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彤彤 詹春娟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澳大利亚小说家蒂姆·温顿创作的《浅滩》以其立意深刻、影响深远斩获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小说再现了澳大利亚边远地区几代人的生存历史，记录了安吉勒斯海港（Angelus）的捕鲸产业从兴起到覆灭的发展过程。文学批评界解读该作品的视角基本涵盖生态批评与文化霸权两方面。本文将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作为切入点，探索数百年来殖民发展霸权对当地社会、自然与人类精神三方面造成的生态危机，展现当地土著民族被边缘化的社会弊病、人与非人类自然存在物间二元对立的失衡种际关系、人类价值观坍塌的精神状态，揭示西方殖民发展模式以促进现代化为名进行经济扩张的本质，从而指出该模式剥夺人际正义、种际正义、人本主义的特征。

一、殖民扩张与发展正义性

哈根与蒂芬指出：”西方人声称其所为在于弥合第一、三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距，实则打着促进现代化的幌子，宣扬所谓”发展“的神话。”[1]（P28）西方发达国家通过鼓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优势，以服务“落后地区”的地方经济为手段，以创建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环境为最终目标。这种带有霸权意识的发展观念与模式随着西方拓殖的延伸而影响澳洲大陆。位于澳洲西部的安吉勒斯地区具有原始的社会结构与富饶的海洋资源，正是殖民者霸权意识中亟待“发展”的落后地区。于是殖民官把海洋作为通往财富的高速公路，带着枪支远渡澳洲大陆，为移民和剥削开辟了整个地区。他们仿照母国的发展方式，企图将澳大利亚改造为欧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附属品。早期殖民者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认为，开辟澳洲对母国“肯定会提供有利的回报”[2](P297-298)。其他殖民者纷纷在此立下豪言壮语：“我们在这个小乡镇会看到新的生活，好日子，耀眼的灯光，赶上好时代！光明的生活，该死的乡巴佬会看到的！”[3](P98)他们口中的“光明未来”是基于对自身以及母国利益的考量，而“促进发展”则是由处于权威地位的欧洲政府支持和资本主义者们付诸实践，以崇高事业的名义进行殖民扩张与剥削的借口。

发展的正义性是“对和谐合理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4](P8)。自身利益至上的殖民扩张则忽视了发展的合理性，违背了正义性的伦理维度。大资本家本杰明·普林斯特在安吉勒斯滥用工业技术开发自然资源，压榨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自己财富。他对儿子德斯蒙德说：“安吉勒斯暴露出所有的毛病，但它毕竟是我们的，那很重要，德斯蒙德。对一个人来说，建设和创造是好事，收获也是好事.......而我们是收获者。”[3](P158)在资本主义者单向度的发展观念中，被殖民地迅速迈入现代化，就必然是抃风儛润的受益方，而自己则是促进繁荣与文明的功臣。殊不知，被殖民地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被迫付出了巨大代价。曾经资源丰富、民风纯朴的海港面临诸多威胁：环境污染、生物锐减、气候变化、人口增长、贫富差距、社会混乱、精神贫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式”发展以牺牲第三世界或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违背了发展过程中的正义性要求。

二、被殖民地生态与正义性的疏离

（一）社会生态：人际正义的倾覆。在殖民语境下，社会族际关系是考量社会生态的核心要素。澳洲殖民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原住民族群被压迫、人际正义被抹杀的历史。“人际正义是指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利益群体, 在利用资源、保持生态的过程中, 取得权利与义务的对应、贡献与索取的对应、机会与风险的对应、恶行与惩罚的对应、善行与奖赏的对应、作用与地位的对应等。”[5](P2)安吉勒斯的外来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充斥着敌意与暴力，与人际正义的要求背道而驰。

首先，由于非正义发展模式的首个原则是经济增长，尤其强调高效益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方式，因此长久生活在自然经济体制下的澳洲原住民首当其冲，遭到了殖民者严重的迫害。殖民者在安吉勒斯建立产业链来垄断捕鲸、旅游、制造等行业，成立商会、扶轮社与共济会用于集中资本、共同操纵小镇的经济命脉。原住民们失去生活资料来源，被迫卷入商业化的洪流中。同时，殖民者运用政治与军事手段全方位对原住民的生存环境施加压力。统治者一边建立起殖民者管控的权力机关，完全掌握小镇官方话语权、官员任免权、领事权、治安管理权。制定保留地政策用于欺骗、收买土著人，迫使他们在割让土地的条约上签字。一边使用暴力驱赶屠杀，建立起由殖民者管控的暴力机关，储备警察与组织军队，用枪支镇压当地原住民。昆尼的祖父回忆对原住民的迫害时说：“我能感觉到脚下的骨头。灰尘像是干了的血液。人们被赶离土地，被枪杀，被殴打......有个人想在自己原先的土地上走走，我父亲却拿鞭子抽他。”[3](P95)统治者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手段，剥夺原住民的权力来获得巨额财富，而原住民却失去了平等地位，沦为社会的最底层。

