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东

摘要：杜甫是一位感覺敏锐而丰富的“情圣”，他不仅关心政治，关心苍生社稷，而且关心大自然。自然界的花开花谢、叶长叶落也引起他强烈的兴趣和敏锐的情感反应。伤春是杜甫春天感知的与众不同之处。伤春就是伤逝。伤春尚未成为杜甫固定的心理反应模式，只是与特定事件相关，杜甫伤春的本质就是感时伤世。杜甫在建构伤春、悲秋这两个底蕴深厚并极富民族特色的心理反应模式和文学传统的历史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杜甫;伤春;伤逝;感时伤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2-0166-007

清代学者陶开虞云：“尝见注杜诗者不下百余家，大约苦于牵合附会，反晦才士风流。少陵一饭不忘君，固也，然兴会所及，往往在有心无心之间，乃注者遂一切强符深揣，即梦中叹息，病里呻吟，必曰关系朝政，反觉少陵胸中多少凝滞，没却洒落襟怀矣。……子美随地皆诗，往往见志。朝雨晚晴，慰藉草堂之寂寞;枯棕病橘，感伤寇盗之凭陵。”[1]杜甫的生命感受丰富而特别，他不仅关心政治，他也爱花草等大自然中的植物，也喜爱春天，富有生活情趣，“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1）），近代学者梁启超因此说杜甫是伟大的“情圣”[2]。刘勰云：“诗人感物，联类无穷。”（《文心雕龙·物色》）宋代范晞文说杜诗“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对床夜话》卷二），其实已注意到杜甫及其诗对自然景物异常敏感的特点。杜甫高度关心政治，这一思想特点及相应的诗歌创作（如被后代诗论家赞为“诗史”的“三吏”“三别”）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已受到古今学者的高度关注，而杜甫作为一名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反应特点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深刻影响，则尚未得到深入研究。（2）杜甫有着无与伦比的深刻而丰富的生命感知能力与经验——这也是他强大文学创造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身为一个感性的生命体，当杜甫和他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起沐浴着大唐王朝的烂漫春光，春天的桃红柳绿在他的心里和诗中产生了何种与众不同的反应？本文采取统计分析和侧重描述的方法，着重考察杜甫面对花开花落、春和景明景象所产生的悲、喜情感反应的特点及其内涵（3），最后简单讨论其诗史意义。（4）

感时花溅泪

杜诗春天感知的特点，最突出地体现于其对花开花落景象（5）的心理反应中。

杜甫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爱好大自然，对花也很着迷，他自述“春来花鸟莫深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花边行自迟”（《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一）、“身过花间沾湿好”（《崔评事弟许相迎不到应虑老夫见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笔戏简》）。杜甫安住成都草堂后尤其爱花，因为得天独厚，成都的风土特别适合花的生长：“草堂少花今欲栽”（《诣徐卿觅果栽》），“不是爱花即欲死”（《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七）。他对花开花落的时序甚至有专门研究，他知道“冰雪莺难至，春寒花较迟” （《人日二首》之一）;他还注意到花鲜艳的色彩、浓郁的香气，“采花香泛泛”（《九日五首》之三）;注意花与环境的协调，“花禁冷叶红”（《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独树花发自分明”（《愁（强戏为吴体）》）。杜甫对花开花落观察细致，“花开满故枝”（《伤春五首》之二），他还写到“老年花似雾中看”（《小寒食舟中作》）这样特别的感受。

在杜诗的描写中，花有时候作为独立的观赏对象，有时作为环境的一部分而造就环境之美，有时还具有一定的比兴意义（托物言志之作用），总体上都是作为美的对象而被诗人所关注和欣赏。杜甫赏花时大都兴高采烈（6），如《陪李金吾花下饮》，从诗题就可以看出杜甫对花的沉湎，和李白的名作《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一样。

