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洋

近年来，国内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不断涌现，从《亲爱的》《滚蛋吧！肿瘤君》等关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到《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冲进中国内地票房前五名（2018年前），到国庆期间推出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赢得双效好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不断吸引着观众视线。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脱胎于新闻纪实片，与当代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相契合。从最近二十年看，中国电影消费群体不断扩大，内地电影也越来越受到进口电影的挤压，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已不再局限于记录社会现实、批判社会问题，它逐渐与类型片叙事方式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积极现实主义”的倾向。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改变了以往的纪实传统，通过与类型片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电影艺术和社会价值的商业化，实现了艺术与商业的跨领域融合。

一、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概述

“电影新浪潮之父”安德烈·巴赞书中曾说：“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巴赞认为，电影将现实投影在了银幕上，就像维若妮卡的面纱印上了耶稣的面庞一样，所以电影应该贴切而完善地接近真实世界，将现实生活中晦澀难懂的存在通过影像表达出来。①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记录方式就与巴赞的“纪实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重要方面，其与“纪实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真实事件改编电影通过对现实的采集、改编和美化，用来反映现实、描述现实、改编现实，成为了“纪实美学”的衍生之物。

（一）何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从本质上来说并不能称为一种类型片，它更像是一种剧本编创模式，而不是一种电影类别。目前，国内外对此类电影尚未有确切固定的界定和划分，其作为某种电影类型的独立性和系统性也仍然在探讨之中。同时，大部分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缘起于新闻报道，在庞大的电影改编体系中，这类改编形式普遍消弭于文学作品改编电影之中。

学者谢建华在《“拟实片”现象与奥斯卡评奖的类型取向》将此类电影命名为“拟实片”，也有学者称其为“社会问题片”，“这类电影有历史原型，但又以虚构叙事，被称为 FACTION 或 FACT + FICTION”。②虽然此类电影未有明确定义和特定的类型名称，但是在国内，学者通过对纪实电影的研究，对于此类电影的范围已经逐渐有了界定范围。

从广义上来讲，所有在电影叙事肌理中涉及到真实事件痕迹以及真实人物原型的现实主义电影都应当被定义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从狭义上来讲，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是指以某一当代具体的真实事件、人物或团体为原型，通过电影视听手段的加工重塑，实现人物场景的模拟再现，与真实事件原型相互文，用当代的视角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并传递普世价值观的现实主义电影。

因此，国庆期间的两部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是典型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七个故事都建构在建国后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中，人物主角大多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中国机长》则是基于“四川航空3U8633航班特情”事件的改编，大部分电影人物均可以找到原型。

（二）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要素

本文为方便统计与研究，通过狭义的概念对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进行论述。基于上述定义，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主要包括三个元素。

1.特定的事件原型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首先在选材上具有真实性，而且在选材的利用分为两种方式：取材和改编。取材是指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改编的影片，即Based on Truth，比如说《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这类影片具有真实事件的影子，利用真实事件作为故事的背景，但影片在情节设置甚至结局上都是虚构的;改编则是指直接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即True Story，比如说《中国机长》《解救吾先生》，影片内容主体和情节脉络是未经加工的，但是在某些人物关系和情节处理上存在虚构成分。

2.还原的人物原型

电影在真实事件改编过程中，通过还原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原型来推动事件电影的情节发展，电影会围绕新闻或人人皆知的人物展开电影文本的论述。如在《滚蛋吧！肿瘤君》中的人物“熊顿”就还原于现实中“熊顿”，甚至“熊顿”的还原度还得到了现实中熊顿父母的认同，电影中其他的人物形象都是通过“熊顿”这一主角衍变而来。

3.塑造的社会价值

在内容上，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使用视听语言对事件进行加工塑造，实现事件情节和人物内心的模拟再现。在重塑过去事件的同时，电影通过当代视角实现了社会价值的塑造。如在《我不是药神》中“程勇”除了作为事件的主角，同时也在电影中扮演着当代社会代言人的身份，代表着当下人们的心理逻辑，他的经历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包含着当下人们崇尚或者厌恶的价值观，而程勇的结局也代表着，当代社会对人情和法情这二元对立的价值观的处理方式。

