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娟

（盐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7）

《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1]（P135）。从内容结构上看，《资本论》第一、二、三卷是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第四卷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部分。然而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有那么一批将这一“艺术整体”硬生生分开的人，一部分是对《资本论》浅尝辄止的部分西方经济研究者，他们盲目追随所谓的“资本论”实用主义热潮，但又极其缺乏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疯狂扑向《资本论》的第一卷，稍加翻阅之后便信誓旦旦宣布自己成为深谙《资本论》的专家了。另一部分是刻意地割裂《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尤其是第一和第三卷之间的理论思路统一性，宣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着所谓体系的矛盾，另外还有挑起“转形问题”争论的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其中尤其以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缪尔森最为活跃。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内容占比最大的巨著，它是马克思从1843年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直到1883年逝世，整整40年的时间里理论上的主要活动，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的崭新世界观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客观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济运动过程，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发展的上升时期具有的革命作用，对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同时也给予了无情地揭露。此外马克思还创立了一个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构建了剩余价值这一特定概念，并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客观存在的一系列规律，主要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规律、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等。这一系列的被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的真理，值得当代的我们以无所畏惧的理论自信去捍卫它们。

一、以无畏的自信捍卫真理

（一）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中扬弃前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揭示的天才世界观指引下，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于《资本论》的写作始终，实事求是地承认在资本主义上升期在客观上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也都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一方面和古典经济学派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歌功颂德式的全盘肯定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走入“纯政治”式否定资本主义一切的理论歧途。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所具有的文明面之一便是它前所未有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前提下衍生出的一系列推动人性解放的理念也理应得到肯定。

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大力倡导的平等理念而言，它在奴隶制下表现为反虐待的道德层面，在封建制下则表现为一种对宗教信仰平等的渴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表现为一种人们自由追求理性的向往。在这种前提下，资产阶级对平等的要求就表现为人在自然法权的范围内所追求的正义，自由博爱平等或许会被理解为在同一环境下、统一的标准中一切人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工人出卖劳动力，在资本家手中获得生产资料。在形式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平等，尽管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者辩证的视角看到掩盖在这一形式平等下面的是由于生产机器、劳动量和生产成本投入的种种事实上不平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客观上承认这种形式上的平等。

而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平等认识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仅从形式上肯定了经济主体表面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态中平等的实质[2]。区别于古典经济学派以某种抽象原则出发讨论平等，马克思对平等的阐述是从由抽象上升具体的思维方式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人”[3]（P8）。雇佣劳动与商品的等价交换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内容，通过等价交换,人与人的交往异化为物与物的交往。在这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平等观给予了充分肯定，因为在商品交换形式上是平等的，而真正不公平的是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如果仅仅把眼光专注于买和卖的不公平，则极易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因为和古典经济学派只关注交换关系不一样，马克思则认为并不是因为交换过程的不公平而最终导致的资本主义的灭亡。

（二）剩余价值理论——全新诠释工具。剩余价值这一特定的概念是由马克思首先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区别于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用所谓的“关系”“利润率”等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使用剩余价值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钥匙，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内在的矛盾。

1.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演变。虽然马克思通过运用剩余价值这一特定概念发现剩余价值规律，找到资本家剥削的秘密，但是在“剩余价值”作为一个特定指代符号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对“增值的价值”或者“剩余的价值”进行过探索。威廉·配第通过对“地租”的分析在形式上看到了剩余的价值，而重农学派从“纯产品”理论中发现了农产品扣除农业资本家的预付后的剩余产品身上隐含的剩余价值[4]。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都无法从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中抽理出其一般形式，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经营工厂的实践中，发现工人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资本家的利润，接近发现剩余价值的“真相”，但是由于缺乏成熟理论的指导，空想社会主义者只能从表象上看到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的不等价，无法看到本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

从文本学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第一次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中使用“剩余价值”[5]（P651）这一术语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同样在这一篇内容中，“剩余劳动”这一术语也首次被使用，马克思说：“资本的伟大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5]（P286）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值理论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到19世纪80年代全面确立，历经40多年，全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提出了雇佣劳动这个概念，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劳动力”这个术语，到《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才第一次对剩余价值问题作了科学的表述。直到1847年《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著名演讲，马克思第一次把剩余价值理论问题公布于世。19世纪50年代末,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基本形成，突出标志为：《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要点，指出劳动者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首次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术语，并正确界定内涵。《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对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表明马克思初步完成对剩余价值的研究。而《资本论》的发表则标志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最终完成。

2.剩余价值理论核心内容及重要意义。剩余价值从内涵上来认识，即是指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资本家的本性就是不断攫取剩余价值。为了持续不断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并将其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投入生产。劳动力商品的消费过程，同时也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其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按一定比例构成资本。不变资本是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是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不变资本在具体生产过程只是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不生产剩余价值；而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还创造出剩余价值。总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劳动过程和剩余劳动过程的统一。

