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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修于立:《四库全书》纂修与大一统秩序建立

2020-03-24张宜弘

贵州文史丛刊 2020年1期
关键词:四库全书

张宜弘

摘 要:乾隆在位期间,清王朝进入了全盛阶段,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在他的主持下,由纪昀、陆锡熊等纂修完成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其纂修背景、纂修思想、纂修过程以及对著作的选删标准等,无不体现了乾隆帝的治国理念和对大一统秩序的认识和构建。为消解明遗民的文化抵抗意识,乾隆帝在重新构建以清廷为主导的大一统秩序,以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赢得主导权。本文从尊君敬上、大一统观、树立正统以及多元共主国家观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四库全书》 尊君敬上 正统观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0)01-56-66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皇帝下发的谕旨不仅涉及到如何修书的问题,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在修书过程中处理国事。乾隆帝于四库全书馆进呈的《江西通志》一书见蔡士英封禁山一疏,立即想到“该处地连闽浙,林密山深,材木自不可胜用”,因此命人查明“其中有无奸匪藏匿,居民有无偷入私采,如该处山林之外竟有可耕之田,所产木植可以取材适用之处”1,此地有无耕田、木材,地方臣工对此并未专折奏明,如果不是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则乾隆帝并不会想到此事,亦未会命专员查明。此事与《四库全书》纂修本身毫无关系,由此可见乾隆帝与臣下的往来奏折并不仅仅是涉及《四库全书》纂修体裁义例等问题,而是借修书以处理国事。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通过指导史书的编纂,在有目的地构建以清朝为核心的大一统秩序。乾隆帝通过构建以“尊君敬上”為内核,以“幅员广阔”为外在表现形式,以“正统观”为维系的大一统秩序,并以此对抗“夷夏之防”的观念。

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一方面借修书大力删毁书中带有“万历以前指斥满洲先祖字样者”“语涉西部边外部落偏谬者”“与钱谦益诸人相关者”等违碍书籍;另一方面他依托康乾盛世,挟帝王雷霆之势,在收入书籍的标准、收入书籍的次序安排以及《总目》对书籍的评价等方面,都贯彻了自己的政治秩序标准。同时在修书过程中,乾隆帝多次下旨,令朝廷重臣纂修书籍,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诉求;而禁书和修书都是乾隆帝构建社会秩序的不同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四库全书》纂修完成之时间,也即是乾隆帝构建以自身主导的文化秩序形成之日。

一、 纲常名教,构建文化大一统观

为消弭“夷夏之防”的文化影响,乾隆帝一直在构建以清廷为主导,以“尊君敬上”为核心的文化大一统秩序。乾隆帝与臣子在纂修过程中的奏折往来,就是“尊君敬上”理念逐步完善塑造的过程。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当中,乾隆帝借查办违碍书籍以及对案件最终处罚的宽严不同,对大臣所奏事的回应来建构自己的大一统秩序。如在王锡侯一案中对海成的处罚是希望大臣切实办理,勿空言塞责;在徐述夔一案中对沈德潜的处罚是希望在籍朝绅者心怀尊君敬上之意。为建构“尊君敬上”的文化社会秩序,乾隆帝不仅通过查办违碍书籍,希望大臣和在籍朝绅的配合,同时借编修书籍之机,主动构建以“尊君敬上”为核心的文化大一统秩序。

(一)爱养百姓,清朝君主厚泽频施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帝一再下令让各省督抚大力查缴违碍书籍,各省督抚鉴于乾隆帝对海成和徐述夔的处罚,皆心存惶惑,为求保全身家性命,他们都特别留意书籍中“肆为诋毁”等相关的触背字面。在查缴违碍书籍时,督抚们不论事之轻重,均采用严行深究的方式,文字狱因而大为兴起。江苏巡抚杨魁曾因一县民妄用“赦”字而对其严加处罚,而此举乾隆帝亦斥之为因噎废食,办理过当。

