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仁富，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浙江省思政名师工作室负责人，浙江省教学名师。

在几乎没有什么征兆下，在中华民族最为看重的春节假日期间，我们被抛入了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的境况，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但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已经成为现实的境况下，你都不得不接受当下的现实，并在现实中安顿好自己的生命。而生命的安顿，本质上其实就是重新省思、调整与处理生命关系，建构新的和谐有序的生命关系。

一、自我照顾——“我”与自己生命关系的省思和安顿

在疫情防控视域下，需要省思和安顿的，首先是人与自我的生命关系。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大多数时间都被卷入现实的各种生命与非生命关系中，人很难抽身出来直面自我。但是，在疫情防控的境况中，每一个人的很多现实关系被活生生地阻断了，不得不自己待着，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自己和自己待着。当此之时，一种原本具有本质性的生命关系就会凸显出来，这就是人与自我的生命关系。

（一）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在不得不自己和自己待着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是真实存在的，是需要认真照顾的。几乎所有关于疫情防控的知识宣传，都强调的是自我身体照护，诸如勤洗手、戴口罩、消毒等等。何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冒出来成为关注的焦点呢？因为那可怕的病毒会侵害我们的身体，会借助中介传染给我们的身体，也会借助我们的身体传染给其他人。身体的重要性在此时得到了特别的彰显。

其实，仔细一想，难道身体不是从来就如此重要吗？身体难道不是我们灵魂的载体，是我们全部生命的承载者吗？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使用我们的身体吗？是的，身体就这样被我们无意识地使用着，甚至是不知节制地使用着，但是，我们居然不知道在使用着，这就像我们平时习惯使用某种工具一样。当身体被这样习惯性地工具化使用后，身体似乎与我们变得陌生了。只有在工具本身的独立存在被彰显出来时，它才成为它自己。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身体的独立存在被充分彰显出来了，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我们平时完全忽视了的身体存在，它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照顾。

（二）照顾好自己的内心

在不得不和自己待着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内心的情绪是如此真实不虚，是需要我们去认真照顾的。仔细一想，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无时无刻不在“用心”。我们用心地处理我们的日常事务，用心地设想我们的未来，用心地干我们想干的任何事情。实际上，我们活着，就在用心，就不得不用心。只是，所有的这些“用心”，都是指向世界的，指向我以外的他者的。这样的用心，实际上是一种“操心”的活动，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工具化”地使用我们的身体一样，我们在“操心”状态下，其实也只是将我们的心当作工具在使用。

当我们不得不自己和自己待着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将无所用心。准确地说，我们是无所“操心”。换言之，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用心”方式派不上用场了。可是，心之为心，就在于它一刻也停不下来。当“心”无所“操”之时，心会游移不定，会“浮想联翩”。当此之时，心就会生起很多妄念、妄情。而我们要“用心”地和自己待着，就需要去平复这些妄念、妄情，让心处于“非用之用”的新的和谐中。

在心的知情意三大功能中，情是最核心、最根本的，也是和生命最内在之“性”联系最紧密的，所谓“性情”，便是对生命最真实的表达。相应地，情绪则是我们生命存在的表征，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存在状态。所以，“用心”和自己待着，最重要的便是对自己心中情绪的了解、理解和纾解。心理学认为，情绪不是事件引起的，而是对事件的解释引起的;对同样的事件给予不同的解释，便会有不同的情绪。而决定我们对事件的解释的，则是我们内心的信念。我们无法左右事件，但我们可以左右我们自己内心的信念，因此，我们可以调控我们的情绪。

（三）照顾好自己的灵魂

在不得不和自己待着的时候，我们有机会静下心来观照一下自己的生命。但是，由于我们平时太少和自己的灵魂接触，我们甚至都不认识自己的灵魂了，所以，我们一下子无法让自己的灵魂来安顿自己的身心、安顿自己的生命。身体的懒散、内心的焦虑惶恐，便是由此而起。

灵性是个体生命就其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对宇宙等相互关系的经验中产生意义的一套深层信念，是为我们的生命活动界定意义、指引方向的能力。在身心灵统一的生命活动中，“心”作为生命存在的“中枢”，是生命存在的动能系统，它是否接受“灵”的指引，对于生命活动的意义呈现具有决定性作用。生命教育的理念就在于，将我们的心引向灵，让我们的身心在灵的指引下去思考、行动。

