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涛

摘 要：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张立文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坚持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梳爬经典，笃思明辨，遵循以下逻辑进路：从宋明理学家经典诠释文本之一的《周易》入手，撰著《周易思想研究》，奠定了全面论述宋明理学家哲学思想的学术根基;以朱熹研究为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所撰《朱熹思想研究》成为“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为核心，系统考察宋明理学家思想演进脉络的《宋明理学研究》，主张宋明理学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主流又有三系之别，明晰了宋明理学的基本内涵与思想特质;因缘际会，由朱子学研究而推演为韩国大儒李滉研究，以退溪学研究拓展到东亚儒学研究，并明确提出“东亚意识”的蕴涵及其和合精神的关系。当然，无论是宋明理学名家“个案”研究，还是宋明理学“整体”研究，始终遵循“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也构成为他后来所倡导的“自己讲”“讲自己”哲学范式的逻辑内核。

关键词：张立文 宋明理学 逻辑进路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08-19

张立文先生，1935年生，浙江省温州市人，荣休一级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于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1960年毕业留校，分配至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任教，曾任教研室主任。迄今为止，张先生已出版学术专著三十余部，主编、合编著作近四十部，发表论文近六百篇，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提出并创构的“和合学”体系，蜚声海内外，是当代中国名副其实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坚持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梳爬经典，笃思明辨，创新迭显，大致遵循了这样的逻辑进路：以《周易》思想研究入手，奠定宋明理学研究的学术根基;以朱熹思想研究为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以《宋明理学研究》为标志，逻辑地阐论了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与分系;由韩国朱子学大儒李退溪研究拓展到东亚儒学研究，并倡导“东亚意识”;以“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为宋明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一、以《周易》思想研究入手，奠定宋明理学研究的学术根基

《周易》研究开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乃至学术创新之端绪。张先生于1960年6月提前毕业后即留校从事宋明理学研究。是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为石峻先生，党支部书记为尹明先生，二位先生要求张先生搞通中国哲学史，能讲中国哲学通史，同时根据教研室人员研究方向，要求张先生重点研究宋元明清理学。1949年后，中国哲学史界一直在批判冯友兰的“新理学”，宋元明清理学几乎是中国哲学史的禁区，几乎无年轻人敢于研究，而张先生则欣然接受，并开拓出一片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天地。1须知，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顶峰，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阶段，亦是儒释道三家理论思维融合的集中体现。其本旨是对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的逆向运动，是“疑经改经”形式下的新儒学复兴运动。有学者指出，作为儒学第二期的宋明理学，为应对佛道二家的笼罩性影响，以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能够在哲学形态上更凸显出思辨性。2故而，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学家，几乎都是从宋明理学研究起步攀登。因此，张先生明确指出：“总结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展望未来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宋明理学是一把钥匙。”3但是，宋明理学家又多从研究《周易》入手，阐述《周易》思想是宋明理学家普遍的治学选择，如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作《太极图说》《通书》（即《易通》），气学派代表人物张载有《横渠易说》，理学家程颐著有《程氏易传》、朱熹作有《周易本义》，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虽无专门易学著作，但因读《周易》而龙场悟道，宋明理学殿军刘宗周也著有《周易古文钞》《读易图说》等。

张先生曾指出，中国哲学的创新有“三个分析维度”，即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核心话题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人文语境是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历史变迁的集中体现，诠释文本是学术思想的符号踪迹，是智慧觉解的文字报告。4宋明理学作为儒释道三教思想长期融突和合的智慧结晶，理学家们普遍以《论》《孟》《学》《庸》《易》为诠释文本，从而实现哲学体系的创新。尽管张先生提出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晚于对宋明理学家哲学思想的全面展开研究，但对理学家治学路向的把握确实精准和独到。故而，张先生一边熟读宋明理学家文献资料，一边研究《周易》，并在1962至1963年间注释《周易》，且从哲学的角度对《周易》的思想进行研究，撰著了《周易思想研究》。该著作在辛冠洁教授的推荐和联系下，最终作为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哲学史丛书》的第一本于1980年8月出版。

