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为振兴之本”

2020-06-01赵黎明

江淮论坛 2020年2期

关键词：晚清

赵黎明

摘要：“文字为振兴之本”，清末语言文字改良是在启蒙救亡时代语境中进行的“语文下行”运动。这是一种语文与思想的双重操演：作为一种语文运动，它以“言文一致”为号召，在汉字的祛魅、文字的切音化以及言语的白话化等多种维度，展开了面向大众的一系列改革;作为一种思想运动，诸如世界、社会、平民、进化、科学、相对等近代观念，也随语文运动纷纷涌现。两种运动相互感发、相互激荡，不仅推动了语文运动的展开，而且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格局，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打下了知识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晚清;言文一致;语文改良;思想操演

中图分类号：H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173-006

言及近代语文运动，不能不先谈近代宏大叙事。近代中国的宏大叙述是什么？简单讲就是启蒙救亡，即如何启民于愚昧，救国于倒悬，建立富强的民族国家。用蒋廷黻的话来讲，就是回答“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1]围绕这些问题，不同职业知识分子的答卷不尽一样，但最终志趣高度一致，那就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承担起对时代的应尽责任。晚清语言文字变革就是在这种语境中展开的，切音文字的重要开拓者卢戆章说：“文字为振兴之本。”[2]6这句话很能代表先驱们的原初旨趣：从事语文改革就是开展一场“文字救国”运动。

文字如何救国？这要看文改人士如何看待“文字”与“富强”的关系。“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文字之难易，智愚强弱之所由分也。”[3]9文字改革者所持的基本逻辑是国家富强识字始：识字率高读书人就多，读书多民智开，国家何患不强。为了增强说服力，他们以欧美日俄为参照，认为列强之所以强大，原因不仅在于识字率高，而且在于向“下流社会”倾斜。此外，他们认为要想自强，首要“变通”，而要做到上下、中西皆通，必“以变通文字为最先”[3]9。为此，中国语文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1840—1911年）的“下行”旅程。

一、作为启蒙话语的“言文一致”

作为近代语文运动最具号召力的口号，“言文一致”是黄遵宪最先提出来的。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二）》中以“外史氏”身份提出言文合一观点，“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4]1350基本逻辑是：文字是从语言出的，语言与文字不相合，必然造成很多使用上的不便。通过英法摆脱拉丁文束縛后“文学始盛”和日文脱离汉字后读音协调之例，他认识到“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之根本原因，就在于“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因此应该顺应“周秦以下文体屡变”的趋势，创造一种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的语文，“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4]1351。黄遵宪的论述很快成为流行观点，其中西比附的方法也为人所鉴。1896年，梁启超进一步发挥，认为英法德语之所以“可以通今，以逮下学”，就是因为遵循了言文一致的规律;立于古今演变的历史主义立场，他认为文言乃是“当时之语言”，白话乃是今天之语言，一时代应有一时代之语文，“古者妇女谣咏，编为诗章;士夫问答，著为辞令，后人皆以为极文字之美，而不知当时之语言也，乌知其相离也”[5]。

嗣后，改良人士接过这个话头，并一步步予以拔高，最终将其纳入启蒙话语，“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识字为愚民”，中国虽有文字但不能称为智国，百姓识字但不能称为智民，什么原因呢？言文不一致造成的，“此文言之为害也。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两千年来文字一大厄也”[6]120，要想成为智国强国，必须从改革文言入手。由此，古文以及承载古文的汉字，顺理成章地成为启蒙救亡的着力点。与前述“文字救国”一样，“言文合一”话语里也立有一个重要参照，就是“世界各国”或“东西列强”，这些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就是采用了言文合一的“合声文字”。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照在为《官话合声字母》所写的两个序中均有这样的文字：

世界各国之文字，皆本国人人通晓，因其文言一致，拼音简便，虽极钝之童，解语之年，即为能读文之年，以故凡有生之日，皆专于其文字所载之事理，日求精进，即文有深浅，亦随其所研究之事理渐进于深焉耳[7]19。

