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荣

（绥化学院图书馆 黑龙江绥化 152061）

随着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时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我国各行业各领域纷纷积极回应时代之变、世界之变，迎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图书馆作为承担着社会教育和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传播等职能的社会文化机构，近些年来也在寻求对外交流与合作。俄罗斯作为“一带一路”中的重要国家，在文化等方面和我国开展的交流领域不断扩大，我国图书馆界也在寻求和俄罗斯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

一、中俄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现状

截止到2020年10月25日，在CNKI学术期刊库检索“图书馆交流”，勾选北大核心期刊，可以得到213条结果。以CNKI高级检索，（主题：图书馆交流）AND（主题：中俄），同样在学术期刊库勾选北大核心期刊，则只得到4条结果。用同样的方式检索“图书馆合作”，在CNKI核心期刊中科院得到543条结果，其中只有1篇包含“中俄”主题。而学位论文方面的情况与之相似。在CNKI学术论文库中检索“图书馆交流”和“图书馆合作”分别可以得到23条和43条结果，两者中与“中俄”主题相关的结果都为0。

虽然CNKI一家之检索结果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也可以让我们窥得问题之一斑。近些年图书馆界积极谋求对外交流与合作，但是在学术研究和具体活动开展方面还是有所欠缺，已开展的对外交流合作中也是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主。不仅是学术论文上如此，当我们检索图书馆中外交流合作的相关会议时也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并且对于合作项目的检索也没有结果。这些共同说明了中俄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现状存在图书馆学界研究与文章不足、图书馆间交流会议与互访不足、双方合作项目不足[2]等方面的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与两国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原因，也有学科背景方面的因素，但是中俄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重要的，因此在此处探讨中俄图书馆未来如何开展交流与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中俄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基础

（一）从清代传教士到苏联图书馆学。在我国图书馆对外交流合作的历史中，俄罗斯无疑留下过浓重的一笔。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曾在中俄图书交流和图书馆建设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自清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经清政府同意俄国7位神职人员在北京进行东正教活动起，俄国多次派遣传教士团来到中国。传教士们带来了大量的俄文书籍，同时也大量搜刮了中文、蒙文、满文书籍，其中包括目前唯一海外《红楼梦》八十回手抄本“列藏本”。再加上官方图书互赠的部分，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借图书成为十八至十九世纪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传教团在图书收集之余，也在中国建起了图书馆，传教团图书馆不仅是中国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图书馆之一，也是俄国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史学界普遍认为俄国传教团图书馆自1795年格里鲍夫斯基领班任内开始正式修建，在俄国政府的重视和一些中国人的帮助下规模不断扩大，藏书量最多时超过一万本，是俄国最大的海外东方学书籍收藏中心，为俄文世界了解学习中文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在此后丰富了俄国本国图书馆的馆藏[3]。虽然在图书馆学界会将中国古代的藏书楼、藏书阁都划分为广义上的图书馆，但是客观上来讲，我国现代意义上狭义的图书馆便是由传教士所建的图书馆催生。传教士图书馆使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得以萌芽，也启发了初创期的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制度的建立[4]。

苏联图书馆学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学科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篇章。正如此前程焕文教授总结的那样，我国第三代图书馆人是50-60年代“留苏”的开拓与中坚的一代[5]。事实上，苏联图书馆学对全世界的图书馆学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其思想也曾指导过世界大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我国不仅大量翻译苏联图书馆学著作和论文，广泛学习苏联的图书馆学思想，还聘请了苏联有关专家来访指导，并且派遣我方学者和留学生去往苏联学习，双方交流往来十分密切。正是苏联图书馆学的传播促成了我国图书馆从美式模式转为苏式模式[6]。正是基于此，我国图书馆学人对俄罗斯有着一种深刻的感情和独特的情节。

（二）需要对外交流合作的我国图书馆事业。我国图书馆事业现阶段还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发展，一方面需要加强图书馆学学术研究，从古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要积极向外看，从国外图书馆事业中学习先进经验和理论成果。近年来我国的图书馆基本上是借鉴欧美，不论是论文译著还是会议项目，都是以欧美交流为主，有关中俄图书馆交流合作的内容只占到了很小的比重。俄罗斯图书馆事业在苏联解体后经历过低谷和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但是俄罗斯一向重视公共文化事业，其在图书馆方面对于我国来讲依然是超前的，因此和俄罗斯图书馆界进行交流和合作是必要的。

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也不能离开图书馆。图书馆在对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之一便是促进区域、国际间的跨文化交流。因其具有的非营利性、非排他性、平等性等属性，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图书馆扮演着中介者、推动者、组织者角色，在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引进国外先进文化、传播民族优秀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7]。俄罗斯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国家，两国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双方的文化交流，以图书馆为桥梁，可以进一步加深双方对彼此的了解。

三、中俄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几种可行模式

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间文化领域合作增多，图书馆界对俄罗斯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和合作的热情开始回暖。通过上面对中俄图书馆渊源的回顾、历史及学术基础的了解和对交流合作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展望未来中俄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几种可行模式。

（一）学术交流。基于苏联图书馆学打下的学术基础和影响力，我国图书馆学界对俄罗斯图书馆学抱有一定的感情，乐意同俄罗斯图书馆学开展学术交流。在未来可以开展与俄罗斯之间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邀请俄方专家来进行学术报告，同时加强俄文图书馆学专著和论文的翻译工作，在中俄图书馆交流和合作方面增加研究。这些未来的学术交流有一个可行性前提，即加大具有俄语背景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储备。目前即使是在拥有优秀图书馆学的高校和俄语人才储备最多的黑龙江省，可以进行图书馆学俄语互译的专业人士也非常少，这一点目前的不足正为我们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文献资源互换共享。在此前的接触中俄图书馆接触中，双方都对彼此的特色资源馆藏有着浓厚的兴趣。特色馆藏是一个图书馆的魅力所在，例如，此前黑龙江省图书馆和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的交流中，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对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俄侨文献充满兴趣，而黑龙江省图书馆则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的中文特色文献进行了调研，双方确定针对双方的特色资源数字化互换展开合作项目[8]。这个范例不仅说明了特色文献资源在图书馆对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示范了图书馆资源数字化共享与互换的合作方向。中俄图书馆之间不仅可以尝试双方图书馆数字化资源合作，还可以尝试跨国数字化甚至非数字化的文献服务。因为历史原因，俄罗斯藏有大量我国珍贵古籍，在资源共享合作之外，图书馆还可以积极和俄罗斯方面接触，争取让散佚海外的古籍善本回归祖国。

（三）人员定期互访。除了馆藏资源，人员互访也是在未来中俄图书馆交流合作中的重要方面。目前的中俄图书馆交流中，交流主题集中在国家图书馆和黑龙江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图书馆之间的交流访问次数远低于其和美国图书馆的交流访问次数，黑龙江省图书馆与俄罗斯图书馆之间保持了稳定友好的关系，因此尤其在2007年之后，中俄双方交流访问次数不多，但频率稳定[9]。人员间的定期互访可以加深双方了解，深化双方合作，并且更利于两种文化沟通对话。除了定期互访机制的建立，还可以借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在未来开展多种形式的人员交流访问活动和合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