但在乾隆帝举全国之力销毁违碍书籍、各大臣对避讳悖逆字面如临大敌的情形之下,乾隆帝在编录《明季奏疏》一书时却说“将触背字面略为改易选录,馀仍分别撤毁,于办理违碍书籍,亦属并行不悖”1。乾隆的这一举动并非不关心违碍书籍“触背字面”之事,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在内。清廷之所以编修《明季奏疏》,无外乎是乾隆帝想向天下臣民体现明代对百姓的严刑峻罚,征敛日增的情况,以此烘托出清朝政治清明、体恤百姓的善政。

因此乾隆帝下令编录《明季奏疏》一书其用意:首先是“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告知天下臣民明之弊政,虽经其臣苦口谏言但其君却置若罔闻;其次是将明季节臣抗疏直谏、匡救时艰的忠荩之忱保留下来。纂修《四库全书》后期,乾隆帝又下令命诸皇子同总师傅为总裁共同纂辑《明名臣奏议》,他认为此事关系到“明季之所以亡,与我朝之所以兴,敬怠之分,天人之际,不可不深思远虑,触目惊心”2。其用意无外乎是想向天下臣工表明:其一,明之君主寡德鲜恩、无所作为致使朝政不明;其二,是明之节臣谠言直谏、极尽忠义。通过明朝君臣的对比,至为关键的是想让天下深知明之百姓多愁苦,并借此确立清的政治优越性和合法性。

乾隆帝不止一次地在上谕中论述明代朝政不明、百姓含冤穷苦之状。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在上谕中说:“即以前明政事而论,并无可以动民系恋者。如洪武开基,严刑峻罚,永乐篡逆,瓜蔓抄诛,士民无不含怨……此皆见于史册者,有何可以系感之处,而追念不忘乎!至我本朝,列圣相承,爱养百姓,赈灾蠲缓,厚泽频施……小民具有天良,岂有不知感戴。”3在此乾隆帝想通过明代横征暴敛致使士民含冤愁苦之情形,与清代厚泽频施使士民安居乐业之情景对比,让天下臣民深知清代爱养百姓之旨。乾隆帝主导纂修《明季奏疏》及《明名臣奏议》二书亦是此意。

(二)崇讲忠贞,以励臣节而示来兹

乾隆帝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构建尊君敬上的文化大一统秩序,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褒扬忠烈,“以励臣节而示来兹”。在《四库全书》纂修伊始,乾隆帝就令内阁将《三国志》中关帝的谥号改为“忠义”,他认为“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4。顺治年间,清世祖为褒扬忠烈封关帝为“忠义神武大帝”,及至乾隆帝又加“灵佑”二字,使海内外均知关帝作为臣子对君主之忠,借以勉励大臣。

乾隆帝在看到四库全书馆进呈宋代李廌诗集中出现“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之句,面对宋代诗人李廌对异代君主汉武帝直呼其名的情形时,他认为“至汉武帝在汉室尚为振作有为之主,且兴贤用能,独持纲纪,虽黩武惑溺神仙,乃其失之小疵,岂得直书其名,与秦政、曹丕并论乎”1。并指斥李廌“伊祖未尝不曾为其臣,岂应率逞笔端,罔顾名义,轻妄若此”2。命人将“汉彻”改为“汉武”。由此观之,乾隆帝极为重视臣子对帝王的尊崇,而这种尊崇不仅体现在厘正臣工称名不讳状况,亦体现在清朝对历代帝王的尊崇方面。

对历代帝王的祭祀,虽早已有之,但大规模对历代帝王的合祀则正式始于于明代洪武年间,但明只祭祀十六位帝王。对此清康熙帝认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3。并认为“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4,乾隆帝继承康熙帝的旨意,主张人臣者不可轻肆议论君主,他在阅览《大清通礼》时,再次强调“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弒亡国之主,此外应尽入庙”5,从而再次增加历代帝王入祀帝王廟的人数。

