，第73—75 页；谭文介：《〈论语〉名言翻译初探》，《湖南大学学报》1988 年第2 期，第135—143 页。关于理雅各的三篇论文，且具个人主观的经验性总结，可归为翻译批评。自1996 年至2016 年，在知网上以“论语”和“英译”为主题搜索，发现论文共256 篇，其中直接涉及西方汉学家的文章有83 篇。这20 年间，国内延续个人翻译批评的传统，继续对单译本的个案研究或多个译本的对比研究方式，对其中出现的个别核心概念词或一些典型疑难语句在语言层面进行翻译方法的评估性总结。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译介和吸纳，学界大胆采用翻译学、语言学、阐释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视角剖析译本。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或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 1966）译本为主题，也有聚焦相关汉学家。范围上虽基本涵盖著名汉学家，但亦有遗漏，如柯立瑞（Thomas Cleary）、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等。另外，通过多种视角理论分析，翻译现象不断得到诠释的同时，发现中文引文绝大多数参照杨伯峻《论语译注》（以下简称《译注》）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大多数研究者将其预设为“底本”。这些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三：一是研究对象范围偏窄，忽视汉学家翻译的历时性；二是倚重理论的诠释力，但缺失译文底本的研究；三是底本的选择僵化，过度依赖白话经典注本。

关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在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阶段后，其历史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应得到充分重识，不应将眼光局限于一两个汉学家，每位研究者都是学术机体的为一部分，前后相继层累的《论语》译本，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将他们整合为一体，做历时性的探究很有必要。

《论语》英译研究，无论是传统的经验性总结或现代的多元理论诠释，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对待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典籍时，必须进入我国经学注疏体系，因为译者对译文定型之前要依靠此前注释者的解读，进而才可以形成自己的语义域，最终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主体性翻译。也就是说，底本的选择是翻译者的出发点，也是解码汉学家译本的源泉。“本立而道生”，无论从何种理论出发，不应该忽略本源，以免造成研究上译文与引文龃龉相抵，结论谬以千里。

此外，工具上借助理论的诠释力时，还要注意到西方汉学的历史性，即便是在传教士汉学时代，诚如张西平教授所指出的“（传教士汉学）其多样性和复杂性用一种理论来解释是不够的，对不同阶段的传教士，用一种理论来解释是简单的”③张西平：《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外译研究》，《中国翻译》2015 年第1 期，第34 页。。

杨伯峻的《译注》成书于20 世纪50 年代，兼备白话文的通俗性和注释的准确性，但也不乏个人见解和未解之义。在此书成书前，传教士汉学家可有机会参考？朱熹的《集注》因其在义理上的权威诠释，成为案头必备；但清代以来，学人注重考据，汉学家更倾向于选择宋注吗？以二人的《论语》注疏为出发点的研究，消减了《论语》的语义体系，忽略了汉学家自身的主体性。

关于国外基于《论语》版本和注疏的翻译研究，王琰总结道：“国外研究者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加上天然文化隔阂，这方面研究有所欠缺。”④王琰：《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比较》，《外语研究》2010 年第2 期，第72 页。

近几年，国内有学者从注疏的角度，已经关注到底本的重要性。王琰指出《论语》本身涉及版本、注疏等许多古代文献问题，国内研究者由于学术背景的原因，很少考虑到这些方面。①王琰：《〈论语〉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当代发展》，《中国翻译》2010 年第3 期，第24—32 页。陈国华依据最新的考古底本——定州竹简和郭店楚简，对孔子五条教育论述做了研究，点明《论语》的解读，不论母语读者或外语译者，都离不开注释的帮助。②陈国华：《对孔子教育哲学五个基本概念的重新解读和英译》，《中国翻译》2013 年第6 期，第50—56 页。黄国文呼吁在面对《论语》漫长的注解学术史时，对典籍相关注释的理解和取舍是典籍外译必须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③黄国文：《对原文注释的理解与取舍：典籍外译的一个重要过程——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当代外语研究》2015 年第8 期，第1—5 页。

