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郅强 彭睿

摘要：我国现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是从2003年“非典”之后起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已初步彰显了自身特色：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综合性的应急管理格局、具有韧性的应急管理能力，以及从灾难中学习的与时俱进品质。追根溯源，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运转逻辑，是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民为中心”“激发社会活力”“植根中国文化土壤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等密切相关。展望未来，进一步凸显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治理效能，就更应该着眼于引导未来应急管理体系改革朝着全主体、全过程、全灾种、全球化转变，进一步将应急管理体制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机制和能力优势，构建指挥统一有力、灵活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完善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应急管理运行机制，优化政府与社会公众协同联动的综合应急网络等。

关键词：家治理;应急管理;治国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012-007

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1）在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中，各类突发事件复杂性、非常规性、流动性激增，我国各类巨灾风险、极端事件和新型风险更是层出不穷。安全风险的日益增加，给我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威胁：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2008年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2009年甲型H1NI流感、2010年甘肃舟曲泥石流和青海玉树地震、2013年四川芦山地震等，旧“灾”尚未远去，新冠肺炎疫情又来势汹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2）与此同时，新时代下我国迈入现代化进程的快车道，人民群众对安全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此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也对我国做好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断考验也推动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如何从历次重大灾害应对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将成为新时代应急管理的重要议题。有鉴于此，本文着力关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优势表现，探寻应急管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以及未来如何将这种制度优势更好地凸显出来。

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发展脉络

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不仅植根于中国漫长的社会进程中积累的灾害应对宝贵经验，也受国家治理体系变革、重特大事件等关键历史节点所推动。总体而言，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政府应急为主体的单一灾害管理体系”。这一时期，面对的主要是自然灾害为主的单一灾种，风险复杂性相对不高，且由于社会结构单一、政治动员成本较低，以中央生产救灾委员会为代表的政府部门，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迅速调动社会资源加以应对。

第二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3年“非典”，形成“由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牵头协调”的应急管理体系。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突显，以控制为导向的应急管理方式难以奏效。应急管理呈现出属地责任、党政力量与社会力量协同得以强化与发展的特征[1]，但核心还是“单一灾害管理+部门协调”模式。

第三阶段，从2003年“非典”之后至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前，为政府应急管理机构和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协调的应急管理体系。[2]2003年“非典”事件暴露出了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预防与应对的不足，单灾种管理模式难以应对后工业时代各类新兴复杂性风险的特征。由此，我国現代应急管理建设正式起步，以“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为核心的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初步建立。体制方面从国务院到各级政府办公厅、办公室均设立了应急办，逐步形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政同责+部门协调”新模式。“一案三制”在应急管理体系架构建立初期发挥了较好作用，但是缺陷在实践中也日益凸显，如作为内设机构的应急办难以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应急体制分散化、被动化，应急管理规划缺乏长期性等。应急管理体系还需要依靠应急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以党委政府为核心、应急管理部门为主责、以应急管理职业人的应急能力等管理体系改革。

第四阶段，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以后。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整合了11个部门的13项职责并组建应急管理部，这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发展而言意义深远。应急管理部的成立，旨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广泛参与”的应急管理新格局，将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提高统筹协调能力和专业救援能力，发挥中央的指导作用和地方的主体作用，整合灾害应急救援的队伍、财物、信息，形成灾害风险整合式治理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二、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效能体现

“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3）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磨砺与考验，党和政府总结经验、审时度势，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的效能也在实践中得以体现。

第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能够形成应急管理“全国一盘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是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突发事件应对最根本的优势就在于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充分地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共同凝聚抵御风险与灾害挑战的全社会合力，保障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方面，政治动员是我党强有力的政治优势。突发事件发生后，党和政府在战胜灾害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保障了国家在非常态下的高效有序运转。另一方面，有效的社会动员是调动整个社会多元应急力量的重要渠道。当今突发事件呈现出极强的跨越性、流动性，政府作为单一主体必然难以应对，这就需要政府吸纳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高效的社会动员网络，整合全社会在人力、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与力量。