然而，花开花落在杜甫的心理反应中并非始终都是欢乐，而且，这种不愉快的感受从他天宝后期长安仕进不顺时已开始。相对于表达快乐心情的诗例，表达不愉快感受的诗例相对少一些，但更值得我们注意，如其入仕前诗例：

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搅离思花冥冥。（《醉歌行》）

入仕后，因经历了因疏救房琯被“诏三司推问”打击，杜甫看花时情绪低落，如《曲江二首》其一的中间两联：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

流落成都之后，有时甚至出现见花开而生气的极端反应：

雨后过畦润，花残步屐迟。（《答郑十七郎一绝》）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绝句漫兴九首》之二）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

在这些诗例中，杜甫有时刻意突出花开虽然好看，但却十分脆弱的植物属性，“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一切美好的事物面对恶势力的摧残，往往很难招架。诗人由花被风吹的自然现象，联想到当时的政治状况和自己的不幸遭遇。当然，花开花落，更容易引发诗人对时间流逝的伤感、对美好事物消失的担心，如“只恐花尽老相催”（《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七），“繁花能几时”（《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一）等。

比较而言，上述诗例中，杜甫只是有些隐约不爽的情绪，而在以下几例中，杜甫的悲感表现极其鲜明，惆怅、愁苦、悲哀，有时到了见花而哭泣的严重程度：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

春花不愁不烂漫，楚客唯听棹相将。（《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二）

《江南逢李龟年》的名句“最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按照流行的理解，它表达的也是十分悲哀的情绪。这种悲哀情绪表达最强烈的是如下三例：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春望》作于杜甫陷贼于长安时，“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人于唐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至德元载（756年）八月被安史叛军抓到长安，次年春天创作此诗。花开本是美丽并令人快乐的景象，如今时局如此，他由春天花开想到叛军占据长安又一年（7），触景生情，因此产生了悲哀的情绪，换言之，杜甫不是简单的“对花落泪”，而是“感时”——有感于时局而落泪。（8）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曲江二首》之一）

《曲江二首》创作时间与背景清楚，此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春天，时杜甫在左拾遗任上。之前因上疏救房琯而被肃宗疏远，安史叛军被逐出关中唐肃宗回到长安后，因为唐玄宗与唐肃宗新老皇帝之间斗争激烈，杜甫被视为唐玄宗一派而即将被贬（很快被贬到华州任司功参军），杜甫因此满怀牢愁。曲江水光草色，花红柳绿，本来是长安的春游胜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但诗人已无心欣赏风景，他从花落联想到美好时光的消失，情不自禁悲哀起来。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

《登楼》这首七律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创作于成都，其时杜甫流寓于草堂。明代学者邵傅云：“花近高楼，登临反伤心者，万方多难故也。”（《杜律集解》卷六）清代学者李文炜云：“此公登楼眺望，而多难伤心，因景感事而赋此诗。” [3]

在杜甫的感知反应中，花开花落都是美好的景象，他赏花时兴高采烈，和世俗大众、其他诗人无异，可是，因为特定的事件，诗人赏花时并非都是快乐的心情，有时美景反而刺激他产生悲哀的情绪，因为他从花開花落中看到时间的流逝、美好事物的转瞬即逝，并联想到自己遭遇的不幸和时代的苦难。

卧病却愁春

春季的景象当然不止于花开花落，“客舍青青柳色新”、“草色遥看近却无”、“三春晖”甚至“春”字都会激起春天的感觉，杜甫对一般春天风景反应如何？因为涉及春天风景的杜诗用例太多，这里仅将包含“春”及有关词汇并写景明显的诗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9）