二、底本及参考体系的考证

考证底本的问题是收集有效证据。一般来说，最直接的证据是元文本（metatext），包括译者撰写的前言和后记。除此之外，署名、书名、标题、献词、致谢、参考文献等副文本（paratext）也应给予关注。西方汉学的逐步发展使译本专业性和学术性增强，诸如《论语》等典籍翻译大都变成了学术翻译。单一的译文正文无法全面传达文本的意义，须“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④Kwame Anthony Appiah, “Thick Translation,” Callaloo, Vol.16, No. 4, 1993, pp. 808—819.，通过注释和评注增加信息量。当然，如果以上信息仍不足考证时，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诉诸译本正文。

基于此，本文根据证据的来源——前言、注释、参考文献和正文，尝试对西方汉学家翻译的17 个《论语》英文全译本做底本和参考体系的探析。

（一）前言

英国汉学家、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1923—2002）在其《论语》译本“前言”中提到“在翻译《论语》时，我参考的是《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⑤Dawson, op. cit., p. xv.。使用该书的还有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首位研究生魏鲁南（James Roland Ware，1901—1977），他曾于1929 年至1932 在华深造。值得注意的是，从1930 年开始，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洪业（William Hung，1893—1980）为促进汉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在北京主持编撰《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以下简称《丛刊》）。魏鲁南作为学社一员，参与了该《丛刊》的编目。《丛刊》包括画刊41 种和特刊23 种的引得目录，其中特刊中第16 号是《论语引得》，于1940 年11月出版。需特别说明的是，魏鲁南回国后任教哈佛大学东亚系，洪业也于1946 年到哈佛讲学。因此，从魏鲁南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渊源来看，有理由推断他或参考了当时汉学界的权威引得，而《论语引得》就是1950 年《论语》译本的工具书。陈荣捷（Chan Wing-tsit，1901—1994）评论他的译本时，指出“章节编排与《十三经注疏》相一致”⑥Chan Wing-tsit, “The Best of Confucius by James R. Ware,” Philosophy of East and West, Vol. I, No. 2, 1951, p. 71.。陈荣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魏鲁南的《论语》译本是根据1926 年上海锦章书局影印的《十三经注疏》本《论语》编制。至此可以断定，道森和魏鲁南依据的底本应是《论语集解》。

西蒙·利斯（Simon Leys，1935—2004）是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的笔名，其《论语》英译本转译自1987 年法语本。他在译本“前言”中声明：“本《论语》译文参考及引用文献包括《论语新解》（钱穆）、《论语译注》（杨柏峻）、《论语》（韦利和刘殿爵）”⑦Leys, op. cit., p. xiii.。加拿大汉学家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也在其《论语》译本“前言”中直接坦言：“程树德四卷本的《论语集释》让我耗费了相当大的力气，基于此书，方得我译”⑧Slingerland, op. cit., p. ix.。

（二）注释

1. 脚注

1818 年，为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马礼 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 和 米 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在马六甲组建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英华书院的第三任院长即高大卫（David Collie，？—1828）。他的《论语》英译本于1928 年3 月出版。他坦言：“译本的诞生得益于优秀的中国助手①笔者考证该“中国助手”为袁德辉，即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1812—1891）在《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所提及的小德（Shaou-Tih），此人和高大卫关系密切， 二人合著《中英会话》（Colloquial Phrases, Letters in English and Chinese）。袁德辉于1834 年毕业于英华书院，后出任林则徐翻译顾问，将瓦泰尔（Emerich de Vattel，1714—1767）的《国际法》（Le Droit des Gens）译为中文。详见潭树林：《英华书院与晚清翻译人才培养——以袁德辉、马儒翰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 年第2 期，第63—72 页。帮忙，他与我一起研读和对比原文，并参考之前的拉丁语和英语译本”②Collie, op. cit., p. 8.，他还强调“尽管想与前人不同，但还是参考了他们援引的中文注疏”③Ibid.。高大卫的《论语》译本章句编号与《集注》完全一致，脚注直接引用“程子曰”（Ching Tsze says）6 处（2.8、5.25、6.3、7.15、12.19、17.2），“尹氏”（Yin She）3 处（3.5、12.19、13.11），“ 杨 氏”（Yang She）2处（10.1、12.13），“张敬夫”（Chang King Foo）、“苏氏”（Soo She）、“胡氏”（Hoo She）、“孟子”（Mung Tsze）各1 处（6.18、14.8、15.25、18.8）。通过他的援引便知，他的底本以《集注》为主。