整体而言，《周易思想研究》完成三个学术目的：其一，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古代思想，恢复了《易经》的原貌;其二，明晰了《易传》与《易经》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与思想体系的著作，并把他们放在各自的历史范围内，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进行阶级的、理论的分析，做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研究结论;其三，通过《易经》思想的研究，弄清了我国科学思维萌芽的开端，以及科学思想的萌芽与宗教相联系的内在逻辑必然性。5该书是国内“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本研究《周易》的学术专著。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有学者发表书评给予较高评价，如金隆德教授指出：“这部書的问世，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意义值得重视”，“是近年来中国哲学史领域取得的可喜成果”，“作者把成书年代、思想体系迥然不同的《易经》和《易传》严格区分，理清了长期以来‘援传于经‘以传解经的混乱现象”，“作者对于文字古奥的《周易》不仅逐字逐句地推敲，……同时还钻研了甲骨文和金文。”6该著作不仅仅是张先生以坚韧的学术毅力一心一意从事中国哲学史学术研究的体现，还是后来展开宋明理学研究的思想基石，诚如张先生所言：“《周易思想研究》也是为掌握宋明理学家的思维方式、逻辑结构、观念体系提供参照。”7同时，《周易》研究还对张先生后来的和合哲学体系的创构有直接影响，张先生即明确指出，和合学提出的很多概念，如作为和合学体系结构进路的地（生存世界）、人（意义世界）和天（可能世界）“三界”理念就是从《周易》直接推理出来的，即是把《周易》中天、人、地三才的空间次序（六十四卦每卦都蕴涵天、人、地三才）转化为地、人、天的逻辑次序，即《泰》卦乾下坤上的次序，期求“天地交合而万物通，上下交合而志同”的三界圆融。1

《周易》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是民族生命智慧的活水。张先生在完成《周易思想研究》之后，又据发表于1984年《文物》第三期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参考原先对《周易》的注译，先后出版《周易帛书今注今译》《帛书周易注译》《白话帛书周易》等2。尤其《帛书周易注译》，张先生不仅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对帛书文字做注释和考证，还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辞和爻辞均校勘原文以辨别正误，并对每一字词细加串通句意，最终整体阐释以疏通卦旨。该书摆脱了各家各派以自己的偏见而进行说教的色彩，着力于字词本义的考证，尽可能地还原卦辞与爻辞的本来面目，避免恣意附会、虚妄不实之辞，朴实无华，但具有概括力，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以朱熹思想研究为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

张先生在完成《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后即遵哲学史教研室分配任务而转入宋元明清具体人物的研究，这就是朱熹研究。统观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大致遵循了“由点到面、以面提点”的研究逻辑。即是说，张先生先是研究了一个宋明理学至为关键的人物——朱熹，然后是展开宋明理学系统研究并出版《宋明理学研究》，同时又以此专著为基础，分别就宋明理学大家展开“个案”研究，体现出全面、立体的宋明理学研究架构。张先生自身亦明确指出：“我的研究思路是由点到面、由微观到宏观，即通过具体人物哲学思想的研究而把握宋明理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同时，张先生还告诫自己，不能深陷于点和微观研究，应该有面和宏观的眼光，做到“以面和宏观来观照点和微观，这样才有可能较真切地诠释点与面、微观与宏观”3。所以，朱熹思想研究成为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当然也是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基本方法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最早实践展开。

朱熹是宋明理学中的关键人物。在张先生看来，朱熹继承融合张载关学和二程洛学，深究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所当然之理与所以然之则，遵循“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道德修养理念，创造性地建构了“融合理气、统摄心性、圆融道器、贯通格致”的理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化解了时代所面临的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价值的、民族的种种危机，以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哲学理论思维，将中国哲学推向新的高潮，使两宋学术呈现出“造极”之势。4而且，宋明理学诸家处处会涉及朱熹的问题，朱熹搞不清楚，宋明理学其他人物也搞不清楚，张先生据此指出：“在宋明理学当中，朱熹是一个关键人物。如果我把朱熹思想搞清楚了，顺下来我就可以搞王阳明这一派。横向的我就可以通陆九渊、张栻和吕祖谦。所以我就抓了朱熹，朱熹一抓，宋明理学上下左右基本上就通了。”5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国人民大学解散，中国哲学史教研室转到北师大，张先生在北师大图书馆熟读朱熹的著作和研究朱熹的学术论著，系统地掌握了朱熹的思想。张先生完成于“文化大革命”、出版于1981年的《朱熹思想研究》6以求道为目标，以“哲学逻辑结构论”为具体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朱熹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逻辑，客观地研究了朱熹的哲学、史学、经学、佛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任继愈先生为《朱熹思想研究》所作的“序”，对张立文先生的好学和治学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朱熹这个人很重要，应当有专门的研究著作问世。解放后学术界缺少这方面的系统研究，现在有了这方面的著作，是件好事。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月里，社会风气不鼓励读书，甚至打击读书的情况下，张立文同志居然挤时间，甘于寂寞，埋头读书，不怕坐冷板凳，这种好学态度值得提倡。”张岱年先生在写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推荐信中指出：“《朱熹思想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朱熹思想学说的最详细的论述……对于朱氏体系的各个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说明，对于朱氏学说中的细微曲折之处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条理清楚，论证详明。”张岱年先生还总结了书中许多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到之处，如：朱氏关于理与事物的关系的思想，朱氏关于太极动静问题的思想，张立文先生都提出了新见解。1