杜甫对春天风景观察细腻，颇富生活情趣，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草牙既青出，蜂声亦暖游”（《晦日寻崔戢、李封》）、“东风吹春冰，泱莽后土湿”（《送率府程录事还乡》）等。春天引起杜甫注意的原因也不尽一致，如《喜晴》诗写道：“出郭眺四郊，萧萧春增华。青荧陵陂麦，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可见杜甫固然欣赏初春之景，但他从春景中期待的是农业丰收。又如他赞美春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他赞美春雨润物，期待着春雨浇灌下有“花重锦官城”的美景。有的只是代表明确的时间（如“乾元元年春”、“旅食京华春”、“春歌丛台上”、“冬至阳生春又来”等），当然，在更多用例中，则不止是简单代表客观的时间和风景，还构成一种欣欣向荣、令人愉快的氛围，杜甫不同时期创作都有这类诗例（10），如：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

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柳边》）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之一）

因为春天是一年之始，万物萌生，色彩绚烂，活力四射，生机勃勃，一般来说，杜甫的情绪是快乐向上的。

如同杜甫赏花的情绪反应一样，杜甫观察、描写春天时也常出现伤感情绪，而且，相对于表达快乐心情的诗例，这方面的诗例相对少一些，但更值得注意。天宝后期在长安仕进不遇时：

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尊恋物华。（《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

被安史叛军捕至长安时：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

到成都后，杜甫伤春的情绪更为浓烈，组诗《伤春五首》云：“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其一）“巴山春色静，北望转逶迤。”（其二）清代学者何焯评论说：“言春光虽日浓，天下兵方满，故可伤也。”（《义门读书记》）

晚年，杜甫一家漂泊荆湘，他尤其伤春：

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无。（《过南岳入洞庭湖》）

春天所引发杜甫的悲伤情绪，具体心理反应正是伤逝，正如看见花开花落一样，春季既是美好的景象，也是时间的象征，春季很快消失、美丽很快消失，所以，诗人情不自禁伤感起来。在杜诗中出现了“春愁”、“伤春”等概念，如蜀中时诗句：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春愁。（《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他在阆中还作了题目就是“伤春”的组诗，如《伤春五首》其二：

莺入新年语，花开满故枝。天青风卷幔，草碧水通池。牢落官军速，萧条万事危。鬓毛元自白，泪点向来垂。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巴山春色静，北望转逶迤。

夔州时期诗句：

他日辞神女，伤春怯杜鹃。（《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荆湘时期诗句：

论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送赵十七明府之县》）

“春愁”、“伤春”反复出现，表明其已成为固定词语，说明杜甫这种情绪反应已具有一定的惯性。相比“花”引发杜甫感伤情绪，“春”引发杜甫感伤情绪的概率更高，可见杜甫“伤春”的感情倾向十分明显。

伤春与伤逝、伤时

综上所述，杜甫春天感知的基本特点是：

第一，杜甫喜爱桃红柳绿的风景，喜爱生机蓬勃的春天。

第二，面对春天的美景，杜甫虽和常人一样也是兴高采烈的，但是，更常有伤感的时候——其伤感情绪出现频率之高和给人印象之深刻，至少从后代读者的阅读印象中，伤春在杜诗中表现比较突出。（11）

第三，从一般意义来说，伤春基本的心理内涵是伤逝——担心美景的消失，而杜甫的伤春显然不是单纯感伤春天美景的消失（12），他常常由春天的景象联想到个人遭遇的不幸，联想到时局和政治的糟糕，换言之，杜甫对自然风景的感觉深刻关联着对社会政治的感知，杜甫春天感知方式的变化实具有重要的社会指标意义，杜甫伤春的本质其实就是感时伤世。

