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 陈欣雨

陈欣雨：张先生，您一生都在研究传统哲学，在您看来，历时千年的儒学是什么样态的？

张立文：儒学的生命与发展皆在于日用，因此儒学是活的，是不断日新，与时偕行的，有益于身心，至善至美的。

陈欣雨：张先生，中华文明历经千年，陶冶出独特的民族品格，其中儒学乃是中华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中国人乃是由孔孟儒学教化出来的道德良民。因此，您是否可以谈谈，就传统而言，儒学的价值体现在何处？

张立文：儒学的价值体现于多个方面，比如习总书记近年来所提倡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都源于儒家思想，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牢固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

讲仁爱，毋庸置疑，“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更是中国人文化基因的精神内核。重民本，儒家作为入世哲学，学而优则仕，儒家在国家施政方面，主张实行仁政，民为国之本。得民心则国治，失民心则国亡。君王只有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才能治国富民。守诚信，诚信是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与“仁”“义”“礼”“智”等形成主要的价值取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说明“信”是天道的本然，人道的必然。崇正义，儒家所强调的“义”，体现出一种奉献精神，在人类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中做公正、合理的价值评价。“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即在义与利的关系中，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主张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这种义利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尚和合，“和合”自春秋战国时期便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中，涵摄儒、道、墨、法各家的普遍文化精神，在四书五经中均有所见，成为百家“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下》）的普遍认同。正因为如此，“和”则具有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最后求大同，《礼记·礼运篇》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社会便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的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

在我看来，儒学现代价值还体现在孝老爱亲、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实事求是四个方面。

一、孝老爱亲。如果说“仁”是儒家文化的最高理念，那最具有社会生活实践意义的便是孝。孝权是以父权为中心所渐渐形成的巩固家庭组织秩序的道德观念。《国语·周语》言：“孝，文之本也”，这里的文即礼。孔子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他把孝悌作为人所具备的基本德行。于家孝悌，才能于国忠信。在《论语》中，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而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孟子进一步阐释孝之深意，一为“然后尽于人心”;二为“亲丧，固所自尽也”;三为“夫泚也非人泚，中心达于面目”。孟子以孝贯通德性，并以此作为尧舜之道的核心。“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将舜作为孝子的代表，认为他为“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如果能够做好孝道，那么社会稳定就有了最大的人伦前提。正如《论语》中讲“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孟子讲“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因此，孝道是人在社会中保有和平心态的基础。

二、天人合一。在《周易·系辞传》里从往昔圣人作《易》以顺性命之理，继而讲到天、地、人“三极之道”或“三才之道”。其中天、地共称“天地之道”，万物天生之，地成之，生生不息的乾需要厚德载物的坤以成就其道。《谦卦·彖传》言及：“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因此正是有天地絪緼，阴阳和会，才有万物生;刚柔相摩，健顺相融，才成其人道。而天道和地道，汇通着天地的阴阳柔刚，在天地之间所立的人道，秉承着在儒家看来人性最光辉的品德——仁与义。天地万物存在的意义在于它对人的价值，“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礼记·礼运》），因此天人合一是传统儒学的最基本认知。“天”是有生意的、生生不息的、与人共为一体的。

三、知行合一。知行关系是儒家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知与行并提始见于《左传》和《尚书》。《左传》言及“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尚书》认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都论及知行难易问题。《大学》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领八条目即是知行合一的过程。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将“知”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入宋以后，知行关系的探讨更加深入，程颐提出知先行后，“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颜子所好何学论》）。朱熹主张“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王阳明则集众家之说，“知”和“行”互为表里，“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在此基础上，要注重躬行实践。王阳明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致良知”就是将良知贯彻到实践中，实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一念发动处便是行”，这便是对道德有高度自觉，做到慎独。

四、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扎根于传统文化的血脉，一直滋养着国人的精神。其最早出自于班固的《汉书》，提及献王刘德“修學好古，实事求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实事求是”同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探寻事物的本质，又与“知行合一”一脉相成，“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传习录》）。因此，实事求是到了清代，更是被“考据学派”推崇为经世务实的治学方法，力求通过严谨考证来恢复经学本义。后曾国藩等人力求实学治国，致力推崇实事求是。因此，实事求是为国人提供了最切用的精神食粮。