《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都发表了评论。如赵宗正、黄德志发表于《光明日报》（1982年6月19日）的《于平实中见新意——评〈朱熹思想研究〉》指出：“解放三十多年来，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朱熹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朱熹的小册子也很难找到。张著《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而且，该书评还指出了该著作的四方面研究特色：其一，“寓独见于平实”;其二，没有采用传统哲学史研究中按照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四大块”方法，而是从朱熹思想中固有的范畴和逻辑结构立体地解剖朱熹思想，实现“研究方法上的新尝试”;其三，“重视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其四，“批判继承上的具体性”。2张先生能够在十年的学术浩劫中悉心钻研朱熹，在改革开放大门初开之时即隆重推出这样的研究成果，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不自觉中散发出浓郁的中国芬芳，也代表着中国青年学者的学术志向和中国学术的光明方向。

外国学者亦给予《朱熹思想研究》高度评价。如美国著名学者陈荣捷教授指出，“此書学术水准很高，肯下死工夫做学问”，其“治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日本《朝日新闻》1982年6月13日的学术栏发表专文介绍该书的内容及其评价;《国家学会杂志》第96卷第11、12号，发表渡边浩教授文章，给予很好的评价。3因《朱熹思想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张先生与冯友兰教授、任继愈教授、邱汉生教授、邓艾民教授等受陈荣捷教授邀请，参加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召开的“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朱熹易学思想辨析》的学术论文。作为该论文评议人的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指出，他的老师曾告诉他，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连魔鬼都搞不清楚的问题，但“张立文在论文中说清楚了”。邱汉生教授作诗记“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情况云：“任君超卓世无双，张邓文章动异邦。一席高谈惊四座，掌声如雨击寒江”，并有注曰：“邓艾民、张立文谈太极，异邦学人诧为难得。任继愈君最后发言，论朱熹消极影响，掌声雷动。”4

张先生“十年磨一剑”而成的《朱熹思想研究》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至今还是朱子学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更是张先生展开宋明理学研究的初步尝试和成功实践。而且，开展朱熹思想研究，当看作是张先生后来所倡导的“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实践。“自己讲”“讲自己”是张先生于2000年明确提出的。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必须像王阳明那样‘自己讲。这虽然很难，要从‘百死千难的体悟中得来，但百年中国哲学经炼狱般的煎熬和中国学人深受其难的体悟，具备了‘自己讲的内外因缘。自己讲自己的哲学，走自己的中国哲学之路，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才能在世界多元哲学中有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照搬照抄西方哲学只能是西方哲学的附庸或‘小伙计。”5所谓“讲自己”，就是通过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来讲述中国哲学的“话题本身”。朱熹自身到底有怎样的思想，不能凭借后人的哲学体系来分疏，而是“回到朱熹”，由“我注六经”式的依附他者的哲学范式，转变为“六经注我”的“讲自己”范式。张先生从中西“哲学”的特征出发，曾给中国“哲学”作这样的定义：“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所谓“道的道”，主要包括：一，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体贴、体认导向某一方向的道路;二，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三，不可言说的、无名无为的、萬物之奥的形而上之道，即万物的根据;四，宇宙、社会、人生的必然性和趋势;五，大化流行、唯变所适的过程;六，知与行及其关系的方法;七，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道理、规范及价值理想。简言之“道的道”是指一种道理、原理的所当然的所以然之故。1从张先生关于“哲学”的定义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既重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探索，又重宇宙之道的道的探索。这一定义既有对哲学研究问题普遍性的把握，又体现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2“讲自己”意味着回到被讲对象、回到中国本身。而“自己讲”，则是实现“讲自己”的方式方法。所谓“自己讲”，归根到底就是坚持“以中解中”，“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只有这样的解释，中国哲学才不会走样，才能真正讲述中国哲学‘话题本身”。3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便是《朱熹思想研究》所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即从整体上分析、确定中国哲学诸概念、范畴在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或某哲学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功能、性质与作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不仅是张先生开展朱熹思想研究所运用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更是张先生开展整个宋明理学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所以说，《朱熹思想研究》是张先生“自己讲”“讲自己”哲学范式的最早实践，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历程中先有学术实践后有研究范式创新的最好例证。

