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安湘

内省很早就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修养方式。如《易·乾卦》第三爻爻辞即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箴劝。其后，这一方式在先秦儒家那里被广泛地提倡，如“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反求诸己”“内省而外物轻矣”等。儒学经典倡导的这一对待自我的修心方式，遂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实践的重要内容，而且，其伴随的自我精进的内驱力，又使之升格为一种可贵的德性之美。它们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艺术表现。其中，汉魏六朝辞赋便是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内省美德生成和彰显的重要艺术载体之一。

对一己处境的审视

对自己与社会、他人关联的认识与省思，在《论语》中早就有所示意：“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如果说，忠、信“二省”还是受到儒家道德的制约的话，那么汉魏六朝辞赋中这方面的省思内容则丰富、充盈得多。

其一，有对自己与君主关系的省思。这又分两种情形，一是庆幸君臣知遇。如刘安《屏风赋》、刘胜《文本赋》。两赋虽是明写幽谷之木和高崖丽木，幸遇名匠化为屏风或用器，本意却都在于颂扬有知遇之恩的“仁人”和“王子”，称“巧匠不识，王子见知”“不逢仁人，永为枯木”。二是痛惜君臣失合。如贾谊的“俟罪长沙”（《吊屈原赋》）、刘歆的“隆集于河滨”（《遂初赋》）、曹植的“六易三迁”（《迁都赋》）、谢灵运的外放永嘉（《伤己赋》）等。除书写职事黜替、身体播迁外，更有董仲舒、司马迁、陶渊明对君臣失合造成的心灵创伤的直接书写。可以说，以“士不遇”为省思主题的众多辞赋便是此时期士子精神遭受严重创伤后，试图抚平伤口的一首首悲歌。

其二，有对自己所处时世的省思。士子的不遇，除不遇明君外，还有不遇良时。如果说汉初贾谊《吊屈原赋》“逢时不祥”的悲叹是借屈原影写自己黄钟遭弃之痛苦；严忌《哀时命》亦是慨叹屈原“夫何予生之不遘时”之空怀壮志而不得伸的困境；那么，武帝朝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晋代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则是直接以“不遇”为题表露自我生非其时的情怀。细化来看，这种不遇之时，是因社会现实中存积了大多的弊端所致：汉初有“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吊屈原赋》）、盛汉多有“辅弼之臣瓦解，而邪谄之人并进”（《非有先生论》）、汉末则更是“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刺世疾邪赋》）。对此，不同时期的士人多以省察的视角进行了观照，反映了世相与士风的关联以及士人的个性心态与时代精神的变迁。

其三，有对自然及现实事件的省思。举凡与民生相关的自然气象，像干旱、霖雨、酷暑、寒雪等，赋家也省察是否是“政治失中而违节”（《旱云赋》），是否“将损性而伤神”（《大暑赋》），是否会令“黔首之为鱼”（《苦雨赋》），皆由一己烦、愁、忧、畏的情绪推而广之、及于他人。对现实事件，赋家亦多有检省。如针对皇家苑囿畋猎，则警之以淫逸；迁都建邑，则节之以礼制；修筑宫室，则戒之以奢靡；籍田劝农，则褒之以固本……这些既构成了现实事件与社会道德互相阐释的关系，也与赋家内在的理念世界有着深刻的精神性关系。

对一己内心的坦承

“内省是外在的可感的物质世界与内在的可悟的精神世界之间的一种灵性往还与运动。”所以，汉魏六朝赋家更多的是把内省作为内心涵养的功夫，通过内省体察，完成心体的自我观照。如董仲舒在《士不遇赋》中曰：“虽日三省于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谷”“退洗心而内訟兮，亦未知其所从也”；傅咸在《叩头虫赋》中借物咏志曰：“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祗无畏。然后可以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傅咸在《镜赋》中亦称：“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饰，则内省而自箴。”潘岳在《闲居赋》中云：“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如此，皆说明此时期的赋家较为重视内省自悟的功夫。正因为内省自悟的普遍性，使我们得以窥见汉魏六朝辞赋中呈显的丰盈的情感精神世界。