乾隆帝在查办违碍书籍的过程中,不仅有见书中悖逆事迹而处罚作者及为之作序者,因书及人事(如王锡侯案、徐述夔案),亦有因人及书之事。如乾隆帝命人将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人之书逐细查明,概行毁弃,当看到《国朝诗别裁集》中将钱谦益居首时,乾隆帝怒斥“有乖千秋公论”6。乾隆帝之所以极为不齿钱谦益等人,其原因无非是钱谦益身事两朝之故,在明已居大位,而又身事清朝;金堡、屈大均等辈在明清易代之际均不能死节,腼颜苟活。反之乾隆帝却极为赞赏刘宗周、黄道周等人,认为其“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7。因此,乾隆帝对其所著之书亦不忍焚弃,下令只需酌改数字,勿令湮没不彰。乾隆帝之所以如此褒扬忠烈,是因为他认为:“夫人臣,策名委质,忠于所事,既遇宗社改移,自应抗节捐躯,方无愧在三之义。是以明末殉难诸臣,朕嘉其忠烈,特为赐谥,虽其中有曾经抗我颜行者,亦令一并褒谥。盖以各为其主,在本朝则为梗化,而在胜国不失为效忠,未忍令其湮没弗彰,爰为之锡谥表扬,以发幽光而昭激劝”8。

在此乾隆帝借史书编纂而向天下臣工强调“尊敬”二字,对《三国志》、前代诗文的修改和明季节臣书籍的保留均是乾隆帝为千秋公论计,崇讲忠贞,以励臣节而示来兹。

(三)斧钺之诛,以为彰善瘅恶之计

乾隆帝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设立《贰臣传》一门以补前世史传所未及。乾隆帝自称编纂《贰臣传》其用意是为“扶植纲常,为世道人心之计”9。乾隆帝认为褒扬忠烈、加谥胜国死事诸臣是扶植纲常、彰善瘅恶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即是对此大节有亏之人,施以斧钺之诛。乾隆帝认为明清易代之际望风归附的明代诸臣“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10。洪承畴等人虽为清朝统一立下汗马功劳,但因其身事二朝,因此被乾隆帝认为大节有亏,将其编入《贰臣传》以作惩戒。

而对《贰臣传》中的人物乾隆帝亦有区分,分甲乙二编。如对洪承畴、李永芳等力屈俘降后即具“有死无贰之义”等人比之战国豫让,虽属大节有亏但仍有功绩可纪者编入甲编;深为讥讽钱谦益等人,认为其“行素不端,及明祚既移,率先归命,乃敢于诗文阴行诋毁,是为进退无据,非复人类”1。因此,乾隆帝将像钱谦益一样在归附后又肆机诽谤当朝或者是先降李自成又降清朝的人列入乙编。乾隆五十四年,乾隆帝又从乙编内别立《逆臣传》。其标准在于,乾隆帝认为明季诸臣降复清朝,尚可说是天命有归。或继降清朝又从唐、桂各王者,虽其反侧无定,但尚可托词心怀故主,故仍可列入乙编。先经从李自成、复降清朝之人或已经归顺又从吴三桂等,乾隆帝斥之为“惟知嗜利偷生,罔顾大义,不足齿于人类”2,将其编入《逆臣传》一门。

正如董恩林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史书编纂中“材料如何取舍,诸如哪些人可以立传,哪些人不足挂齿;哪些事件可详,哪些事件宜略;时间断限,地理范围,注释与附录的有无与详略等”3来体现作者的史学观念和认识。乾隆帝通过指导史书编纂,对胜国死事诸臣的褒扬,对大节有亏之人的贬斥,旨在使天下臣工知“尊君敬上”之意;编纂《明季奏疏》,将明代对百姓之严苛和当朝对百姓之宽厚作对比,使天下百姓知“尊君敬上”之意。以史书编纂为中心,乾隆帝建构起了以尊君敬上为核心的文化大一统秩序。

二、开拓广远,构建地理大一统观

《四库全书》的纂修既是乾隆皇帝“运启人文,功隆圣学”的产物,同时又反映当时“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的实际状况。在乾隆帝时期,中国的疆域空前统一,疆域面积扩大,构建地理大一统观也在《四库全书》的纂修中集中体现。