第二，综合性的应急管理格局，是应急管理得以持续高效运转的重要基石。《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强调：“推动形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组建应急管理部，通过整合从深层次上改变了我国应急管理的格局。这主要体现在：横向上，整合应急管理各类救援的资源和力量。原先内设于各级政府办公厅或办公室的应急办，由于权责不匹配，应急管理体制难以履行综合协调的职能，难以满足应对现代复杂性风险和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需求。应急管理部整合了安监、消防、林业、地震等部门的应急管理职责，组建了编制共19万人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类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整合社会应急力量，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作为我国应急处置与救援的突击力量，发挥军地协同、军民合作的抢险救援作用。纵向上，理顺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责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当前，应急管理的属地与行业权责层级未完全理顺，把握统与分、放与管、条与块的关系仍是难点。《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推进应急管理体制现代化，必须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作用有机结合。”要求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形成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配合有力、全社会参与的应急工作格局。当下，应急管理体制不断革新，继续朝重心下移、资源下倾，旨在形成“大应急、大安全、全灾种”的应急管理格局。

第三，具有韧性的应急管理能力，能够抵御复杂多元风险情境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挑战。习近平指出：“要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4）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常规突发事件与非常规突发事件相互交织，尤其是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生日益频繁，不可预见性、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极高，增强应急管理系统抵御不可预测风险的“韧性”，提升应急管理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国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多年来，我国对处置常规突发事件积累了丰富经验，建立了以“一案三制”为代表的应急管理体系。但是，政府按科层制原则设计、强调效率的组织结构，体现在应急管理体系上即强调控制、可预测性与流程标准的特征[3]，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时暴露出结构僵化，灵活性、适应性不足的弊端。“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5）应急管理部的成立，增强了机构间协调，提升了灵活响应水平与非常规应急管理能力，同时向专业性、综合性转变。通过向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社会力量资源输出与赋权，以构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网络，为社会编织“安全网”，增强全社会抵御系统性风险与非常规突发事件的韧性与弹性。

第四，从災难中学习并与时俱进，推动着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的进步与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能力，在复杂多元的风险情境以及每一次灾害应对中，应急管理体系通过学习不断调整和创新，应对和预防灾害的能力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展现出与时俱进的品质。突发事件无疑是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体系的演进与发展，与重大事件的发生也密切相关。2003年抗击“非典”的公共卫生事件，暴露了我国缺乏运行有效的应急管理机制的弱点，继而推动了“一案三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历程;2013年雅安地震中，四川省委省政府探索出了“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的中国巨灾应对新模式，增强了应急管理体系的敏锐性、灵活性，发挥了地方党委政府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的主体作用，这一模式在云南鲁甸地震中得以应用并不断完善。[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和国家迅速反应，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及时适应现实情况，从其他国家汲取成功经验，在实践中对不适应的制度进行改革，对契合未来需要的制度进行创新，逐步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三、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应急管理

效能的内在逻辑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制度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的优势，以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彰显制度优势，思考这一关键性转化的内在逻辑，可以从四个维度出发。

第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政治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国不同阶段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和灾害事故的思想、原则、方法、体系等，都是围绕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开展。[1]突发事件发生后，任务量大、涉及面广，对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对跨部门、跨层级、跨机构、跨领域的协同整合提出了更高要求。这需要党始终发挥应急管理工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处置突发事件作出科学全局谋划，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力量广泛参与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在应对跨层级、跨地域、跨领域的灾害时能够统一指挥并整合多元力量，有序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挑战。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奋战，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应急管理建设将越加注重朝总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方向发展，在发挥制度优势时更需要发挥党的主导作用，完善各级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网络建设，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应急管理工作的各个流程与领域。为此，要进一步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基层党组织与各级党员干部组织网络，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应急管理的各个方面。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是提升应急管理效能的价值根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一切从人民出发、维护人民利益，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效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我国不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根本思想与价值取向。其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其制度体系设计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在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程中，党的领导与人民意志不断实现有机统一，更加注重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维护公民集体利益。其二，中国将“以人为本”作为指导应急管理工作的总体原则，充分体现了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以人为本”写进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各类应急预案，在顶层设计即强调以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和其他各类安全为本[5];党和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国家综合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救援队伍挽救了大量人员的生命，最大程度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其三，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应急管理建设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体现了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方面，坚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妥善加以解决。汶川地震后，大批民间组织、志愿者自发奔向灾区第一线，从事灾民搜救、照料伤员、发放物资等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大民众主动登记、及时隔离、科学防控，积极为疫情防控一线捐款捐物，忧患意识和互助精神也越发增强。