1843 年，英华书院转移到了香港，理雅各任第六任院长。1861 年，他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系列中含有《论语》。吉瑞德（Norman J. Girardot）评论理雅各《论语》译本的底本时说：“（他）对于中国的注疏学术有着很好的把握，特别是朱熹和毛奇龄，而且正在使用阮元编的‘四书’现代评注本”④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0.。可见，他的底本绝非朱熹一家。纵观整个译本，他在采用非朱熹的注释时，在章节的脚注中注明了出处，据此可管窥理雅各底本的全貌。（见表1）

表1 理雅各《论语》经学底本简表

从上表可见，理雅各的底本非常丰富，兼采汉宋清三代的经学，不仅有汉代的注疏，还有宋清官方或个人对“四书”的解读和拓展性注释，另吸收了考据一派的部分成果。

威 妥 玛（Thomas Fracis Wade，1818—1895）的《论语》译本于1869 年5 月26 日在伦敦出版，其在译本“前言”中称，译作完成于1861 年1 月和2 月，缘于“一名杰出的中国文人K 先生①笔者考证为龚橙，龚自珍长子，在上海结识威妥玛，成为幕僚，伴其左右，并向其学习英文。的鼓励”，②Wade, op. cit., p. i.还说“K 喜汉注，而非朱子之学”③Ibid.，同时坦承“未曾阅读《论语》原本或任何注疏，自那时至今无暇校对译文”④Ibid.。译文脚注164 处，其中54 处 标 明“K.”“K says”“K reads”“K makes”等，足见极度依赖“K”的解读，据此应将威妥玛译本定性为译述。根据篇章编排和脚注中多次出现的“Chu Hi”（朱熹），可以判定《集注》是威妥玛参考的主要底本。另外， 四则章句（7.17、7.21、9.4、9.9）脚注中出现的“13 k”字眼代表的是《十三经》， 三则章句（1.5、1.8、7.4）直接引用“Yen Ping”（刑昺）、“Pao Says”（包咸）和“Kong An-kuo”（孔安国），可以判定《集解》是其辅助底本。

1895 年，香港圣约翰座堂的牧师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1847—1927）的《论语》译本出版。他在其译本“前言”中指出，译本“参考理雅各的词汇索引，并且为了与其不同，就独立大胆涉猎了标准中文注疏，有时还大胆给出自己的译文”⑤Jennings, op. cit., p. 25.。根据他译本脚注中出现的术语和人物名称，首先可以断定的是，他参考了《集注》。直接的例证如“雍也·第十八”脚注中的“生理本直”，“子罕·第十五”中朱子“愈悲而意愈切”，“季氏·第十三”直接采用“尹氏曰”和“尧曰·第二”援引“程子曰”等。其次，对于“述而·第十七”中“子所雅言”中的“雅”的处理，虽然在译文中使用的是“regular”（常规），但在脚注中给出“正”字的汉字以及英语解释，而“正”字意义源自《集解》郑氏注。对于“先进·第一”中“先进”“后进”，虽然译文中使用的“countrymen”“highstanding”对应朱熹的“郊外之民”和“贤士大夫”，但在脚注时却注解为“the men of latter and former times”，而该语义事实上引自《集解》包咸注的注解“士先生后”。综上，他所谓“标准注疏”其实指的是《集注》和《集解》一书。

