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宗友

摘要：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空间越轨行为不仅增加了事件管控的社会成本，也让人们原本习以为常的空间行为在特殊时期进退失据而陷入情绪焦虑和社会恐慌之中。从认知、权力、制度、治理和文化等不同维度的场域机制分析新冠疫情期间的空间越轨行为，可以揭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治理所具有的启示意义：要加强社会心态建设，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要建立科学的信息管理与决策模式，增强应对风险的制度能力;要引导民众改造其生活世界，重视文化建设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地位，加强以民智民德为核心的社会建设。

关键词：新冠疫情;空间越轨行为;场域机制;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019-006

自20世纪70年代列菲伏尔（Henry Lefebvre）提出原创性的空间理论之后，国际社会学研究开始了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成为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视角和概念工具，许多理论家分别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空间社会学思想。福柯（Micher Foucault）专注于特殊空间的权力（power）规训，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场域概念并展开系统性研究，哈维（David Harvey）论述了空间正义和空间的社会建构问题，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聚焦信息技术发展带给人们生活世界的另一种空间存在形式——网络空间，展开创造性研究，拓展了人们的空间认知。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空前扩张和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内学者对城市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流动空间）里呈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展开了经验和理论研究。但是，空间视角下的越轨现象却鲜有论述。

列菲伏尔曾敏锐地指出，应该将空间从“容器”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将之视为人类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对象与工具，本质是权利关系的反映。[1]作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家立即启动史无前例的空间管控，空间成为疫情防控的特殊资源和重要工具而彰显其权利（rights）属性。面对科学界尚不清楚且传染性极强的新型病毒，有效控制疫情的办法就是严格限制人口的空间流动，增加社交距离，阻断病毒传播。因此疫情期间政府及时出台有关措施对人们在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予以明确规范——本质上是对特殊时期人们空间权利的界定。基于此，本文的空间越轨行为是指突发重大疫情期间，人们在特定空间中的行动违反了疫情防控的医学要求和政府特殊时期社会管理的有关规定。不难发现，汹汹疫情中的空间越轨行为随处可见，这不仅增加了疫情防控的社会成本，也让人们原本习以为常的空间行为在特殊时期进退失据而陷入情绪焦虑和社会恐慌之中。本文以布迪厄场域概念为分析工具，阐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人们空间越轨行为的发生机制，揭示其对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远启示意义。

一、空间越轨行为的主要类型

为了尽快筛出潜在的病毒传播者，在2020年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前后，全国各地纷纷启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严格限制人们的空间行为，关闭公共活动场所，延长春节假期，全民战“疫”。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空间管制，许多人一时间难以适应。依据媒体报道以及网络空间的社交行为来看，疫情期间人们的空间越轨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地理空间行为失当。大约以1月31日为界，可将疫情期间人们地理空间的行为失当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各地纷纷启动一级响应机制之后到31日（正月初七），在全国许多地方人们出行不戴口罩的现象依然普遍，社区内的活动也一如平常，特别是农村地区走家串户以及打牌等娱乐活动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从武汉等疫情重灾区回来的人们不按规定居家隔离的现象也非个例，酒店内的家族性聚餐活动（尤其是1月24日即农历除夕前后）依然较为常见。这些与疫情防控不合拍的现象是疫情前期最为普遍性的空间越轨行为。进入2月以后，随着疫情的蔓延，各地政府空间管制更加严格，社区疫情防控力度进一步加大，开始对人们的出行采取刚性限制，结果出现了另一种类型的空间越轨行为，即违规封路甚至破坏交通设施，此类情况多被冠以“硬核”防疫而掩盖了空间越轨的实质。另外，在疫情防控期间，尽管国家明令禁止非法捕食野生动物，但据新华网等媒体报道，在浙江绍兴、贵州毕节、广东湛江、青海格尔木等地均有被公安机关查获的非交易性的捕食野生动物行为。

（二）网络空间行为失范。地理空间的严格管控，人们无法正常开展在场的一系列社会交往，这使拥有8亿多网民且90%是青年和中年人[2]的中国网络社会空间异常活跃。广大网民对包括武汉和湖北在内的疫情十分关心，有关疫情的消息极易引发万千网民的围观。网络空间里的人际交往不同于现实在场空间的情境式互动，而是通过符号（信息）的交换与分享实现缺场的社会互动，“缺场性”使人们的网络空间行为因为失去实体社会非正式制度约束而更加直白。光速流动的网络空间又可以瞬间实现大规模的网络围观，这种特殊的聚集性很容易导致从众心理助推下的网络舆情事件。换言之，网络社会总是处于一种网民高度聚集状态并呈现为强烈的感性化特征，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情感随着信息传递的内容差异以及符号表达方式而跌宕起伏。在网络社会运行机制下，因为信息资源占有上的不对称，广大网民就很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网络行为所利用，成为客观上的积极传谣者、不明真相而过度情绪化的跟帖者、网络暴力的踊跃参与者。