杜甫的遭遇确是其所处政治状况恶化乃至时代盛衰转折的标志，杜甫人生历程中几次巨大的挫折正与大唐王朝顶层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生态密切关联：第一，应试。杜甫天宝六载参加科举考试因李林甫从中作梗而落选。“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此事对杜甫生活及心理影响十分深刻，迫使杜甫从一个期待“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主义者沦落到社会底层，甚至“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拉开了他与上层社会的距离，变成了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看到了更多的社会黑暗和危机——“忧端齐终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第二，出仕。杜甫后来通过上“三大礼赋”引起玄宗注意并得到亲友的鼓吹提携，终于正式出仕，可是，安史叛军打进关中，皇帝奔逃，杜甫意外地被安史叛军抓获并押解至长安，得以耳闻目睹安史叛军对长安和唐王朝的巨大破坏——“昨夜春风吹血腥”（《哀王孙》），“江头宫殿锁千门”（《哀江头》），安史之乱导致唐王朝盛极而衰，杜甫不幸受其影响，同时也有幸成为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转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第三，参政。杜甫从安史叛军占领下的长安逃奔唐肃宗，唐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可是他不谙官场规则，被动地卷入唐玄宗与唐肃宗的宫廷之争。杜甫自觉失意，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而带领家人西去，颠沛流离，从秦州到同谷再到成都，后离开蜀中漂泊到夔州，哀哀无助，寄人篱下，直到最后终老于荆湘。杜甫的诗歌创作自然也记录着他的“艰难苦恨”，也记录着他春天感知的变化。杜甫不仅感伤自己的不幸遭遇，更是对政治隳坏的失望，是对盛唐盛世消失的感伤——“长安之春”（13）正如“流水落花春去也”（李煜《浪淘沙令》），无可挽回。

杜甫自然感觉的社会性特点也体现在他对花的审美偏好与选择上。从进入其笔下的花来看，杜甫似乎对哪种花、哪种植物、哪种树木并未予以特别关注，但他忽视某些花确是审美偏好刻意选择的结果。（14）众所周知，唐代人对牡丹花十分陶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牡丹的大红大紫——“一枝红艳露凝香”（李白《清平调三首》之二），似乎对应着盛唐时期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具有欣欣向荣、积极向上这一特点的敏锐感知与自豪判断。然而，盛唐人如此迷恋的牡丹花竟然在杜诗中没有出现（15），这似乎不是偶然，说明对盛唐社会阴暗面有更多感知的杜甫，在审美偏向上本能地对艳丽、灿烂的牡丹不感兴趣。杜甫对牡丹的忽视，正是社会性感觉影响他自然景象感觉的生动例证。

从其全部诗歌看，杜甫审视社会的思维特点和价值观念是，他决不仅仅关注个人世俗得失，或者说，他往往从个人的世俗性得失中，“由小见大”，发现社会问题、政治治乱。因此，即使面对大自然美丽的风景，他也会联想起大唐王朝政治的隳坏、盛世的消失，杜甫对自然景物的感知也始终与社会政治形势密切关联，春天的美景格外引起他的伤感。众所周知，杜诗的总体风格如其所自身归纳为“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最能体现这种风格的就是再现社会苦难的“三吏”“三别”和表现苍茫、萧条秋色的《登高》《秋兴八首》等杰作。战国后期宋玉的《九辩》“引其端绪”，“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秋日的衰败与萧条使得“悲秋”逐渐成为相对稳定的文人创作惯例和心理反应模式。杜甫在长安十年仕进的艰难经历，安史之乱中陷贼的不幸遭遇，使得他“感时花溅泪”、“卧病却愁春”，美丽的风景反而引发他伤逝、伤时之感。显然，春天和秋天都会在杜甫内心引发悲哀的心理反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杜甫的伤春与悲秋具有相通性。

伤春与中国古代文学惯例、心理传统

“伤春”在杜甫之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和“悲秋”平行并称的传统，但是，从杜甫到中唐、晚唐，正是在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由盛转衰历史巨变的社会背景下，以伤逝——感伤美好景象消失为心理感受内涵的伤春意识，逐渐形成为与悲秋并行的普遍的时代心理和文学惯例。