与东西各国对镜，而知其难易之数大相悬绝也，盖各国皆语言文字合二为一。[7]21-22

1902年，吴汝纶在《上张管学书》中也这样写道：“中国书文渊懿，幼童不能通晓，不似外国言文一致，若小学尽教国人，似宜为求捷速途径。”[8]可以说，“言文一致”在晚清不单单是一个语文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技术层面，它往往被列为文字改革的学理依据;在意识形态层面，它又往往成为救国救民的政治正确。

滥觞于晚清，延续到民初，盛行数十年的“言文一致”思潮，几乎成了近代语言文字改革坚若磐石的理论根基。当然，也遇到一些质疑。抛开政治话语的因素不谈，单从技术层面发问，“言文一致”果真是中国文字的致命弱点吗？“言文一致”果真是欧洲字母文字实际吗？在中国“言文不一”有没有特殊的文化原因？对于这些问题，文字理论界有不少反思。1911年3月25日，《东方杂志》发表日本山木宪《中国文字之将来》一文，并附杜亚泉长篇的《译者前言》，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可算是对“言文一致”运动的批评性对话。五四时期，胡先骕在《学衡》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虽说批评对象主要是新文化派，但驳斥“言文一致”的部分，也可以视为对晚清文字思潮的遥远回响。这些反思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层面：首先，文字具有较强稳定性，而语言的变化性较大，因此语言与文字不一致是语言文字生存的一种常态，中外相同，不值得惊异;其次，文言白话各司其责，各擅其长，不能硬归一致，也不能强分轩轾;再次，“言文不一”反而有利于传统的继承;最后，欧洲各国的语文也未曾做到“言文一致”。因此，这些批评者认为，被清末文改人士追捧了数十年的“言文一致”，不过是一场虚妄的神话。尽管如此，在晚清特定的时代语境中，这一口号不仅成为破除各种路障的利器，还成为进行各项改良的理据，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清所有语文运动都离不开这一理论的推动，晚清全部语文改革都是这一话语的具体实践。

二、汉字的祛魅及“体用”之变

如前所述，晚清启蒙运动从“字”开始，小小汉字担负着民智开启、国家兴盛的大任。在维新人士的逻辑链条上，汉字不仅是“言文分离”的罪魁祸首，也是“愚民”“愚国”的根源所在，改良汉字并使之普及于村氓细民，于是成为时代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然而要想撼动汉字，首先需要突破一道屏障，即把汉字从“神道”的牌位上拿下。众所周知，汉字是人类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华夏有非常浓厚的文字崇拜传统。汉字的产生曾被描绘成“惊天地，泣鬼神”的圣事。《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尔雅》对万物的归类也反映了对文字的尊崇，事物排序依次是语言、亲属、器具、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9]。《尔雅》既是语言学著作，也是人类学著作，它将古人对世界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加以固定，反映了先人对宇宙的基本认识，因此它既体现了祖先的语言观，也体现了祖先的世界观。在古人的世界里，语言不仅是人性、天道的表现，还是教化、伦理甚至治乱的征象，古人对语言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周易·系辞》），“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作为记录言语的符号，文字因而也受到崇拜，这种崇拜表现在符箓、谶语、书法等各个方面。因此对语言文字的任何变动无疑都将触及古老文化的根基。在“汉字神圣”光圈的笼罩之下，触动汉字必须寻找能够接受的合法依据。

为此，维新人士采用的一个常用策略是假借孔圣言行，以得到正统社会的认可。“孔子所谓述而不作，系指礼教之实而言，非指文字而言，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之文，则改变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系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孔子不避其鄙俚，因圣人之心，专以便民为务，无文之见存也。”[7]20先人造字，本在利民;孔圣之文，亦有变化;圣人之心，便民为务，打着圣人的旗号，可以堵住反对者的嘴巴。维新人士还假借圣人造字本意，通过批评后人对“圣意”的歪曲，从而获得改良汉字的正当理由。“自圣人出，制字立意，以字意作口声，使言由目入，远可闻千古之语，近可听四方之言，百官以察，万民以治，治道之隆，岂不赖乎文字哉！而文字之妙能代言语，易其路以入心，圣人创之，除非苦人所难以博虚名也。惜今人鄙俗言，弄文字，玩月吟风，胸无实际，何如于文字之外复加拼音之字。”[10]圣人创制文字的本意不是困守文字“苦人所难”，而是方便日用，“远可闻千古之语，近可听四方之言”。还有一个策略是一方面肯定汉字的“典雅宏博”，另一方面借口凡夫细民无法探其精要而寻找改良的入口。“中国文字，渊懿浩博，其意蕴之精深，功用之宏远，为环球所莫及，顾学之甚难，非浅尝所能捷获，顾但能教秀民不能教凡民，天下秀民少而凡民多，此教育之所以不能普及也。”[11]52这就涉及一个致命问题，精英色彩浓厚的汉字能否既“教秀民”又“教凡民”，改革者在“功用”层面找到了汉字的根本缺陷。