当前，人类面临着此起彼伏、错综复杂的严峻挑战，当我们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雾霾困扰、气候变化的威胁，若要金山银山，必先要绿水青山，人类选择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生产生活方式，而不走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捷径;在有严峻社会冲突的地区和国家，人民深陷在水深火热的战争、动乱之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他们无限悲惨地背井离乡，到处逃难，以致葬身海底，其最急迫的愿望是结束战争、动乱，谋求安居乐业。在不断遭受恐怖活动环境下的人民，整天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最殷切的愿望是和解、和平，过上安宁的生活。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民，最希望脱贫，有吃、有住、有工作，过上富足无忧的生活。在全球经济低迷、贫富和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出现反全球化的声音，他们不认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而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但全球人民诉求经济全球化，渴望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更加包容、有活力、可持续。在人际关系紧张，人们被私利蒙蔽，“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氛围中，人类迫切希望人人修德、养德、敬德、畏德、行德，构建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天下和合的道德命运共同体。在“互联网+”的新时代，人心躁动，“躁则神夭”，烦躁、焦虑、忧郁而生精神危机、信仰迷惘。信仰是人的特殊价值需要，是对某种价值理想境界的崇拜和敬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赢得全球人们信仰的价值理想境界，以及各文明间共同尊崇的价值观，以融突和合各文明间价值观的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人民的呼声，全球各民族的诉求，人类共同的愿望。

不容乐观，当下依然危机四伏，恐怖活动、难民危机、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阴云未散;冷战思维、强权政治、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持续蔓延;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冲突的人文危机、人与人冲突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的精神危机、文明之间冲突的价值危机等威胁不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宗旨，协调、化解各种错综复杂的冲突、对抗，而达尚和合的目标。天地自然、草木禽兽、民族国家、人民大众，都是实存的生命体，应遵循“和实生物”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和生原理;政党集团、宗教派别、民族种族，冲突各方，应按照“和而不同”的“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处、和处原理;国家制度建构、人民价值确立、逻辑方式培养应根据“己欲立而立人”的共立、和立原理。这是人类之所以生存和持续存活的根源，也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之所以能实施的基础。唯有如此，才能通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千年儒学的智慧为使得世界听到了中国声音，这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集中体现，更是话语自信的体现，实现了“文化自觉”的思想转变。儒学点亮了全球人民心里的明灯，照亮了人类未来发展的道路，更开出了人类新时代的新生面。

陈欣雨：张先生，您提出和合学已近三十年，根据您的界定，和合乃是针对不同冲突矛盾所提出的化解之道，它是顺时而动，应事而变的。《易经·随卦》，其下卦以阳生震而动，上卦以悦象泽而随，彼此相孚，随顺其时。而和合学正是以别样的思想形式在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順势而生，顺时而成，历古今而阅中外，体生死而悟天道，得以永呈动而悦、悦而随之像。故和合学的本体既是一个动态的生生过程，又构成一个完整的和合体。它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唯一指向性），没有一个如黑格尔一样的“绝对理念”，也不同于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它的元性品格是“和合起来”，没有一个确定可描绘（可想象）的终极状态，却在中国文化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您哲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您能不能讲一下和合学思想产生的来源和过程？

张立文：八十年代末我提出和合学的主张，从思想脉络上来说，第一点，它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当时我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从各个思想家当中梳理出一个新的哲学思维方法，然后我想把中国哲学范畴做一个系统的梳理。纵观历史，董仲舒的天人关系是核心话题，然后魏晋时期是有无关系，到了宋明理学就是理、气、心、性关系为核心话题，这些概念的梳理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我看来，每一个思想的发展都是概念的发展。那么到了今天，哲学应该怎么发展？于是就思考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到世纪末，我当时觉得很兴奋，一个人的人生能够遇到两个世纪的转化，一个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另外就是遇到了千禧年。人活千岁是不可能的，在有生之年能遇到千年之喜，对人生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我考虑既然是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今后人类的走向在哪儿，人类的二十一世纪会遇到什么问题，如果我能把问题梳理清楚，然后提出化解问题的方法，可能是我对人类发展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所以当时我就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两大阵营，苏联和美国，冷战结束以后，究竟怎么办？我思考出了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人与文明;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在梳理了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以后，我就在想怎么来解决？这个是刺激我思考问题，思考和合学很重要的契机。我梳理了所有的中国哲学范畴，又在中国哲学中寻求核心范畴、话题、概念。我想到宋明理学融合儒、释、道，大家莫衷一是，各持一词，结果程颢提出了“天理”。我从逻辑结构论再到传统学，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把中、西、马融合起来。有人提出兼容并蓄、综合创新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既然宋明理学落到“理”上，我们碰到中、西、马，也得落实到一个概念上，从而体现时代精神，化解冲突。我最终寻觅到“和合”这个概念。有人就说，理学的“天理”古代就有，那你有什么创造？“和合”本来就有，也不算创造。理学成为一种学，一种学术，《礼记》上讲天理、人欲也好，但没有提出一个理学的哲学体系出来。过去有“和合”，现在我亦可把此概念变成一种学问、一种理论、一种学说，由此我便提出了和合学。

