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娜

摘 要：《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有机组成一个宏观知识架构与文化思想批评相结合的学术评价体系，展现出清代中叶官方的思想权力意志。四库体系中词学文献所处的门类、著录的数量及蕴含的词学批评，就呈现出鲜明的清代官学特色与乾嘉文坛的词学审美风尚。四库提要从诗词辨体的角度出发，认为诗词同源，本出《诗经》，强调词体的音乐属性;注重词作思想情感的熔铸与比兴寄托之意的表达;论词推主雅化浑成之作，摒弃俗艳俚词。四库论词卓具价值，对后世词学批评和词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四库体系 《四库全书总目》 词学批评 价值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43-55

清代官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秉承官方的权力意志，依传统目录学将古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加以著录，于集部建构出以诗文为中心和主干，以词、散曲为旁干和支流的文体谱系，其去取、定位、批评等体现出一定的官学倾向，即“一种政治力向思想、文化、学术、文学等方面的贯穿和渗透”1，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叶官方正统的文学以及文体学的审美观念。目前，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2，但从四库编纂过程的文化环境出发，对四库体系中的词学批评运用观念辨析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的探讨则有待展开。在庞大的四库体系中，词学批评的主要维度有哪些，体现出怎样的词学观念，这种词学观念对后世词坛具有怎样的价值与影响等等，本文试作浅析。

一、四库体系中的“词”与“词学”

约而言之，四库体系，“既包括《四库全书》体系，也包括《四库全书》所采用的目录学之经、史、子、集文献分类体系，后者体现在前者之中”3。具体而言，四库体系则不仅指向《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荟要》《四库禁毁书丛刊》等系列丛书，还应包括《四库全书总目》、阁本书前提要、《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目录学批评体系。《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原则、部类和数量，与《总目》展开的作家文集考辨、版本文献辩证和文艺审美批评，有机组合成一个宏观知识架构与文化思想批评相结合的文艺审美体系，展现出清代中叶官方的思想意志。馆臣在四库体系中依朝代次序收录词学文献，并在提要中对词学加以批评，呈现出清代官学文艺视野中的词学观念。

作为较早著录词学文献的目录，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之外，另辟出“歌词类”，此为《四库全书》集部的分类，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四库全书》将历代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加以著录，于集部又分列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个门类，将词曲类置于集部之末。《四库全书》于词曲类著录词学文献七十八种，曲学文献三种;存录词学文献四十九种，曲学文献八种。相较《四库全书》于词曲类只著录明沈德符《顾曲杂言》、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清代《钦定曲谱》三部曲类文献，而漏掉《录鬼簿》《太和正音谱》《曲品》《曲律》等重要的曲学典籍来说，《四库全书》几乎收录了历代词学的重要典籍。此很明显地将词的文体地位置于曲之上。在《四库全书》收录的一百二十七种词学文献中，就时代而分，收录宋代七十九部、金代一部、元代二部，明代十三部，清代二十九部，呈现出推尊宋清词学的审美倾向;就部类而分，则归属为五类，“曰别集，曰总集，曰词话，曰词谱、曰词韵”1，秩序井然。

研究四库体系的词学批评，还应关注《四库全书荟要》的词学文献收录情况。乾隆三十八年（1773），于敏中等人奉敕修纂《荟要》，撷取《四库全书》之精华，以供御览，于经史子集共收录四百六十四种书籍，其中集部三十九种。与《四库全书》于集部设置“词曲类”不同的是，《荟要》于集部设置了“歌词类”，明显沿袭了《直斋书录解题》的分类方法。《荟要》于“歌词类”中共收录清《御定词谱》、清《御定历代诗馀》、清朱彝尊《词综》三部词学文献，而未著录一本曲学文献。此相较《荟要》集部收录的三十九种文献而言，《荟要》对词学文献是较为重视的。考《钦定词谱》四十卷成书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于序中明言校勘《词谱》，是要“详次调体，剖析异同，中分句读，旁列平仄，一字一韵，务正传讹”2，旨在从官方的意志出发，对词谱加以规范。《御选历代诗馀》一百二十卷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于序中曰“更以词者继响夫诗者也。乃命词臣辑其风華典丽悉归于正者，为若干卷，而朕亲裁定焉”3，给予诗词二体同等的文体地位，是清代官方审美关照下的词作典范。而《词综》三十六卷于康熙十七年（1678）经朱彝尊、汪森等初刻，于康熙三十年（1691）经汪森、柯崇朴等补辑，遂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词学选本，卓具版本目录学价值。此三部文献前两者是清代官修词学的典范之作，而后一部则是乾嘉词坛浙西词派的权威之作。《荟要》甄选此三部词学文献，即从官学的视角出发，对传世的词谱、词作与词学文献加以审美的规约。