我们可以通过知来接触灵，主要是学习人文学科的知识，了解艺术家、文学家、宗教家、哲学家的思想，并且以此对照自己的经验。在这种思考及想象的过程中，自然就会与灵发生接触，并且能够保持互动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情来接触灵，主要是通过真实地体验亲情、友情、爱情，甚至人情而获得情的感通，这种“通”就是灵的显现。我们可以通过意来接触灵，主要是对我们的意愿和向往进行一念翻转的审视和觉察，意是一种追求、一种“要”，然而，真正的“要”其实是能够做到“不要”。我们可以通过死来接触灵，主要是在观念层面先行到死中去的思想实践，这种终极反思就可以启示我们的灵，并给我们生命以方向。

二、亲情陪伴——“我”与家人生命关系的省思和安顿

本次疫情正好发生在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由于普通民众的防控措施主要是居家自我防护，这就给了大家一次非常独特的个人与家人的长时间、小空间相处的机会，也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去认真审视我们作为个体生命与家庭、家族、家人生命的独特关系和意义。

（一）呼唤内心的家庭意识

二十世纪以来的多次社会变革导致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实际上让当代中国人对于“家庭”的理解和情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三代同堂的最为完整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已经很难作为当下主流的家庭形式了，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大多还是会充分利用春节这一传统盛大节日回老家，带着孙辈回到父母家过年，享受短暂的三代同堂家庭的温暖。何以我们会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对于“家”的向往呢？

人们看待家庭的存在，可以有不同的视野，或者“向下看向前看”，或者“向上看向后看”。如果以“向下看向前看”的视野来看家庭，个体生命似乎可以有家庭也可以无家庭，因为事实上有很多孤儿便是没有家庭的，一些宗教信仰者也是脱离家庭度过一生的。如果我们以“向上看向后看”的视野来看家庭，那么我们便发现，一个人存在，其家庭必已先存在，是先有家再有这个人的。如此，一个人便应该意识到，肯定其自身的存在，必然肯定其父母和家庭的存在。这种基于个体生命存在而肯定家庭存在的意识，便是哲学意义上的“家庭意识”。

人之“无家”，并不只是没有一个在人之外的“家”，而是人自己丧失了自己存在的一部分。此即意味着，对于他来说，“完全而无所遗憾的人”不存在了。一个“无家”的人又以无家为憾，这即表明，人是肯定人“当有”家的。肯定人当有家即是一本真的原初的家庭意识的存在。由此而言，人不能无家庭意识而存在。

（二）建构温情的家庭人伦

在家庭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既是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同时也是作为家庭人伦关系的成员（角色）而存在的。在家庭中的各个个体人，各以其精神自我、道德自我体验并保持家庭这一存在形式，从而共同建立此家庭，形成家庭意识。同时，在家庭意识的引导下，家庭成员彼此之间通过节制、牺牲以维护家庭的存在。

在所有现实的生命关系中，男女、夫妇关系具有特别的地位。男女结为夫妇，成为家庭人伦的开始。夫妇在“本能之爱”和“精神之爱”的双重作用下，不仅是因为种族绵延的本能，同时也是为了将彼此之间精神性的爱情客观化为可见的象征，“夫妇”必然要生育子女而成为“父母”。父母对子女的爱，表现为一种生命之流顺流而下的慈爱;而子女对父母的爱则是生命之流逆流而上的孝敬。人孝敬父母的理性根据，根本上应该从“返本”即从“我生命所从出之本源”的意识中去寻找，即我的存在乃是父母的创造。这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客观现实。因此，孝敬父母，在生存论意义上，便是让自己的现实生命回归本源，见证自己生命之根之本。子女的相继出生而有兄弟关系的成立，这是依于父母爱情的相继客观化而有的家庭关系。兄弟间的根本道德，是平等相敬、真诚友爱，这是一种纯粹精神性的道德。

在家庭意识的引导和支持下，每个家庭成员“互以对方之心为心”，各自表现自己的道德意志，实现自己的超越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直接目的不在于满足各个“现实自我”的欲求，但并不会导致各个“现实自我”对其欲求的绝对否定。家庭人伦之于个体生命的意义在于，家庭生活在成就人的道德自我、精神自我的过程中，同时成就人的自然生命的欲求。

（三）家庭之爱与社会之爱

作为个体生命，我们和家庭的关系，我们对家庭的爱，实际上是有一种巨大的张力的。一方面，家庭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出生地，是我们的生命之根，我们永远都需要连根养根;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只是生活在家庭关系中，而是生活在更为广泛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我们又总是不得不将家庭之爱转化升华为社会之爱。