第三，激发社会活力是推动应急管理现代化的直接动力。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社会活力是人民群众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国家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動能。将社会力量纳入应急管理实践，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方法，也是挖掘和整合资源并形成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关键。究其原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加之转型时期的社会背景，突发事件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社会性和非程序性决策等特征[6]，仅凭政府难以做到分类统筹、件有专责。激发多元应急管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跨层级、多主体、全方位系统联动的应急管理网络，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风险预防与应急救援压力，另一方面能更高效、更专业、更灵活地应对突发事件，提升应急管理的总体效能。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行业组织可以提供丰富的专业资源，并为应急管理提供装备技术支撑;非营利组织、地方专业队伍、志愿者队伍为受灾地区和人员实施帮助，增强了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的力量;媒体作为重要的信息媒介，在危机中迅速向公众传递信息，加强危机管理中的舆论监督，传达政府的措施与政策以更好解决危机。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为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第四，植根中国文化土壤、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应急管理制度生命力与学习能力的智慧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7]中国制度具有深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并植根于中国大地的具体实践，积极借鉴世界政治文明和制度成果，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能力。我国的应急管理制度建设也与我国风险治理传统与应急管理现实需求相契合，展现出中国制度有根、有源、有生命力的显著优势。一是炎黄子孙在延绵千年的灾害斗争史，积淀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基因。在《孙子兵法》《周易》《春秋繁露》等中，“居安思危”“祸福相依”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8]，“以德治灾”“天人感应”等传统危机认知[9]，都蕴含着先人博大精深的防灾减灾救灾智慧。二是中国人民在与灾害斗争的具体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救灾经验。禳弭、赈济、蠲缓、安辑、兴修水利等预防与应对灾害的荒政措施，灾后帝王下“罪己诏”、推行德政、为民造福等革除时弊的举措，都是应急管理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成功抵御“非典”、南方雪灾、汶川地震等重特大灾害后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应急管理制度建设的形成和发展。三是在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借鉴了国外应急管理的有益经验。美国国土安全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和紧急事务部等统一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为应急管理部将应急管理纳入常态管理提供了借鉴。随着信息化快速发展，美国应急科技支撑体系中风险管控和应急处置的新技术，也将对我国提高应急管理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提供经验启示。对应急管理制度建设而言，需要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态度吸纳历史传统中优秀的灾害文化资源，立足中国实践，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增强面对严峻风险挑战时的底气和应对能力。

四、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及其能力现代化的未来思考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7）当前面对疫情“大考”，“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8），以问题为导向精准施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致力于加强制度建设。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新时代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建设，还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统筹未来应急管理体系改革朝着全主体、全过程、全灾种、全球化转变。“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心理健康，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首要前提。应急管理部成立后，防灾减灾救灾的综合性、专业性应急管理模式逐渐清晰，这也将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趋势所在。[10]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可以引导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朝着全主体、全过程、全灾种、全球化的方向转变[11]。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加强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能力，整合公安、武警、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全主体与海、陆、空等立体化救援力量，提升应急队伍体系的专业化能力。灾前预防与全流程建设在应急管理实践中重要性日益凸显，这需要重视形成贯穿事前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事发快速响应，事中妥善处置与科学救援，事后迅速恢复与重建的全流程应急管理闭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也从分灾种向全灾种转变，综合自然、工程、社会、人文等多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回应突发事件的复杂性特征与灾害管理的系统性需求。在全球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已日益成为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未来还需要重视应急管理国际合作体系和能力建设，促进全球应对公共危机经验的交流与借鉴。