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4。如果说，《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两部丛书，在中国古代庞大的知识网络体系中确立了词学的部类归属与坐标位置，《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总目》、阁本书前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各类四库目录，则从综合深入的考辨与批评出发，明确了词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于集部词曲类只收录词学文献十二部1，宋清两朝的名家词集，基本都未予以收录，且对词学文献也未加以分类。此可看出在《四库全书》编纂的初期，对词学文献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总目》作为中国官修目录学的大成之作，馆臣“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2。经过数次的修缮之后，《总目》定本收录的词学文献则多达一百二十七种，分为别集、总集、词话、词谱、词韵五类，依朝代、门类排列，几乎囊括了历朝名家词学文献，包罗甚富，秩序井然。从中可见出，在《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在官方权力意志的干预下，在清词振兴的词学风尚的影响下，在《总目》提要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四库体系对词学文献的重视程度是不断加深的。《总目》以部类为纲要，以朝代为脉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要中有对词学家生平的考证，有对词集版本的校勘，有对词体、词史的宏观勾勒，有对词学的深度批评。这种词学批评是在官学意志、实学思潮、浙西词风有机构成的词学环境中展开的，呈现出明显的主观色彩与时代的词学精神。

二、四库体系中词学批评的三个维度

四库体系对词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四库提要》中。提要论词注重对词体起源的追溯，对词体属性的挖掘，对词体表意功能的阐释，对词体风格的推尊，呈现出多元立体的词学审美关照。

（一）词之体：源自《诗经》、体本音乐的文体特征

自词产生伊始，学界就对词之起源与体性展开探讨，竟至形成“一个千年学案”3，影响着学界对词体本质的理解以及文学地位的界定。考古今词体起源说，大体可分为“词起于新声变曲、词起于燕乐、词起于声诗之变、词起于乐府之变、敦煌词为词的源头这样几个主要类型”4。就清代而言，从清初浙西词派朱彝尊选词“以雅为尚”，希冀能“一扫明词之弊”而编纂的《词综》，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敕造而纂、分调编排的《历代诗馀》;从万树考调、酌句、辨字、序篇编制的《词律》，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裒合众体，勒为一编”而敕修的《词谱》，词学已经进入了官方正统的文学视野，从朝野登上庙堂，带来了词学观念的变化，由此影响《四库提要》对词之体性的认识。提要从官方词学审美视角出发，对词体的源流正变展开梳理。

首先，从诗词辨体的角度出发，提要梳理了词体的衍进历程。

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5

考古诗皆可以入乐，唐代教坊伶人所歌，即当时文士之词。五代以后，诗流为词。金元以后，词又流为曲。故曲者词之变，词者诗之馀。源流虽远，本末相生。6

诗降而词，实始于唐，若《菩萨蛮》《忆秦娥》《忆江南》《长相思》之属，本是唐人之诗。而句有长短，遂为词家权舆，故谓之“诗馀”。为其上承于诗，下沿为曲，而体裁近雅，士人多习为之。北宋已极其工，南宋尤臻其盛。金、元逮明，作者代有。7

此三则提要展示了以下的信息。其一，提要将词体的前身溯源至《诗经》，认为词乃“乐府之馀音”“风人之末派”，从源头上肯定了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二，提要指出词体出现于唐，全盛于宋，上承诗歌，下启于曲，诗词二体同源，本末互生。其三，提要还勾勒出从诗三百演变而为汉之乐府，唐之歌诗，宋之词，后世之曲的由正趋变、变风变雅、“层累而降”的文学演进史。

然而，提要认为诗词虽然同源，却有尊卑之别：“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馀。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1提要指出律诗之体格与学力弱于古诗，词之体格与学历弱于律诗。这种文学观念，就展现出乾嘉时期，四库馆臣尊古尚学的文学审美风尚。

其次，馆臣还明确词体的音乐属性，从音乐体性上对词体的起源与发展历史加以追溯。词体源溯燕乐，具有音乐的属性。李清照即在《词论》中强调词体的音乐属性，言词須“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与诗相比可谓“别是一家”2。《总目》承袭前贤诸论，明确词体的音乐属性：“考梁代吴声歌曲，句有短长、音多柔曼，已渐近小词。唐初作者云兴，诗道复振，故将变而不能变。迨其中叶，杂体日增，于是《竹枝》《柳枝》之类，先变其声。《望江南》《调笑令》《宫中三台》之类，遂变其调。然犹载之诗集中，不别为一体。洎乎五季，词格乃成。”3从词体的音乐系统来看，《总目》认为吴声歌曲在句式上长短不一，在音色上绵柔曼丽，接近词体，却不同于词。考吴声歌曲属于清商乐系统，宋代郭茂倩裒辑两汉到五代的乐府诗为《乐府诗集》，其中的清商曲辞就以吴声与西曲为主体。而词则兴起于隋唐时的燕乐，其在音乐体系上与梁代歌曲相近，却有很大的差别。馆臣从音乐属性上对词体的溯源可谓是十分精准的。