爱，就是责任。其实，孝顺父母就是为了点燃我们生命本有的爱心。只是这个爱心要不断地扩大，从爱父母，到爱家人，到爱天下。爱心越大，能量越大。人之所以应当先尽对家庭的责任，其根据在于，我的生命是来自父母的，我的兄弟是我降生于此現实世界之路上先后遭遇到的人，我对“我的家庭”的责任，是他人不能代替我去尽的，也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所以，我不得不先尽对“我家庭”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在先，并不妨碍社会责任的形成。二者只有范围的差别而无性质的不同。我与父母、兄弟的血缘关系，规定了我的责任感最初的表现之所只能而且必须在家庭;但这并不是我的责任感本身“所以有”的根据。正因为如此，由家庭人伦道德实践所培养出来的人伦责任意识，即可以再表现为对社会的人伦责任意识。

三、人性体察——“我”与他人生命关系的省思与安顿

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尽管普遍的方式是居家防控，但是，防控所需、治疗所需，又呈现出了两种独特的人与他人的生命关系。一方面，是我们每个人在离开家到户外与他人接触时，即使是在买菜购物等最基本的人际需求中，都尽可能戴口罩，保持适当距离，人与人之间因为病毒传染的可能性而不得不保持恰当的距离;另一方面，又有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他们受命到武汉、到湖北驰援，参与疫情防控和疾病治疗，他们作为当下社会生活所形成的独特人际关系的“逆行者”，在传递着另一种人与他人生命关系的声音。

（一）陌生人社会中的人性坚守

“他人”作为陌生人，在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实际上，在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活实践中，熟识的人始终只是人类社会的极少数，大多数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他人。在面对熟人时，我们更加在乎和信赖的，是他已有的各种社会身份，而不是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但我们面对陌生人时，这些我们赖以建立信任感的社会身份都没有了，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唯一可以依赖的便是，他与我一样，也是一个人。因此，要真正领会针对陌生人的人情道义，我们必须了解和认识人之为人的人性。其实，从疫情防控期间所呈现出来的人与他人的两种人际关系模式而言，它们都充分呈现出了人性的本质特征，也就是中国儒家，尤其是孟子所提出的“人性本善”。

人都有向善的良心。在孟子看来，“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是孟子性善论的前提。在论述人人皆有“为善之心”后，孟子又论证了人们同时还具有“为善之能”，为善心向善行的转化提供了可能。“仁、义、礼、智”这四德构成了人的道德能力，即“才”。人们因为这种“才”就可能将四端扩而充之，发展到完善的程度成为圣人。“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如果人未能完善自我，成为圣贤，并不是他没有这种能力，而是能力没有得到发挥。孟子在论证人天生具有“良知”和“良能”之后，提倡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良知”与“良能”加强道德修养，培养“善”。疫情期间尽可能待在家里少出门，出门戴口罩，与人保持恰当距离，这实际上是人性善所彰显的道德自律;而逆向而行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们，是人性善所彰显出来的道德使命！

（二）现实生活世界的人道落实

基于对人性的理解，我们对待他人就应该遵循基本的人道立场。人道，即以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为原则的为人之道。人道的立场，根本上就是把人当人看，包括不把人当神看，也不把人当物看，而是把人当作一个真实的人看。“把人当人看”本质上就是我们在面对他人时，要将他人看作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生命。生命之为生命，在于它只有一次，不可重复。因此，我们对生命必须敬畏和关怀。

生命存在于相互联结之中，不仅个人的生命总是与其他人的生命休戚相关，整个人类的生命也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休戚与共。在这种整体的生命相关性中，每一个人都不再能够仅仅只为自己活着。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自身的独特价值，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故意伤害他人生命，或者对于伤害他人生命的行为熟视无睹。对一切生命负责的根本理由，实际上是对自己负责。因为，如果没有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

敬畏生命是我們面对生命时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和一般的态度，是对生命存在的神圣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的敬重。在现实的存在中，生命存在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对于那些受到伤害的生命，对于那些处于痛苦境遇中的生命，对于那些处于灾难中的生命，以及一切值得我们同情和关怀的生命存在状态，我们应当给予生命关怀。关怀是爱的实现和表达，是将他人当作与我一样的人，是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仁爱信念

人性论和人道的立场，只是为我们处理陌生人社会的“人情”提供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人，我们都需要尊重人性，并且把人当人看。要真正处理好全球化时代陌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还需要有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仁爱精神，并对这种仁爱精神保持高度的信心。

我们应该有对人之向善性的信念。在根本上，人与人是互相敬爱的。世间也许有不爱名誉、无恶不作的小人，也许这些小人还会以他的罪恶为自豪，说他敢于为恶。但是，他如此说时，他的内心实际上是自以为他如此做是“对”的，他误以为“恶”为善，所以他为恶了。他实际上是基于人类根本的向善之心而后有为恶之事的。善最后是要胜利的。你如果真如此信仰，你就不会感觉到世界永远充满罪恶。