如果说体物大赋体现了赋家“曲终奏雅，劝百讽一”的“喻道”和“论政”意识，那么，此时期的抒情赋则主要担当起抒发赋家一己之情的任务。这些情感既表现出赋家在出处抉择之间的徘徊、痛苦以及种种愤激不平，如东方朔《答客难》《解嘲》，刘歆《遂初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也表现出了赋家在世俗情爱、生死面前的节制、挣扎以及深深的依恋，如汉武帝《悼李夫人赋》、司马相如《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张衡《骷髅赋》《冢赋》、蔡邕《青衣赋》、江淹《恨赋》等；更反映出赋家嘲谑命运、消解痛苦、寻求解脱的诸多尝试，如左思《白发赋》、扬雄《逐贫赋》等。最终，他们大都反求诸心，以胸中块垒的疏导来求得内心的平衡。

对一己抉择的认定

当我们检视汉魏六朝辞赋作品时，发现这一时期的赋家们曾有过毕力进取之志、之事、之功，却因不遇、不才，而感到“竭力效节”之难，体味到志向赍殁之痛，主体精神颇受到打击。然而，他们通过内省自悟，还是艰难地找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

大多数赋家用得最频繁的一个字眼为“自”字，其“自某”的语词搭配在辞赋文本上逐步定型为一种修辞性格套。如贾谊《吊屈原赋》讯曰部分有“自引”“自珍”“自藏”；扬雄《解嘲》中有“自守者身金”；丁仪《厉志赋》有“顾清道以自闲”；傅咸《粘蝉赋》有“嗟悠悠之耽宠，请兹览以自规”；《萤火虫赋》有“虽无补于日月兮，期自照于陋形”；萧子晖《冬草赋》“未若兹草，凌霜自保”等。单独看，它们是个性化的心理现实，而整体上看，它们则是一种内省化的心理图式和规范。这种图式和规范主要指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与道的执守。对“士”阶层而言，知识与“道”是其凭借，除此外，别无任何社会势力可借助。因此，“学”是其安身立命的途径，“道”是其理想人生的终极追求。董仲舒《士不遇赋》云：“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输转。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女足正心而归一善。”所谓“素业”即儒业。针对此赋，刘熙载曾评曰：“‘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女足正心而归一善，此即正谊明道之旨”（《艺概·赋概》），指明了董仲舒“正心”儒学事业的抉择。扬雄在《解难》中亦阐述了自己对学术著作的看法，认为真正有价值的著作是不投“众人之所好”而超越时人认识界域的。因此，他不媚俗，坚持己见，自信《太玄》具有超时空价值。并在《太玄赋》中再次强调：“我异于此，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

“守道者谓之士”（贾谊《新书·道术》），在辞赋作品中，赋家所守之道：一是儒家兼天下、独保身之道。像“勔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阶之峣峥”（张衡《思玄赋》）、“鼓玄泽于大荒，播仁风于遐俗”（沈约《郊居赋》）、“处穷困不易其常，在盈溢不变其操”（刘梁《七举》）等，均体现出对儒家之道坚定的修持和捍卫；二是道家委任自然、玄默自守之道。如孔臧希望达到“听天任命，慎厥所修。栖迟养志，老氏之畴”（《鸮赋》）的无欲无为境界；夏侯湛“含静泊以充饥，嗡至和之精粹”（《玄鸟赋》）以慰藉受挫心灵，保持真我；刘歆希冀远离尘世，“长恬淡以欢娱兮”（《遂初赋》），纵情玄学书琴。

第二，名与节的修持。此时期部分赋家“顽强地恪守古典知识，以这种普通人难以把握的知识来保持自身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独占地位，同时也保证自身与其他阶层的距离与差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卷一，P304），故非常重视“立名节”。“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章”（张衡《思玄赋》）；“追邃古之遐迹兮，唯德音兮为不朽”（陈琳《大荒赋》），皆流露出他们对“德名”“荣名”的执守。