从词体的音乐属性出发，提要还将词视为“伎艺之流”“乐中之末派”“乐府之馀音”。《顾曲杂言》提要云“词曲虽伎艺之流，然亦乐中之末派。故唐人《乐府杂录》之类，至今尚传”4，《钦定词谱》提要亦云“词亦诗之馀派，其音节亦乐之支流”5。提要还追述了随着词学的发展，词体的音乐属性逐渐消亡，至于金元时期沦为案头文学的衍变历程，表达出古调难复的感叹之情：“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其时士大夫多娴音律，往往自制新声，渐增旧谱。故一调或至数体，一体或有数名，其目几不可殚举。又非唐及于五代之古法……迨金、元院本既出，并歌词之法亦亡。文士所作，仅能按旧曲平仄，循声填字。自明以来，遂变为文章之事，非复律吕之事。并是编所论宫调亦莫解其说矣。然其间正变之由，犹赖以略得其梗概，亦考古者所必资也。”6

正因为对词体音乐属性的重视，提要遂对毛奇龄在追溯词体起源时，只看句式长短而不辨音乐体性的做法加以批评：“惟其远溯六朝，以鲍照《梅花落》亦可称词。则汉代铙歌何尝不句有长短，亦以为词之始乎？”7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外在形式上的句式短长并非词体的根本属性，而内在的音乐体性才是决定词体属性的关键。

从词体的音乐属性出发，《总目》对词学的批评着力挖掘词体的音乐特质，褒举声律谐美、叶韵的词作。以周邦彦为例，清真在审音度律、修订旧调、创制新声等方面，卓具贡献。沈义父曾云：“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1指出清真词不仅用语最雅，而且知音谙律。刘熙载也赞其“律最精审”2。提要评清真词，尤为注意其审音度曲之功：“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不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刌节度，深契微芒”3，“故方千里和词，一一案谱填腔，不敢稍失尺寸”4。馆臣认为清真善用四声，不相混淆，从而使词铿锵悦耳、音韵浑成，此为深谙音律之论。

《总目》亦评价蒋捷《竹山词》：“其词练字精深，调音谐畅，为倚声家之榘矱。间有故作狡狯者，如《水龙吟》‘招落梅魂一阕，通首住句用‘些字。《瑞鹤仙》‘寿东轩一阕，通首住句用‘也字，而于虚字之上仍然叶韵。盖偶用诗骚之格，非若黄庭坚、赵长卿辈之全不用叶，竟成散体者比也。”5馆臣对蒋氏恪守词律、叶韵之作大加赞赏，将之奉为词家典范，而对黄庭坚等人不叶韵的词作加以摒斥。此外，馆臣认为卢炳词“至于《武陵春》之以‘老叶‘头，《水龙吟》之以‘斗‘奏叶‘表，《清平乐》之以‘皱叶‘好‘笑，虽古韵本通，而词家无用古韵之例，亦为破格”6，就意在批评其不守词韵。由此，词作是否协音叶韵，俨然成为馆臣评价词作艺术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维度了。

万树是清代最重要的词律大家之一。其《词律》的出现，“标志着明末清初对唐宋词体式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对《词学筌蹄》以来词谱制作的无序状态进行全面的清理”7。四库提要于词曲类词谱词韵之属只著录了《钦定词谱》和《词律》，从官学的文化视角，对于万树《词律》的审音定律之功予以肯定，更展现出对词律的重视。《词律》提要评价万树：“其最入微者，以为旧谱不分句读，往往据平仄混填。树则谓七字有上三下四句，如《唐多令》‘燕辞归客尚淹留之类。五字有上一下四句，如《桂华明》‘遇广寒宫女之类。四字有横担之句，如《风流子》‘倚栏杆处上琴台去之类。一为词字平仄，旧谱但据字而填。树则谓上声入声有时可以代平，而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一为旧谱五七字之句所注可平可仄，多改为诗句。树则谓古词抑扬顿挫，多在拗字。其论最为细密。至于考调名之新旧，证传写之舛讹，辨元人曲、词之分，斥明人自度腔之谬。考证尤一一有据。”8此提要的价值有三。第一，提要肯定了万树在词律中以逗记谱的记谱方式。第二，提要褒奖了万树依律校词，强调字分四声，屏弃了明代以来的平仄校词法，而以上声入声代替平声的校谱方式。第三，提要还赞赏了万树考证词调，分词辨曲，斥责倚词填词，重申按谱填词的词调考辨之功。当然，馆臣也指出万树《词律》的不足之处。《沈氏乐府指迷》提要云：“（沈义父）至所谓去声字最要紧。及平声字可用入声字替，上声字不可用入声字替一条，则剖析微芒，最为精核。万树《词律》实祖其说。又谓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云云。乃知宋词亦不尽协律，歌者不免增减。万树《词律》所谓曲有衬字，词无衬字之说。尚为未究其变也。”9沈义父关注词作的声律，其《乐府指迷》强调词的音乐体性，万树“单纯运用字数、句法的对比方法解释衬字”1，其《词律》对于词调、格调不同者，都统一采用了“又一体”的方法加以处理，而未能审辨词体音乐体制的变迁，为馆臣所批评。而被评为“词苑津集”2的沈义父《乐府指迷》则从词体的音乐属性出发，认为词作不光要注重平仄，更要注重四声，有的地方要运用拗格句，形成独特的旋律，因而为馆臣所肯定。