安史之乱最终导致盛世的戛然而止，从此唐王朝百病丛生，一蹶不振，对那些经历过盛唐的诗人而言，这种挫折感、衰败感可能更加强烈，从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大历诗人普遍具有一种感伤主义气质，如出生于盛唐并经历唐王朝盛极而衰巨大转变的韦应物，其《寄李儋元锡》就抒发了他面对花开花落情不自禁的感伤：“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韦应物从花开花落中看到的是时间流逝，感受到的是面对时间流逝的无可奈何。明代学者胡应麟就说，相对于盛唐诗歌，“大历后……钱、刘以降，篇什虽盛，气骨顿衰，景象既殊，音节亦寡”（《诗薮·内编》卷二）。从此，盛唐气象的理想主义退让于感伤主义，对于春季、对于花开花落的景象的表现和感受也与对时代氛围和政治状况感受桴鼓相应——由喜转悲，即使是对春天美丽景象的表现，诗人们也偏爱落花并刻画落花的凋残之美、感伤之美，“落花逐渐与伤春、惜春之情紧密地结合起来”[4]。与此同时，中、晚唐诗人普遍偏爱黄昏要超过早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乐游原》），偏爱秋天要超过春天——“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16）

在古典文献中，“伤春”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楚辞·招魂》之中：“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就指出，不同于《诗经》里的年轻女子“怀春”，这里的“伤春”“只是诉说春日里无来由的惆怅”[5]。黎活仁先生曾经根据有关春的词汇研究春的意识在宋前文学中的演进情况[6]，而日本学者松浦友久的系统研究也发现，尽管之前也有一些惜春、伤春的文学表现，只有到了“六朝后期”，伤春才形成了一种写作惯例。松浦友久虽注意到杜甫“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传语春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等诗句的作用，却认为只有经过中唐白居易诗歌传播及其影响，到了五代以来词体文学创作中才成为普遍风尚和心理习惯。[7]应该说，从六朝后期开始经初盛唐到中唐，伤春、伤逝或许尚有“悼春”等已经形成普遍性的思想与感受大潮，而亲身经历安史之乱的动荡与破坏并形成“沉郁顿挫”诗歌风格的杜甫，显然参与了上述过程并以其忧国忧民的诗歌内容和“沉郁顿挫”的诗风，对中晚唐诗人产生了重要启示作用。

我们要注意“伤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内涵的演变：《诗经》时代的“伤春”，更多的是人对大自然春生秋收本能的感应;《楚辞》以来渐渐与社会人事密切联系，而到了杜甫甚至中、晚唐，则更多地与社会政治活动产生关联，到宋代以来则脱离具体政治情境而变成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反应惯例，尤其和词体文学相结合 ——宋代的作家面对欣欣向荣的花开花落，写诗作文可以是兴高采烈，而填词却习惯性地“对花落泪，对月伤心”。在传统的印象中，“沉郁顿挫”的杜甫是中国古代最善于表现衰飒秋季风景的诗人，如其七律代表作《登高》《秋兴八首》等，“无边落木萧萧下”、“万里悲秋常作客”（《登高》），“一臥沧江惊岁晚”（《秋兴八首》其五），夔州苍凉秋景更能激发杜甫深沉的人生不遇感、不幸感和盛世的飘零感、绝望感——“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秋兴八首》其四）。然而，上述研究表明，杜甫除了如普通人一样见花欣喜之外，还因为苦难的人生经历还常常见花落泪，这种伤春心理经过大历时代的强化，在中晚唐逐渐演变为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并在词体文学中得到集中表现。杜甫通过自己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创作，在唐、宋以来的伤春、悲秋文学传统和社会心理建构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学者乔億云：“节序同，景物同，而时有盛衰，境有苦乐，人心故自不同。以不同接所同，斯同亦不同，而诗文之用无穷矣。” [8]（《剑谿说诗》下卷）杜甫的“伤春”心理，既是现实的，也是心灵的;既是个体的，也是大唐时代的。在杜甫的春天里，有风景也有激情，有美丽还有哀愁，有欢乐更有忧伤——这才是最具杜甫特点的春天的感觉，杜甫的伤春貌似个体的偶然发生，其实是对盛世的告别和伤感，杜甫伤春的本质特点其实就是感时伤世——与他诗歌的总体风格“沉郁顿挫”桴鼓相应，并且与他的悲秋心理有一定的相通，杜甫对大自然的感觉仍然带有社会性和政治性，这是杜甫忧国忧民、悲天悯人思想性格型塑的结果。