（三）双重空间行为失正。这类越轨行为主要发生在疫情期间政府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以及媒体访谈现场。所谓双重空间，是指在场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即时叠加。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访谈现场都是在场空间，但是在场所发生的事件连同场景均同步经由网络直播而成为流动空间里的人和事。在信息社会，每当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这类具有双重属性的特殊公共空间往往最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其空间中的主角——官员、专家、记者——之言行容易成为事件发展的重要节点而影响着事态的走向，因此他们在这种双重空间中的行为（主要是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是否正确，就更具社会舆情的燃点意义。在本次疫情防控的前期阶段，政府部门，包括有关医疗卫生及科研机构，在新闻发布会以及媒体访谈现场都有不同程度的信息传递不甚恰当的行为发生，造成了负面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力、应急处置能力因之受到质疑，专家系统的公信力以及专业操守因之颇受诟病。同时也给民众情绪和社会心态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社会空间行为失控。人们在交往与互动中建构起共享的社会规则与价值系统，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进而结成满足人们不同需要的社会共同体——社会空间。由医患关系为主要载体的特殊社会空间——医院，在疫情暴发之初就存在行为失控现象。经由权威专家认定病毒存在人传人情况之后，伴随着疫情信息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的迅速传播，本该按照分类、分级诊治原则就近看医的发热及咳嗽病人，纷纷涌向三甲医院问诊，这不仅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而且使医疗资源短时间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一些三甲医院几近瘫痪，引发患者、医院及医生等方面的行为失控，甚至出现了辱医、伤医等严重违规行为。在国家及时启动重大公共衛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后，全国各省市纷纷加强疫情的社区防控，社区实行严格的半封闭管理，随之出现了社区层面较为普遍的社会空间越轨行为，主要表现为：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返乡人员加以社会排斥，不配合社区的疫情调查，不遵守出行规定，不如实报告风险行为，一些发热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不愿主动就医甚至隐瞒病情，等等。

二、空间越轨行为的场域机制

在一个仅农民工总量就已达28836万人的流动社会里[3]，恰逢春节这个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要求全国民众无论城乡一律居家不出，这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人们行为的深层动因是历史性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性的社会惯性。它们加诸于具体的情境而构成特定场域系统，促发某种行为的发生。“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4]122根据布尔迪厄场域概念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应该从关系视角来审视疫情期间人们空间越轨行为的发生机制。

场域有大小的层级之别，需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揭示越轨行为的动因。诚如布尔迪厄所云：“人类的行动不是对直接刺激的即时反应。某个个人对他人哪怕是最细微的‘反应，也是这些人及其关系的全部历史孕育出来的产物。”[4]154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看，贯穿于空间越轨行为不同场域之间、构成各种关系之中轴的，则是中国社会形态的三元性。这是拥有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必然结果。尽管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但是只要深入到广袤的农村，深入到城市社区底层，或者走进工厂车间（当下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农民工）以及那些大型交易市场中，就会切实地感受到，中国总体性社会并非是一元的工业社会或所谓的后工业社会，而是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以网络空间为代表）三种形态并存的现实。这三种社会形态各依其结构规则韧性地坚守自身的运行逻辑，在相应的社会空间中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中国总体社会的三个子系统彼此相互嵌入又持续冲突，在高度统一的政治环境下，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客观现实，并影响着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结构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表达形式。基于这样的基本假设，就不难透过人们空间越轨行为的表象去发现其背后的场域逻辑——越轨的必然性。既然是越轨而非正常行为，那么场域机制就会展开为各种关系的冲突性张力。

其一，社会形态的三元性与人们心理结构的一元性之间的冲突，是重大疫情期间人们防范意识不足而致普遍性空间越轨行为的认知机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倒逼着社会快速现代化。尽管技术、物质甚至制度设计层面的现代化容易实现，但是以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为核心的心理底层结构很难在短时间同步实现现代转型。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格特质和思维方式主要形成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一旦定型很难轻易改变。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中国社会成员的主体是1980年代之前出生的，他们几乎都依次经历了强调感性的农业文明、重视理性的工业文明和彰显个性（与差异）的后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但心理底层结构皆模塑于农业文明的风土人情、社会礼俗、价值信仰等非正式制度（感性制度）体系中，形成了相对固化的认知图式，呈现出与传统社会高度契合的一元性。社会形态的三元性与人们心理底层结构的一元性之间的冲突，在1980年代以及之前出生的人们身上表现显著。人们的即时性行为主要受制于心理底层结构，而非外在因素的机械刺激。因此在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之后，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全民战“疫”，呼吁民众居家不出，增加社交距离，阻断病毒人际传播，但是春节的风俗传统、人伦常情以及日常生活习惯还是以强大的社会惯性，催生空间越轨行为，比如疫情期间不戴口罩，照常走亲访友，参与聚集性活动，隐瞒家人或密切接触者的有关信息，违规捕食野生动物，与社区防疫人员发生冲突等等。