而和合学怎么展开，怎么提出三个世界，这同新人学有关系。人学，实际上就是整个世界是人的一个创造。我们总引用张载所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么怎么为天地立心？这里提出来以人为核心，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首先讲人的生存世界，然后是意义世界，最后是可能世界，这三个世界也是新人学的一个延续和发展。我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到《传统学引论》，到《新人学导论》，一直到和合学，这也是逻辑的发展。如果说没有传统学的讨论，也就无法构建起和合学。第二个，怎么建构一个和合学的体系？我的思路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到《传统学引论》到《新人学导论》，一直到和合学，这是自我的发展。这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基础，就是我已经搞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把中国哲学的范畴做了系统的排列。

陈欣雨：张先生，正是由于儒学的熏陶，中华民族才会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提出“协和万邦”的应对策略，这不仅是历史使命的赋予，也顺应着时代的发展。按照和合学的进路，请问如何以和合生生之道论儒学愿景？

张立文：在我看来，以和合生生之道来论儒学愿景，它并非是笼统的一锅粥，也非一劳永逸的小作为，我可以从人心、家庭、人际、社会、世界还有天地等几个层面来说。

其一，以人心和善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修己基础。心，在古人看来，并非单单的人体器官，心之官则思。我们一切的善恶皆由心而起，一切的美丑皆由心而发。所以儒家修身先要修心，佛教戒贪嗔痴念皆为心念，道教长生之法皆从养心始，故人心若能够保持和善，乃是万事合乐的基础。

其二，以家庭和睦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伦理单位。由于中国向来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作为亲疏的原则，欲要研究中国之社会，必先注意到中国之家庭。古来家风家训的沿陈，即是整个社会的伦理保障。它是一辈辈人将其人生体验、社会经验以及生命感悟等寓于对后辈的期许中，从而实现“轨物范世”之家族期待。而未来家庭究竟是怎样一个形式，可进一步思考。如何使家庭和睦，夫妻是家庭的主心骨，夫妻和睦，推而广之，千千万万个家庭和睦，家国结构的国家也会和睦安定，社会和谐有序，这是基础。家和万事成，而家庭生活，天天柴米油盐酱醋茶，免不了意见相左，有矛盾冲突该如何解决？这就需要做到互相谦让和忍耐，互相包容和体谅，从而实现生活美满幸福。

其三，以人际和顺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德行外显。儒家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如何体现儒家风范，即是在平时为人处世中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行为尺度。君子并非恃才傲物，更非骄傲自满，而是以谦逊谨慎而保持和顺之态，以变通宽容应天顺人之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够保证万事通顺。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惟有谦卦每爻皆为吉，无不利，这也说明了先贤对谦德在人际交往中的作用有深刻的认知。

其四，以社会和谐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社会理想呈现。从字面上讲，和乃众人皆能满足粮食，满足物质所需。谐乃人人皆有话语权，实现言论自由。而中国作为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更是需要秉承儒家的和而不同理念，實现民族、信仰间的融突和合。在历史上，无论是本土道教，还是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等，都试图以自我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比如儒道相合的民间信仰、儒佛相交的禅宗、儒耶相合的索隐易学等等，正是因为有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品性，才能够使得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其五，以世界和平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全球关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新纪元开创之际，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发展的趋势，传统儒学的智慧更是凸显出独有的魅力，和合升华成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昭示天下，将具有久远的意义和共同的价值，体现在其自身所具有的时代创新性、人类的愿望性以及命运的航向性。

其六，以天地和合作为和合生生之道的终极追求。天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无论是天地之间的自然与人类，国家民族还是宗教党派，都以融突和合的生命体而存世。缘由多元多样，才呈现出精彩纷呈的世界。惟有秉持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原则，才能够促使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人类社会也获得“日新之谓盛德”的原动力，获得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

陈欣雨：张先生，感谢您如此详细的解说，确实如此，世界文明的发展之路并非坦途，如今全世界人民面对的是共同社会危机和挑战，如何建设自然、和谐、文明、健康的世界，捍卫全人类的文明共同体，这是所有人的分内之事。《周易》讲“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国家安泰和顺，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中国先人的理想。我们当代人更应该志存高远，承担起这一代人的文化自觉，实现真正的文化复兴。

张立文：中华民族作为文明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等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具有领先地位和强大的话语权，吸引了各地区、各民族、各国的留学生，形成了汉字文化圈，或曰儒家文化圈。特别是唐朝，已经成为了当时全球的文化强国，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乃至如今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还称为“唐人街”。而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思想文化话语权逐渐丧失，话语自信转为话语自卑，甚至出现“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言必称希腊”，照着西方话语、范式讲中国哲学、文化、思想，而不能自己讲、讲自己。若不能掌握话语权，那么在世界舞台上便会失声，如果当下能够以儒学建立话语权，实现话语自信，这不仅体现了文化大国的思想根柢，也昭示了整个国家命运的走向。

责任编辑：王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