注释：

（1）关于本文所引杜诗文本及编年，主要参考萧涤非主编、张忠纲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2）也许是受到“盛唐”盛世这一潜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学术界比较关注唐诗里的春天描写，比如最早的日本学者林田干之助有《长安之春》（1941年完成，中译本由钱婉约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最新的如尚永亮先生的大著《诗映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而就笔者目力所及，近年来不少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更关注唐诗的春天以及“落花”描写，关注唐人世俗、日常的社会与精神生活史，不过，上述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不太关注作家的个体差异，对杜甫其人其诗特点的讨论不多（当然，讨论杜甫与秋天关系、特别是夔州诗与秋天关系的文章甚多），且没有从诗歌史和诗歌美学理论角度做深入考察。

（3）吴贤哲《杜甫诗歌中的春天自然意象》（《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较早从宏观角度研究杜诗中春天意象及其审美内涵等问题，不过，作者并没有关注杜甫情感反应的悲、喜变化以及处理情、景关系的阶段性特点。西北师大文学院哈燕硕士学位论文《杜甫咏春诗研究》（2015年）则对杜甫涉及春天景象的诗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其将这些诗歌视作一个类型，并讨论了这些诗内容以及形式上的特点，不过，这些诗能否算严格类型学意义上的咏物诗以及其是否具有形式上的共同特点可商。

（4）有关杜诗花草景物描写，前人已有研究，宋人范温云：“齐梁诸诗人，以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由于理不胜而辞有余也。……（杜诗）虽涉于风花点染，然穷理尽性，巧移造化矣”（转引自仇兆鳌《杜诗详注》，第2321、2322页，中华书局，1979年）。王飞就注意到杜甫描写花卉植物技法上的特点，“杜甫写花，往重在抒情，而不主咏物故而其咏花之作并不局限于花，并不执着于花”（《论杜诗中的花》，载《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

（5）杜诗中出现大量有关花的词语或意象，根据洪业《杜诗引得》检索，杜诗中出现“花”字总共280余次，其中除了“花”单独成词，还有由“花”字组成的词语，如花丛、花蕊、花卉、花萼、花径、花钿以及山花、白花、玉花、飞花、幽花、落花、桃花、黄花、荷花、江花等，还有指非植物的花，如眼花、五花马、玉花骢、浪花、檐花、灯花、烟花、烛花、雪花等。王飞《论杜诗中的花》指出，“在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与‘ 花 相关涉者近三百首，约占五分之一强”。其实，每一种花能够进入作家（包括杜甫）的笔下并引发诗人相应的思想、情感反应，都有各不相同的具体社会背景甚至政治因素，英国汉学家麦大维研究杜甫诗歌中樱桃、橘子和莲花、菊花的不同政治内涵及其背景（麦大维《不安的记忆：杜甫、皇家园林和国家》，此译文转引自王莹《麦大维对杜诗生态隐喻之探微》，载《中州学刊》2015年第10期）。

（6）按，杜诗表现赏花时欢乐感受的诗例甚多，为省篇幅，不予列举。

（7）关于“连三月”，或曰连续三个月，或曰从去年三月至今年三月实指一年，我们认为后说可从：“自禄山乱起，至此已一年余”（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三），“至今已连逢两个三月也”（赵星海《杜解传薪摘抄》卷三）。