其二，网络社会扁平化的信息权力与政府决策模式的冲突，是空间越轨行为的权力机制。在光速流动的网络空间，信息权力的展现形式主要有：个人可以公平地参与网络社会互动，在社交平台上拥有不受身份限制的网络话语权，在海量的信息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源等。总之，相对于实体社会的权力结构而言，网络社会实现了信息权力的扁平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使网络空间具有对实体社会进行影像化再现和数字化处理的强大功能，而且赋予网络空间超强的信息存储、数据分析、事态研判、精准决策等工具价值。同时网络时空具有可回溯性，从而使网络社会呈现为瞬息万变和相对不变的二重性。可见，网络社会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性。但是，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此次疫情所反映出来的政府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机制，还是自下而上层层上报信息，然后再由上而下逐级传达领导决策，这是基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的管理模式。相对于突发且迅猛发展的疫情和网民迫切的信息诉求来说，这种模式的延滞性必然造成应急决策的不及时、不科学，信息发布的不准确以及疫情控制不力等问题。因此扁平化网络信息权力的展现形式与传统科层制的政府决策模式，在面临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时产生了明显冲突，造成政府以及专家系统在本次疫情初始期间被动的网络形象和工作局面，人们的不满情绪因此而被网络无限放大。这是虚假“新闻”、网络谣言等网络空间越轨行为发生的直接原因。

其三，感性制度与理性制度的冲突，是疫情期间空间越轨行为的制度机制。感性制度“是熟人关系中约束各方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表现为道德、风俗、习惯、礼仪、惯例等感性的行为模式，具有延续性、重复性、特殊性和实践性等特点” [5]。理性制度则是专家系统或政府机构设计出来的，通过规范性的程序予以实施的正式制度。这两种制度通常情况下各司其职，分别在不同的空间发挥着规范人们行为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一般而言感性制度往往借由个人社会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内化为日用不觉、不言自明的运思方式和处世之道。理性制度的设计需要基于感性制度所体现的基本社会现实，换言之，感性制度应该成为理性制度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当下仍处于深刻转型中的总体社会，感性制度往往与传统相应，而理性制度则通常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联袂。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表明，当社会剧烈转型或面临突发重大事件时，理性制度较易适时调整或改变，但是感性制度却往往因强大的社会惯性，易与理性制度的应时而变发生明显冲突，新冠疫情中的许多空间越轨行为皆缘于此。1月14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已经召开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各地要高度重视，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卫生健康系统的头等大事来抓[6]，有关专家特别是一线医生也明确提出存在“人传人情况”，但是在其后的一周内，武汉等地仍有一些聚会活动并未按照医学要求（即理性制度）适时取消，这充分例证了重大疫情期间感性制度与理性制度相冲突而致群体性空间越轨的制度机制。

其四，三元性社会的风险治理逻辑与单向度的社会管理相冲突，是导致疫情期间空间越轨行为的治理机制。多样性、流变性、風险性是后工业社会重要特征，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中论述后工业社会状况时指出：“变易之外无物存在，多样性之外无物存在，无论是多样性，还是变易，都不是表象或幻觉。”[7]在后工业社会（尤其是网络空间）中，高度不确定性和流变性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性。如果说后工业社会是中国三元性社会巨系统内重要一元的话，中国则面临着传统风险与非传统风险叠加的现实，社会治理（尤其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逻辑就必须重视多样化风险的预警、防范、应急处置的体系与机制建设，社会管理部门必须有敏感的风险意识和完备的风险治理预案。社会风险治理的前提是对风险源头的科学研判并及时、准确、透明地处理有关风险信息。尽管维护社会秩序是政府进行风险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思维仍然停留在单向度的行为控制，片面地聚焦于防范实体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恐慌，而非精准施策地快速确定风险源头并予以应急处置。正是因为三元性社会风险治理的应然逻辑与地方政府单向度维稳的实然逻辑之间的冲突，导致此次疫情早期阶段地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专家系统、新闻媒体的部分失能而陷入事实上的越轨行为中。其后果是，民众起初对来势汹汹的疫情警觉不够，继而又迅速转向恐慌、悲观、焦虑等情绪状态。在这种两极化心理状态的断裂式切换下，人们的空间越轨行为也就在所难免。