二、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现实困境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并不受青睐，甚至一部电影一旦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就无异于宣判了商业上的死刑，与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在国际上屡获大奖的局面形成诡异的对比。在“好莱坞”式大制作的“爆米花式”电影大行其道的今天，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等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中坚力量，但其在商业化方面的探索并没有发展成熟，在票房的压力下并没有形成成熟的产业模式。

（一）题材选择中的话题同质

尽管中国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在艺术上，国内国外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认同，但是同时也面临着电影市场的普遍问题——题材选取的同质化问题。

2003年“非典”题材电影涌现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影片大部分都取材于非典时期的新闻故事，但扎堆出现的同质电影不仅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反而造成了极大的审美疲劳;再如，《沉默的远山》《生死牛玉儒》《山乡书记》等扎堆出现的主旋律影片，以及前几年出现的大量关注拐卖儿童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他们在中国电影华表奖的光芒下，影片在艺术效益上确实值得肯定，但是多数影片在票房上乏善可陈，市场反映较为冷淡。

同时，中国电影市场同样热衷于犯罪事件的改编，习惯于将视角聚焦于底层边缘人物，讲述最底层人物的生活历程。李杨执导的《盲山》讲述女大学生被拐卖到偏僻山村的故事，电影海外版结局中女主为救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贾樟柯执导的《天注定》讲述四个普通人——商人、农民、洗浴工、打工者走向犯罪或自杀的经历。电影借中国边缘社会的缩影进行深刻而讽喻的记录，主角大都处于社会底层甚至难以维持生机，一般是农民工、城市贫民、边区农民等。

（二）内容生产中的侵权风险

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在受到观众关注的同时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在电影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再创作有时也会引起原型人物的不满，甚至侵犯其肖像权和名誉权。

首先，电影中的虚构情节会使得原型人物的名誉产生影响，受到周围人的质疑与猜忌。如在电影《亲爱的》中，情节上为加强戏剧冲突，产生了主人公下跪、遭到打骂和陪睡的情节，而原型人物高永侠对此表达过强烈不满。其次，相关法律的不完善造成了制作方对法律理解的偏差。影片基于真實事件进行艺术化的虚构和再创作，通常会标注“故事部分情节纯属虚构”的字样，以逃避法律的指控。而法律在此方面也仅仅对历史人物和文化名人做出保护授权的规定，电影相关的管理办法并没有对普通人的形象改编进行规定。同时，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发展仍处于成长期，在涉及版权、名誉权和肖像权等问题时，行业内并没有形成成熟的行业规则。在改编过程中，事件原型人物出于自身名誉等考虑难以与制作方合作，也成为电影改编创作过程中的困境。

因此，在影片创作过程中，制作方需要与当事人进行密切沟通，进一步规范相关的行业细则，同时在电影创作中明确标识虚构情节，不过多暴露个人隐私。

（三）电影消费中的败者为胜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败者为胜”理论：“这毕竟是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败者为胜），艺术家只有在经济地位遭到失败，才能在象征地位上获胜（至少从短期内看），反之亦然（至少从长远来看）。”③在观众的印象中，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更多地用来记录现实，象征着平坦的叙事情节和较少的戏剧冲突，这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票房的胜利。

在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场域④”中，想要取得票房上的成功，电影需要在上映之前甚至拍摄之前为自身粘贴上类型片的标记，迎合细分观众的观赏需求，而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往往类型界定模糊，同时宣传营销的力度不足，虽然国际上斩获大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并不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影片。

如《三十八度》《可可西里》《落叶归根》等影片，或讽刺一种社会现象，或表现爱情的美好，或讲述无私人物的英雄主义，或表现一种人道精神。这些影片采用了跨类型化方式进行影片拍摄，但是在电影消费中却没有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三、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发展策略

从中国现实来看，中国存在大量典型具有戏剧性的事件可以进行深度发掘和改编，打破常规的纪实风格创作模式，制度性、文化性、商业性三者并驾齐驱，才能实现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突围。