翟林奈是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之子，1900 年回国任职于大英博物馆， 七年后其《论语》英译本问世。他的译本共有219处脚注，其中多处出现“Chu Hsi”（朱熹）的字眼，可以断定《集注》是其底本之一。对朱熹的注解，他大多直接采用，例如在诠释“先进·第十九”中的“善人之道”时，注为“A man of good natural disposition, but without education”⑥Giles, op. cit., p. 42.，实际上是直接引用朱熹的注释“善人，质美而未学者也”⑦《论语集释》，第905 页。；有时则予以批评，例如“为政·第六”中的“父母唯其疾而忧”，直言“朱熹不曾修善前人注释，令人震惊”（It is astonishing that Chu Hsi should have tried to improve on the old commentators here...）⑧Giles, op. cit., p. 37.。另外，脚注还可证明，翟林奈译本借鉴过理雅各、威妥玛、詹宁斯和辜鸿铭（1857—1928）四个英译本，直接的证据是“里仁·第二十三”脚注中列出的译文。翟林奈对待四人的译文，态度不一。对于理雅各译文，他注明采用的章句是“先进·第十六”和“宪问·第四十四”，意见相左弃用的有“为政·第七”“里仁·第十八”“雍也·第十三”“宪问·第十八”等。关于威妥玛译本，翟林奈以批评为主，例如“公冶长·第八”的脚注，他认为“威妥玛翻译‘吾与汝弗如也’太偏题”（Wade goes so far astray as to translate “I award you this praise, Hui does not equal you”）①Giles, op. cit., p. 53.。至于詹宁斯，他以吸纳为主，例如在“八侑·第八”的脚注中坦言：“此章若干短语受惠于詹氏的译文”（For several turns of phrase I am indebted to Mr. Jennings’s translation）②Ibid., p. 104.。对于辜鸿铭，翟林奈极为推崇，例如在处理“里仁·第七”的逻辑关系时，直言“我犹豫再三，采纳了辜鸿铭先生聪明的译文，因为这是能够跟后面一句搭配好的唯一选择”（After some hesitation, I have adopted this clever rendering of Mr. Ku Hung-ming, as being the only one that fits well with the next sentence）③Ibid., p. 75.。

1909 年，时任浙江海关副税务司赖发洛（Leonard A. Lyall，1867—1934）出版其《论语》译本。他在该译本前言中首先感谢了中国的注疏家（the commentators）孜孜不倦的努力，其次感谢理雅各的译本，坦言注释和介绍部分的信息很多出自理雅各，年代信息出自翟理斯的《传记词典》（A Chinese Biography Dictionary），中文术语参考辜鸿铭的英译。他言及的“注疏家”，出现在两处脚注中，分别是“八侑·第二十一”和“子罕·第五”。这两处中对于“使民战栗”和“匡”的注释是“Literally to cause the people to be in awe. The commentators are more than usually learned over the Master’s anger. I attribute it to the foolishness of the pun, and translate accordingly.”④Lyall, op. cit., p. 12.和“The commentators say that the master was not affrighted, only ‘roused to a sense of danger’”⑤Ibid., p. 40.。第一处“the people to be in a awe”是对原文“使民战栗”的翻译，而后面明显暴露出赖氏对“栗”的肤浅理解，虽将“栗”字意义归于双关，但没有理解“栗”在周朝的社木含义，没能给出一个相关译文。第二处“roused to a sense of danger”则译自朱熹关于“畏”的解释——有戒心之谓。综上，他的译本以《集注》为底本，并借鉴了理雅各和辜鸿铭二人的译本。

1906 年，偕 我 公 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同年完成了《论语》的翻译。在译本“前言”中，他坦言“完成此译本，借助于理雅各、晁德莅（Pere Angelo Zottoli，1826—1902）和辜鸿铭的译文”⑥Soothill, op. cit., p. ii.。研究发现，全书所有章节的脚注都可见朱熹的《集注》，而其他的底本主要有四种，包括《新增四书补注附考备旨》《绘图四书速成新体读本》《四书尊注合讲》和《十三经注疏》，具体的引用情况，如表2：