三、以《宋明理学研究》为标志，逻辑地阐论了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与分系

宋明理学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时代精神精华的凸显，是儒释道三家学术思想交融互动、和合创生的中国哲学典范。从中国哲学历史发展逻辑来看，自汉以来，异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印度佛教便传入中国，尤其是到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独尊为大，且开创了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此时的儒学无论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哲学思辨，已然失去了先秦时期刚健生动、积极创新的风格，在“疏不破注”的陋规下，专注于经学章句，学理影响日渐衰微。当然，自中唐开始，像韩愈、李翱、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在力辟佛学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重建儒学的学理道路;宋明时期的程朱道学以“无极而太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路向，陆王心学以“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致良知”为路向，张（载）王（夫之）气学以“太虚即气”“心统性情”为路向，胡（宏）张（栻）以“性立天下之有”“心妙性情之德”为路向，融通外来佛教哲学和本土道教哲学，将传统儒学以心性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建构于形上学本体论思维之上，成功化解儒、释、道三教冲突的文明危机，中国儒学获得了新生。4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链条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不仅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维护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稳定、伦理秩序和价值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因而，明末时代的哲学思想家们批判总结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理学，不断突破传统价值观念的思想牢笼，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打开了思想豁口。张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其间并未停止宋明理学研究，“文革”结束以后，开放的思想学术活动更进一步激发张先生的思想活力和研究热情，便于1982年秋根据自己长期讲授宋明理学的讲稿和相关研究论文修改而成《宋明理学研究》一书，中国人民大学资深编审王颖先生不畏张先生《朱熹思想研究》被冠以“精神污染”政治帽子的风险，毅然亲任《宋明理学研究》的责任编辑，在《哲学研究》编辑默明哲帮助下，于1985年出版了《宋明理学研究》。1后来，《宋明理学研究》多次再版印刷，2并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3，从整体、立体的视角全面分疏了宋明理学的内涵、特质与思想演进历程，是张先生宋明理学观的直接呈现。

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提出和解决的最富创新性的问题是宋明理学的分系问题。宋明理学的分系问题由来已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因为，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由于理学家们建构理论的自觉意识的不同，他们不断对宋明理学的内在结构、理论模型、学术特点和思维风格努力探索。4关于宋明理学的分系问题，较早提出并最具影响的当属牟宗三先生，他的《心体与性体》一书不同于传统的将宋明理学分“理学”和“心学”两派的观念，而是将宋明理学分为三系，即五峰（胡宏）蕺山（刘宗周）一系、象山（陆九渊）阳明（王阳明）一系、伊川（程颐）朱子（朱熹）一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5理学派重视外在道德约束和实践躬行，希图透过外烁的实证知识即“物理”主动地转化、映射成其内在的道德知识，由物理而自觉地张扬道德修养和心性义理;心学派自有其积极性，通过倡明个体主体性，强调顿悟心性本体，重简约易行，谋求现成良知的自觉成德。但阳明后学王龙溪等人视良知为“现成”玄说，不待修为，先天所就;而王艮等人从现成良知立学，从日用常行处指点良知，不重道德修养。阳明后学的这两种治学路向导致社会道德伦常秩序的破坏和缺失，以及个体行为的无拘无束与放荡不羁，明末大儒刘宗周即批评这两种不良倾向：“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6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都有其自身的弊病，心学的问题是容易陷入双重的流弊，理学的问题是难以有效保证道德成为可能。有学者指出，牟宗三的三系论将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伊川朱子分别开来，以五峰、蕺山一系重视性体的特点解决心学面临的问题，使其具有客观性，又以象山、阳明一系道德本心活泼有力的特点解决理学面临的问题，使其具有活动性，体现出三系论重要的理论价值。7而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则重在明晰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以及将宋明理学划分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并把主流学派区分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张王气学三派。

张先生在《宋明理学研究》中首先界定了“宋明理学”的内涵。在他看来，“理学”与“道学”是上下关系，“宋明理学”内涵了“程朱道学”，原因在于：“道学”概念不包括心学，因为“道学”一词虽在北宋出现，但最早指称“与政术相对称的学术”，而整个两宋时期，“道学”都不包括陆九渊的心学在内。8在当时，“道学”概念的使用都是指程朱一系，元丞相脱脱修《宋史》，特立《道学传》而置于《儒林传》之前，仅列周、程、张、邵、朱及其门人，陆九渊、吕祖谦、陈亮等人入《儒林传》。这说明，在元人心目中，道学与心学、婺学、永康之学不类：一属示隆，一属非示隆之列。故，“程、朱理学，须加正名，称谓为程朱道学更贴切。”9但是，“理学”包括道学和心学。据张先生考证，理学之名在南宋已有，朱熹说“理学”，不仅仅指伊洛二程门人，亦指蜀学二苏;陆九渊则以“理学”为圣贤之学，指整个儒家道统，而不是指宋时哪一学派的特称。另外，南宋亦有“心学”称谓，乃指称象山“发明本心之学”。元、明时期，程朱“道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陆学式微。阳明学出，发扬心学，并以陆学为孔孟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元末张九韶辑集周、邵、张、程、朱之言，辅以荀子以下数十人之说，成《理学类编》，但不辑录陆九渊之言。至明永乐年间，朱棣敕胡广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该系列丛书以性理学为中心，把程朱道学和陆九渊心学一起编纂，从而融合了道学与心学。至王阳明时代，道学与心学又皆纳入理学的范囿。自明以后，理學称谓盛行，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皆明确将程朱与陆王统称为“理学”。因此，张先生明确做出论断，认为“理学”作为总称要优于“道学”之称谓，其原因就在于：第一，明清以来“理学”包括了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不会发生概念上的混乱;第二，道学既容易与后来的“假道学”相混，也容易与道教之学、道家之学相混;第三，“道学”并不能十分确切地反映这个时代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范畴，反而会给人以重道德伦理轻宇宙本体的研究之嫌。1