（二）词之意：讲究寄托、重意轻艺的词体表意功能

盖词本艳科，其所述内容多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3，后经两宋士人的大力改造，才渐由民间俗乐而衍变为案头文学，承担起与诗歌一样的表意功能。元初陆文圭首度援引《说文》对词加以阐释：“‘词与‘辞字通用，《释文》云：‘意内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声，声生律，律生调，故曲生焉。”4此意在申明词体亦具有表意言情的功能。然而元明词学不振，陆氏的主张未及响应。直到清代常州词派张惠言在《词选序》中倡言“意内而言外，謂之词”，以词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5，注重词的比兴与寄托之意，才从词的表意功能方面提升了词的地位。而馆臣对词体的表意功能的强调，则毋宁说对常州词派“寄托”说的生发起了推波助澜之势。

首先，《总目》注重词作思想情感的熔铸与比兴寄托之意的表达。馆臣于清代词集只遴选了曹贞吉的《珂雪词》，其选录的原因就在于其词“风华掩映，寄托遥深”6。曹贞吉（1634—1698）为康熙三年（1664）进士，是“金台十子”之一，一生遭际坎壈。顺治十七年（1660），其外祖父刘正宗在官场的倾轧下，因罪革职，没收家产，并不许归籍。其后二年，刘正宗卒。其弟曹申吉就任贵州巡抚时，在“三藩”之乱中不明踪迹，又被定为“逆臣”。家世的变故给曹贞吉带来巨大的打击。曹氏将一生的遭际偃蹇与心绪的幽微熔铸词中，形成“寄托遥深”的格调。曹申吉在四库开馆之时，方被列入“忠烈祠”，此亦是馆臣于清代词人词集只收《珂雪词》的原因之一。从中可见出馆臣著录词籍时是有政治倾向性在里面的。

馆臣在词籍提要中，注重赞赏词作的寄托之意，这在对张炎词的评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宋末延及清初，张炎在词坛上都是湮没无闻的。宋末《绝妙好词》只选录张炎词三首，明顾从敬《类编草堂诗馀》、陈仁锡《类选笺释草堂诗馀》等草堂选本，多参《草堂诗馀》选词，遂形成“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7的词坛风貌。延至清初，朱彝尊为消解《草堂诗馀》在词坛的影响，力倡“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8，编选《词综》，先后收录了张炎的《玉田词》及《乐府补题》，遂使张炎词在清初流行开来。然浙西词派注重词句的锻造技艺，朱彝尊转引仇远之语，称张炎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9，偏重从艺术风格角度评判张炎词。张炎《玉田词》开卷的《南浦》词，吟咏春水，笔法精妙，被邓牧称作是“绝唱千古，人以‘张春水目之”10。浙西词派中沈皞日、龚翔麟、李符等人都纷纷追和此词。然而相较于浙西词派盛赞张炎词作的技艺，《总目》却认为张炎词中的佳品是那些“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1的描写家国之思、身世之忧的词作。此体现出清代中叶官方的词学审美观念。

谢逸词向以文辞隽永见称。《苕溪渔隐丛话》尝记《复斋漫录》评谢逸于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所题的《江城子》词，云“过者必索笔于馆卒。卒颇以为苦，因以泥涂之”2。馆臣亦载《复斋漫录》语，称此词“语意清丽，良非虚美。其他作亦极锻炼之工”3。馆臣推崇此首旅驿怀人、清丽疏隽之作，体现出对词作表意功能的重视。辛弃疾继承和发扬了东坡的豪放词风，在词作中融入了激昂慷慨的时代旋律与收复山河的爱国之情。因而《总目》称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4，肯定其词作中的家国之感。以“鲠直忠悫”之名见称于世的洪咨夔，曾为“时相所忌，十年不调”，遂将一腔忠愤蕴入词中，故而馆臣称其词“淋漓激壮，多抑塞磊落之感，颇有似稼轩、龙洲者。晋跋乃徒以王岐公文多富贵气拟之，殊为未允”5，称赏其词中激荡的情怀。

其次，相较于对词意的重视而言，《总目》对于词艺并未过分加以关注。《芦川词》提要明确指出“词曲以本色为最难，不尚新僻之字，亦不尚典重之字”6，对词作的雕琢词句之风持否定的态度。蒋捷在入元之后，坚守气节，为后世称赞，《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即赞其“不但抱节终身，其人品为足贵也”7。至于其词则呈现出不同的评价。况周颐称“蒋竹山词极秾丽”8，刘熙载称其为“长短句之长城”9;然而冯煦却不喜其词的鄙俚之音，称其集中“即其善者，亦字雕句琢，荒艳炫目”10，毛晋亦指出蒋捷词“语语纤巧”“字字妍倩”11的雕琢之风。而《总目》的态度则明显偏向后者，虽从炼字与音律两方面出发，评价其词“练字精深”“词音谐畅”，却批评其《水龙吟》“招落梅魂”一阕与《瑞鹤仙》“寿东轩”一阕，用“些”“也”等虚字入韵，运骚体入词，呈现“狡狯”12之貌。今观其《水龙吟》词，有“驾空兮云浪，茫洋东下，流君往、他方些”等句，着意用“兮”“些”等骚体虚词。杨慎曾评此词与稼轩《醉翁操》为“小词中《离骚》”13，而馆臣评此词“狡狯”，是崇尚其词中的自然本色之貌，而不喜雕琢之姿。