（一）顶层制度设计：健全审查制度及版权相关细则

在韩国，电影分为五个等级，每部电影的等级都由民间组织“影像物等级委员会”进行评级，即使是对色情、恐怖和政治题材也不进行过多限制。中国电影政策给予市场的自由程度与韩国完全不同，对色情、暴力和政治表达有着严格的控制，比如《天注定》和《盲山》（海外版）⑤就被禁止在大陆放映。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很多与政治和犯罪案件分不开，其创作内容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意识形态、性、暴力等元素，因此想要加强电影的现实表达力度，首先需要电影审查管理方面的不断推进和开放，不断完善此类电影在取材和敏感元素等方面的政策保证，为创作者提供相对开放的创作氛围。

此外，需要进一步规范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在版权等方面的行业细则，形成全产业链的职业规范，保障原型当事人在版权、名誉权等方面的权利，避免因事件改编所带来的二次伤害。如《亲爱的》《我不是药神》等影片，成功的背后都存在与事件原型人物之间的分歧和不满，制作团队为加强艺术效果的同时为当事人的社会评价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电影的制作团队应该引导当事人加入制作团队，合理化艺术创作的同时遵守电影创作的伦理规范，对当事人怀有更多的人文关怀。

（二）本土文化表达：注重现实主义传统艺术化改造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是电影反映国家社会现实问题重要类别，从目前中国的内地票房榜来看，排名前十的9部国产电影中有4部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足以看出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对于中国未来电影市场的影响力。将中国的事件进行本土化的文化表达可以引导更多的观众参与到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同时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进行。

中国内地票房排名中虽然中国的影片占据最多的份额，但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影响仍非常大。虽然中国今年国产电影发展势头良好，但在与好莱坞交锋的过程中，并没有在观众心中建立优势地位，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本土文化电影。想要抵抗国外“爆米花式”的电影，仅仅依靠喜剧片和视觉片无法完成这一重任。因此，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在记录时代精神、艺术化改造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扬中国电影市场的现实主义传统，将民族文化和本土表达注入到电影的创作当中，产生更多关注社会普遍现实、表现民族精神的本土文化电影。

（三）类型电影创作：推动纪实美学戏剧性潜力发掘

在电影市场消费中，观众对新奇故事的渴望从未停歇，目前大部分改编成电影的真实事件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比如《解救吾先生》中的“明星绑架案”、《追凶者也》中的“千里追凶”事件、《中国机长》中的“四川航空3U8633航班特情”事件等故事都具有“戏剧性潜力”。导演针对这些故事进行想象空间和跨类型化的合理发挥，可以创造出更多商业性极强的影片。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本质上属于纪实美學，在剧情片中，纪实既可以作为电影美学内涵而存在，也可以作为一种视觉风格而存在。电影作为文化市场交易的产品，在尊重事件原型人物的名誉权等的基础上，必然需要尊重价值规律和价值理论，把握住文化受众的心理需求，将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真实性与类型化相结合，生产出喜闻乐见而意义非凡的影片。在《我不是药神》的事件中，导演抓住了法律与人情冲突的戏剧性潜力，将法情冲突拓展至警匪冲突，将犯罪纪实转变为犯罪题材电影的创作。

所以，在真实事件跨类型化改编时，首先选取具有戏剧性潜力和符合观众消费心理的事件，在保证纪实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进行跨类型模式创作上的突破，突破固有故事模式和人物定型上的定性思维，赢得更多的观众和更大的影响力。

结语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在中国尚未发展成熟，但是它作为一种拍摄种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影片。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并非类型电影，但在文化市场的引导过程中逐渐从纪实性电影发展为类型化叙事的影片。

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发展与中国导演的现实主义传统密不可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适应商业化的趋势，从社会批判主义发展为积极的现实主义。同时在快速发展过程面临着侵权风险、效益不统一的问题。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应该从制度建设、文化内涵、类型创作等方面进行商业化改造，从顶层设计到大众消费各个层面为电影的发展保驾护航。

注释：

①[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②谢建华：《“拟实片”现象与奥斯卡评奖的类型取向》，《当代文坛》，2016年第1期，第36页。

③[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巧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④布迪厄提出“场域”的概念，认为我们的世界充满着各种场域。

⑤《盲山》（海外版）的结局中被拐卖的白雪梅为保护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老公，《盲山》（国内版）剪辑掉了结局。

参考文献：

[1][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法]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巧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3]谢建华：《“拟实片”现象与奥斯卡评奖的类型取向》，《当代文坛》，2016年第01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