《宋明理学研究》以主流和非主流划分宋明理学。在张先生看来，宋明理学作为社会思潮，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其区别就在于其作用和影响不同，社会效果不同。也就是说，主流与非主流的根本区别，就是要看一种社会思潮是起主导作用或居于重要地位，还是起非主导作用和居于次要地位。2按照这一划分，宋明理学的主流派主要包括：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以及邵雍、司马光、张栻、陆九渊和王守仁等，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及其门人为正统派;非主流派主要包括：王安石、苏轼、苏辙、吕祖谦等。整体而言，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能“暗破心性义理之学”;濂、洛、关、闽一脉相承，是“理学”中的正统派，历代统治者皆奉程朱为正统，且成为后期社会发展中居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强烈影响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朱熹是“道学”的集大成者，继承和发挥濂、洛、关学的思想，亦汲取欧阳修的疑经观、王安石的“道器论”、二苏的“道”的思想，糅合诸家，综罗百代;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力图调和朱陆，并吸收永嘉、永康学派的经世致用之学，但从整体上看，倾向于“心学”;永嘉、永康之学上承张载实事事功思想，反对空谈“心性”，与朱、陆鼎足三立;明代陈献章由宗朱而转为宗陆，王守仁承“心学”而为心学之集大成者，并成为理学的主流派;刘宗周为明末大师，其学推本周、程，得源于王守仁，以“慎独为宗”，针砭王学各派的王畿、罗汝芳、王艮等，承朱熹之道德伦理，舍空谈而趋道德之实践，但终究与朱、王皆异。3总之，理学各派与其他学派相互交错，既互相否定，又相互吸收，形成了螺旋式的前进运动，而绝不是并行不悖、笔直发展的。

张先生在论述宋明理学分主流和非主流的同时，也提出了关于宋明理学的“三系说”。在他看来，宋明理学的主流可分为“三系”，即程朱道学（或可说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张王气学。张先生在《宋明理学研究》的第一版中就已在“宋明理学的性质”和“宋明理学主要范畴的演变”部分4中详细论说了理学、心学和气学的历史演变。之后，张先生在《善恶之上·序》中进一步指出：“宋明理学中从张载到王夫之为一系，与程朱、陆王并称为三系，笔者认为是可以成立的。”5实际上，张先生在撰写《王船山哲学思想》一书中就指出：“笔者曾据此把船山接续张载一脉，而从程朱一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一系，即与程朱道学（或理学）的绝对理学派、陆王心学的主体理学派鼎足而立的张王气学的客体理学派。然宋明理学分此三系，非拙著《宋明理学研究》所独撰，清人已有以张载、王夫之为一系者，或谓船山继张载之学脉。”6从康熙、雍正时的李周望到乾隆、嘉庆、道光时的邓显鹤，从晚清的孔祥麟到现代的熊十力，都把张载和船山看做一系。接受宋明理学的古代朝鲜主理派、主气派的发展史，亦可旁证宋明理学中气学一系的成立。1总之，船山发宋明理学中张载气学一脉，而成为气学的集大成者，从学术意义上可与宋明理学中朱熹集道学大成、王阳明集心学大成相当。

《宋明理学研究》是张先生总体上探讨宋明理学家思想特质和发展演进逻辑的专题著作，以此为契机，张先生又陆续出版陆九渊、王夫之、戴震等宋明理学家“个案”的研究专著。2当然，作为“个案”展开的朱熹、陆九渊、王夫之、戴震等哲学思想研究和作为“整体”考察的《宋明理学研究》，共同构成了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纵横逻辑脉络，充分体现着他研究宋明理学的学术进路。

四、由韩国朱子学大儒李退溪研究拓展到东亚儒学研究，并倡导“东亚意识”

