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汲取养分，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源头活水，为治国理政提供宝贵借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本期“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专栏，让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出发，探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

中国是诗的国度、文学的国度。浑朴的《诗经》，瑰奇的《楚辞》，异彩纷呈的诗词曲赋，雄健恢弘的唐宋古文，曲尽人情的四大名著，无不生动反映着国人的审美趣味、思想情感和价值追求。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中华文化经典中最为细腻灵动、最能深入人心、最具雅俗共赏的气质。

老一辈共产党人成长于新旧之交的大变革时代，对于古代文学精髓有着深切的体认，他们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品鉴、剖析、运用文学经典，在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实践中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梅敬忠教授从两百年红学史的发展大势中，重新解读毛泽东同志扶树马克思主义红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为我们理解老一辈共产党人批判性继承古代文学经典提供了一个鲜活案例。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一以贯之，始终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视文艺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要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不仅要追溯建党近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还要追溯千年以降文学经典所构筑的中华诗教传统。诗教传统强调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注重以情感人、化理入情，推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文学表现和人格塑造，这些都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奔腾教授着眼两次文艺座谈会，对诗教传统与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解读，其中贯穿了《诗经》《尚书》《左传》《文赋》《文心雕龙》《诗式》《六一诗话》《沧浪诗话》《文史通义》等历代经典，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地生动地感受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如何植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之中，如何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新疆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 孙羽津

诞生于18世纪中叶（清朝乾隆初年）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堪称中国古典小说宝库里的集大成之作。可以说，在中国人的文化体验中，没有一部小说像《红楼梦》这样家喻户晓而又温情脉脉、撩人遐想，生发沁人心脾的审美享受；每个读者或听众的心目中，都有自己独特认同的贾宝玉、林黛玉等艺术形象，都有自己梦中的大观园世界。

当然，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也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像《红楼梦》这样，引起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长久研析、高度关注、深度解读、极力宣传，乃至古籍新解、古为今用，从而在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红学新篇：毛泽东破两百年“红学”迷局

《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来，因其主题、人物、作者、版本等，纷繁复杂，争议颇多，成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红楼梦》第一回，作者题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说明作者很担忧读者诸君不能体会其苦心孤诣。古今中外“红学”诸家一直潜心探究其中的奥秘：可谓众说纷纭，而又异彩纷呈；众下高低，自有评说。难就难在，弱水三千，如何只取一瓢饮？

毛泽东当年同样面对如此挑战。他除了研读《红楼梦》文本以外，毕生曾看过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红学”研究著述。从在长沙上第一师范时起，毛泽东就对“红学”中的部分主题有过研究（《讲堂录》中有记述）。对“红学”历史稍作简要回顾，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特殊读法。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流播早期，相伴手抄本而兴的以脂砚斋为代表的评点派，以3000多条庞杂琐碎而不无妙见的批语，成为“红学”的早期形态。近代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融入西方悲剧理论，以“解脱说”立论，是第一篇论述《红楼梦》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长文。此后，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风行到“五四”运动之前。

“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把《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与清代历史作简单的比附，意图寻找小说背后隐藏的的“本事”及“微言大义”。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说《红楼梦》写的是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故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则认为《红楼梦》是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的“排满”之作，所谓“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影射康熙年间内阁大学士明珠的家事，贾宝玉即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等等。这类研究常常陷入主观臆断，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

从“五四”时代到1954年，《红楼梦》的研究进入了“新红学”时期。胡适、俞平伯等学者，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破除“索隐派”的牵强附会，主要以“自传说”来重新解说《红楼梦》。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初步考察了曹家的情况，以及鉴定版本等，颇有新见。但认为该小说完全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则歪曲了《红楼梦》的性质和价值。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年）认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说后40回完全出自高鹗之手，虽自成一家之言，但不无偏颇。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聚焦于曹雪芹家世和《红楼梦》创作历史背景，洋洋大观，极尽考证之功。

能够看出，上世纪1954年前的“旧红学”“新红学”，专注于揭示《红楼梦》及作者的种种谜团，考辩本事，探究源流，各有学术贡献；尤其是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与事迹，倡导“自传说”，大大提升了《红楼梦》的社会价值。这可算是初步在向“红学”的价值高地攀登。

