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浩溦

一、《忠义堂帖》初刻与古版本概述

（一）留元刚与《忠义堂帖》初刻帖目考

留元刚，字茂潜，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试中博学宏词，赐同进士出身。曾任太子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太子侍讲、实录院检讨官、温州知府等官职。留元刚曾致力于收集颜真卿的文集以及书法遗迹，《忠义堂帖》便是其一，并且在书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颜真卿在宋代声名赫赫，对宋代书家影响很大，故而宋代编纂收辑颜真卿文集之风盛行。《颜鲁公文集》记载：“公之文初辑于宋人沈氏，刘原父序序，留元刚氏又续为搜辑，刻之以传。”〔1〕（图2）可知初为沈氏收辑编纂颜真卿文集成册。后嘉祐年间，宋敏求又编次《颜鲁公文集》，留元刚在《颜鲁公后序》中叙述：“忠义之泽，渗漉悠久，有自来矣。求公文而刊之，将以砥砺生民。而家无藏本，得刘原父所序十二卷，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刻于金石者也。篇简漫漶，字义舛伪，乃以史传诸书，碑记杂记，诠次年谱，系以见闻，参异定疑，搜亡补失。”〔2〕由这段话可知，留元刚因慕颜真卿忠义，搜集其文章刊刻，用以砥砺生民，标榜忠义。但留元刚并没有颜真卿文集底本，是以宋敏求所集文本为底本。后因宋室南渡，宋敏求所刻之本已漫漶不全，故留元刚再次收集整理，编纂成集，又订正年谱，附于篇末，凡十五卷。嘉定八年（1215），留元刚将所收藏的颜真卿书作、碑帖，摹勒上石，署名《忠义堂》。嘉定十年（1217），巩嵘将此进行续刻，世称《忠义堂帖》。巩嵘续刻本晚于留元刚所刻两年，增加刻帖约有七通，留元刚刻本与巩嵘增刻的合本，即今日所见孙承泽所藏初刻本。

图1 《忠义堂帖》孙承泽藏本，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图2 《颜鲁公文集·序》影印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

图3 绛帖·蔡明远帖（部分）

图4 忠义堂帖·蔡明远帖（部分）

图5 绛帖·邹游帖

图6 忠义堂帖·邹游帖

朱关田先生在其《宋拓颜真卿〈忠义堂帖〉》一文中记录“巩嵘续刻《御史》《南来》《草篆》《江外》《送书》《乞题放生池碑额及御书批答》《碑阴记》等七通，合成四十五种，世称《忠义堂帖》”〔3〕。据朱氏所查，欧阳辅《集古求真》卷十二记录：“‘孙退谷有藏本，作十卷，恐是分装十册，非原有卷第也。’其所列目次（移蔡、奉命、寒食、邹游、朝回、鹿脯、乞米、争座位、蔡明远、乍奉辞、捧袂、峡州、修书、守政、广平、中夏、华严、文殊、一行、与夫人、马伏波语、鹿脯后帖、讯后、送刘太冲、送辛子序、昭甫制、元孙制、裴将军诗、清远道士、麻姑坛记、书赞碑阴、郭家庙、惟贞制、殷氏制、少师告身、尚书告身、御史帖、南来帖、江外帖、草篆帖、送书帖、家庙碑、东林题名、西林题名、雁塔题名、乞御书并批答），与之略异。”〔4〕欧阳辅《集古求真》中所列《忠义堂帖》目次共计四十六种，与现存孙承泽藏本相较，多《家庙》《东林》《西林》《雁塔》四种。范大澈《碑帖纪证》载：“《忠义堂帖》，宋人所刻，不知几卷，余得二大帙，俱颜鲁公书东林、西林、雁塔题名、家庙碑，北墨白绵纸，刻亦清劲，惜乎不全。”〔5〕范大澈所言此四帖，皆为孙承泽藏本中没有。由此可知应是孙承泽所遗失的两卷，且孙承泽所藏八卷本中共计四十二个单帖，加上范大澈所言四帖，正好四十六种，与欧阳辅所言相符，孙承泽所藏本应为巩嵘续刻的宋刻宋拓本。以此可证，巩嵘续刻时当共有四十六通，朱关田先生统计有误，误称四十五通。

（二）《忠义堂帖》古版本概述

《忠义堂帖》自南宋刊刻完成之后，一直到清代之前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故南宋至清代之间其翻刻并不多，直至清代在何绍基的提倡下，此帖逐渐盛行，翻刻版本渐多。自留元刚初刻《忠义堂帖》至清代已逾数百年，其间并未见翻刻本。现将已知《忠义堂帖》的刊刻复刻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1.南宋嘉定年