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伟大发现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恩格斯指出，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探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6]（P243）

（三）《资本论》部分值得思考的理论和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以及虚拟资本理论等等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值得身处21世纪怀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们细细品读。

1.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以“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为标题，对这一规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积累的规律表明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3]（P34）（2）资本积累的规律还进一步证明了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积累发展的必然产物。（3）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劳资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包括资产阶级政府和学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否认，而问题在于，是否可以将其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相同步？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主要指出，由于投资回报率倾向高于增长率，贫富不均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所以需要对富人征收累进的全球税收来保护民主社会。这本批判资本主收入不平等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在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7]所以它的畅销恰恰进一步证实了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仍然吸引着21世纪的人们去研究和探索。

2.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集中论述了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一规律是马克思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矛盾基础上得出来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总结。在第三篇第13章一开始，马克思便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明确指出：“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8]（P236）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断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这并不是说利润率不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8]（P237）

尽管马克思的这一规律总结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客观分析的成果，但还是避免不了要遭受一些学者的非议，其中最为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日本学者置盐信雄，他提出了置盐定理，认为资本家在考虑引入生产高新科技时考虑的是是否能够降低生产成本而不是技术多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除非实际工资上升到足够高的水平，否则资本家引进的技术创新就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针对这一论调，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认为他所说的这一要素只是马克思早已分析过的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其中的一个因素，就这样一种以节约生产成本形式表现出来的仍然是生产技术创新的一种，因此，节约生产成本的技术创新也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

回顾这一规律，对于现时代的人们来说，它仍然可以被津津乐道并且加以借鉴。如何运用这个规律去分析和解决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恰恰是今天的我们纪念《资本论》最好的方式之一。从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视角来分析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从投资结构、消费需求、收入分配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找出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出现的产业结构老化、资产泡沫风险和收入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运用对这一规律的正确认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不断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例如，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就业，鼓励创新，提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3.虚拟资本理论。作为系统阐述虚拟资本理论的第一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用大量的篇幅对虚拟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主要内容集中在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其中第21-24章研究借贷资本和利息的本质，是全篇的理论基础。第25-32章考察资本主义信用、银行资本及虚拟资本的问题，分析生息资本和现实资本的联系和区别，是全篇的中心内容。在虚拟资本的具体存在形式方面，马克思将股票、国债券、银行券以及土地界定为虚拟资本。在这一理论阐述中，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在于，在肯定虚拟资本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金融资产中虚拟资本会带来的泡沫虚幻性，因为虚拟资本价格的特殊决定方式会使得虚拟资本必然成为投机的对象。

回到21世纪的今天，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具有时代特色的金融市场得到巨大发展，虚拟资本也有了更多的新形式，除了常规的股票、债券之外，资产证券化则成为主流形式，表现出愈演愈烈的房地产业对资本的摄入，房地产业的虚拟化等等。由于房地产特殊的定价方式，以及作为特殊商品所具有的投资品特征，其价格的变动规律极其类似于金融资产，会有剧烈变动，这也使得近年来房地产的虚拟化色彩越来越浓烈，成为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仍然可以给我们带来方法论上的启发，引导我们正确对待和处理新世纪的新问题，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进而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二、用敢于抗争的勇气破除误解

（一）对《资本论》研究内容整体性的割裂。《资本论》如果仅从这一巨著的名称出发本身就极易引起误解和误读。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知识（尤其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沉淀的人如果仅仅是从直观层面抠“资本”这一字眼往往会将它限定在某一学科（大多数的情况下会被归类于经济学学科）范围内，或者曾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所谓“资本论热”的时髦感召下一头扎进，那么相当一部分人必然会想当然地把《资本论》仅仅当成是纯粹的经济学的著作。

《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时运用的却是唯物辩证法，以此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的必然命运。然而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者，尤其是当代的左翼学者，在研究《资本论》时并没有从整体的系统的观点来考量，大多是直接跳过马克思的思路，跳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解释的新的伟大的世界观，而直接扑向《资本论》，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针对《资本论》的“非专业”批判，比如对物化理论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对价值抽象的批判，认为马克思是在卖弄抽象的概念，产品没有价值可言，只有交换价值等等。

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之间有着深层次的紧密的联系，任何略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来孤立理解《资本论》的做法都远远脱离了马克思的思想本原立场。