表2 苏慧廉《论语》经学底本简表

续表2

2. 夹注

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论语》英译首稿于1937 年在意大利米兰出版，1951 年再版。再版中，方志浵（Achilles Fang，1910—1995）为其做序，简介了中国“石经”史，并指出“庞德的翻译基于朱熹的版式，仅仅是再编排”①Pound, op. cit., p. 13.。庞德在“前言”提到了他所欣赏的东方学学者理雅各、斯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弗洛本纽斯（Leo Frobenius，1873—1938）及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还声明“完稿后，我又参考了鲍狄埃（Jean-Pierre-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又译包铁）的法译本，引用他的译文作为脚注……其他参考资料来自马守真（R. H. Mathews，1877—1970）的汉英词典”②Ibid., p. 194.。他在译文中直接使用以上译者的成果，以夹注形式使用，详细情况见表3：

表3 庞德《论语》参引学者数据表

另外，在对待某些章节时，他坦言“我不明白此处中文的含义”（9.18）③Ibid., p. 231.或“此处可能的意思是……”（13.11）④Ibid., p. 248.。对于“开成石经”中的使用，他在《大学》和《中庸》部分，不知石经与朱熹本之间的差别，错误地把拓片图与译文并列，《论语》部分则直接空置。这些事实证明，庞德译本只是依托理雅各、鲍狄埃译文和马守真词典，其本人儒学知识匮乏，没有参考相应中文注疏。

3. 尾注

韦利在其1938 年的《论语》译本“前言”中坦言“有些汉字不止一个读音，这类字经常指代专有名词，这时用哪一个发音往往让我产生困惑。西蒙博士（Walter Simon，1893—1981）提示我去参看17 世纪的满语文献⑤Waley, op. cit., p. 12。 笔者考证此文献为康熙十六年（1677）的《日讲四书解义》。详见徐莉：《清代满文四书版本研究》，《民族翻译》2015 年第4 期，第65—71 页。。考虑到其权威性，于是我照做。还要感谢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教授借给我的敦煌写经①Waley, op. cit., p. 12。据笔者考证此写经本为伯希和敦煌写经中的2510 号《论语郑氏注》、3271 号《论语皇侃义疏》及3271 号《论语集解》。详见韩铎：《敦煌本儒家文献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07 年，第85—90 页。复印件。”②Waley, op. cit., p. 12.除了满文文献和敦煌写经资料以外，关于中文注疏，他在附录Ⅰ中先是将《集解》和《集注》分为新旧两派，而后指出“目前所有《论语》的译本皆依靠朱注，因此，理雅各、苏慧廉、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1835—1919）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都无一例外的失去了价值，当然这也给我的译本留出了空间，我参考了18 世纪和19 世纪中国学者的成果。”③Ibid., p. 77.他在附注和尾注中所参引数据见表4：

表4 韦利《论语》经学底本简表

由上可见，韦利参考的文献涵盖了18 世纪和19 世纪的清儒，选择性地吸取朱注，对宋学敬而远之，而对汉唐清主张求实的学者则极为青睐。他的中文底本主要是《集解》， 一些章节的语义辅以《义疏》和《集注》，另一些章节的词义参考唐朝和清朝的训诂学著作。

1998 年，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安乐哲（Roger T. Ames）教授携手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罗思文（Henry Rosemont，1934—2017）教授，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角度翻译了《论语》。就底本而言，他们在封面上即注明“译本基于定州竹简和当代考古成果”。在“致谢”部分， 二人写道：“中国方面，我们的合作者是文物出版社的杨瑾和蔡敏。由于他们的工作，我们在翻译时可以决断何处何时对手头的《论语》文本做出修正。”④Ames and Rosemont, op. cit., pp. xiv—xv.统计尾注部分可以发现，他们除了参考定州竹简外，还参考了郭店楚简、朱熹的《集注》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具体数据见表5：

表5 安乐哲、罗思文《论语》尾注经学文献参考简表

（三）参考文献

白牧之（E. Bruce Brooks）、白妙子（A. Taeko Brooks）夫妇授业于顾颉刚（1893—1980），欧美史学界疑古派的再传弟子，主张用历史演进的方法辨别古经真伪，倡导古史层累说，并从史学角度翻译《论语》。白牧之、白妙之夫妇的译本打乱了传统章目顺序，将“里仁”篇置于首位进而推导余篇顺序和真伪，表面上是译作，实则是其二人辨经的历史学成果。这种特性赋予该译本丰富的文献来源，不仅含有《论语》原文勘定和语义解释的注疏，还包括用来解决《论语》的篇章顺序考证和相关传记类文献。要探索该译本的底本，正文或注释较为单薄，参考文献作为文献集合方可体现全貌，其中的具体数据见表6：