张先生因研究朱熹而偶然拓展到韩国大儒李退溪思想研究，从而将儒学研究由中国的儒学研究延伸为东亚儒学研究。韩国大儒李滉，号退溪，生于李氏朝鲜第十代燕山君七年（1502年，中国明代孝宗弘治十四年），卒于宣祖三年（1571年，中国明代穆宗隆庆四年）。李退溪乃“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是朝鲜一代哲人。故而，张先生关于李退溪的研究理应视为其宋明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先生从事李退溪思想研究是机缘巧合造就。1981年10月，张先生携《朱熹思想研究》专著出席在杭州召开的宋明理学国际会议，美国的陈荣捷、狄百瑞，日本的山井涌，加拿大的秦嘉懿，西德的余倍荷和香港的刘述先都参加会议，会上，陈荣捷教授在阅读了张先生《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后，建议张先生撰写关于朱熹易学思想的论文，参加1982年在美国举办的朱子学国际研讨会，张先生欣然接受邀请。这次的朱子学会议，不仅使张先生认识了各国学者，还开拓了眼界，知道了朱子学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影响，开始关注朱子学在各国的发展与结合等问题。因此，在1983年，张先生受邀参加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第六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虽未成行，但撰写了《朱子与退溪的易学思想比较研究》，正是他参加朱子学国际会议所提交论文《朱熹易学思想辨析》的续篇。此后，张先生受邀参加历届退溪学国际会议。这样，张先生从各个层面、角度研究李退溪，并将论文陆续发表于韩国退溪学研究院主办的《退溪学报》及其他杂志上。1985年，张先生发表于《哲学研究》第二期上的《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是国内首次发表研究韩国最著名哲学家思想的文章。因张先生在退溪学研究的成就，1987年被国际退溪学会授予“国际退溪学学术奖”，1988年应邀参加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会召开的世界学术会议和第十届退溪学国际会议，并被邀出席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亦是是时韩国卢泰愚总统接见的世界八位学者之一，并促成1989年10月中韩建交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第十一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围绕李退溪，张先生先后出版《退溪哲学入门》《朱熹与李退溪比较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主编《退溪书节要》3等，皆是退溪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退溪研究深化了张先生的朱子学研究。朱子学在东亚各国传播和发展，在与东亚诸国的传统思想冲突与融合中适应了各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朱子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朱子学，还包括了日本的朱子学、朝鲜的朱子学、越南的朱子学，我们不可以执着于中国的朱子学而评价其他各国的朱子学，而应把朱子学看做是动态的、灵活的、发展的生命智慧，以此观东亚诸国的朱子学，才会赋予朱子学以新的生命力。李退溪的贡献就在于把中国的朱子学与朝鲜传统思想融合起来，并与其他学者创造和发展了朝鲜的性理学，适应了朝鲜社会的需要，丰富了朱子学的内涵。1张先生的退溪学研究拓宽了朱熹研究的视域，是中国学者以世界眼光看哲学发展史的良好开端。

此外，张先生由退溪学研究逻辑地推导出了东亚意识。东亚文化发展史表明，不仅仅中国的朱子学影响了东亚，整个中国儒学也在不断影响东亚社会与意识形态。儒学既是中国的又是东亚的。儒学在公元前三世纪便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了儒家文化圈，构成为“东亚儒学”。就中国儒学而言，作为文化核心、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主要包括以孔、孟、荀为核心的元典儒学、汉唐经学儒学以及宋明新儒学。就东亚儒学而言，不仅包括中国儒学，还包括朝鲜的性理学（主理派、主气派、折衷派、实学派），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学派，从根本上言，儒学对东亚地区的社会结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结构、行为模式以及价值观念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以东亚为载体的要求改变世界不均衡、不公正、不平等状况的意识，这也就是张先生所言“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的本质。2当然，在《亚文》发刊词中，张先生疏解了“东亚意识”的基本构成，即“主体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批判意识、反省意识等”。所谓“主体意识”即东亚主体意识，充分展现在独立和自由意识之中，而摒弃依赖意识;“忧患意识”是以人类共同之忧而忧、共同之乐而乐，东亚学人要转变国家的忧患责任意识为人类的忧患责任意识，期求在世界意识中确立、认同东亚意识;“危机意识”是东亚各国21世纪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危机、人与社会危机、人与人危机、精神与肉体危机和文明与文明危机等五大冲突和危机的严峻挑战，需要和合学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来应对;“批判意识”和“反省意识”即重视和强调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是自我激励意识和自我实现意识的凸显，是摒弃封闭意识和保守意识，敞开胸怀，开放包容，迎接未来的意识。3