我们应该有对世界变好的信念。充满罪恶的世界是否真可以变好，根本上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觉得自己可以变好。你问你可否变好时，你实际上是希望你自己好，你发出这样的问题时，你已经在取好舍坏了。你在取好，你在向好，所以相信你可以变好。因为你可以变好，所以，你应当相信世界真可以变好。

我们应该有相信他人的信念。当你同人接近、接触的时候，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你不应该设想别人或许有不好的动机。也许有一天你发现，你所相信的他人，其所表现的好都只是表面的。但是，你最好仍然应该指出他表面的好，向他表示，我相信你是向好的。因为他还要“表面的好”，这一点确实是好的。你相信他是如此，他也将相信他自己是如此。他表面的好，将慢慢从他心的外层沉入他心的内层，进而成为内在的好。

四、自然情怀——人与自然生命关系的省思与安顿

此次疫情，源于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带来的肺炎。这种病毒具有很强的人传染人的特性，所以才带来如此大的危害，带来如此巨大的短时间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变化。尽管到目前为止，该病毒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还没有准确的结论，但基本的情形是清楚的：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大概来自于某种野生动物，通过野生动物市场传染到了相关的人，进而变成人传染人。这让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与审视我们与世界上的非人存在物、与整个自然世界本身的关系。

（一）人与他物的共生共存关系

我们不仅生活在人类社会中，而且首先是生活在天地万物构成的这个世界上。如今，人类开始进入到资源枯竭的生存时代：大地几乎被掏空，地表资源差不多被扫荡干净，海洋成为资源争夺的主战场……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错乱，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当然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存。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存在，要靠生物的多样性来维持。而生物多样性所构成的平衡生态，则是这个世界和我们人类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人们共同的努力。我们应该增强自我意识，拒绝使用或食用野生濒危植物和动物;我们应多向身边的亲人宣传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发动身边的人自觉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多作贡献。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开创者利奥波德，主张把道德思考的焦点由个体转移到生命整体，将整个生命共同体，即大地当作道德主体。当伦理的边界从个人推广到共同体时，它的精神内容就相应增加了。

（二）人类中心主义信念的反思

要真正理解和践行人与他物的共生共存，我们还必须在理论上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信念所带来的危害。“人类中心主义”又称人类中心论，指的是一切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以人为根本尺度去评价和安排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体论与西方近代笛卡儿以来的主客二分以及机械论世界观密切相关。在这种世界观中，物质与精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彼此不可还原的实体，各自遵循根本不同的规律。按照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世界观，只有人是主体，非人的一切皆为客体，由于人是唯一的主体，因此，人的利益被看成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要素，人是唯一的道德代理人，也是唯一的道德顾客，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很显然，人类中心主义有其自身的片面性：虽然也主张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但他们看不到生态破坏与人类商业贪欲和征服欲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总以为，通过行为规范的调整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人类可以通过更强的力量去解决环境问题。可实际情况是，只有人类抑制自己的贪欲，彻底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与道德观，才能真正认清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人类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文明的发展方向，即改变资本主义方向和工业主义方向，才可能拯救自己和大自然。

（三）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智慧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先哲关于天人关系反思的成果。其中的“三才统一”“民胞物与”等生态智慧，对于现代人处理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三才”即天、地、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又把它们联结为一个整体，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有机统一的自然观，凸显了中国古代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所达到的水平。天、地、人是合而为一的，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宇宙大系统。天、地、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整体，三者合一，化育万物。“三才”并行的思想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自然和谐上的体现。

儒家仁爱思想运用到自然，表现出来的就是“民胞物与”的生命立场。孔子从仁学出发，提出了“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要求人们热爱自然。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把“仁爱”由人与人的关系推广到了人与物的关系之中。荀子甚至把对自然的保护视为“王道”的基础，提高到了“圣王之制”的高度。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贯通“和”的理念，協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对自身生存合理性的考虑，也是对包括人在内的大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考虑。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既要尊重自然的存在权利，更要把人由自然的主宰者转变成自然之子。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肆虐，再次唤起我们对此认真体悟和践行。

五、生死感通——生死之间生命关系的省思和安顿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来，看到每天疑似病例、确诊病例以及死亡人数的变化，人们充分感受到了死亡对人的现实生命的巨大威胁。不管是居家隔离的自我防控，还是对于确诊病例的集中隔离治疗，表面上我们在和病毒战斗，但更深层次的，我们在和死亡、死亡恐惧、死亡焦虑自我作战。因此，反思和觉察我们生命本身的死亡属性，对生死幽明作自觉的省思，是我们安顿生命的必要功课。