间留元刚、巩嵘刻本

南宋嘉定八年（1215），留元刚将所藏的颜真卿书迹、碑帖等进行摹勒、上石，随后署名《忠义堂》，凡十五卷，约三十九种。

南宋嘉定十年（1217），巩嵘在留元刚所刻基础上续刻，补刻《御史》《南来》《草篆》《江外》《送书》《乞题放生池碑额及御书批答》《碑阴记》等七种，合计四十六种，世称《忠义堂帖》。现浙江省博物馆所收宋刻宋拓本即此版本，系清初孙承泽海云阁旧藏，共八卷非完本。

2.清咸丰年间何绍基刻本

清咸丰年间（1851——1861）何绍基双钩、复刻，共二十七件，与初刻相比，少了十九件。

上卷七件分别是《奉命帖》《蔡明远帖》《邹游帖》《送刘太冲帖》《移蔡帖》《争座位帖》《麻姑仙坛记》。下卷二十件分别是《放生池碑并御书批答》《裴将军诗》《寒食帖》《奉辞帖》《朝回帖》《捧袂帖》《贼军帖》《守政帖》《广平帖》《中夏帖》《与夫人帖》《华严帖》《文殊帖》《鹿脯后帖》《江淮帖》《汛后帖》《书马伏波语》《乞米帖》《鹿脯帖》《峡州帖》及小字《麻姑仙坛记》5行〔6〕。

3.清咸丰年间任槐庭刻本

清咸丰十一年（1861），任槐庭以张石州手摹本为底本复刻，共二十四件，与初刻相比少了二十二件，分别是《移蔡帖》《颜昭甫告身》《颜真卿自书告身》《汛后帖》《书马伏波语》《放生池碑》《蔡明远帖》《邹游帖》《寒食帖》《送刘太冲序》《裴将军诗》《贼军帖》《守政帖》《乍奉辞帖》《广平帖》《鹿脯帖》《鹿脯后帖》《峡州帖》《捧袂帖》《江淮帖》《草篆帖》《江外帖》《送书帖》《与夫人帖》，末附《祭侄季明文》〔7〕。

4.清代光绪年间光裕如刻本

清光绪年间，北京光裕如以吴子苾借钩何绍基本为底本复刻。亦非全帖，殆为最近复刻之《忠义堂帖》〔8〕。

5.清代道光年间日本二玄社刻本

清道光十三年（1837），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中《忠义堂帖》即光裕如复刻本的翻刻〔9〕。

图7 绛帖·叙本帖

图8 忠义堂帖·叙本帖

图9 绛帖·寒食帖

图10 忠义堂帖·寒食帖

图11 绛帖·乍奉辞帖

图12 忠义堂帖·乍奉辞帖

图13 汝帖·江淮帖

图14 忠义堂帖·江淮帖

二、《忠义堂帖》行书版本交汇考

宋代自《淳化阁帖》刊刻而成起，刻帖之风盛行，在《忠义堂帖》之前，还有诸如《绛帖》《大观帖》《汝帖》《兰亭续帖》《群玉堂帖》等宋代丛帖。而刻帖的流传，有时并非都是墨迹勾勒上石，很多是以早一些的刻帖为底本摹刻。《忠义堂帖》与其之前的刻帖是否存在传承关系，则可通过对比得知。

早于《忠义堂帖》且收录颜真卿行书书作的丛帖有《绛帖》《汝帖》《兰亭续帖》三本。现分别将其所收刻帖与《忠义堂帖》进行比对如下：

（一）《绛帖》与《忠义堂帖》行书交汇关系考

《绛帖》，北宋潘师旦刊刻于皇佑嘉祐年间（1049——1063），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帖分装十册，每册两卷，剪方白麻纸挖镶裱，每开墨纸纵24.9厘米、横39.5厘米〔10〕。

《绛帖》共收颜真卿行书五帖，第十册第二十卷收录《与蔡明远帖》《邹游帖》《寒食帖》《叙本帖》《乍奉辞帖》。

1.《与蔡明远帖》

《绛帖》本中《与蔡明远帖》第一行仅有五字，《忠义堂帖》本第一行则有六字，可知以这种排列方式行文，两相比较，必然会出现错行的情况。这两个版本在后面的内容中，整个章法排布截然不同。这种不同除了排版区别之外，还由于《绛帖》本刊刻的线条更为粗重，故其行距、字距比《忠义堂帖》本密，相比而言，《忠义堂帖》的线条刊刻则较为瘦硬（图3、4）。

2.《邹游帖》

《邹游帖》二版本亦有错行现象。第一行两版本字数一致，第二行《绛帖》本比《忠义堂帖》本少一字。除此之外，很多字在细节上也有不同。如第一行的“明”字与第三行的“扵”字，二者的欹侧体势明显有差异（图5、6）。