后来，张先生还將东亚意识归结为和合精神的体现。在他看来：“‘东亚意识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经世意识、反省意识、批判意识，归根结蒂是融突的和合意识”。东亚意识作为和合意识，或和合的“东亚意识”，是东亚的多元化意识或多元化的东亚意识。所谓“和合”，和是和平、和谐、祥和;合是融合、合作、结合等等意思;和合就是指自然、社会、人际、人的心灵及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生命、新事物的总和。4东亚意识意味着东亚的中、日、韩等儒家文化圈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既遵从了本民族的自我价值观和人文追求，又创造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正是基于东亚儒学、东亚意识的思考，张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哲学与21世纪》，主编《东亚哲学与21世纪丛书》，5并编纂出版《国际儒藏》，6客观地展示了东亚人民共同的价值诉求和文化认同。

五、以“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为宋明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哲学研究创新的先导。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于西方强势文化迅猛传入中国的特殊时代，从产生伊始就存在着依傍西方哲学、照着西方哲学讲的尴尬，最典型表现就是以唯物唯心来分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界就是以此为指导来撰写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编写教科书。而随着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如何从中国文化自身、中国哲学本来的演进逻辑探寻中国哲学的发展规律，考察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质，便成为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一大任务。对此问题的思索，张先生便体悟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张先生明确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可追溯到他给1979年中国哲学史研讨会提交的论文。1979年10月14日至19日，于太原迎泽宾馆召开第一次中国哲学史学术研讨会，张先生提交论文《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从朱熹思想评价问题谈起》，虽重点讲述朱熹，实是谈当时的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其目的是通过朱熹思想研究，“立足度越，开辟新路径，拓展新思路，走出旧困境”。这篇论文受到张岱年先生的充分肯定：“文章精湛，文字简练明畅，内容准确深刻，可说成熟之作。”1文章中，张先生提出了“哲学逻辑结构论”的研究方法，并主张以此分析朱熹思想，后来还陆续撰写《朱熹哲学逻辑结构论》和《王阳明哲学逻辑结构论》。而《朱熹哲学逻辑结构论》一文后来成为《朱熹思想研究》中的一章。因此，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是张先生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哲学研究方法的初步尝试和实践。对于为何运用哲学逻辑结构论开展哲学思想研究，张先生在《朱熹思想研究》的前言中有明确论述：“哲学家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基本范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分门别类的研究，往往于整个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注意不够，而只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学范畴体系的内在的逻辑结构，才能如实地反映该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2这表明，只有明晰哲学概念之间的纵横逻辑关系和历史演进脉络，才能明晰哲学家自身哲学体系创构的必然性、内在进路及其与其他同时代哲学家和前代哲学家之间递嬗关系。

不过，张先生“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理念的肇端，最早可追溯到1964年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谭嗣同思想成为近代哲学中论争的亮点，张先生结合教学过程中研读《谭嗣同全集》和相关论争论文的心得，撰写了《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一文，认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最高范畴是“仁”（“心”“识”），“仁”的重要特性是“通”，“以太”“心力”是用以表示“仁”的“通”特性的工具，“通”的目的是通过“破对待”达到“仁”“平等”，“仁—通—平等或平等—通—仁，是谭嗣同对于他的仁学哲学体系的简要表述”，意味着“仁—通—平等”构成为谭嗣同仁学的逻辑结构。按照张先生的逻辑，这样的对哲学史人物哲学范畴关系的解释方法，就是“哲学逻辑结构的方法论”3。

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张先生的专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专门研究这一问题。4张先生自叙该书撰著始末指出，1984年10月至11月，他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教授和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邀请，担任“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讲席，便是讲授“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这个讲稿是在酷暑中完成，把受到批判的《朱熹思想研究》中“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中的“哲学逻辑结构”发展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而且，张先生还给所在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因学生手中有打印的讲义，讲授过程中便重点讲述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原因、根据以及理论的运用、意义，特别是这一方法对中国哲学方法的创新、处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中西传统文化比较、探索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演进规律等等的推动价值。5张先生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指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背景下所构筑的相对稳定的逻辑理论形态”。1这包含三层涵义：一是就中国哲学的同一范畴而言，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强调要厘清该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思想体系中的具体含义和发展脉络;二是就不同的范畴而言，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强调要明晰哲学体系中不同范畴之间的思想差分和内在逻辑关系;三是就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思维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言，它强调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总是直根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思维结构而构建的逻辑体系和理论形态。

因此，以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研究中国哲学，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纵向的哲学范畴、逻辑结构的研究，以揭示整个历史长河中本质相同或不同范畴之间的继承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规律;二是横向的哲学范畴、逻辑结构的研究，以揭示各个哲学范畴在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的相互关系，进而把握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反映一个时代的思维水平;三是纵横结合的哲学范畴、逻辑结构的研究，以揭示范畴在各个历史阶段之间和各个时代哲学思潮之间的中间环节，明确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过渡的关系。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研究，便可以对中国哲学的总体发展历程、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潮、各个哲学流派或哲学家思想的演化路径、发展规律及其内在特点进行全面深入的多维了解。

