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涛

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脊梁都是无比挺直的，他们的眼神总透着智慧和光芒。

我见到这句话是在今年的3月25日。京州师兄微信上发来他的新书《北望青山》的三帧封面效果图，让我参谋，哪个好一些。接着即发来了“题识”的电子版，也就是后来的《序》，我得以先睹为快。封面上的这句话，正是取自其中，不足千字的短文，内容丰富，语句凝练，真可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我与此书颇有些缘分。严格来讲，《北望青山》实际上是京州师兄主编《河北近现代学者年谱辑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的副产品，《辑要》的责任编辑正是我。在编辑《辑要》的过程中，师兄偶尔发一篇他读某篇年谱的感悟，当时感觉他不过是有感而发，随性写写，似乎没有更多的计划，因为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才是他的本行。直到2017年6月7日的傍晚，跟他在燕园散步的闲聊中，方知他已经陆续写了十多篇，小有规模了。去年下半年某日，京州师兄电话中说已有近20万字，《辑要》既然由我责编，先要问一问我的想法。当时我正处在撰写博士论文的紧张阶段，直接回绝了他。后来，他告诉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打心底为他高兴。

缕着师兄读年谱的提问方式，很多人会奇怪，一个研究六朝文学的人，怎么会冒出这样一部专著？在序言中，他交代了自己的读谱缘起，认为将这些杂感写下来，是“借此向那一代学人致敬，也试图将这份理解，镌刻进自己的生命”。这句话并非虚谈，而是他自己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具体体现。我跟京州师兄在川大读书相差五届，缘悭一面。2008年夏我来京工作，2009年春他在河北霸州担任驻县教师，大约4月份罗老师赴京开会，在聚餐时见到了师兄，相谈甚欢，成为无所不谈的良友。其后交往日多，我自认为应该是了解他内心的人之一，大概可以阐释一下这句话的深意。师兄通过读谱，追寻着那一代学人的共性，又细绎着每个个体的特征。在《侯仁之：老师“好极了”》一文评价道：

这份谦抑其实是侯仁之在晚年回忆人生时的通常心态……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从不居功于恩师之上，而是千方百计突出老师的“好”来。

现实生活中，京州师兄何尝不是如此？记得去年十月份在浙江海宁的“宋云彬古籍整理奖”的颁奖发言，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忆苦思甜，而是从自己先后问学的罗国威先生、程章灿先生怎样将其引入学术之路娓娓道来，听来令人眼角湿润。在最近发表的《古籍整理事业的薪火传递》一文中，他从罗国威先生一直上溯到杨明照先生、向宗鲁先生，将古籍整理的四代传承，定义为“青年使命”。我们看到的，他的行为中显然已经烙印上“侯仁之”们的高贵品格，同样“不仅体现在口头和文字上，而且化为实际的行动”。“类聚群分，薪火相传，记忆中的老师们，一个个都‘好极了，那是因为这位回忆往事的学生也‘好极了呀！”用评价侯仁之的句子来形容他自己，确乎也十分地恰当啊。

在呆板的系年文字中，读出一代人的共情，感受学人的宽广胸怀，是令人佩服的。年谱没有过多的修饰词汇，要求的是时间的准确和事件的真实，从可读性上，远不如散文来得畅快。师兄能够反其道而行，带着问题读谱，是一大亮点。多数人查阅年谱，为的是寻找自己所需的资料，很难提出整体性的问题。京州师兄目的不是找资料，即便编纂《辑要》，也似乎用不着细读每一篇，恰恰相反的，与其说他是在读谱，不如说是在“读人”。王树枏为什么自号陶庐？顾随真的有想过离开沦陷区的北平么？雷海宗后悔了吗？会不会有有一份同样出自罗庸先生之手的《詹锳君研究工作提要》还尘封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或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呢？有些找到了满意的答案，有的依旧是个谜题；有具体而微的寻觅，也有心路历程的求索，他要挖掘和唤起的是，隐藏在系年资料背后那一代学人的平生风义。20世纪的龙学研究，杨明照、詹锳二位先生双峰并峙。京州师兄起步于川大，又亲炙于杨先生数年，对其情况颇为熟悉，更存有杨先生所撰《〈文心雕龙义证〉发覆》手稿复印件。当他惊叹《文心雕龙义证》的繁富、捧读《詹锳先生年谱》后，发现两位前辈的“君子之风”，詹锳先生未以杨明照先生的訾议为忤，文字中展现出的是虚怀若谷；杨明照先生也终究没有发表，“仿佛从未被触碰”。显然，这样的风气是可以传染的。京州师兄从此前主编《辑要》，会聚河北15位学者，既是出于桑梓之情，又夹杂着“北强”与“南强”抗衡的意味。他自己生于河北，却又十余年在南方求学，今又移席羊城，生命经历的变化，让那一代学人的精神不断烙印到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对所谓“南北之分”的理解变得更通脱了。正如程章灿先生推荐语所言：“可谓融合南北，情理兼备。”