3.《叙本帖》

《叙本帖》同样出现错行现象。《绛帖》本帖末“制耳”二字相连，《忠义堂帖》本则断开，其章法显然不同（图7、8）。

4.《寒食帖》

《寒食帖》依旧存在错行现象。《绛帖》本第一行比《忠义堂帖》本少二字，此后即出现错行现象（图9、10）。

5.《乍奉辞帖》

《乍奉辞帖》二版本首行字数相同，但第二行《绛帖》本比《忠义堂帖》本少一字，此后即出现错行现象。且《绛帖》本帖末与《忠义堂帖》本相比，缺“廿四日”三字（图11、12）。

（二）《汝帖》中《江淮帖》与《忠义堂帖》行书交汇关系考

《汝帖》为北宋王寀辑并刻于大观三年（1109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计七十开，第七十开下半石断，断处空白有王铎题跋。每半开纵35厘米、横22.3厘米，拓本纵26.8厘米、横16.8厘米〔11〕。

《汝帖》仅收录颜真卿行书书作一帖，在《汝帖》第十一册“唐六臣书”中收录《江淮帖》一帖。

二者相比，《汝帖》本在字距、行距的安排上比《忠义堂帖》本更加紧密，字内空间明显更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细节存在差异，如《汝帖》帖末“但深”二字没有相连，《忠义堂帖》中二字则完全相连，第三行“慰”心字底起笔位置明显不同（图13、14）。

（三）《兰亭续帖》中《江淮帖》与《忠义堂帖》行书交汇关系考

《兰亭续帖》刻于北宋政和初年，以《汝帖》为底本，其收录的《江淮帖》大致风貌与《汝帖》基本相同，故《汝帖》与《忠义堂帖》的区别即可看作《兰亭续帖》与《忠义堂帖》的区别。

以上可知，《忠义堂帖》刊刻时间虽晚于上述诸帖，但它并非以上述各丛帖为底本进行摹刻，故在传承关系上，《忠义堂帖》与上述诸帖乃同一等级。

图15 上博本《江淮帖》

图16 孟藏本《江淮帖》

图17 忠义堂帖·江淮帖

三、现代印行版本概述及行书刻帖误刊问题

（一）《中国法帖全集》装裱错位问题

《中国法帖全集》由启功担任主编，王靖宪担任副主编，全套共十七卷十八册，其中《中国法帖全集九》是《宋忠义堂帖》，选用孙承泽所藏《忠义堂帖》宋刻宋拓本印刷而成。

孙承泽所藏八卷本中，第二卷《守政帖》“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十七字裱工失误，误入第二卷《广平帖》中。第八卷中《送书帖》上下两页误置，“所欲拙书今勒送十余纸望领之勿怪弱”句误移于“足下今日”之前。《中国法帖全集》并未将此失误修正，按照原刻帖印刷，故《守政帖》与《广平帖》仍为混合状态。第八卷《送书帖》上下两页仍为颠倒误置状态。

（二）《中国书法全集》注释讹误校勘

《中国书法全集》由刘正成担任主编，其中第二十五、二十六册为颜真卿卷，此二册共收录颜真卿作品（包括墨迹、刻帖）共五十件。其中二十六册第407页、408页印有两种《叙本帖》，章法截然不同，明显可知为两个版本，但两种《叙本帖》的帖目名称标注则均是“叙本帖·宋拓绛帖”，在二十六册书尾部分的作品考释中则注为“宋拓《忠义堂帖》”，这对读者认知《叙本帖》的不同版本造成了障碍。经本人考证，《叙本帖》帖末“制耳”二字错行者为《忠义堂帖》本，未错行者为《绛帖》本。

结语

《忠义堂帖》对于各时代学习颜真卿行书的人们来说，是除墨迹外可选择的最佳学习范本，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其中所收颜真卿书迹、碑记中，有不少精本、稀见本，且行书书风多样，其收录之全为其他刻本所无法比拟，是宋代杰出的经典刻帖。它与其他宋代丛帖版本存在的差异历来未被引起重视，希望本文的梳理考证有助于提高对颜真卿《忠义堂帖》行书刻帖的关注。

注释：

〔1〕 《颜鲁公文集》序，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电子本，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初编，集部。

〔2〕《颜鲁公文集》后序，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电子本，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初编，集部。

〔3〕 朱关田：《宋拓颜真卿〈忠义堂帖〉》，《中国法帖全集9》，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同上，第3页。

〔5〕同上。朱关田先生在《中国法帖全集9》中《宋拓颜真卿〈忠义堂帖〉》一文第1页，《中国书法全集》中《颜真卿书法艺术及其影响》第26页，以及《颜真卿书迹考辩》第34页，三篇文章中均言巩嵘续刻合为四十五种。

〔6〕〔7〕〔8〕〔9〕朱关田：《宋拓颜真卿〈忠义堂帖〉》，《中国法帖全集9》，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0〕施安昌：《故宫博物院藏〈绛帖〉二十卷》，《中国法帖全集2》，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1〕佘彦焱：《〈汝帖〉略述》，《中国法帖全集4》，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