《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创造性的建構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解释学”。按照张先生观念，“要正确把握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中的范畴，需要有具体、义理、真实三层次的句法、语义、网状、时代、历史、统一等六层面的诠释，以揭示哲学范畴的本意、义理蕴含和整体本质”。2而所谓表层结构的具体诠释，是客观地再现思想逻辑结构中概念、范畴的本意，是对哲学家的言论、著作的句法层面结构和语义层面结构的诠释;所谓深层结构的义理诠释，是从整体思想的逻辑结构，即范畴之网和时代思潮之网中，再现哲学家思想逻辑结构中范畴的义理蕴含，从宏观的整体来透视微观的局部范畴的义理;所谓整体结构的真实诠释，是指从历史的发展演变的连结中，掌握范畴演变的必然趋势，以验证概念范畴的本质义蕴。3经过对中国哲学范畴的三层次的诠释，便可以多角度、多层面地把握中国哲学范畴的详细含义。

依此方法论，张先生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思想广泛运用于中国哲学史各领域的研究，先后撰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人道篇）4，并主编《道》《气》《理》《心》《性》《天》《变》等“中国哲学范畴丛书”5。经过长期教学研究的涵泳砥砺，他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思想也日益丰富和完善，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之一。6

总之，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大致遵循了这样的逻辑进路，即：因为宋明理学家无不精研《周易》，《周易》是宋明理学的重要诠释文本之一，张先生便以《周易》研究为切入点，撰著《周易思想研究》，奠定了全面阐述宋明理学的学术根基;朱熹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明晰朱熹思想是探索其他宋明理学诸家学派思想绕不开的关键环节，张先生的《朱熹思想研究》可看作是他宋明理学研究和哲学体系创新的初步尝试，也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随着“文革”的结束，张先生先后撰著出版探索宋明理学整体思想面貌和演进理路的《宋明理学研究》《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等综论专著以及研究陆象山、王夫之、戴震等宋明理学名家“个案”的学术专著，以主流和非主流划分宋明理学流派，重新定义“宋明理学”的内涵，逻辑地还原了宋明理学的思想特质;因机缘巧合，张先生由朱子学研究而拓展研究韩国大儒李滉的哲学思想，在国内首次发表研究韩国哲学家思想的成果，先后出版《退溪哲学入门》《朱熹与李退溪比较研究》等著作，既深化了朱子学研究的视域，还推导出“东亚意识”及其在维护东亚地区文化认同、社会稳定、价值信仰中的时代价值;哲学创新的基础是方法论的创新，张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方法支撑是他创构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即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解释学，而且广泛应用于中国哲学史各研究领域，成为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构成为张先生后来所提倡的“自己讲”“讲自己”哲学研究范式的逻辑内核。

Study On the Logic of Mr. Zhang Liwens Song Ming Confucianism Studies

Zhang Ruitao

Abstract：Mr. Zhang Liwen is 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and historian of philosophy， who studied on Song Ming Confucianism. He insists on problem awareness and humanistic care， in order to organize classics， to think clearly， to make innovations， and to achieve outstanding results. On the whole， Mr. Zhang's research on Song Ming Confucianism generally follows the logical approach. He starts from Zhou Yi， one of the classic interpretation texts of the Song Ming Confucianists ， and writes Research on  Zhou Yi Thought， which is laying down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academic founda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of Song Ming Confucianists. Taking Zhu Xi's research as a preliminary attempt to the study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his Zhu Xi Thought Research became a model work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in the academic worl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ocusing on Zhou Dunyi， Zhang Zai， Cheng Hao Chengyi， Zhu Xi， Lu Jiuyuan， Wang Yangming， and Wang Fuzhi， it i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ong Ming Confucianism's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Song Ming Confucianism. Song Ming Confucianism is divided into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There are three more distinctions in the mainstream. This clarifi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and Ming Confucianism. Due to coincidence， it was deduced from the study of Zhu Zi to the study of Korean Confucianist Li Huang， and the study of Tuxi， which was extended to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and it puts forward the implication of East Asian Consciousnes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irit of harmony. Of course， whether it is a study of the famous Song Ming Confucianism of the individual case or a whole study of Song Ming Confucianism， it always follows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Logical Structure The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method also constitutes the logical core of the philosophy Speak for Yourself  or Speak Yourself  that Mr. Zhang advocates.

Key words：Zhang Liwen;Song Ming Confucianism;Logical Approach

责任编辑：郎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