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神圣汉字无疑是处于“道体”位置的。饶有意味的是，在危机四伏，“以夷制夷”之声不绝于耳的清末，“道体”在被“功用”审视的眼光中，悄悄走下神坛，“盖字者，要重之器也。器惟求适于用”[12]17从文字崇拜——“祖宗之法不可变”，到文字实用——“器惟求适于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革命，正是这种阴差阳错的“体用”移位，才给文字变革提供了难得的思想突破。

首先，对文字本质特征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人们认识到，文字不过是记录思想行为的符号。“文字者所以为记语言之表识也”[13]，虽然语言只是记录思想的符号，但是它是开发人的智力的重要工具，因此，工具的简易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野智愚的程度。其次，初步认识到了文字由繁到简的演变规律。论者多从中外文字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文字繁简、难易的变化规律，“文字屡变，由古文籒篆八分至隶楷行草，皆有由繁趋简之机，西国文字亦然。由巴比伦而犹太而希腊而拉丁，至今法文，欧美二洲皆用之，而音读各殊”[2]6再次，文字的基本功能在于适用，这是在“器”的层面对文字的新认知。“盖字者，要重之器也，器惟求适于用，故书法代有变更，字类代有增广。”[12]17和汉字的道体论者一样，他们也强调汉字的重要性，但这种强调是对汉字神性还俗后的强调。“文字之为益于社會，一如神经之作用于躯干，然宜遍不宜偏;文字之为器于国民，犹斧斤之于工师，贵易举，不贵繁重。”[14]88最后，认识到了文字的时代性特征。这种特征就在于“变”：文字不过是人们使用的工具，时代不同，文字自然也就各异。“不知文字如衣冠车船一般呢，原取便民适用合时为主。现今吾们穿的戴的坐的驶的，哪一件还是三代秦汉的老样子呢？何况文字！考之前朝，大约远者千多年来，近者数百年来，文字没有不变的。”[15]文字的时代特征要求文字体现现实性原则，即文字为现实服务，并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进行了这番祛魅还俗功夫，作为使用工具的汉字，其更多缺点就暴露在眼皮底下了：

其一，汉字太过繁难，普通百姓不易掌握，即使掌握也太浪费时日，不利于教育普及。“尝念中国文字最为完备，亦最为繁难……字典所收4万余字……士人读书，毕生不能尽识……”[16]其二，语言与文字分离，造成学习和交流的双重困难;而识字率低，民智不开，又成为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其三，语言不统一，使全国一盘散沙，“我国之大，病在不通，智愚不通，贫富不通，朝野不通，北南不通，古今不通，各省不通，究其极，概以文字不通，语言不通二者为诸不通之源。”[14]86语言不通，为中国上下内外不通的根源。

经过几个回合的祛魅化处理，汉字的世俗面目得以还原，剩下的就是文字简化工作了。庚子（1900年）以前十多年主要是进行“切音字”实验，代表人物是卢戆章、王照、吴敬恒等人，他们贡献的是《中国切音字母》《官话字母》《豆芽字母》等成果;庚子以后十多年主要是“简字运动”时期，代表成果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以及劳乃宣的“《简字谱录》五种”等，对汉字的拼音和简化工作几乎同步展开。与此同时，官方在学科设置方面也效法西方，拟将文字一科放在“通商院”内，“通商院则以数学、银学、文字三者为宗”[17]，如此，文字学不复存于经学之内，而变成一门普通的运用学科了。