另外，不可忽略的是，非正义发展模式另一个原则是推行文化霸权。拥有文化霸权的澳洲殖民统治者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宣扬种族主义思想、支配普通民众的价值观，从而达到在意识形态方面摧毁原住民的目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加剧了社会动荡与人际关系的坍塌。后殖民生态批评理论中的重要的两个概念：“食人”（cannibalism）和“食肉”（carnivory），在殖民者传播种族主义思想中具有相辅相成的关键作用。统治阶级为了他者化原住民，无限夸大极少数土著民族的食人行为，给所有原住民贴上“食人族”的标签。塑造他们“落后、嗜血、野蛮”的刻板印象，使得普通民众对原住民既痛恨又惶恐。酒吧老板哈萨·斯塔茨就从不允许土著人进酒吧，每当他看见土著人，内心总是升起一种天生的、深深的敌意。他讨厌他们“又黑又扁的鼻子，粗糙邋遏的头发，不协调的穿着，随随便便的包扎，以及使用假嗓子的耳语”，“看看他们聚居在市镇最重要的地方，浑身疥疮，一脸怒气， 满嘴的屁话，把那个地方都糟蹋掉了。”[3](P39)而“食肉”则反映出人类凌驾于动物之上的等级关系，它使人类杀戮动物并食肉的行为在伦理上被接受。殖民者强调原住民的动物性（bestility），使原住民理所应当不能与其他人享受同等的伦理地位，那么对原住民的剥削就具有合法性，为这场侵略披上了“文明”的外衣。如此，原住民受到统治阶级与普通人民的双重压迫，所有的憎恨与恐惧形成一堵无形的墙，将土著人排挤到社会的最边缘。从殖民者秉承经济首位、文化霸权原则的发展方式对澳洲土著民族的压迫中看出，人际正义与社会发展相背离，导致不同族群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贫富差距、阶级矛盾社会动荡等问题随之显现，形成社会生态的失衡。

（二）自然生态：种际正义的陷落。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正是这种带有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依次产生了强化统治一切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对自然界的统治。”[6](P162)因此殖民者的“欧洲式”发展也大大忽略环境正义，损害了自然生态平衡。环境正义作为发展正义中重要部分，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然而时至20世纪，小镇本土生态平衡却也已经被严重地侵害。植被退化、动物灭绝、垃圾污染等各种生态问题层出不穷。其中，蒂姆·温顿以人对鲸鱼的无节制捕杀为着眼点，批判了以人类与自然存在物为对立两极的、缺乏种际正义的殖民策略。尤其以种际正义的丧失诉说了人类无视环境正义酿造的苦果。种际正义指生物圈内所有物种都是生命共同体的成员，都具有内在价值，非人类的自然存在物也须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如果说殖民者主流人群利用“种族主义”对于原住民边缘群体实施压迫，那么人类将这种压迫投射到鲸鱼等非人类物种的身上，即为“物种主义”（speciesim）。“种族主义”与“物种主义”不仅为欧洲殖民者提供了剥削原住民的借口，而且还顺理成章地将动植物等自然存在物纳入了欧洲的殖民体系。

首先,“物种主义”强调人的存在相对于非人物种的存在，剥夺了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物种主义”使得殖民者对于动物的剥削具有合法性。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人不断超越着生态底线，对动物进行无度的奴役。在捕鲸产业的流水线上，切割工用钩子刺穿鲸鱼尾片挂起，在台子上切割鲸脂，将它们剥皮肢解。随处可见“巨大的抹香鲸身上千疮百孔，流着血水。背上的巨大伤口汨汨地冒出像岩浆一样厚的血......”[3](P37)过度捕捞及其导致的海水污染、噪音污染威胁着海洋生物的生存，海滩上前所未有地出现了鲸鱼集体搁浅的“自杀”异象。然而人类并不将该现象视为捕鲸暴行所酿造的恶果，而将搁浅的鲸鱼看做是“神的礼物”，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神圣馈赠。在根深蒂固的物种主义观念影响下，动物作为没有内在价值的“资源”，遭受着人类无休止的掠夺。