其五，地方空间的文化保守性与社会流动性相冲突，是疫情期间空间越轨行为的文化机制，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地区。一方面，地方空间在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维度，顽强地延续着地方性知识，感性制度成为规范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要规则，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以强大的惯性力量将地方空间抽离于总体社会。另一方面，农村大量人口外出打工和求学，使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而地方空间物质和技术层面的现代化也日新月异，网络逐渐普及，流动空间将网络社会光怪陆离的万千现象输入地方空间。这些因素促使农村社会融入三元性的总体社会之中。正是这种转型期农村社会所特有的“推—拉”式结构性张力，使农村地区在疫情防控前后不同阶段展现出别具特色的空间越轨行为。

三、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空间越轨行为对社会治理的启示

新冠疫情作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短期应急调整，不仅影响社会内部各个系统的运转节奏，而且波及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但是重大疫情将整个社会带入非常时期，也是中国总体社会运行的一次特殊考验，可以借机系统性地检视社会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和治理能力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从空间视角而言，这次重大疫情让人们不仅感性地体会了空间的物理意义，而且理性地领悟了空间（包括网络空间）的社会内涵——“空间是社会创造的一种结构，是一种社会产品而不只是社会的环境内容或容器。”[8]疫情期间的空间管控是社会关系的应急式重构，透视其重构过程中的空间越轨行为可以发现，除了迫切需要在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等重大风险防控体系及其应急机制方面“补短补漏”以外，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尚需着力应对一些根本性的任务。

第一，要加强社会心态建设，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人心安，则社会稳。社会心态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维度，是社会资本的心理基础。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关注的是制度、机制和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对社会心态的建设重视不够。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能以较短时间在拥有14亿人口且高速流动的社会里成功遏制疫情扩散，这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疫情期间因在场交往的严格管控而致网络互动异常活跃的流动空间，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社会心态问题。比如，针对一些特定的正常事件，人们的网络反应过于敏感，社会情绪波动激烈，部分网民缺少独立分析和理性判断能力，成为负面舆情的推波助澜者和不实信息的情绪受害者。因此在疫情后的常态化社会治理过程中，有关治理主体（尤其是政府和全国性社团组织）应该与学术界密切合作，加强社会心态和舆情的学术研究，为社会政策的适时制定，为社会服务体系及其机制的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要高度重视精神治理，在社区服务中切实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社区工作者在社区服务中注意人文关怀：开展社会心态方面的公共服务，纾解转型期社会心理的结构性张力，引领社会情绪健康发展，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第二，政府要加快建立与时俱进的信息管理和应急决策的科学模式，增强应对风险的制度能力。随着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风险也变得日益复杂。面对新的治理挑战，地方政府应该彻底破除单向度的维稳式城市管理模式，秉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多元共治思维，积极利用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与科技企业等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联手，在信息获取、问题研判、科学决策方面实现智慧化，提升行政能力和治理效率。在诸如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时期，政府主要领导的角色扮演情况，往往是危机处置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信心的重要支持力量，一旦出现领导履职失误等情况，则会产生较大范围影响。因此，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构建高效的信息管理和科学决策模式就尤为重要了，唯其如此，才能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最大限度地规避领导个人特质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三，要引导民众改造生活世界，重视文化建设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地位，移风易俗，加强以民智民德为核心的社会建设。普通民众在疫情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空间越轨行为，反映了人们日常行为尤其是社会意识与现代文明还有较大差距。转型期社会形态的三元性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一般而言，依据年龄、教育、职业状况，可以大致将不同社会成员分别划入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等子系统中，社会治理需要基于社群的基本社会属性。分属三个社会子系统的社会成员，在同一空间中展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认知、行为方式和社会需求。比如，近十余年来的大规模城市化，在促使城市物理空间发生空前变迁的同时，更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显著分化。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新市民，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依然遵循着传统农业文明的感性制度，与都市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理性制度相冲突。这种冲突在平常时期掩盖于生活压力之下，遭遇特殊时期则会表现强烈，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成本。因此改造人们的生活世界，促进三元性社会形态的有机整合，消除社会空间区隔，就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为此，应该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和法治教育，增进民智民德，促进“德”“法”共治，增强社会包容性，倡导邻里互助，变“陌邻”为“睦邻”，扩容社会资本，营造社区共同体，因为“社会的内在运转不是出自任何人的设计，而是源自千万人的互动。”[5]要积极引导社区居民移风易俗，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价值基础，革除陋习，以“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原则，让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存续于现代文明的健康机体中。

参考文献：

[1]Henri Lefebvre. State，Space，World[M]. Neil Brenner，et.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186.

[2]刘少杰.网络社会的结构变迁与演化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59.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9-04-29）.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4][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刘少杰，等.陌生关系熟悉化——优化市场交易秩序的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02.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应急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EB/OL].http：//

www.nhc.gov.cn/xcs/fkdt/202002/e5e8a132ef8 b42d484e6df53d4d110c1.shtml.

[7][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03.

[8][美]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M].高春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7.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