(一)幅员日廓、咸登版籍

清代中期的康乾盛世,雍正皇帝曾自豪地宣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4。到了乾隆年间,疆域面积不断扩大,四库馆臣在纂修《四库全书》时说“今志距诏修旧志之时仅数十载,而职方所隶已非旧志所能该”5。乾隆帝的大一统另一方面体现在其疆域范围的扩大上,前代未及教化之地至乾隆时期已咸隶版图。我国东北方区域,“秦汉以来,越在绝徼,未入版图,元魏建安、营二州,唐时有营州都督府,然不过侨治于内地。辽金及元始芗其名,而历服未久,故址旋荒。明弃大宁,视为外域。我国家抚临寰宇,薄海内外,咸登版籍”6,在秦皇汉武时期尚为绝徼的热河一带,唐有开元盛世亦不过只是侨治,明代视作外域,在清朝时却成为户闼之间。

《四库全书》无论是在成书之日还是在纂修过程当中都反映着康乾盛世的一派繁荣气象,从《总目》中我们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四库馆臣对君王和国家的骄傲与自信:“天山两道,拓地二万馀里,西通濛汜,悉主悉臣,月□以东,皆我疆索。星轺虎节,络绎往来,如在户闼之内”7、“迨我皇上星弧遥指,月窟咸归,诸回部并隶版图”8、“天山南北,桴鼓不鸣,展拓黄图凡二万馀里……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威弧之所震如是其远,皇舆之所拓如是其廓者”1。《总目》中处处可以看到乾隆时期的一派盛世气象,乾隆帝统治时期,统治疆域的扩大和边疆地区诸部落“咸归版籍”,是“大一统”最明显的标志。

乾隆帝的地理大一统不仅体现在疆域范围的扩大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版图中疆域的控制力上。“昔唐分天下为十道,陇右道本居第六,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乃退列为第十,以其地已陷没吐蕃故也。宋之疆域最狭,欧阳忞《舆地广记》其于所不能有者,别立化外州之名,已为巧饰。至祝穆《方舆胜览》,则并淮北亦不及一字矣”2。在我国古代王朝中,唐宋虽盛但其对疆域的控制力却较差。清代不仅幅员日增,而且“凡昔所称羁縻州者,无不隶王官而登户籍”3。清朝对版图中疆域的控制力却在进一步加强,往昔仅能“羁縻勿绝”之处,现在却“其存者亦无不革心顺化,比于郡县”4。

清朝对疆域的控制,不仅体现在明显有效的控制力上,还使得“羁縻之地”隶王官而登户籍,同样体现在其“长驾远驭”之略上。长期以来,以蒙古诸部代表的游牧民族一直与农耕民族攻伐不断,乾隆帝认为是“固由风气刚劲,习于战斗,恒不肯服属于人,亦由威德不足以摄之,故不为用,而反为患也”5。到了清朝崛起时,科尔沁首先内附,随后鄂尔多斯、杜尔伯特、札赖特等部落亦相机内附,效“折冲御晦”之力,成“炳耀丹青”之功。

(二)祛萬古之疑,订百世之谬

随着乾隆时期疆域范围的扩大,之前对疆域认识的错误也在逐步改正。对于西域之地,四库馆臣宣称“我皇上开辟天西,咸归版籍。《钦定西域图志》征实传信,凡前代传闻之说,一一厘正”6。关于黄河源头到底在哪里,“汉通西域,张骞仅得其梗概,以三十六国不入版图故也。元世祖时,尝遣笃什穷探,乃仅至星宿海而止,不知有阿勒坦郭勒之黄水,又不知有盐泽之伏流,岂非以开国之初,倥偬草创,不能事事责其实,故虽能至其地,而考之终未审欤”7。历朝历代都在探求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元代时认为黄河出自星宿海。等到乾隆帝平定西域之后,派遣大学士阿桂之子阿弥达前往青海探求河源,乃知星宿海之上阿勒坦郭勒为黄河上游,再上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而为黄河源头。疆域的扩大,使得乾隆帝自信地宣称从前之讹至此可以作一定论:

凡汉唐以来足迹所不能至者,无不星罗眉列,缕晰分派源流,从此永彰定论。是由圣朝版章式廓,一订向来耳食之讹,勒为成编,传信万世。8

记流沙以外者,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列传》始详。而异域传闻,讹谬亦复不少。至法显、玄奘之所记,附会佛典,更多属子虚。盖龙沙、葱雪,道里迢遥,非前代兵力所能至。即或偶涉其地,而终弗能有。故记载者依稀影响,无由核其实也。9

前代人对于边疆区域认知讹谬的原因在于传闻甚多故不得其真,路途遥远使得前代兵力不能至,商人使臣偶到其地其所见所闻难免残缺。但乾隆帝时期神武奋扬,中外一家,纵然是荒略之地、边漠之区也因隶版图而受教化,故可祛万古之疑,订百世之谬。

“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虽出现较晚,但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一家”的传统,统一历来是中华民族的追求目标。自儒家提出之后,历代统治者莫不将建造“大一统”奉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秦朝首先将“大一统”理论付诸实践,开创了“书同文,车同轨,同律度量衡”的“大一统”时代。清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最终形成的时期,在此期间修成的《四库全书》处处都体现着清朝的“大一统”成绩。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乾隆帝从清朝疆域范围的扩大、对疆域的有效控制和更正前代的错误认识三个方面反映清中期的大一统地理观念,这不仅宣扬了乾隆帝文治武功,同时也是乾隆帝建构“大一统”天下的重要步骤。开拓广远,以此回应之前“夷夏问题”中的此疆彼界之分。

三、盛德宣怀,乾隆帝树立正统观

早在汉代,董仲舒就提出了“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1。认为“大一统”最终在于“一统于天下”,但其前提是“受命”,天命根据统治者的德行在转移,受天之命即是统治者正统地位的来源,而正统的表现形式在于“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正统”一词的内涵最早体现在孔子所作《春秋》,至北宋欧阳修解释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者;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2。认为“正统”就是“正天下之不正者”通过辩驳前代之“不正”来论述清朝的正统合法性,而辩驳的依据就在于“仁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新朝统治者在论述自己的正统地位时总是在斥责前代帝王荒淫无道,治下民不聊生以至于天命不再眷顾,而自身德泽仁厚,百姓安居乐业,暗示着清朝天命所归。

(一)荒淫无道与盛德宣怀

乾隆帝认为明时流毒天下至酷,朝堂之上“士大夫趋势附羶,则惟明人为最多”3;军队之中“当日军政,殊无纪律”4。以至于出现天下烽烟四起,黎民皮骨仅存的现象。对于明代出现的种种弊政,乾隆帝认为是由于“其君缀旒于上,竟置国是若罔闻”5,因此导致明之纲纪日隳。在论述前朝灭亡的原因时,清朝将之主要归结在个人德行方面。当时国势阽危,明季诸臣不忘抗疏直谏匡救时艰,且其上疏皆属详明剀切、切中时弊,但其君却置若罔闻,不能稍收补救之效。因此乾隆帝专门编写《明季奏疏》一书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他认为明亡的原因主要在其君主失德。明代君主“妄信谗言,潜谋戕害”6,导致清太祖以七大恨告天,兴师报复,为清朝嬗代前朝披上合理化的外衣。

四库馆臣认为福王德行荒淫,以致自贻颠覆。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后,江右遗臣相继拥护福王,如果福王能够立国自强,“则一线绵延,未尝不足比于宋高宗之建炎南渡”7,仍可凭借半壁江山图存宗社。但君臣燕雀处堂,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以致国亡。他们将南明国亡的原因归结在福王自身德行荒淫之上。