其次，物种主义思想使人类将自身独具的某些天然属性视为人类高于其他自然存在物从而剥夺其话语权的根据，导致其他物种沦为话语博弈中“绝对他者”。欧洲史上风靡一时的笛卡尔“动物机器论”认为动物至多只有感觉而没有语言，同样也不存在通过语言而彰显的意识。故人类利用动物来为自身发展服务理所应当无需受到道德批判。捕鲸工人时常聚在一起喝酒吹嘘自己捕捞的技巧与战果，声称是捕鲸工造就了这个国家；当大捕捞公司引诱濒临灭绝的露脊鲸和幼崽进入港口的浅水区时，走投无路的雌鲸怒吼着跃入空中落到水面，围观人群却不以为然，响起了“疯狂的掌声与喝彩”。[3](P64)然而动物权力主义者昆尼却认为“动物机器论”这类物种主义观点利用只属于人类的话语，采取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来审视动物。它剥夺动物的话语权，通过歪曲“动物”的概念来塑造人类的中心地位。由于有从小与鲸鱼为伴的生活经历，深知鲸鱼习性的昆尼认为鲸鱼具有极高的智商和丰富的情感。她了解鲸鱼会为了声纳系统出错而苦恼，会用声音与动作进行交流，会互帮互助协作捕食。托马斯·怀特（ThomasWhite）等大量动物学者的研究均证实鲸目类动物其实具有独特的文化与社会属性、个体与自我意识。因此，“笛卡尔之‘动物机器论’将人置于金字塔等级的顶端，与环境及动物产生对立，既是造成被殖民动物‘明显的失语’、‘无意识’及‘无能动作用’等悲剧产生的直接动因，也是‘种族主义’与‘物种主义’得以泛滥的渊源。”[1]（P159）

说到底，“物种主义”是一种利己主义，只接受自利的规则与行为。而维持种际正义需要克制自身的发展需求，是相对意义上的利他行为。这就与“物种主义”形成了本质上的违背。当安吉勒斯的生态问题愈演愈烈，巴黎湾公司并未降低捕鲸的频率和数量，而是制定一些拯救搁浅鲸鱼的方案。由于鲸群会追随头领鲸鱼一起冲上浅滩，所以公司认为只要击毙头领鲸鱼，就可以阻止搁浅。于是小说中出现荒诞的一幕：人们无法得知哪一只是头领，只能靠胡乱猜测来随机选择击毙对象，最后竟导致更多鲸鱼的死伤。整个沙滩上”全是血呀，粘液呀，窒息的鲸鱼呀，枪声，活像一个战场。”[3](P170)故而环保主义者马克斯在谈论这些措施时说：“鲸鱼的处境那么糟糕，你不得不替他们来干预。人类已经干预好久了。那就是巴黎湾公司的宗旨。以更多的干预弥补以前的干预。”[3](P151)人类所谓保护动物而进行人为干预的宗旨与策略，终究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考量，是对人类自身权利的变相捍卫。而种际正义的内涵依然被忽略，自然生态的平衡也不断遭到破坏。

（三）精神生态：人本主义的衰微。“发展正义的实质是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存在方式的关系的深入思考，关注人类如何不以自身异化为代价发展经济，并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实现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4](P21)这种正义性与人本主义精神中维护人性尊严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相契合。反之，非正义发展则是以人类异化为代价，一味追求物质需要而忽视人的精神生态建设。安吉勒斯的居民精神空虚、心理无能与焦虑、道德堕落都是人本主义衰微的有力证明。

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导致自然与社会的病态发展，而自然与社会生态失衡又逆向导致人精神生态的贫瘠，表现为个体的精神空虚和普遍的信仰危机。安吉勒斯在迅速踏入现代化的同时，整个地区的风貌呈现出萎靡，嘈杂与混乱的特征：工人们流连于酒吧、妓院、按摩房，成日酗酒、赌博；行人在街头因薄物细故而争吵、斗殴；土著人在歧视的眼光下，游荡于大街小巷沿街乞讨；而作为治安维护者的警察则抽着烟聊着天，成日用配枪射杀老鼠来消遣解闷。资本主义社会后，劳动者成为机器的附庸，人的价值被经济利润所替代。小镇居民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因此生活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之中，只好得过且过，用醉酒、纵欲的方式麻痹自己。于是普遍的信仰危机如同阴霾一般笼罩着整个小镇。即便是具有精神慰藉和约束作用的宗教，也丧失了其公信力。在基督教牧师因酗酒出车祸而死后，大地主普林斯特威逼利诱牧师佩尔推荐自己担任教会长老。出于对宗教圣洁性的维护，佩尔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普林斯特的要求。普林斯特却咒骂着：“他懂什么上帝？精神错乱、病态，愚蠢的老家伙、骆驼针眼，佩尔对圣经太多情了”[3](P59)。