三、切音字及白话文运动中的观念操练

作为“言文一致”的自然延伸，切音字与白话文运动有着大致相同的叙述模式，这就是晚清几成套路的“富强叙事”，基本理路是：西方之所以富强，是因为采用了字母文字，普及了白话，结果民智大开，国家富强：

当此痛巨创深之际，莫不以自强为计，窃谓自强陈迹有三：（1）欧洲列国之强……列国所以强，有罗马切音字也……（2）美洲之强。其所以强……亦切音字为之……（3）俄国日本之强……借本国切音字，翻译泰西富强书，令民诵读者也。三者莫不以切音字为富强之源。[3]10

中国要打算富强，必须广开民智。开民智的利器，就是报纸喽……文话报敢说监督政府，小小白话报纸，也就是开通民智喽……已智者看文话报，未智者看白话报。未智者由看白话报而智，白话报是开通民智的，更无疑喽。[18]

中國要迎头赶上，必须效法西方，采用字母文字，推行白话文，由此，文字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首先看汉字的字母化运动。毫不例外，改良家的策略首先是照镜子，将积贫积弱的根子，都归到象形文字上来。“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尤难遍晓，而象形文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字为谐声”[19]，并具体罗列文字学习在整个教育环节中的基础地位和重大作用，“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20]解除了文字改革的思想障碍，具体工作也就迎刃而解了。清末二十多年的切音（拼音、合声）运动，不管是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还是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照的《官话字母》、劳乃宣的《合声简字》等，多达27种汉语拼音方案，无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开展的。

值得指出，上述各种方案，不论是切音字还是合声字，所造字母最终是为汉字拼写服务的，汉字为主，字母为辅，大体守住了汉字这个“本”。但是也有向外跨出一步的，比如吴稚晖，就从“守本”走到了“去本”的一端。开始之时，他创制“豆芽文字”;继而又制作拼音方案，自述“目的不外乎二：曰简便，曰与世界求同”[21]63-64。这“与世界求同”的诉求，使其观念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发现从本质上讲象形文字难以与字母文字相通。若想与“世界”沟通，必先排除沟通的障碍，而这障碍在他眼里就是汉字，由此他提出“废除汉字”，代之以“万国新语”，使拼音字运动走向了全面否定汉字的激进主义道路。

何以会产生这种激进主义思想？从文字本身讲，他认为汉字不仅难写难认，而且难于印刷，难以表述科学世界，因此必须加以废除，而用字母代之。从理论基础上讲，这与吴稚晖的文字“工具论”颇有关系。在他看来，文字不过是人与人交流的简单工具，适合交流的就是好工具，不适合交流的就应该大胆废弃，“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21]38

秉持“文字工具论”观念，吴稚晖相信文字通行范围广狭与效用大小成正比，“语言文字者，相互之具也。相互有所扞格，而通行之范围愈狭，即文字之职务，愈不完全”[21]39。按照这个标尺，他认为相比于世界语，汉字使用范围狭小，是“家庭文字”而非“社会文字”;精英色彩浓厚，是“贵族文字”而非“平民文字”，在现代世界实在是左右支绌，不敷于用：

吾人之意，以民德为精神，以陈迹为糟粕，语言文字者，陈迹之一。语文非一种，则吾人但择其有用而易能者用之斯可矣。奚必问其创自何人，行之何国而轩轾之，徒为仓颉史籀作忠狗哉！就中国今日之生计，将影响于民德，与其强行汉文，诚不若利导世界语。强行汉文，则国中读书明理之人将日益少;利导世界语，则国中读书明理之人必日以多。文字难易之结果，可不三致意欤？彼汉文者，家庭之文字（历来通人皆受家学），非社会之文字;贵族之文字（读书有得，非享中人之产者不能，自今以往益难问矣），非平民之文字也[21]71。

作为对比，他列举了万国新语的种种好处，给出改用万国新语的各种理由，如中国文字本身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的文字缺乏适宜的音字;为了追求世界新学，必须使用世界通用文字;万国新语根于希腊，为西方广泛采用，使用它有利于中西交流，等等。他从汉字改良目标出发，经由拼音字母试验，再到拜服西方文字，走的是一条逐渐疏离汉字的道路。他这种由文字改良而抽绎出的否定自己文字传统（进而文化传统）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五四新青年的许多激进主义思想在吴稚晖那里都可以找到源头。