《总目》亦批评黄庭坚词中的雕砌之风。《山谷词》提要云：“陈振孙于晁无咎词调下引补之语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他人不能及也。于此集条下又引补之语曰：‘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二说自相矛盾。考秦七、黄九语在《后山诗话》中，乃陈师道语，殆振孙误记欤？今观其词，如《沁园春·望远行》，《千秋岁》第二首，《江城子》第二首，《两同心》第二首、第三首，《少年心》第一首、第二首，《丑奴儿》第二首，《鼓笛令》四首，《好事近》第三首，皆亵诨不可名状。至于《鼓笛令》第三首之用‘字，第四首之用‘字，皆字书所不载，尤不可解，不止补之所云不当行已也。顾其佳者则妙脱蹊径，迥出慧心。补之著腔好诗之说，颇为近之。师道以配秦观，殆非定论。”1此语中，馆臣尊秦贬陈的意图显而易见。“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之说，是当时词坛的共识。李清照《词论》就云“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2，并将二人词加以对比评说。而馆臣则认为陈词不敌秦词，并罗织其原因，一为词作“亵诨不可名状”，二则好用僻字。就前者而言，陈师道现存词作一百九十多首中，俗词大约有四十多首。法秀道人即批评其“以笔墨劝淫”“当犁舌之狱”3。其后，朱熹也责其“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4。然而秦观词作亦不乏艳词，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曾载秦观自会稽入京见东坡，东坡哂笑其“销魂当此际”之语，为“柳词句法”5。秦观在蔡州为营妓所作“小楼连苑横空”“玉佩丁东别后”之语，亦被东坡戏谑为“学柳七作词”6。因此以词之“亵诨”来度量秦、黄二人词作的优劣，是有失公允的。而至于使用僻字，则是黄庭坚雕琢过甚的表现。可见，《总目》对秦、黄之词的评价，是从馆臣的审美标准出发，意在推崇本色当行之词，反对生字僻典的使用。

对于南宋以雅词见称的词家，《总目》亦多批评其词中的雕琢之技。《总目》虽从雅丽绵密的角度称吴文英词为“南宋一大宗”，然亦指摘其词中的雕琢之弊：“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7点明吴文英词用语晦涩，意象迷离，太过注重雕琢研磨，而失之本色自然。后来王国维评价其词有“映梦窗，凌乱碧”8的“隔”感，也出于此因。《总目》评价沈义父：“惟谓两人名不可对使，如‘庾信愁多‘江淹恨极之类，颇失之拘。又谓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说书须用‘银钩等字，说泪须用‘玉箸等字，说发须用‘绿云等字，说簟须用‘湘竹等字，不可直说破。其意欲避鄙俗，而不知转成涂饰，亦非确论。”9旨在批评其词作中讲究对仗与代字的雕镂技法。

（三）词之格：重典雅浑成之词，鄙俗艳俚语之作

“格”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美学范畴，在魏晋时期与“风”“骨”等一起被用来品鸷人物的个性与气质，后被逐渐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以格论词，大致始于北宋中期1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收录一百二十部唐宋词集，开创了以提要论词的先例，其评陈克《赤城词》“词格颇高丽，晏、周之流亚也”11，评柳永《乐章集》“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12，呈现出崇尚雅正的审美观。元明时期，词学观念呈现出远离诗学传统，以婉艳为正宗的倾向。王世贞曾明确自己对艳词的审美偏好：“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13明人不重作词，视词为小道。何、李等人亦绝少作词，并“劝勿多作，以崇诗格”1。公安、竟陵二派，力复诗道，以为填词会损诗骨。且明代中后期崇尚个性解放，此时的文化观念中充斥着世俗化的色彩，影响着词学的审美与接受。因此以清空古雅为宗，以“骚”法入词的姜夔等南宋雅词，就很难进入明人的审美视野。明清易代，风云诡谲，清词亦随运而变。陈廷焯云“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2，指出清初浙西词派朱彝尊、厉鹗等人推尊姜夔“醇雅”词风，一洗词坛旧貌的新变之势。而四库提要论词则多受浙西词派的影响，论词推主雅化浑成之作，摒弃俗艳俚词。