把读谱的感悟化作灵动的文字，必须要别于以往的学术论文，把魏晋人文风度和精神，用以对年谱人物的评骘，恰到好处。这一点源自作者深厚六朝文学功底。京州师兄硕士论文为《陶弘景集校注》，博士论文是《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后又撰有《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二十年间徜徉于六朝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行文中自然而然地会流淌。首先，书的名字“北望青山”即借用阮籍《咏怀》名句“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其次，对人物的评骘，钟情于《世说新语》一书，尤其是阮籍的形象。如他读完胡厚宣，深叹胡氏对学术的坚忍不拔和一往情深，不由得联想到阮籍，引《世说新语·任诞》云：“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在他看来，胡厚宣与阮籍有着别无二致的率真，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又如《杂家是怎样炼成的》结尾，仍然引《任诞》云：“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将放达的阮籍不允许儿子作达，来形容杂家傅振伦不建议后学做杂家。因为“放达的人生不能复制，杂家的学术品格也是不能复制的”，这看似无关的两者之间，却有着人性上的贯通。

《年谱》是他人收集的二手资料，有佩服于撰者的搜罗宏富，自然也有找不到问题答案的疑惑和不过瘾。京州师兄更多要表述地，是对既有年谱的材料不足征的感慨，甚或为了看到谱主更为丰富的形象，自己去搜罗补充史料。如开篇的《陶庐老人王树枏》，年谱中关于学问的事，都是用蜻蜓点水的方式一笔带过，让读者很难琢磨王树枏成为畿辅学一代宗师的学缘滋养，更无法理解“食毕即解衣而寝”的王氏如何做到著作等身。这样详载事功、略写学术的形式，对学术史来说，不免感到遗憾。他对个别撰者未谙年谱体例，导致材料的喧宾夺主，提出自己的看法，颇可注意。如《世间再无袁同礼》一篇，当他批讀五万余字的《简编》，深感年谱作者无愧于袁同礼之功臣。而后笔锋一转，陈述自己的意见：“既称简谱，则旨在勾勒谱主一生主要行迹……不宜在正文中详列档案、函件等资料，最好加以概括说明。”这里当是撰者与读者的目的差异所致。撰者是尽力提供详实的一手档案资料，但忽略了自己的“简编”之题；读者在翻览数万字的年谱后，却不能得到谱主比较完整的生活轨迹，不得不再去搜罗更多人的回忆文章，借以立体地了解谱主。此外，他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前人形成对话，赞誉之外的互动，更见其独出机杼之处。如对冯至的“三次辉煌”，他最先看到的是叶廷芳评价，但在读了周棉《冯至年谱》《冯至传》后，他发现冯至的人生似乎不能简单地用如此“举其大略”的方式。在文中，他搜罗补充了更多被“遮蔽”的史料，得出了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去体悟前辈学者的内心世界的结论：

20年代的北京、30年代的海德贝格、40年代的昆明，虽然可能物质匮乏，贫寒艰危，烽烟八面，转徙万里，但冯至昂首挺立在学术的云端，内心充盈，挥翰临池，著作等身。我想，这才是冯至一生中真正的“三次辉煌”吧！

青山不老，不分南北。京州师兄的致敬和镌刻，把他个人对历史深处那一代学人精神的挖掘，化为自身的体验，如今又分享给更多的人，共同感受那份激荡。“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学者精神的感召，不正是薪火相传么。

（作者系文学博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