再看白话文运动，与“汉字为振兴之本”的思路一致，白话文运动也祭出“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大旗。“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6]123，因此，要想维新取得成功，首先必须废文言、兴白话。那么，如何废文言兴白话呢？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白话报纸、极力提升白话小说的地位，使之成为维新强国的有力工具。

为了推动这一事业，文改家搬来进化论的新武器，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字，一代有一代之语言，生当今之世而用二千年前之文言，其效果无异于“大人强服小儿之衣”，“今之高谈文章者，或曰左国汉史，或曰苏海韩潮。夫左国时代，有左国之文。汉史时代，有汉史之文。苏韩时代，有苏韩之文。譬之小儿生服襁褓，长服长衣，取其修短适体而已。今在二千年之后，学二千年之前之文，不几大人强服小儿之衣哉，见其不揣耳矣。”[22]对于文言与现实的关系，他们意识到“死语”与“活事”的龃龉，因而采取了历史主义的态度，主张用创办白话报纸的方法解决这一矛盾。在他们看来，白话报纸“我手写我口”，明明白白，一目了然，读者阅读不仅增加了见识，还学会了言文合一。“大家都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吧，内中用那刮刮叫的官话，一句一句说出来，明明白白，要好玩些，又要叫人容易懂些。倘使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见识，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23]用“浅说”写文章、办报纸，在那时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运用白话写作是消除文言弊害的第一步，也是各种开启民智的关键所在。“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琉璃世界中，是谓不夜。”[24]文改家们夸张地形容运用文言人民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一旦改用白话就会进入光辉灿烂的“琉璃世界”。

在晚清，文字改良运动与白话报纸的大量出现几乎同步进行，这种“同步同体”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一方面文字改良只有借助报纸这种现代媒体的传播，才能扩大影响范围;另一方面报纸要想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必须改良文字，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白话报刊事业的繁荣。据有关学者的统计，仅清末最后十年时间，就出现过约140份白话报和杂志，如加上适合妇女儿童阅读的浅说画报、文白夹杂的报刊，数目会更加可观。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白话出版物，如白话蒙学教科书的大量印行、1500种以上的白话小说的广泛传播[25]。白话报纸的繁荣，反过来也促进了语言文字改革，它不仅使下层百姓认识到了语言文字方便的一面，而且也使士大夫阶层文言独尊的观念发生了动摇。“白话报纸对于白话文运动的推进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最顽固的文言保卫者林纾，当时受了这白话文风气的影响，使他不能不写白话文，他说‘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行一时。”[26]当然，士大夫如林纾者，即使偶尔使用一些白话，也还是作为文言之雅的点缀，在正规场所他们是不屑于白话作文的。这种上层使用文言、下层使用白话的现象，被五四人批评为语言“二元论”，胡适指出，“把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边是‘我们士大夫，一边是‘他们齐氓细民。‘我们是天生聪明睿智的，所以不妨用二三十年窗下苦功去学那‘万国莫有能逮及之的汉文汉字。‘他们是愚蠢的，是‘资质不足于识千余汉字之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一种求点知识的简易法门。”[27]不管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他们不得不承认白话报、白话作品的巨大影响力，即它“使我们看出了古文之无聊”[28]，使文言文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

综之，在风云激荡的清末数十年，语言文字改革与启蒙维新运动相互呼应、相互支持，共同演奏了中国文化现代性交响乐的宏大序章。风起青萍之末，青萍之末也匯入时代风流。晚清语言文字改革，与其说是一种语文运动，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操练，在这场思想大演练中，世界、社会、平民、进化、科学、相对等观念纷纷涌入，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格局，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打下了知识基础、思想基础。这些方案没有一个能够即时“成功”，但随着运动的渐次展开，群众的广泛参与，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改造积累了经验、营造了环境、扩大了影响。不论是语文改造的具体方案，还是推动运动的叙述策略，都铸定了嗣后各种语言文化运动的基本模型。晚清语文改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次预演，其从语言文字入手开启文化革命的做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变革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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