第二，将应急管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应急管理机制和能力的优势。一是将中国制度优势和应急管理体制优势，持续转化为机制和能力优势。这需要在大应急、全流程的视角下，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制机制革新，将非常态优势转化为常态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实质优势，将应急管理制度体系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范畴当中。二是增强应急管理大部制的统筹协调能力，发挥其在应对复杂性灾害中的应有作用。应急管理部应急职能的“物理整合”更需发生“化学反应”，这需要政府内部、政府与军队、企业、社会等外部统筹协调，以满足应对现代风险治理的需要。三是将突发事件应对的极强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灾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的优势。这需要健全应急预案体系，落实各环节责任和措施。四是以应急职能效率取向向以安全为中心转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更重视对公众满意度、社会价值等的关注，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平安生活。

第三，构建指挥统一有力、地方灵活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理顺应急管理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应急管理上级部门与地方应急部门的新型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单部门、单灾种”的应急管理体系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问题突显，在应对综合性、复杂性灾害时愈发力不从心。现今，应急管理部的组建，强调要明确与相关部门和地方各自职责分工，建立协调配合机制，适应“全灾种”“大应急”需要。然而，机构整合易，内部联动难，运行机制的建立，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急管理部整合了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两类突发事件的应对职责，而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事件的管理部门分别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公安部。此次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社会造成了严重影响，在疫情防控期间也出现了医疗物资储备不足、基层和农村疾控响应能力薄弱等问题，卫生行政部门也难以有效统筹协调其他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因此，如何在国家应急管理的大框架下，建立明确的责任机制，理顺不同部门在突发事件预防、处置与善后的权责关系，对已经整合的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突发事件管理职能，要避免“换块牌子，各干各事”的现象，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队伍整合与协调机制，在机构内部形成突发事件应对合力。与此同时，完善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将应急管理重心下移。应急管理工作还需理顺中央和地方工作权责，通过分级管理和制度化分权，实现分级响应并给予地方第一现场处置权，增强地方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主体意识与主体责任感，提升应急管理体制运转的灵活性与创新性。

第四，从灾后突发事件应对向灾前风险预防转变，建立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应急管理运行机制。突发事件的应对活动包括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完整流程，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在应急处置与救援等灾后应对方面取得了突出进步，但是对灾前风险防范、化解和减缓各类潜在风险等方面仍任重道远。[12]其一，须尽快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和重大灾害事故调查机制，通过定期评估及时排查各领域潜在风险源，制定规划降低和防范各类风险，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问题中吸取教训，增强政府危机学习能力;其二，以现代科学技术支撑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借助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及时、精准、安全监测信息，并发布预警信号，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其三，将应急管理培训和演练制度落到实处，明确日常培训与演练要求并提供经费保障，增强应急管理相关人员与广大民众的风险防范意识与能力。

第五，完善政府与社会公众协同联动的综合应急网络，优化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广泛参与的应急管理合作机制。一是强化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的专业化、组织化能力建设。不论是抢险救援、物资筹备、通信设施抢修还是心理疏导等，都对专业知识与技能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社会与市场组织内部的组织化管理能力也有待提升并系统整合，增强其服务能力的可持续性。二是开辟社会深度参与的多元渠道。要真正将社会纳入突发事件应对体制之中，需要政府适当“分权”，为社会组织、企业在提供应急管理产品、参与救援等领域拓宽发挥协同作用的空间。三是完善社会与市场参与的政策环境。政府需及时予以政策支持，通过购买公共服务、财政扶持等方式缓解市场资金困难，同时持续增强社会的自我造血功能。四是搭建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政府可以引入招投标等竞争机制，科学长效分配应急管理专项资金，激励社会组织与企业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应急产品与服务，真正实现“大应急”格局目标。

注释：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2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23/c_1125616016.htm。

（2）新华社：《习近平在河北唐山市考察时强调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16年7月28日。

（3）出自[唐]陆贽《论叙迁幸之由状》。

（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新华社》2019年11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1130/c64094-31483202.html。

（5）《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新华社》2019年11月30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9/1130/c64094-31483202.html。

（6）《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网》2019年4月01日，http：//www.qstheory.cn/zhuanqu/bkjx/2019-04/01/c_1124308668.htm。

（7）出自《易经·系辞下》。

（8）《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新华网》2020年2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4/c_11255759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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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