所以，毛泽东后来尽管发起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红学观及唯心主义思想，但仍然肯定胡适考证作者家世及其自传说的学术成就；后来，甚至在多个场合，一度纠偏，承认当时批判时“有点片面性”；还说与蔡元培相比，“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强调不能忽视胡适的学术贡献，“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然而，让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深感忧虑的，不仅是“红楼梦考证”占据了“红学”研究的主流，致使其在学术高度上存在极大欠缺；更为严重的是，虽说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在“红学”界乃至学术界思想文化界，旧社会的落后思想和唯心主义观点，仍然盛行，得不到纠正；没有树立起正确的研究古代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的思想方法。

让毛泽东关注和纠结的，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这就是，怎样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怎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文化方面的改造。毛泽东最关注的，就是要克服唯心论哲学在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

这也牵涉到一些新老学者及党的干部，能否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正确分析看待传统文化，区分其精华与糟粕，做到古为今用。还有，如何真正读懂《红楼梦》，《红楼梦》的真正价值高地在哪里，“红学”的关注点最应该放在哪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一部早年即熟读过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空前地重视起来。而且，这又正好与一件“红学”事件相遇。

先是，1954年间，青年学子李希凡、蓝翎二人，不惧权威，针对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红学”著作及研究方法，写作论文，大胆进行批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重新解说《红楼梦》；所写文章，几经周折，才得以在母校学刊《文史哲》上发表。

此事引发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名之曰“小人物”对“大人物”的反抗。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 ……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还指名将此信传达给部分中央高层领导和文化意识形态工作部门领导以及文艺界名家。随后，很快转为各类会议批判，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进而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

应该说，这场“运动”，虽然出现某些“将学术文化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还有，将学术论争“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失之于简单和片面，教训极为深刻；但无疑地，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而且，这也使得作为古典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其热度与普及度甚为高涨；“红学”研究的领域，自此也得到了空前地长足的拓展。

不难看出，毛泽东以新旧“红学”研究为靶子，清理《红楼梦》研究中的种种弊端，乃至发起思想文化运动，其目的是要创建马克思主义“新红学”，彻底扭转“红学”研究的大方向，从而为清理古代文化和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做出示范。更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还身体力行，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红学家主帅”姿态，占据了“红学”制高点与价值高地。他经常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在多种场合，积极主动地发表现实针对性极强的“红学”意见，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红楼非梦：毛泽东把《红楼梦》当政治历史读

关于记载“毛泽东与《红楼梦》”的主题书籍，不下数十种，相关资料十分详尽而生动。其中，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徐中远著《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黄丽镛编《毛泽东读古书实录》，完颜亮著《毛泽东读古典名著》，盛巽昌李子迟编著《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武在平著《毛泽东与中国作家》，陈晋著《毛泽东阅读史》《毛泽东文艺生涯》等，所记颇为丰富精到。阅览一过，综合而举其大要，可以观照毛泽东如何读《红楼梦》及其“红学”思想的特出之处。

把《红楼梦》当文化经典读。毛泽东不满于胡适、俞平伯视《红楼梦》为“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作品”，是“感叹自己身世”，“情场忏悔而作的”，“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等观点，而认为“这部书可以与世界名著媲美”，应高度肯定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地位，大力弘扬《红楼梦》的历史文化价值。

早在延安时期的1938年，毛泽东就曾对贺龙说过：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就不算是中国人！当听到徐海东说自己只看过《三国》《水浒》而没有看《红楼梦》时，毛泽东当即回应说：你只算半个中国人！这直接激励了徐海东，后来在病床上还坚持读《红楼梦》。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时甚至曾说，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是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着眼，將《红楼梦》视之为国家文化认同的标志；其评价之高，可谓无以复加了。

把《红楼梦》当政治读。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讲政治的，“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是讲阶级斗争的，是一部反映阶级冲突、派系争斗、有几十条人命案的佳作；“是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揭示封建制度的腐朽”。据记载，贺子珍、许世友等人，曾将《红楼梦》视作儿女情长乃至“吊膀子”之类的情爱小说，遭到过毛泽东的批评和纠正。

毛泽东经常劝告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好好读点《红楼梦》。他多次说：《三国》《水浒》看三遍尚可，而《红楼梦》至少要看三遍，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他曾说自己“读过十几遍了，有的地方也还是没有看懂”）。毛泽东尤其喜欢劝许世友等“武人”看《红楼梦》，以免堕入“无文”之蔽。也许是说多看多思，才能领悟这部不朽名著的政治涵蕴吧！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此前的新旧“红学”，至多只是将《红楼梦》作为家族史的写照，或是写作者曹雪芹的身世之感与曹家春秋，尚未提升到反映封建专制制度行将崩溃前夕之种种乱象的政治高度。毛泽东对此强烈关注，特别强调《红楼梦》的历史意识和历史鉴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