首先，《总目》以醇雅为词格上品。周邦彦词，向来被视为雅词的典范之作。沈义父即盛赞其词“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3。曾慥编选《乐府雅词》，遴选三十四家词，选录周邦彦词作二十九首，而未录入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词作。提要亦以雅论清真之词：“其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调，浑然天成。长篇尤富艳精工，善于铺叙。陈郁《藏一话腴》谓其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儈、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非溢美也。”4此肯定其以诗为词，呈现出自然浑成之美;激赏了其慢词的富丽精工、尤见雅致。李清照在南渡之后的词作，饱含家国之思与身世之叹。因而提要赞其词格：“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其元宵词《永遇乐》、秋词《声声慢》，以为闺阁有此文笔，殆为间气，良非虚美……为词家一大宗矣。”5《总目》评姜夔词“精深华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绝一时”6，“句琢字炼，始归醇雅”7，赞赏其醇雅的词格。也因为对姜夔词的喜爱，《总目》不仅著录其《白石道人歌曲》十卷《别集》一卷，还存录康熙甲午陈撰刻印的《白石词集》一卷，毛晋《六十名家词》中的《别本白石词》一卷。

此外，提要称赵师使词“模写体状，虽极精巧，皆本情性之自然。今观其集，萧疏淡远，不肯为剪红刻翠之文，洵词中之高格”8，肯定其词作中的高雅疏淡之致。陈与义词虽不多，却向被世人称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词“奇丽”9，杨慎也认为其词“可摩东坡之垒”10。而《总目》评其词“吐言天拔。不作柳亸莺娇之态，亦无蔬笋之气。殆于首首可传，不能以篇帙之少而废之”11，对其词中磊落高雅的气格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至于称侯寘“为晁氏之甥，犹有元祐旧家流风馀韵，故交游皆胜流。其词亦婉约娴雅，无酒楼歌馆簪舄狼籍之态”12，称王千秋“其体本花间，而出入于东坡门径，风格秀拔，要自不杂俚音。南渡之后，亦卓然为一作手”13，不仅以雅为落脚点对词作展开品评，还溯源词家的家学渊源，以苏轼为文学旨归，呈现出以人品论文品的审美风尚。

在著录的五十九部词集之属中，提要于金元明三朝只著录了白朴的《天籁集》和张翥的《蜕岩词》。《天籁集》提要云白朴词“清隽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14。《蜕岩词》提要则评张翥词“婉丽风流，有南宋旧格”“白璞所宗者多东坡，稼轩之变调。翥所宗者犹白石、梦窗之馀音”1。则提要甄选此二部词集，是因为二者都呈现出“清隽”“婉丽”的南宋雅词风范。

其次，《总目》以风雅为文学正宗，批评俗艳之词。馆臣认为李之仪“鸳衾半拥空床，月步懒，恰寻床。卧看游丝到地长。时时浸手心头润，受尽无人知处凉”的《千秋岁》词，“不足尽之仪所长”2，即因此词为艳情词，而将之视为俗格。赵彦端曾作艳词，提要云其“集末《鹧鸪天》十阕，乃为京口角妓萧秀、萧莹、欧懿、刘雅、欧倩、文秀、王婉、杨兰、吴玉九人而作。词格凡猥，皆无可取。且连名入之集中，殆于北里之志，殊乖雅音”3，认为其艳词词格太过猥亵，而批评特厉。杨炎正“纵横排奡之气，虽不足敌弃疾，而屏绝纤秾，自抒清俊，要非俗艳所可拟”4，这是借俗艳之词反衬出杨词的清俊之气。《总目》因朱彝尊《曝书亭集》中的《风怀二百韵诗》及《静志居琴趣长短句》类文辞“绮语难除”，遂将之删削，以求能“不乖风雅之正”5。这明显是从儒家的雅正文学观念出发对词体加以评判的。文津阁本书前提要对于柳永的《乐章集》多对其版本的疏漏加以批评，并未言及其词之“俗”格。而几经删改，最终成书的定本《总目》于《乐章集》提要中则批评其词“颇以俗为病”6。稍后，乾隆帝因《总目》卷帙浩繁，翻阅不易，遂命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只略录书名卷数作者，略志数语。相较《总目》对《乐章集》数百字的批评而言，《简明目录》于《乐章集》提要只著录五十余字，却明言“永词虽未能免俗，然风流旖旎，亦足以移人”7，表达出对其词格之俗的批评。从中可见，在官方思想意志与乾嘉文坛尚雅风尚的双重影响下，提要对于词格的雅俗予以了深度的关注。《放翁词》提要云：“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载韩侂胄喜游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号满头花者索词，有‘飞上锦裀红皱之句。今集内不载。盖游老而堕节，失身侂胄，为一时清议所讥。游亦自知其误，弃其稿而不存。《南园阅古泉记》不编于《渭南集》中，亦此意也。而终不能禁当代之传述，是亦可谓炯戒者矣。”8此语否定了放翁的失节之举，并对其书写艳情的应制词作加以批判。