至于对气节的修持，则分为两种，一种是“贫苦不失志”之操守，一种是“时穷节乃见”之骨气。扬雄《逐贫赋》很好的体现了第一种。赋首先对扬子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如实的展示：三世官绌、一区宅贫、人罕至门、身披短褐、口食藜餐、劳役苦作、朋友相弃、宗族远离。全景式窘境展示的目的，是抒发赋家对这一屡穷且贫生存困境的牢骚和忧愤。而且，正如赋中构设的，无论怎样躲避，“贫”却总是步步紧跟、如影随形。这当是士人出仕前，或失志后，经历的漫长困顿岁月的真实写照。扬子对“贫”的诘难，就是忧愤不平心绪的喷发。负气之下，扬子断然下了逐客令。然而，“贫”的一番反诘，逐渐平复了他一腔的激愤。“贫”将今昔贫富世风作了对比，“昔我乃祖”，身居茅舍，却一心为公，恪尽职守；“爰及季世”，处瑶台琼室，酒池肉林，却追名逐利，奢侈浪费。这种仁者不富、富者不仁的社会共象与士人“甘愿贫苦不失志”的品格发生了强烈的共震。尤其是在“贫”历数自己的功德后，赋家更坚定了“贫贱不移”、独立不羁的情怀。可见，在富贵奢侈、追名逐利与贫穷困苦、正直清白之间，赋家还是毅然选择了后者。颜之推《观我生赋》则对自己一生“三为亡国之人”、历仕四朝的生平做出了否定性的评价：“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这是因为他背负着“贰臣”观念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作者严肃的反思和哀切的叹惋，从反面恰恰反映了封建士子对“时穷节乃见”观念的遵从与固守。

概括而言，汉魏六朝时期赋家的内省自悟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具有鲜明的道德反思特点。最有代表性的是陆云《寒蝉赋》并序中的一段文字，称“文、清、廉、俭、信、容，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几乎提及了此时期赋家省思的所有道德范畴。具体可以看到：张衡在《思玄赋》中对仁义、贞节的执守：“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傅咸对公正、仁端的强调：“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无柔”（《明意赋》）、“求仁在我，将反初服，毕志训雅”（《申怀赋》）；陶渊明对诚信、“固穷”的寻求：“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等。

其二，具有浓郁的现实反思色彩。此时期赋家在呈现一己情感脉动或精神界面的同时，还为读者留下了可供质询的佐证——深广的时事。换言之，赋家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内向的心态，还有外在现实。除“对一己处境”部分论及的作品外，典型者当属庾信的《哀江南赋》。该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核心内容即是指向“身世”之“悲”与“王室”之“哀”。赋家通过大量的时事叙写，如侯景之乱、梁都攻陷、众臣西行、流离于路、平定内乱等，对门阀士族群体与个体的悲剧命运予以表现和反思，大大增强了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其三，具有突出的托物反思意味。自屈原开创了将“香草美人”意象内化为诗人以内省的精神观照自我独特品性后，后世文人积极仿效，也将内省化的观照投向缤纷多姿的物类、器皿上。这一点，在汉魏六朝辞赋中表现较为突出。有托于器物的，如镜、烛。“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饰，则内省而自箴。既见前而虑后，则祗畏于幽深”（傅咸《镜赋》）、“顾惟烛之自焚以致用，亦犹杀身以成仁矣”（傅咸《烛赋》），借镜子的反射和烛的燃烧，观照自身是否具备谨慎与自我牺牲的品质。还有托于动物的，如燕子、尺蠖等。“随时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处”（傅咸《燕赋》），“伸非向厚、屈非向薄。当静泉渟，遇躁风惊”（鲍照《尺蠖赋》），以燕子的行居规律和尺蠖的一曲一伸自悟出人生处世应见机而动、随事应变的道理。更多的是托于植物，如菊、冬草、兰。卞伯玉《菊赋》“不履苦而沦操，不在同而表淑”；萧子晖《冬草赋》“未若兹草，凌霜自保。挺秀色于冰涂，厉贞心于寒道”，周弘让的《山兰赋》等，均由植物的品性类比于人的某种品质，在自觉的内省過程中，将自然景观或人文器物与自我融为一体。

汉魏六朝知识分子的反身内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确实可行的修身方式，而且还引导我们在观念与精神层面把内省作为必备的美德和不懈追求的道德境界，明士子重学之本分、清正之操守。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的“君子”型的现代知识分子。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