表6 白氏夫妇《论语》参考体系数据表

续表6

（四）正文

继韦利之后，美国汉学家——亨顿（David Hinton）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2017）成为翻译中国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二人不仅凭借诗歌翻译获得“美国笔会翻译奖”（The PEN Translation Prize），而且都曾翻译过《论语》。他们的译本没有注释和参考文献，“前言”与“后序”中也不曾提及底本来源，其译文正文是考证的着眼点。面对庞大的译文正文和浩繁的中文注疏，正文的底本考证应尊重《论语》本身语言文化特质和诠释学的学术史，进行科学的抽样，选择代表性的译文，比对亨顿与华兹生译文，便可洞见底本全貌。

《论语》的解读难度在于古代汉语的语义多指向性往往体现在单个字义或短句之中，造成所指内容不明确。在解读这些章节的原始语义时，中国经学史上有两派：汉重实意和宋重义理。二者有时观点一致，有时分歧，如例1：

［例1］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2.6）

When Lord Meng Yi’s son, Wu-po, asked about honoring parents, the Master replied: “The only time you should cause your mother and father to worry is when you are sick.”①Hinton, op. cit., p. 12.

Meng Wu Bo asked about filial devotion. The Master said: “Your father and mother should have to worry only about your falling ill.”②Watson, op. cit., p. 20.

此章歧义在于“其”的所指，是指父母还是子女？《集解》的注解是“言孝子不妄为非，惟有疾病然后使父母忧耳”③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97 页。，认为“其疾”即子女染病，《集注》也持此见解，并进一步说明“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为忧也”④同上。。诚如例1 所示，亨顿与华兹生都没采纳“其”指父母的读解，而是特此译为子女生病，可见对权威注解的遵守。另看例2：

［例2］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2.24）

The Master said: “Sacrificing to the spirits of ancestors not your own is mere flattery. And to recognize a Duty without carrying it out is mere cowardice.”①Hinton, op. cit., p. 17.

The Master said, To sacrifice to those who are not one’s ancestors is flattery. To see what is right and not do it is cowardly.②Watson, op. cit., p. 23.

此句难点在于“其鬼”的具体所指，汉儒认为仅仅指“自己家族的祖先”，宋儒认为“其鬼”是指“所有礼制规定应当祭祀的鬼神”。《集解》注释引郑玄“非其祖考而祭之者”③《论语集释》，第155 页。支持第一种解释。在《集注》中，朱熹提出“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④同上。，他支持第二种理解，主张“鬼”的范围绝不能局限在祖先范围，应该涵盖古代礼制文献文献中规定的各级祭祀，涵盖天子、诸侯和所有士族。亨顿和华兹生在例2 中将祖先都译为“ancestor”，显然是以《集解》为准绳。

在古代汉语中，除了单个词汇，即便是句子，由于汉语成分的灵活性，其位置不像英文固定，因而造成多重语义。这在《论语》中亦有佐证，如例3：

［例3］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7）

When Adept Yu asked about honoring parents, the Master said: “These days, being a worthy child just means keeping parents well-fed. That’s what we do for dogs and horses. Everyone can feed their parents, but without reverence, they may as well be feeding animals.”⑤Hinton, op. cit., p. 12.

Ziyou asked about filial devotion. The Master said: “Nowadays it’s taken to mean just seeing that one’s parent’s get enough to eat. But we do that much for dogs or horses as well. If there is no reverence, how is it any different?”⑥Watson, op. cit., p. 21.