信仰危机导致人们心理状态的无能与焦虑。人们虽不满于眼下的生活却没有足够的精神动力去抗争，从而落入否定自我价值的漩涡。在普林斯特开启工业化捕鲸模式时，传统捕鲸工马丁·库帕曾一腔热血带领游行与罢工来对抗普林斯特家族在小镇的发展。但是由资本掌控的新社会秩序使他的斗争注定走向失败。于是他回避公司，撇下妻儿逃进港口的老屋。妻子评价他：“心比天高，力比纸薄，他老是责怪别人......心底里，他明白自己不行。他羡慕别人，但心气太高，不愿承认人家比自己优秀，或者不相上下。啊，自尊！自尊把他和上帝隔开，甚至把他的手指隔开。”[3](P88)他否定自我存在的价值，深深知道自己的无能，却又有着不愿苟且的自尊，最终开枪自杀。这样的逃避行为正是他内心无力的外在表现。同样，他的儿子丹尼尔对于捕鲸业的罪恶心知肚明却又不愿面对。一方面背负着所有“自豪、虔诚、流血、自杀和失望”的家族捕鲸记忆，同时又在深夜陷入彷徨与焦虑，觉得“胸口靠近咽喉的地方爬着好多虫好多虫”[3](P94)折磨着他的灵魂。人们渴望逃离这种压抑，却被现实处境重重围困，因此陷入了自我否定和对生活的困惑郁结当中，形成精神无能的窘境。

随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大范围地坍塌，道德堕落就不可避免。阿尔·戈尔（S.A.Gore）在其《濒临失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中指出：“人们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使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主宰自然，赋予物质世界的形式以满足他们的意愿。然而，这些进步不仅带来了人口的巨大增长，也以无数人的精神堕落为代价”[7](P78)雷·威尔班克曾如此评价：“温顿从1831年的安杰勒斯切换到现在的安杰勒斯，呈现了一个人性肤浅、贪婪和残忍的世界。”[8](P221)殖民军官时常观看以犯人性命为代价的滚石比赛而取乐。每每犯人跌倒在地，或是逃跑不及被滚石压死，观众们便在兴奋的吼叫、喝彩中交换赌资；士兵们诱骗土著女人，将她们作为发泄的工具，土著女人稍有不从就被拳脚相加或直接杀害；捕鲸人贾米森在他一个船员的手指被轧进了缆绳和船舷之间时，为了避免损坏缆绳导致翻船，下令用斧子砍断了他的手指，并对外宣称砍断的是缆绳。船员身亡后，贾米森又命人抛尸入海，再把腐臭的裹尸毯拿去和土著人交换物品。听闻这件事的船员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贾米森下令砍断手指而不是绳子，但我不信。人不会那么野蛮的，我们是美国人”[3](P29)作者借他之口道出了对欧洲殖民者自称“文明人”的质疑，讽刺了道德败坏、虚假伪善的人性，揭露了在殖民扩张的绝对功利性原则面前人本主义价值观的衰微。在自然与社会生态相继失衡的语境下，人既失去了动物的自信的本能，又失去了文化上的价值尺度，最终使精神生态呈现出一片混沌与荒芜。

结语

发展的正义性基于社会-自然-人三维坐标上，关注生态文明所蕴含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浅滩》中近乎白描的细腻刻画展现了澳大利亚被殖民时期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本土生态的失衡为代价。“西方式”殖民发展观大大破坏了发展合理性的维度，不仅背离了社会生态中的人际正义要求、剥夺了自然法则中的种际正义，也忽视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人本主义关怀。这部作品直面当今世界发展和环境的热点议题，呼吁发展策略与实践应建立在反抗种族主义压迫、跨越物种主义藩篱、重视人文主义的价值基础之上，严格秉承广泛的正义理念，才能够实现发展的健康与持久。