乾隆帝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本来对明末清初及后人语及辽、金、元三代之事大为重视,而群臣也将此作为重点奏进应毁书籍,但群臣上奏后,乾隆帝却每每对言明朝弊政之书网开一面,认为这些书籍“实不足罪”,对于其中的“乖触字句”只有酌改数字便可以存其原书。其本意无非是让天下万世知晓明朝节臣材优干济,所上奏议切明厉害,但其君却置若罔闻,明之亡实亡于君主的荒淫无道。乾隆帝还通过批评明朝君主德行低下以衬托自身盛德宣怀,在修纂《四库全书》时,处处不忘标榜自身大公至正之意。认为“人主之道,惟在敬天勤民,兢兢业业,以绵亿万载之丕基”1。四库馆臣也多次记载乾隆皇帝及清朝的德行。《总目》赞誉乾隆帝在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我皇上圣度符天,宏开汤网,闵其知罪,许以自新”2。扫除撒拉尔逆回之后,《总目》中记载“我皇上天地为心,兼包并育,不欲尽翦其族类”3,鼓吹乾隆帝神武仁德之至意。并且书中随处可见对各部落慕化归诚的描述:

梯航鳞集,琛赆旅来。乃增绘伊犁、哈萨克、布鲁特、乌什、巴达克山、安集延诸部,共为三百馀种。分图系说,共为七卷,告成于乾隆二十二年。迨乾隆二十八年以后,爱乌罕、霍罕、启齐玉苏、乌尔根齐诸部,咸奉表入觐,土尔扈特全部自俄罗斯来归,云南整欠、景海诸土目又相继内附。4

四库馆臣认为,自古诸帝虽均大力称赞自身怀来之盛,梁武帝命裴子野作《方国使图》,阎立本应诏而作《职贡图》,但相对清朝而言,其来往使者为数不及清朝十分之一,以此昭示乾隆帝盛德实为亘古所未有。

《总目》不仅通过描述诸部咸奉表入觐之事以称赞乾隆帝之盛德,而且还通过“庙祀历代帝王”一事,鼓吹他的大公至正。前代帝王庙祭祀历代君王只有寥寥几位,至康熙年间变为“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弒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5。但乾隆帝对明朝君主却较为特殊,按理说亡国之主不应入祀帝王庙,但愍帝却被特令庙祀,神、熹二宗却被撤出,这是因为明虽亡于愍帝,但实是由于神、熹二宗荒淫而失国。

四库馆臣遵从乾隆帝的意志,认为明代君主荒淫无道以致国亡,乾隆自身敬天勤民、大公至正,终于使得诸部落咸稽首而效心。他们将“德行”作为评判的标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暗含着明代失德因而失去“天命”的眷顾,清朝的建立乃是天命所归。

(二)道统延续与受命天眷

满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夺取天下后吸收并保持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正如欧立德所说:“满洲帝王需要(或者至少他们自己觉得需要)让那些抱怀疑态度、怀念前明的人相信,尽管他们不是中原的汉人,但他们还是认同并延续前代天子所流传下来的道统与正统的。”6

首先,中国历代王朝皆有石刻经书以考订异同的传统。最早在东汉熹平四年,汉灵帝便命蔡邕等人将儒家经典刻成石书,被称之为《熹平石经》,后历代王朝延续传统陆续刊刻《三体石经》《开成石经》《孟蜀石经》《嘉祐石经》和《南宋石经》。乾隆帝尊重前代传统,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命内廷翰林详为校核之前蒋衡所进手书十三经,并派和珅、刘墉、金简等多位重臣负责此事,将其“刊之石版,列于太学,用垂永久”7,以光文教,这在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看来可谓是一大盛事。乾隆帝的大一统,是继承前代“传统”的大一统,纂修《四库全书》一事本身及刊刻石经都含有“合万古之制”之意。

其次,乾隆帝在论述自身正统地位时,也使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英雄祖先”叙事模式来阐释满族的起源。为说明满族的起源,在纂修《四库全书》当中,乾隆帝先后命于敏中与阿桂、和珅、董诰等四人编纂《满洲源流考》。为考证满洲的历史乾隆帝曾专门下发谕旨称:

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屬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又《后汉书·三韩传》谓辰韩人儿生,欲令头扁,押之以石。夫儿初堕地,岂堪以石押头?其说实悖于理。国朝旧俗,儿生数日置卧具,令儿仰寝其中,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扁。斯乃习而自然,无足为异。1

乾隆帝通过文字音韵和习俗两个方面考证满洲为古肃慎之后,认为满洲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民族,满洲人的先祖起源于仙女下凡,由于仙女在长白山沐浴吞得神鹊衔来的朱果才诞生了满洲人的祖先。清廷为满洲的起源披上一层浪漫的外衣,他们认为清朝受到上天的眷顾其起源乃是天意使然,乾隆帝“至若我国家诞膺天眷,朱果发祥,亦如商之元鸟降生、周之高禖履武,纪以为受命之符”2。乾隆帝叙述满洲悠久的历史和浪漫的起源,无疑是借鉴了中国古代“英雄祖先”的叙述模式,将满洲之起源与商、周相提并论,同时也将“朱果发祥”作为清廷承天受命之表征。

总的来说,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论述清朝的正统地位时首先根据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和“敬天保民”的传统,将明的荒淫无道与清朝之盛德宣怀作对比,以此论证天命的转移。其次,乾隆帝延续前朝的传统石刻经书,并采用中国古代“英雄祖先”的叙事模式,以此论证清王朝的正统性。

四、《四库全书》编纂与多元共主国家观

乾隆帝构建的大一统秩序不仅体现在其神武奋扬、拓地万里的丰功伟绩和诸部落相继内附,稽首效心的管理之道,同时也在于他对不同族群风俗物产的保护之上。正如杨念群所说,清朝在“树立另一套多元共主和拥有广阔疆域正当性的历史书写策略……《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是重建多民族共同体的尝试”3。

《四库全书》所囊括的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中,著录和保存了大量有关各部落传授源流、语言音韵和风俗物产的著作。这些书籍对各部落的性情习俗、服事好尚也多为载录。《皇清职贡图》中对诸部落“凡性情习俗,服食好尚,罔不具载”4;《夷俗记》“是书专纪鞑靼风俗”5;《楚南苗志》载“苗人种类、风俗、物产、言语、衣服”6;《筇竹杖》记“峒黎风土”7;《粤风续·九》中“采其土人歌谣,又附傜、狼、僮歌数种,汇为一编”8。在保存诸部落风俗中,乾隆帝对蒙古、新疆特别重视,曾专下谕旨翻译《钦定蒙古源流》,并纂修《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和《钦定同文韵统》等书。他不仅注重收录蒙古“建功端委、传派亲属”等事迹,而且对蒙古文字的读法、写法也详为备列,前朝纂修的《蒙古译语》《华夷译语》和《蒙古字韵》虽“简陋殊甚”但都列为存目。

乾隆帝不仅重视保存各族群的风俗文化,并且尊重各族群风俗文化。如对宋代叶隆礼《契丹国志》中所记“祭用白马、灰牛、毡中枯骨、变形视事及戴野猪头披皮”1等风俗,乾隆帝认为“虽迹涉荒诞,然与书诗所载简狄吞卵、姜嫄履武,复何以异?盖古人神道设教,以溯发祥,义正如此,又何信远而疑近乎”2,不容他人诋毁质疑各族群风俗文化。

《四库全书总目》中明确记载各民族风俗文化书籍凡四十七部,其中著录书籍二十五部,存目书籍二十二部,著作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在经部小学类、史部纪事本末类、杂史类、传记类、载记类、地理类、职官类、子部小说家类、集部别集类、词曲类十个门类中均有涉及。作者年代涵盖唐、宋、元、明、清五朝并主要集中在明、清两朝整,理如下表:

《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录存各民族文化风俗情况3

通过检核《四库全书总目》可知,乾隆帝时期纂修的《四库全书》对记叙各民族山川风俗、物产文化的书籍更为重视。《四库全书》中所收此类书籍详备,从所收书籍地域上来看不仅有对北方蒙古、高丽和哈烈撒马儿罕等地的记载,更有对南方滇域、四川和峒黎等地的记载。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内容上来看,不仅有对各民族种类、山川、物产和贡赋等情形的记载,更有对其言语、饮食、服饰等风俗的记载。

乾隆帝自执政以来一直对边疆地区特别重视,其自诩为“十全老人”,其“十全武功”中所选皆是针对边疆地区的战争。而对中原各地发生的诸如白莲教叛乱等镇压之事,乾隆帝认为这些尚不足以成为其“十全武功”中的一部分。他对边疆地区的重视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军事上的缘故,更是因为边疆地区生活的各个族群有其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正如杨念群所说,清朝“根据不同地区和族群的特点,对异质于汉族乃至满族的多样文化采取了包容与借鉴的态度,实际上是在寻求如何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下极力促成不同族群文化拓展出其各自的发展空间”1。

乾隆帝构建的大一统不仅是军事上的扩张和政治上的有效管理,更表现在文化繁荣方面上。乾隆帝在推行教化的同时注重保存各族群的“文化空间”,促进了各族群文化生命力的延续和增长,而各族群文化生命力的增长又是清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乾隆帝构建的大一统秩序中的特色之处。

乾隆帝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构建的大一统秩序,主要表现在重视文化层面上的纲常名教,重视培植大臣的尊君敬上之意;地理层面上的开拓广远,重视对统治疆域内的管理;通过对比明清两代君主及道统延续方面,以此树立正统性和正统观念。最后因清廷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乾隆帝构建的大一统秩序中特色之处还在于重视保存各民族文化。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乾隆帝及四库馆臣通过“权衡笔削”从而达到“絜度方圆”建立以清廷为主导的大一统秩序的重要环节。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君王皇权至上,臣子闵其完忠。明清易代之际,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遭到了广大汉人激烈的抵抗,这种抵抗不仅以军事斗争的形式反映在满清统治者定鼎华夏之时,而且在清入承大统之后,由于“夷夏之防”等思想在当时社会中的弥漫,满清统治者依然因其少数民族的身份受到广大汉族士人在文化、思想上的抵抗。不同于前期双方在战场上的直接厮杀,失去政权依托的明末遗民在思想战场的挑战并不能简单的以明清易代而终结。至乾隆帝时期,他不仅继承其父的民族观,同时通过纂修《四库全书》构建满清王朝的社会秩序,以此回应“夷夏之防”的挑战,最終乾隆时期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均达到了康乾盛世的最高峰。

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中可以看出,乾隆帝借《四库全书》本身及其纂修过程在构建以清廷为主导的大一统秩序。以清廷为主导的大一统秩序其核心便是“尊君敬上”,乾隆帝的“大一统”不仅表现在疆域范围的扩大和对版图内疆域的管理两个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乾隆帝在其所构建的“大一统”秩序中不断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开创的王朝,其对于边疆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并非是一味的推行教化、汉化、咸隶王籍,而是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这也是乾隆帝通过纂修《四库全书》构建大一统秩序的特色之处。

Compilation in establishment: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fied Order

Zhang Yihong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the reign of Qianlong, the Qing Dynasty entered its heyday and reached the highest peak of feudal society in ancient China. Under his auspices, the Siku Quanshu compiled by Ji Yun and Lu Xixiong is the largest official series books in ancient China. The background, the thoughts,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and selection criteria for the writings all reflect the Qianlong Emperor's idea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his understand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unification. In order to dispel the cultural resistance of the Ming survivors, Emperor Qianlong was rebuilding a unified order led by the Qing court, with a view to gaining leadership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is from early four respects: respect for the monarch, the view of unifi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orthodoxy, and the view of a pluralist state.

Key words:Siku Quanshu;Honoring the King;Orthodox view

责任编辑:胡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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