馆臣以醇雅为词格上品，品骘历代词家词作，渗透了鲜明的文化审美观念，使得《总目》成为清代中叶官方权力意志以及时代审美风尚对文学批评影响的一个显例。

三、四库体系之词学批评的价值与影响

文学作品的意义与价值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方能实现。一部文学史的发展历程，追本溯源就是一个审美生产与接受的过程。对这一过程加以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史的动态发展历程，从历时的角度更宏观地认识文学同民族文化、思维方式、精神品格、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从而加深我们对文学生产以及文学批评的理解。四库体系对古代词籍的整理与校勘，对宋代词学史的梳理，对作家生平与大节的品评以及对词之体性，词学体派与风格的诠释，都必然会对当时以及后世词学批评产生影响。

从词集的版本著录与校勘情况来看，四库叙录的版本虽多依毛晋《宋名家词》，对词集的校勘亦多因袭万树《词律》，而不免有错讹之处。然而，其在词集提要中对词人的论世知人、对版本的考订、对内容的校勘，对风格的评点，都对后世的词学以及目录学著作产生了影响。丁丙《善本藏书室志》、叶德辉《郋园读书志》、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等论著，在论述词集的版本与校勘时，就多引用《总目》之论。如《皕宋楼藏书志》多将所收书目与《四库提要》进行对照，其在《龟峰词》提要中曰：“《四库》未收，各家书目罕见著录。”1从中可见出《总目》的典范作用。词集的校勘之学，虽自宋朝就已发端，然而词集校勘成为专门之学，则自朱祖谋《彊村丛书》才臻于成熟完备2。而《总目》对词籍校勘之学的重视则无疑对朱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词体的起源论来看，馆臣注重词的音乐体性，将词体产生的时间确定于唐五代时期。凌廷堪曾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投于翁方纲门下，入四库馆修书，受到《总目》重视词曲音律的影响，于嘉庆九年（1804）编写《燕乐考原》3，细考了燕乐二十八调的来源、性质以及具体的音位，进一步揭开了词体与音乐的关系。《四库提要》强调四声在词体中的运用，就启发了后世词学家对词体声韵的推崇。民国词学大家夏承焘，曾对《四库简明目录》与《总目》有细致的研习，其在日记中曰：“《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仓，皆各集所长……惟集部颇漏略乖错，多滋异议。”4他亦强调词体的四声之用：“去声最为拗怒，取介在两平之间，有击撞戛捺之妙……上去二声，歌法不同，去声由高而低，上声由低而高，故必‘上去或‘去上连用，乃有累累贯珠之妙。”5指出四聲的妙用可增添词的韵律之美，此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提要的影响。《四库提要》以官方的权威目录学体式，褒举《钦定词谱》与《词律》，引用朱彝尊《词综》与万树《词律》的研究成果，倡导依律校词，助澜了清朝中后期“词律学”的热潮。后世戈载严守声律，认为“韵学不明，词学亦因之而衰矣”，编成《词林正韵》，其书“列平、上、去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词，参酌而审定之，尽去诸弊”6，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总目》的影响。道光年间谢元淮《碎金词谱》，陈元鼎《词律补遗》;咸丰年间杜文澜《词律校勘记》《词律补遗》，陈澧《声律通考》;以及民国徐绍棨《词律笺榷》等词学声律学著作的相继出现，对研究中国词学与音乐学大有裨益。

从词家词作的批评来看，提要对词家的评价也对后世产生了影响。提要云吴文英词“卓然南宋一大宗……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也”7。这种评价影响了浙西词派后学戈载对吴文英词的批评：“貌观之雕绘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细心吟绎，觉味美于回，引人入胜，既不病其晦涩，亦不见其堆垛，此与清真、梅溪、白石并为词学之正宗，一脉真传，特稍变其面目耳。犹之玉溪生之诗，藻采组织，而神韵流转，旨趣永长，未可妄讥其獭祭也。”8光绪年间的冯煦亦曾就提要对梦窗词的品评作出评价：“《提要》云：‘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词家之有吴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予则谓：商隐学老杜，亦如文英之学清真也。”9《总目》评清真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调，浑然天成”10，喜其浑成之句法，就对周济颇具启发。周济主张词作的浑然天成，视清真词为圭臬，提出作词要“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1。这种评价明显受到了《总目》的影响。此外，李调元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的《雨村词话》、冯煦《蒿庵论词》以及胡薇元《岁寒居词话》也多沿袭《总目》语2。《岁寒居词话》正文共三十八条，其中就有二十八条出自《总目》3。

从词坛的审美风尚来看，有清词坛，浙西、常州两派的消长，勾勒出清词发展的主脉络。陈匪石曾评价道：“清代之词派，浙西、常州而已。”4《四库全书》于集部词曲类收录浙西词派朱彝尊《词综》三十四卷，存录《浙西六家词》十卷。《浙西六家词》提要阐释了浙西词派得名的原因，以及派中的代表人物：“所选为国朝朱彝尊、李良年、沈暤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之词。翔麟，仁和人。其五人皆嘉兴人。故称浙西六家。”5而《词综》提要则详细阐释了浙西词派代表人物朱彝尊的词学宗主与词学思想，并对其《词综》之版本考订与文献价值予以了高度的肯定：“盖彝尊本工于填词，平日尝以姜夔为词家正宗，而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为之羽翼。谓自此以后，得其门者或寡。又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又谓论词必出于雅正，故曾慥录《雅词》，鲖阳居士辑《复雅》。又盛称《绝妙好词》甄录之当。其立说，大抵精確。故其所选能简择不苟如此。以视《花间》《草堂》诸编，胜之远矣。”6提要以官方目录学的权威视角对浙西词派的词派得名、词派的代表人物、词派雅正的词学主张予以高屋建瓴的阐释，并对词派给予高度的评价，此势必会助澜浙西词派的发展。