（8）关于这句诗中花是否落泪，当代两位学术名家曾有过争论。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讨论文学创作独特的思维规律时，举例而涉及之：“抒情诗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还给客观世界以美学的评价，给予爱抚，赋予它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使他所看到的、接触到的，都成为了人化。比方‘感时花溅泪，‘花并不‘溅泪，但诗人有这样的感觉，因此，由带着露水的花，联想到它也流淚，这样赋予它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也就是所谓的形象化。这样的例子在诗里是很多见的。”（《关于抒情诗的形象问题》，载《北京文艺》1956年第4期“读者信箱”栏目，今《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药眠卷》有收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黄药眠先生文章发表之后，杜甫研究名家萧涤非先生很快表达了不同意见，且二十多年后，萧涤非先生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辨析和论证：“花本美丽，讨人喜爱，但因伤心国破，所以见了花反而更觉伤心，以至于流泪，而且是泪珠四溅。溅泪的是人，不是花。有同志说这是诗人由带着露水的花，联想到花也在流泪。这说法是不对的。带露的花只能说‘泣，前人也确有把花上的露珠和眼泪联系起来的，但也只是说‘泣……不能说‘溅。因为花上的露是静止的，而‘溅却是跳跃式的，杜甫另一句诗‘涕泪溅我裳便是证明。”（《杜甫研究》修订本第362—363页，齐鲁书社，1980年）

（9）台湾学者潘富俊研究发现：“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收录诗歌2873首，“为唐人数目最多者，共引述植物208种，植物的种数也居冠。杜甫则在两方面次之，其总集《杜少陵集》有诗1448首，植物有166种，都仅次于白居易。”（《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第30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可以据此对这些植物按照季节进行分类，观察杜甫感受特点。宋代学者宋祁早就发现杜甫对植物花草树木的关注：“少陵宅颁吟声歇，柳碧梅青欲向谁？”（《春日出浣花溪》，转引自《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杜甫卷）》第65页，华文轩编，中华书局，1964年）

（10）按，杜诗表现春天时欢乐感受的诗例甚多，为省篇幅，这里只是举例。

（11）这和盛唐其他诗人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盛唐其他诗人对春天的描写及其与杜甫的差异在他们代表性作品中就直观地表现出来，如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送孟浩然之广陵》）等，景象都很唯美，诗人心态比较闲雅。

（12）田晓菲就注意到，早在杜甫之前的谢灵运、沈约、谢朓的诗以及萧纲的赋中，落花与哀愁就已产生关联：“对凋谢的春花感到哀伤，虽然不是一种新的情感，但是描写这种情感却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话语。”见其著《烽火与流星》第四章论“春花飘零始自何时”，第144页，中华书局，2010年。

（13）借自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钱婉约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的概念。

（14）杜甫对花的刻画是精心选择的，并不是触目即写。晚唐郑谷《蜀中赏海棠》诗云：“浓淡芳春满蜀乡，半随风雨断莺肠。浣花溪上空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并自注：“杜工部居西蜀，诗集中无海棠之诗。”此论引发了后代学者热烈的讨论。

（15）杜甫有诗《花底》，历代注杜者多谓与其另一首《柳边》诗同作于广德元年春流寓梓州时期，推测所咏为梅花、桃花或绛梅，而明人薛凤翔著《牡丹史》疑此诗所咏为牡丹，因而将其收入《藝文志》门。路成文《“诗圣”或曾咏牡丹——兼谈杜甫两首诗的编年问题》（载《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4期）采信薛凤翔之说，认为《花底》诗中提及的“花”就是牡丹花，且根据此诗感情内涵推测此诗不作于梓州，而作于于天宝六年杜甫待诏阙下、被李林甫黜落之前。此说实属“大胆想象”。其实，即使此诗所咏为牡丹，杜甫却不直接提及“牡丹”之名，亦可见杜甫对牡丹并不十分关注和喜爱。

（16）日本学者中原健二《诗语“春归”考》（载《东方学》75辑，1988年1月）研究发现，伤春、惜春等概念及其相关诗歌在中唐以后出现激增的现象，转引自黎活仁《春的时间意识于中国文学的表现》（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三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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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清]李文炜.杜甫全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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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小川环树.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C].周先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17.

[6]黎活仁.春的时间意识于中国文学的表现[M]//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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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097.

（责任编辑  许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