1.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经历。1845年春天，马克思由于与巴黎的各种工人秘密组织过从甚密被法国驱逐至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同年7、8月份，马克思恩格斯到伦敦和曼彻斯特研究英国的经济学文献，写下九本《曼彻斯特笔记》，他们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劳动既然创造价值，是财富的源泉，为什么工人（劳动者）一贫如洗？结论是，不是劳动价值论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这一年的11月，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在出版经济学著作之前，先发表一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书，并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10]（P5-6）因此，从这一段历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是为将来《资本论》做铺垫。

2.理论内在逻辑。从一般到具体、理论到现实的角度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站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进行的一般性理论的思辨和批判，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科学阐述。而《资本论》研究的具体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正体现了这样一个一般到具体、理论到现实的转变过程，因此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抛开《德意志意识形态》谈《资本论》会陷入古典经济学的陷阱，或者说如果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马恩过去的哲学信仰清算，并以严整的形式正面阐明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话，很可能马克思便无法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科学的评价和批判，也就无法完成《资本论》的创作，顶多可以产生类似《国富论》翻版的某一论作。

（二）“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论解析。从方法论出发，《资本论》最典型的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抽象是历史辩证法意义上的抽象，是历史自身形成的抽象，是现实存在，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象”，它将概念投入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去理解，比如：“生产关系的狭隘性”必然导致“拜物教”等等。而且从另一个层面来讲，深刻理解马克思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决不是从抽象转到具体，更不是从简单到复杂。

在这样的方法论运用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的能力的发展”和“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究竟哪一个才是根本的线索呢？直观论者没有面对社会关系，没有面对意识形态，脱离具体社会的具体社会关系来直接面对社会现实，看不到社会关系中物质生产的前后相继性：而历史唯物主义则紧密结合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关系，认为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有规律的发展。

从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直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现实来进行研究，没有联系之前的社会发展演变历史，无法跳出自身局限的理论眼界，无法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无法预测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因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社会是永恒的存在，是最完满的社会形式。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以深刻、理性、批判而不煽情的眼光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尤其是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历史加以研究，从中得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推动社会发展这一“历史辩证法意义上的抽象”，再将这一抽象上升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即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从而科学地解释和预测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领会。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出发，面对古典经济学的直观分析和论断，如何做到深刻的剖析，科学的论证？是完全置身于古典经济学论断之外，仅仅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属性的层面不顾一切“激情而义愤填膺式”地谩骂？很显然这样的论调脱离了“批判”自身应有的实际，这样一种非理性的冲动的纯粹反对到最后只可能成为昙花一现的“笑柄”，因为没有深入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发现不了其中的实质问题所在，因而所做的一切反对都显得不堪一击。而马克思在面对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庞大理论构建时所做的第一步并非愚蠢而极不自信地“政治——经济”式的脱离古典经济学体系之外的批判，相反，马克思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入古典经济学的模式之中，通过严密的分析和批判，肯定其可取之处，再从其经济理论大厦中发现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错误，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对其进行批判。

例如，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颇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每个人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这样做时正象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得多。”

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理论，并主要在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上取得了成功。马克思曾给予他高度评价：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理论体系也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理论意义。尤其是其“纯产品”理论（实质上，这里的“纯产品”就是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认为，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农业部门才是生产部门，工业部门仅仅把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即改变物质财富的外部形态，商业只能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转移。

马克思进入这一模式潜心研究和分析，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对此进行冷静而理性的批判。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直观的非历史的一般劳动过程层面，在如何看待商品这一问题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只看到了商品的一般形式，即抽象意义上的商品，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他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区别；马克思看到的则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的本质特殊形式，即将抽象的商品上升到具体的特定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

在对待劳动和资本的概念界定上，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资本即是指劳动资料，劳动是指所有的劳动（抽象意义上的纯粹）；而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才能被称作是资本，而劳动则是沉淀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带有历史性的劳动。

在剩余的价值这一问题上，重农学派认为劳动利用潜藏在土地中的力量，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剩余的价值；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派认为是一般人类的自然力，还有在分工前提下的社会自然力创造了剩余的价值，这是社会的自然赐予过程；马克思则认为剩余价值来源于工人的剩余劳动，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

在资本如何增值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自我增殖的，而亚当·斯密则认为劳动和资本在交换之前是完全独立的，而交换完成（即物化）之后资本就享有了对劳动的支配权，在支配过程中便产生了“节约”，因此资本家可以凭借支配权获得利润。在这样的分析前提下，在亚当·斯密的眼里，资本的增值过程是非历史性的，在这一过程中只存在交换和法权关系，而交换是公平的，交换关系本身没有矛盾，资本主义的财富仅是财富的一般形式，因此所谓的“支配权”和“节约”理论非常完美地维护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马克思为此强烈批判所谓的“支配权”，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开始，不是将眼光放在研究“合理的交换关系”层面上，而应该盯住“所有权”问题，交换价值是仪式般的概念，因为真正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交换价值无一不是被矛盾所浸染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