《四库提要》注重词的比兴寄托之意，影响乾嘉词坛的词学审美风尚，在浙西与常州词派的词史地位转换中，扮演了过渡的角色。以张炎词作为例，清初浙西词派朱彝尊从词之艺出发，肯定张炎词“意度超玄、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7的音律之美。而《总目》则不仅注重张炎词作的音乐特质，亦注重其词中的比兴寄托之意，言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8。《总目》推重词意的词学审美风尚就影响了常州一派。常州词派张惠言推尊词体，倡导词作要“言中有寄托”9，其《词选》收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词作，只录张炎一首《高阳台·西湖春感》，赞其“词意凄咽，兴寄显然。疑亦黍离之感”的托兴之意，因袭了《总目》对张炎词作的评价。

常州词派注重词作的思想内容，强调词作对现实社会的“风雅”教化之用，承袭了《总目》的词学审美观念。常州词派领袖张惠言编著《词选》，将“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10视为词之典范，以儒家诗教的风骚之旨摒除雕琢鄙词。常州词派中坚周济更是以“寄托”论词，认为“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11。而陈廷焯以“本原”论词，重词的风骚之旨：“词至两宋而后，几成绝响。古之为词者，志有所属，而故郁其辞。情有所感，而或隐其义，而要皆本诸《风》《骚》，归于忠厚。自新声竞作，怀才之士皆不免为风气所囿。务取悦人，不复求本原所在。迦陵以豪放为苏、辛，而失其沈郁。竹垞以清和为姜、史，而昧厥旨归。下此者更无论矣。”12这就接轨了《总目》重意轻艺的词学审美观念，推尊了词体。谭献指出“词为诗馀，非徒诗之馀，而乐府之馀也”1，这种对词体的溯源毋宁说与《总目》有前后承递的关系。

就词学批评而言，《四库提要》还建构起对词学批评的立体图景。在乾嘉考证实学的文化环境中，四库馆臣对历代词学文献悉心搜罗、甄选版本、校勘讹误、知人论世、梳理词史发展脉络，品评词学风格，进而形成目录，方便后人摄取词学的相关信息。如此浩大的官方词学文献史料的梳理工程在词学史上是具有词学里程碑意义的。《四库提要》不仅有微观上的词学文献的收集，还有宏观的词学史视野的建构，实现了史料与史观的有机结合，呈现出中国古代词学批评的立体图景。《四库提要》有意识地将宋代的散文、骈文、诗歌、词曲分体类而论，展现出明晰的文体学意识，并建构出以诗文雅正之体为宗、以词曲俚俗之体为辅的文体谱系。由此，《四库提要》不仅提供了详备的文体分类方式与文体谱系，还追溯了各类文体的源流正变，为我们展现出封建社会末期、官方视野下的文体观念，为近代文体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中国至清末民初方始建立的“中国文学史”这一科目，其框架也受到了《总目》的影响。

文学批评是推动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四库体系对历代文学作品的著录、校勘与批评，凝萃着官方的权力意志，与诸多四库馆臣的心血，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方正统文学观念的最高典范。四库体系的词学批评，加深了后世对词学的认知，对后世的词学理论与词学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对于四库体系词学审美诠释的考察亦能从历时的角度彰显《总目》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影响，从而更客观地定位《四库全书》及《总目》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The Exploration of Ciologys Criticize in the Sikus System

Wu Yana

Abstract：The Sikus system which was compoesd by the Siku Quanshu and Siku Quanshu Zongmu，was organicly assembled an Artistic aesthetic system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a knowledge structure in macroscopic view and an ideological criticism in an micro perspective. It had been showed the officials ideological power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ikus system had been represented the officials fe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aesthetic fashion in the Qian Jias literary arena style brightly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quantity and the comment of the Ciologys documents.To start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oem and Ci， Siku Quanshu Zongmu，it had been considered that the Ci have been originated from the The Book of Songs just as the same as the poem， and it has the musics nature. Zongmu was paid attention to express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s， to convey the metaphor and analogy of Ci. Zongmu was carried out the Ci which was elegant and perfect， and then rejected the Ci which was vulgar and frippery. The criticism of the Ciology which was given by Zongmu， has an important value and a big influence for the latter Ci arena.

Key words：The Sikus system;Siku Quanshu Zongmu;Ciology;Value;Influence

责任编辑：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