此句的歧义源自“犬马”的位置安排，是作为后一句动词“养”的主语还是宾语，有犬马养人和人养犬马之分。汉魏的注疏倾向于前者，朱熹则青睐于后者——他注为“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⑦《论语集释》，第100 页。。由例3 可知，亨顿与华兹生二人都是以“人”（we）为主语，译为“养犬马”（do for dogs and horses），而且后面的译文也与朱熹的注解完全一致。由此可见， 二人又谨遵《集注》。

《论语》是夫子陨落后，由孔门弟子集结而成，记载当时语境下的夫子箴言，后人难免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对文本所记载的物质文化产生陌生感。因此，有些词汇的具体含义对后世理解造成隔阂，产生许多不同的诠释。如例4：

［例4］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3.22）

The Master said: “Kuan Chung was truly an implement of little use!” Someone asked: “But wasn’t Kuan Chung terribly frugal?” “Kuan had three separate homes,” replied the Master, “And his officers never did double duty. Is that frugal?”⑧Hinton, op. cit., p. 27.

The Master said: “Guan Zhong was a man of small parts!” Someone objected, saying, Guan Zhong was noted for frugality, was he not? The Master said, Guan Zhong had his three Returning’s mansion, and he did not require his staff to perform double duties—how can that be called frugal?⑨Watson, op. cit., p. 29.

此句难点在于“三归”在春秋时代的具体含义，对此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亨顿译为“三处家庭”，取自俞樾的《群经评议》；华兹生则依据《说苑》中“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①《论语集释》，第244 页。，取朱熹的注释，将其理解为“台”名，认为“三归”就是三处管“府”，因而翻译为“mansion”。由此可见，亨氏不仅限于权威注释，还涉猎了清儒的注作。

《论语》文本的多义性，除了以上中文文字和语法或文化遗失原因，还取决于断句问题。古代汉语没有标点符号，因此每段章句语义的分割，在近代以前全凭主观的理解去推测，故而造成了多种诠释。请看例5：

［例5］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2.13）

Adept Hsia asked about the noble-minded, and the Maser said: “Such people act before they speak, then they speak according to their actions.”②Hinton, op. cit., p. 14.

Zigong asked about the gentleman. The Master said, “First he puts his words into action. Only later does he follow up with explanations.”③Watson, op. cit., p. 21.

［例6］子罕言利与命与仁。（9.1）

The Master rarely spoke of profit or destiny or Humanity.④Hinton, op. cit., p. 91.

The Master seldom spoke about profit, about fate, or about humaneness.⑤Watson, op. cit., p. 60.

对比亨顿与华兹生的译文，不难发现， 二人对两例的理解如出一辙。二人将例5 断句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并非“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实质是译释《集注》中周敦颐所言“先行其言者，行之于未言之前。而后从之者，言之于既行之后”⑥《论语集释》，第652—653 页。；对例6 中的“利与命与仁”没有断句，简化了本句蕴含的复杂的逻辑关系。

综上六例所析，华氏译本参考了《集注》和《集解》两本权威，而亨氏视野稍大，不仅引用汉宋，还偶有涉及清儒。

结 语

通过考证西方汉学家《论语》的英译底本及参考体系，可以发现：随着汉学的发展，汉学家选择底本由最初单一的权威注释到汉宋兼采，重视清代考据，再吸取近代中日名家的成果，在广度上愈加全面。这17 个译本经历翻译主体由传教士到专业汉学家的转变，本身即是汉学在各阶段发展的产物，属性上也并非仅仅翻译而言，而是越加深厚的学术成果，其底本越是复杂，尤其反映在近现代的译本中，他们吸收国内简帛竹书的考古成果，将翻译与自己的学术成果糅合一体，专业化程度逐步增加，在深度上愈加精深。

从西方汉学家的底本考证中可得出以下启示：研究中国典籍翻译，由于中文文献版本的复杂性，加之不同历史背景下翻译主体的多样性以及个人学术的倾向性，要求研究人员不要过度依赖理论诠释，不可强行将之与译本匹配，或仅仅借助白话注本去评估，否则将简化翻译现象原本的复杂性；过度关注译本的多维度表征将导致翻译研究路径单一和结论偏离事实，因此应恪守翻译的本质是一种实践，应将理论当作一种工具，完整把握译者所依据的中文文献、西文译本以及其他的参考资料，同时加强译者主体的研究，并大胆将之与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综合交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