（一）生命无常与死亡意识的自我觉知

死亡作为现实人生的终结，本来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的人生大问题。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方式死，但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死亡这种人生可能性究竟什么时候会光临我们，又是完全不确定的。这就是生命本身的无常性，也是死亡的常性之所在。

克服死亡恐惧的最好办法是让我们的思想与死亡携手，就是在思想中接受死亡，把生与死看成是一体的。我们所谓的“怕死”，其实是“怕自己”。而所谓“怕自己”，寻根究底不外是“怕自己将要完全失去世上所喜爱过的事物”，包括爱人、家属、好友以及自己所偏好的各种世上的东西。“怕死”的问题，关键在一个“我”字。因此，克服死亡恐惧首先是“无私无我”，这是必要条件。

同时，以无私无我超越死亡挑战的人必须有爱心，真正的爱也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我们真正地去爱别人，也感受、接受别人的爱，我们就会心存幸福。当真的面对死亡的威胁时，我们内心才会有一种坦然，没有抱怨，没有遗憾，心里装着爱的温暖。

（二）生死互渗与生活态度的合理建构

当我们懂得，人一定会死亡，是自然规律，承认人都会死这个现实，学习和探讨关于死亡的课题，将死亡看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便会多一些和死亡相处的能力。当一个人能够从生命的终点“死”回观“生”，并作好随时接受死亡的准备时，他就为自己的生命奠定了基本的意义支撑，从而也就不会怕死而超越了生死。

从表面上看，人的“生”与“死”的确完全不同，判然两别;但深思则会发现，“死”是渗透于人“生”的整个过程之中的。在人“生”的过程中，生命有机体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在每一个活着的人体中，生理上的“生”与“死”实质上是不停地发生着，这是“生死互渗”的生理学意义。人“生”的过程同时就是“死”的过程，人“生”一日也就意味着人在社会中“死”去了一天，它显示出“生死互渗”的哲学意义。人自觉到“生”的同时，便或迟或早地派生出某种“死亡”意识，这种“死”的观念将或隐或显地伴随人的一生。这可以说是“生死互渗”在人类学上的意义。

“生死互渗”是人生中的一种实际存在状态。我们应该理解这一点，并由此出发，“先行到死”，由“死”观“生”。当人们从观念上先行一步，立于人生的“终点”，立于生死之界来返观我们的人生时，才能真正察觉自我的生命缺少了什么，人生中应该去追求什么;而且也会真正明白人生幸福与快乐的真实含义、人生痛苦与悲伤的真谛。由“死”观“生”的结果，可以使人自我定位，使人生活中的一切均具备好坏优劣美丑是非的价值判断，这就为我们的人生确定了方向、性质和内容。

（三）生死感通与生命行为的情意落实

生死不仅是相互渗透，我们需要以生观死也需要以死观生，以此建构我们的人生态度、生死立场。同时，生死还是相互感通的，我们需要在更广阔的时空视野来领会死亡与生命的辩证关系，进而确立我们的人生观和生死观。

人们总是生活在家人、亲戚、同乡、同学、朋友、同事、邻居之中。本人与他人的共在是人的生存最重要的属性之一。任何本人的死亡只是在肉体上解除了这种共在关系，却并不意味着在精神上也解除了这种共在关系。能够贯穿生死的，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情意感通。从死者来说，死者虽然离开此世，但是对人世间的余情未断、遗志未了。一个在弥留之际的老人对儿女指点家中的事，在疫情中一位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男士留下遗书“把遗体捐给国家”……这样一种真诚的期望、顾念、祈盼，直接溢出其个人的现实生命之上之外，寄托于后死者。这便是先死者深情厚谊的延续。与此同时，当后死者感受到先死者的精神存在时，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不能毫无感动。由此感动，后死者便真实接触和了解了先死者的精神与先死者的深情厚谊。后死者以先死者的遗愿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努力去实现先死者的遗愿;同时，将先死者的生命事迹、生命德行充分展现出来，让其久存于人世间。

由此观之，通生死阴阳的基础在情志。在死者言，情志常表现为死者对世间的余情与遗志;而在生者言，则常表现为生者对死者的怀念、诚敬以及由此而生的继述之心。这种深情厚谊的感通，是孔子所说的“祭如在”之“在”的证明，也是“祭如在”之“在”的要求。在这里，“在”根本上不只是作为一个实体的生命在当下，而是情意在场，是要将自己对死去的他人的深情厚谊从内心升起，并在当下呈现出来、表达出来。这也就是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强调祭祀之礼的生命意义。

责任编辑 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